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送瘟神：當前防疫與防治血吸蟲病的歷史經驗_風聞

編者按：

面對此次來勢洶洶的新冠肺炎，國家和人民都付出了巨大努力，並已初見成效。但我們的防疫工作本身也暴露出許多問題，如一些部門和官員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作風，重治療輕預防的衞生防疫思想。保馬今日推出江宇老師所寫的《當前防疫應充分借鑑防治血吸蟲病的經驗》，文章從共和國前30年防治疫病的歷史經驗入手，分析了這一時期我國醫療衞生制度與醫療衞生工作方針的特點。新中國能在醫療衞生水平十分落後的年代成功戰勝鼠疫、霍亂、血吸蟲病等嚴重威脅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大疫”，離不開自身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羣眾路線以及預防重於治療的工作方針。這對於目前乃至今後的防疫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借鑑價值。

本文系保馬推出反思疫情繫列文章的第十一篇，敬請垂注！文章轉載自“共和國經濟史”公眾號，感謝江宇老師對保馬的大力支持！

當前防疫應充分借鑑防治血吸蟲病的經驗

文/江宇

人民的身心健康，不僅是個人全面發展的基礎，也是一個國家精神面貌和國家力量的象徵。只有有了健康的國民，才能有健康的社會、健康的國家，也才有條件談經濟發展。

在舊中國，“東亞病夫”不僅指體質低下，也是民族精神麻木愚昧、社會潰敗、治理無力、缺乏信仰的體現[1]。

不少仁人志士都把改善國民健康作為救亡圖存的道路。孫中山提出，“強國必先強種”；梁啓超説:“勇武剛強，乃中國第一急務”[2]；毛澤東一生第一次發表的文章《體育之研究》[3]，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強調“國力苶弱，武風不振，民族之體質，日趨輕細。此甚可憂之現象也。”“德智皆寄於體。無體是無德智也……體者，為知識之載而為道德之寓者也。”20世紀30年代，晏陽初、陶行知、梁漱溟等進步知識分子推行鄉村建設運動，普及農村衞生事業就是原則之一。1908年，《天津青年報》提出“奧運三問”，什麼時候中國能派運動員參加奧運會？什麼時候能派一支運動隊參加奧運會？什麼時候能舉辦奧運會？這些都反映了通過改善健康來實現民族振興的願望。

但是，身心健康不僅僅是醫療和體育決定的，而是受經濟、政治、社會發展影響的系統工程。儘管國民黨政府也致力於在全國普及縣醫院和基本醫療服務，但是在外國入侵、經濟凋敝、治理能力不足的情況下，這些目標沒有實現[4]，到1949年前，不同的調查都顯示，中國的健康狀況還處在傳統農業社會的水平。

新中國成立後，以新的經濟和社會制度為依託，建立了一套嶄新和獨特的醫療衞生制度。這一制度不同於西方醫學模式，也不完全等同於蘇聯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其主要特點是：

——在保障模式上，主要依託國有企事業和人民公社，迅速實現保障全覆蓋；

——在資源配置上，面向工農兵，以農村為重點，優先保障基本服務的提供；

——在服務內容上，重視面向羣體的公共衞生服務，而不是像西方強調面向個人的醫療服務；

——在技術路線上，以預防為主，中西醫結合，採取低成本適宜技術，而不是西醫以治療為主的高成本資本密集型技術；

——在服務提供上，既依靠專業人員，更依靠經過簡單培訓的初級醫療衞生人員，把醫療衞生和羣眾工作相結合，而不是西方國家主要依靠專業人員。

這些措施，使得中國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工業化任務繁重的情況下，以有限的資源實現了基本醫療衞生服務的全覆蓋。一直到70年代末，中國的衞生總費用只佔GDP的3%，既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也低於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但健康水平卻實現了躍升。

《體育之研究》，毛澤東 著

醫療衞生“四大方針”

建國初期，我國平均壽命只有35歲，嬰兒死亡率高達250‰[5]，醫療衞生從業人員匱乏。再加上面對外部封鎖、內部工業化需要大量積累（參見1-3章），能夠用於醫療衞生的投入即為有限。在這種情況下，新中國領導人並沒有“讓醫療衞生為經濟發展讓路”，而是認為維護人民健康就是保護生產力，把醫療衞生作為重大的政治問題。

當時，其他發展中國家大都仿照西方國家的醫療體制，其主要特點是：依賴高成本培養的專科醫生；強調使用高新技術；治療為主；關注面向個人的醫療服務。但對於發展中國家，並沒有條件照搬這種模式：發展中國家缺乏培養大量高技能西醫人才的資源，有限的醫療技術人員大部分呆在城市，農村居民支付不起高成本的醫療。依靠專業人員提供個人醫療服務，無法有效解決農村傳染病蔓延、營養不良疾病充斥等問題[6]。

