羅新：歷史學不能再袖手旁觀了_風聞

在追蹤疫情二十多天後，單讀要恢復讀書了。因為這場災難，很多人的生命被永遠地改變，甚至失去了它，我們依然很難平靜下來，於是決定換一種方式，邀請老朋友們談談他們這段時間的閲讀和感想。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文學和知識界也應該開啓自己的反思，重讀這個世界。

今天的分享者是歷史學家羅新，他是湖北人，在武漢生活多年。他在 2019 年出版的作品《有所不為的反叛者》剛剛獲得第五屆單向街書店文學獎的年度作品。在羅新看來，“在時代浪潮反覆衝擊下，歷史學不能再矜持或麻木地袖手旁觀了，必須加入到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的先鋒合唱中，開啓對不平等的宣戰。”

疫期讀書存目

撰文：羅新

最初的一週只能不停刷微博刷微信關注武漢疫情，隨後強迫自己鎮定下來，減少看新聞和評論的時間，轉而面對去年積攢下來的讀書債。除了為備課讀一些專業書和論文之外，似乎突然有了很多時間自由讀書。這一來，還真是讀了不少書，比如袁凌《寂靜的孩子》。我在微博上寫了幾句自己的讀後感：“疫情洶湧中，掙扎着讀完袁凌《寂靜的孩子》，一部必將傳世的傑作，頁頁都是令人讀不下去的悲傷和黑暗。這個時代留給後人的不止是豔俗的歲月靜好與無恥的強國夢囈，還有倔強的觀察、沉痛的記錄和感同身受的悲憫。許多年過去，後人要用《寂靜的孩子》來辨認今天，也會因這類作品的存在而對我們略存敬意。”

我還讀了前年出版的《余英時回憶錄》。早就有朋友發來電子本，但因我視力不佳，沒在電腦上開讀，直到疫期之初在香港誠品書店買到紙本，回北京一口氣讀完。餘先生這本回憶錄可讀性相當強，同時又深深涵潤着他知人論世的非凡功力。和餘先生的《猶記風吹水上鱗》及陳致《余英時訪談錄》比起來，這本書似乎更有意要把餘先生對一些當代思想史和學術史的理解表達出來，讀來有會心處，有感慨處，有憤懣傷懷處。讀書中餘先生與錢賓四先生的師生之誼，觸動我自己的心事，平添傷感。書末有關張光直先生的中國情結及其屢屢碰壁，更是開啓了有心人的另一個研究專題。

有些書是重讀。比如《瘟疫與人》（Plaguesand Peoples）。重讀的書中，我收穫最大的是費耐生（Richard N. Frye）的名著《中古之光布哈拉》（Bukhara: the Medieval Achievement）。2019 年我兩次到中亞，兩次到訪希瓦、布哈拉和撒馬爾罕，讀了一些古代史書（如納爾沙希[Narshakhi]《布哈拉史》[The History of Bukhara]，英譯和註釋者正是費耐生），也讀了近代旅行記（如雅努里斯·馬蓋[Januarius MacGahan]的《阿姆河戰記》[Campaigningon the Oxus, and the fall of Khiva]），雖然有收穫，但缺乏系統。費耐生此書真是提綱挈領、舉重若輕，既有傳統東方學的宏大淵博，又有現代史學的深刻洞見，不僅對於理解 8—12 世紀的布哈拉歷史至關重要，對於整個呼羅珊和河中地區，甚至還包括一部分北方草原地帶在更長時期內的歷史，也有極大的啓發。

重點只説一本書。我讀完了夏天就開始讀卻不知為什麼停下的沃爾特·沙伊德爾（Walter Scheidel）《不平等社會》（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Century）。我近年關注不平等問題，本來完全是出於自己對古代族羣問題的研究需要，後來才發現整體上從史學出發研究不平等的並不多，不平等研究似乎只是一個現代話題。可是幾乎所有討論這個現代話題的學者都會提到不平等的歷史源流，也就是説，不平等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徵。沃爾特·沙伊德爾的《不平等社會》是少見的專門討論歷史上不平等的歷史著作。為了推薦這本書，我寫過這麼幾句話：“在時代浪潮反覆衝擊下，歷史學不能再矜持或麻木地袖手旁觀了，必須加入到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的先鋒合唱中，開啓對不平等的宣戰。作者沙伊德爾是一個研究羅馬史的古典學家，但他回應着二十一世紀的時代心聲。也許有志於將不平等問題納入自己研究和寫作範圍的歷史學家並不少，但在史學框架內如何處理這一主要源於現實動力的主題，無論如何都是一個極大的挑戰。沙伊德爾此書，至少展示了一種可能性，值得當作範本來學習。”

▲沃爾特·沙伊德爾（Walter Scheidel，1966 年 7 月 9 日 -  ），奧地利歷史學家，歷史學博士，現於美國斯坦福大學任教。

我讀譯本時習慣把原書放在旁邊，時時對照，讀這本書也一樣。因為對有些關鍵段落的譯文不滿意，對照原文重新翻譯。比如，第三章提到本書的主旨，我試譯如下：“驅動不平等增長的是諸多因素之間的互動，這些因素包括：技術和經濟的發展，國家的形成，以及有效矯正所需要的暴烈衝擊——這種衝擊至少可暫時限制並逆轉社會不平等，而不平等正是掠食性精英團伙通過資本投資、商業化和操控政治經濟意識形態權力所產生的後果。”這本書所討論的“有效矯正（不平等）所需要的暴烈衝擊”，所謂“末日四騎士”，包括戰爭、革命、崩潰和災難，而災難主要是瘟疫。這就和我們眼前所面對的新冠疫情有直接關聯了。

沙伊德爾視瘟疫為矯正人類社會收入與財富不平等的四大力量之一。他看到歐洲歷史上的多次瘟疫，都或多或少地壓縮了社會財富的不平等。但是，他也看到，在歐洲之外，比如在伊斯蘭中東和北非，瘟疫並沒有發揮同樣的效力，原因是政治、文化及制度。那麼，這才是歷史的奧秘所在：政治、文化及制度的差異，到底以怎樣的機制塑造了各個社會不同的歷史道路？我們在歷史上看到，災難深重並不是某些社會獲得新生的充分條件，事實上，救災本身給統治集團提供了進一步強化控制的動機和途徑。那麼，另外那三個騎士——戰爭、革命或崩潰——是不是一定會接踵而至？

疫期讀書既像焦慮之下 killing time（消磨時間），也像面對難題時苦尋答案。無論如何，抬頭看窗外紛紛揚揚的大雪，卻找不來一絲絲欣賞風景的心情。我心裏翻騰着的，只有遙遠的家鄉，寒風下的故園，還有那陰鬱無聲的長江與漢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