而中國選擇了一條不同道路，那就是1950年確定的新中國醫療衞生工作的四大方針——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衞生工作與羣眾運動相結合（其中，“衞生工作和羣眾運動相結合”是1952年周恩來在第二屆全國衞生工作會議上增加的）。

——面向工農兵，體現在把醫療衞生機構納入計劃經濟體制，建成了覆蓋城鄉的三級醫療服務網，建立了公費醫療、勞保醫療和農村合作醫療三種醫療保障制度，分別覆蓋城鎮企事業單位職工及家屬、農村人口，實現了醫療保障和全面覆蓋，全體居民都可以以較低的費用享受基本醫療衞生服務。

——預防為主，體現在國家的醫療衞生投入和醫療衞生工作的重點是預防環節，國家組織羣眾性的愛國衞生運動，赤腳醫生也擔負着預防保健的責任。預防為主符合醫療衞生規律，既有利於改善健康、控制醫療成本，從而提高醫療體制的效率，又有利於公平，因為預防的成本較低，更容易實現覆蓋全民。但預防是公共產品，往往需要強有力的政府組織。缺乏行政能力，是許多發展中國家（如非洲）公共衞生狀況落後的原因。新中國發揮組織優勢，以及城市國有企業和農村人民公社的高度組織化，在實行公共衞生計劃中表現出了很強的資源動員能力。

——中西醫結合，是把中國傳統醫學和現代醫療衞生制度結合起來的探索。中醫具有“簡便驗廉”的優勢，其重視預防保健、系統論的思想方法比西醫更加先進，在實證上也具有效果。19世紀以來，隨着中國的內憂外患，中國主流知識界的文化自信日益喪失，中醫遭受了千年未有的變局，國民黨政府甚至用行政性手段，對中醫採取歧視和滅絕政策。新中國成立後，根據對傳統文化“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方針，提出團結中西醫的方針。這是解決現實問題的需要，因為中醫屬於人力密集型技術，主要依靠醫生的技術和經驗，以及農村容易採集和種植的中草藥，而不依賴需要工業化支持的藥品、器械以及高成本的西醫。但是，中西醫結合的方針推行並不順利，特別是受到以西醫為主的衞生部門的抵制。由於毛澤東的推動，到60年代後期，赤腳醫生和農村合作醫療的大發展，對低成本適宜技術的需求增加，中醫才獲得了更充分的空間。

——衞生工作和羣眾運動相結合。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制度安排，和經濟領域通過密集勞動彌補資本和技術不足的做法類似，通過組織羣眾運動，開展公共衞生計劃。

電影《枯木逢春》劇照

愛國衞生運動：

醫療衞生和羣眾運動的結合

愛國衞生運動，是通過羣眾運動提供公共衞生服務的制度。公共衞生是指預防、保健、環境衞生、傳染病防治等，具有較強的公共產品屬性。建國初期，中國疾病譜以傳染病為主，公共衞生服務就顯得更加重要。

但是，當時中國並不具備大量專業化公共衞生隊伍，因此，像其他許多領域一樣，通過羣眾運動和大量經過簡單培訓的衞生人員，依靠基層組織開始環境治理、疾病防治、預防保健、健康教育等公共衞生活動，這就是“愛國衞生運動”。

愛國衞生運動起源於抗美援朝期間。1952年，美軍對我國東北、青島等地投放細菌武器，34個縣、市傳播了鼠疫、霍亂等病原體。中央人民政府發起反對美帝細菌戰、滅蟲、消毒的防疫運動，國務院於1952 年3 月14 日成立以周恩來為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員會，領導和組織反對細菌戰工作，全國城市和鄉村迅速開展以消滅病媒蟲害為主要內容的羣眾運動。1952年底，中央防疫委員會提升為中共中央的機構，更名為“中央愛國衞生運動委員會”。

從50年代起，中共中央多次部署在全國開展愛國衞生運動。1957年2月毛澤東要求，“中央和國務院應聯合發一個指示，號召全民動員，講衞生，除四害，立即動手，分步進行”，“內容要把人人振奮、改造國家，帶動消滅人病、牲口病、作物病的道理講清楚”[7]。

1958年中共中央發佈《關於在全國開展以除四害為中心的愛國衞生運動的通知》説，“除四害佈置，城市一定要到達每一條街道，每一個工廠、商店、機關、學校和每一户人家，鄉村一定要到達每一個合作社、每一個耕作隊和每一户人家[8]”。

一九五八年三月四日，毛澤東批轉的福建省一個報告指出，開展愛國衞生運動的體會是：廣泛深入地發動羣眾，採取多種多樣的方法展開宣傳活動，真正做到家喻户曉，“户户動員，人人動手”。

領導親自動手，書記掛帥。大部分地區的黨政軍負責同志親自帶領廣大幹部和羣眾投入運動，提高了羣眾除四害的信心。

1958年1月上旬，毛澤東檢查了杭州市小營巷的衞生情況。

在黨和政府號召下，依託城市企事業單位和人民公社，開展了全黨動員、全民動手的愛國衞生運動。依託完善的三級醫療服務網和廠礦、企事業單位、人民公社，建立了包括防疫站、地方病、婦幼保健以及國境防疫在內的公共衞生機構，調查研究常見病多發病，上下呼應、通風報信，不少地方還開展了對農民的全面體檢，定期發動羣眾服藥，預防地方病，宣傳隊到家家户户宣講開窗户、曬衣被、大掃除的習慣。

到1959年，愛國衞生運動取得巨大成就。天花、鼠疫、霍亂等烈性傳染病基本絕跡，血吸蟲病、絲蟲病、鈎蟲病、瘧疾等幾種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也得到了有效的防治。

同時，愛國衞生運動還起到了移風易俗的作用，使人們逐步養成了講衞生光榮、不講衞生恥辱的社會風尚。

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1960年2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人民公社衞生工作幾個問題的意見》，但並未引起大多數省、市、區黨委的重視，為此1960年3月18日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信中説:“衞生工作，這兩年因為忙於生產大躍進，有些放鬆了……中央現在提醒同志們，要重視這個問題，要把過去兩年放鬆了的愛國衞生運動重新發動起來……由黨委第一書記掛帥……”。

60年代後期，隨着農村合作醫療和赤腳醫生的普及，愛國衞生運動在農村得到更大範圍的開展。在一些瘧疾、絲蟲病、黑熱病、克山病疫區，於70年代初開展了大規模的普查普治工作。大批醫務工作者和赤腳醫生深人田間地頭、工礦車間，為羣眾免費檢查，送醫送藥，注射疫苗。經過幾年的努力，我國的大部分急、慢性傳染病得到有效控制。

同專業化的公共衞生干預措施相比，愛國衞生運動最顯著的特徵是廣泛發動羣眾。一個典型例子是消滅血吸蟲病運動。

血吸蟲病，是解放初期流行於我國南方的主要傳染病。江西餘江縣1919年到1949年先後有29000多人死於血吸蟲病，42個村莊瀕臨毀滅，原有500多户，2200多人的薦頭村，在解放時只剩下了八户。

1953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沈鈞儒致信毛澤東反映血吸蟲病狀況，毛澤東批示“血吸蟲病危害甚大，必須着重防治”。1955年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血吸蟲病是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它關係到民族的生存繁衍，關係到生產的發展和新農村的建設，關係到青年能不能參軍保國,我們應該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並向全國人民發出“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的號召。1956年四次就召開防治血吸蟲病會議做出批示[9]，推動這項工作。

但是，在一段時間裏，衞生部門認為，農村缺乏安全的醫療設備，工作的重點應當是在縣城開辦正規的現代醫院[10]。“日本進行了近20年的研究，他們的灌渠都是水泥建造的，而且疫區很少，即便如此，也沒有徹底剷除這一疾病”，有的負責人也不支持通過羣眾運動的辦法防治血吸蟲病[11]。

這些使得中央認為，僅僅依靠衞生部門的專業知識分子，不能實現防治血吸蟲病的目的。於是，1955年，中共中央成立了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直接領導全國的血防工作。1956年，毛澤東數次接見醫學專家，詢問防治辦法。1957年4月國務院和中共中央先後發佈《關於消滅血吸蟲病的指示》和《關於保證執行國務院關於消滅血吸蟲病指示的通知》，形成了全國政治動員的格局。

在中央動員下，江西省開展了規模浩大的“羣防羣治”活動。經過試驗，先後排除了購買進口藥物、中藥滅蟲、火燒滅蟲、水田改旱田、發動羣眾查螺檢螺等辦法，最後確定了“開新溝填舊溝，土埋滅螺”的辦法。

從1955年冬到1958年春，餘江縣共發動了3.6萬多人滅螺，填老溝347條，長382華里，開新溝87條，長334華里，填舊塘503口，搬動土方416萬立方。在生產隊開設醫療點，對患者進行免費治療，農忙時節還派醫療組下地治療，醫藥費減收或免收。發動學生在疫區宣傳普及衞生知識，醫生走家串户教會農民使用藥物處理糞便，或收集糞便統一處理。疫區範圍內，耕牛禁止下水，家犬全部宰殺，切斷一切傳染途徑。

經過這些工作，1958年，餘江縣釘螺被全部消滅，並保持了30多年未復發。在隨後的24年中，餘江先後大規模查螺23次，參加查螺羣眾累計超過3萬人次。在這樣的力度下，到1958年底，全國血吸蟲病人由解放前的1169萬降為84萬人；12個流行省份已有5個省先後消滅了血吸蟲，433個流行縣鄉區有260個達到傳播阻斷標準，63個鄉達到傳播控制標準[12]。

防治血吸蟲的成功，得益於建立了從中央到村莊嚴密的組織體系，得益於健全的農村集體組織，得益於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中央血防領導小組包括水利、農業、衞生等部門，一聲令下就能使得各行各業齊動員。農村基層組織有強大的組織能力，可以組織大規模集體行動，這是中國公共衞生事業的成功模式。

而且在公共衞生干預項目的實施過程中，充分發揮了居民的主動性和參與精神，把公共衞生事業和移風易俗、社會管理結合起來。防治血吸蟲病的成功，表明愛國衞生運動是中國共產黨的羣眾路線在醫療衞生領域的成功應用。通過強大的政治動員能力、嚴密有效的社會組織，做到了以較低的成本實現了較高的健康績效。

1958年，餘江縣消滅血吸蟲後，毛澤東寫下了《七律·送瘟神》，其中“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就是表達的對單純依靠專業技術人員（“華佗”），忽視社會動員和羣眾工作的批評。

雖然愛國衞生運動也出現過偏差，例如一度把麻雀作為“四害”消滅，破壞了生態平衡。但是總的來説，愛國衞生運動符合中國國情、符合醫療衞生規律。實現了“預防為主”，以較低的成本避免疾病，節約了患病後的大量醫療支出。國家集中社會力量，發揮制度優勢，組織實施的龐大又複雜的社會衞生工程，不僅盪滌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泥濁水，而且改變了民族的形象，振奮了民族精神，創造了中外社會衞生史上的奇蹟。

毛澤東《送瘟神》手稿

註釋：

[1]1895年，嚴復在天津的《直報》上發表了題為《原強》的文章，這篇文章中寫道：“蓋一國之事，同於人身。今夫人身，逸則弱，勞則強者，固常理也。然使病夫焉，日從事於超距贏越之間，以是求強，則有速其死而已矣。今之中國，非猶是病夫耶？”嚴復以後，一大批覺醒的知識分子紛紛沿用了他的這個提法。1896年10月17日，有英國人在《字林西報》上撰寫題為《中國實情》的文章。文中説，“夫中國——東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

[3]《體育之研究》，載《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2期，引自《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頁

[4]Chen（1946）的一項研究描述了在雲南的一個村莊裏，對於霍亂的十五種治療方法，從去拜廟裏的菩薩到注射雞血。作者認為，缺乏資源、知識和組織（resources，knowledgeandorganization）導致當時的中國沒有條件實行大範圍的旨在改善人民健康的公共衞生項目。1930年代，晏陽初、陳志潛等幾十位學者在河北定縣農村開展了一場“鄉村建設運動”的實驗，他們面對的狀況是：40萬人口，80%是文盲，全縣一所中學，每人年均收入50元，醫藥費約三角。全縣近五百個村莊只有一半有傳統的小草藥店鋪和少數傳統醫生。只有縣城裏有兩位開業醫生，都未接受過醫學訓練。平均死亡率每年達35%，30%的農民在死亡之前，沒有得到過任何醫藥幫助，嬰兒死亡率高。在詳細分析了定縣的經濟現狀後，他們認為，發展定縣的衞生，需自下而上建立從村到區到縣的衞生網，經費必須低廉。他先在村裏建立保健院，由村裏經過簡單培訓的保健員宣傳疾病預防，進行種牛痘、井水消毒、皮膚外傷消毒，簡單記錄村裏的出生人數、死亡人數、死亡原因，需醫生診斷的及時轉到上一級。保健員是本村推薦的村民，因此為村民信任，平時簡單的衞生工作不收錢，也受農民歡迎，給保健員購買一個保健箱的花費也不大。在村以上設鄉保健所，配一名保定醫學院畢業的保健醫生，既受過正規訓練，又離家近。在縣城設縣保健院，設有五十張病牀、急診室。鄉保健所不能解決的送縣保健院（謳歌，2007）。PennyKane（1984）回顧了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醫療保障制度建設的歷史，延安邊區政府將所有財政預算的6%投入到醫療衞生。然而，這些僅僅是當時醫療保障中的一個異點（outlier）。

[5] Jamison et al. 1984

[6]陳美霞：《大逆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醫療衞生改革》

[7]《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頁

[8]《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4頁

[9]關於召開第二次防治血吸蟲病會議的批語；為印發徐運北關於消滅血吸蟲病問題的報告的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47頁；

[10]《血防戰役中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中國醫藥》，1968年第10期，第594頁

[11]大衞·普蘭德：大躍進期間的醫療政策

[12]華佗無奈小蟲何：新中國第一場疫控戰爭，2007年11月02日，廣州文摘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