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暴露的改進空間_風聞

關於疫情，以目前已知信息，按照時間線，聊聊哪些環節暴露了改進空間。

1，1227-1230

必須先介紹一下的上報機制。

2003年SARS疫情結束後，國務院責成中國疾控中心建立國家傳染病和突發公共衞生事件網絡直報信息系統。相關係統於2004年啓用。同年7月，針對不明原因肺炎，衞生部（現已整合為衞健委）發佈《全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監測實施方案》，2007年完善為《全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監測、排查和管理方案》（鏈接），其中要求醫務人員對於兩種情況：

第一種：同時具備以下4條，不能明確診斷為其它疾病的肺炎病例：

(1)發熱(腋下體温≥38℃)；

(2)具有肺炎的影像學特徵；

(3)發病早期白細胞總數降低或正常,或淋巴細胞分類計數減少；

(4)經規範抗菌藥物治療3-5天，病情無明顯改善或呈進行性加重。

第二種：聚集性不明原因肺炎病例：

兩週內發生的有流行病學相關性的2例或2例以上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

有流行病學相關性是指病例發病前曾經共同居住、生活、工作、暴露於同一環境,或有過密切接觸,或疾病控制專業人員認為有流行病學相關性的其它情況，具體判斷需由臨牀醫務人員在接診過程中詳細詢問病例的流行病學史，或由疾病控制專業人員經詳細的流行病學調查後予以判斷。

（醫務人員對於以上兩種情況）應立即報告醫療機構相關部門。然後，醫療機構必須在12小時內排查；若不能明確診斷，應立即進行網絡直報。

從2004年啓用系統，到2016年末，全國上報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共計1666例，經過再確認，大部分是可確認病原的肺炎；未確認病原的有185例（未知病原肺炎），有228例不明原因疾病。

2019年12月27日，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2天內出現4個同樣症狀但原因不明的肺炎病例。依照規範，張繼先大夫向院方彙報情況，醫院旋即向江漢區疾控中心進行上報。這是新冠肺炎的第一個上報。12月29日，2天內新增3個病人，張繼先和院長夏文廣直接向湖北省和武漢市衞健委進行上報。當日，武漢市疾控中心、金銀潭醫院、江漢區疾控中心均有人到場進行調查。

12月30日，省市衞健委向國家疾控中心上報；武漢市衞健委向市內所有醫療機構下發通知：

到此為止，可以得出結論：張繼先大夫及其所在醫院，當地疾控中心，當地衞健委，都沒有問題。可以探討的或有問題（改進空間）有兩個：

第一，按照12月31日武漢的通報，已發現27例不明原因肺炎。除去張大夫發現並上報的7例，還有20例。這20例，可能是12月28日之後發現病例並上報的，也可能是12月30日接到武漢衞健委通知後，向醫生進行統計並上報的。那麼，在整個12月，在武漢衞健委向醫院發通知統計病例（12月30日）之前，是否有其他醫生髮現了符合上報標準的不明原因肺炎，但忽視了？

在中國疾控中心一篇2017年的論文中，對395名臨牀醫生進行“不明原因肺炎監測系統掌握情況”的調查顯示，臨牀醫生對於兩個上報標準的掌握情況可能存在不小的改進空間。考慮到樣本太少，具體結果本文不做引用。但我想，日後院方加強這方面的培訓和考核，應是沒錯的。

第二，12月30日市衞健委的通知裏明確要求醫療機構“加強院內感染防控工作”，但事後看，院方其實並沒有足夠重視，從而指導甚至強制全院醫護人員加強防護。

2，1231-0103

2003年5月9日，國務院發佈《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應急條例》（鏈接）。2006年發佈《國家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應急預案》（鏈接），各省級政府也發佈了各自的《應急預案》。2007年則正式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鏈接），公共衞生突發事件包含於其中。

在《應急條例》的第一章説明了“突發公共衞生事件”的定義：

第二條  ……突發公共衞生事件（以下簡稱突發事件），是指突然發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會公眾健康嚴重損害的重大傳染病疫情、羣體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職業中毒以及其他嚴重影響公眾健康的事件。

在第三章説明了“突發事件”的報告制度：

第十九條  國家建立突發事件應急報告制度。

國務院衞生行政主管部門制定突發事件應急報告規範，建立重大、緊急疫情信息報告系統。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應當在接到報告1小時內，向國務院衞生行政主管部門報告：

(一)發生或者可能發生傳染病暴發、流行的；

(二)發生或者發現不明原因的羣體性疾病的；

(三)發生傳染病菌種、毒種丟失的；

(四)發生或者可能發生重大食物和職業中毒事件的。

國務院衞生行政主管部門對可能造成重大社會影響的突發事件，應當立即向國務院報告。

雖然無法確定湖北省政府是否從突發事件的角度進行上報，但12月30日武漢和湖北衞健委確實已上報到國家衞健委層面，那麼這部分也就不存在問題。國家衞健委也於12月31日派出專家組到武漢進行病學調查，亦無問題。

12月31日，武漢市衞健委公開發布《關於當前我市肺炎疫情的情況通報》，説明武漢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例27例；表示病例與華南海鮮城有關，目前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建議居民保持室內通風，避免聚集並佩戴口罩。

2020年1月1日，國家衞健委成立疫情應對處置領導小組，組織多個部門進行研究。同日，華南海鮮市場關閉。

到此為止，國家衞健委已經徹底介入。從12月31日開始，直到1月20日國務院把該病列入傳染病並進行屬地負責之前，武漢方面基本上完全依賴於國家衞健委，因為，根據國家《應急預案》：

3.2　預警

各級人民政府衞生行政部門根據醫療機構、疾病預防控制機構、衞生監督機構提供的監測信息，按照公共衞生事件的發生、發展規律和特點，及時分析其對公眾身心健康的危害程度、可能的發展趨勢，及時做出預警。

12月31日起，武漢所接觸到的最權威的信息提供者，就是衞健委專家組。是否按照《應急預案》做出預警，自然依賴於專家組的信息。

但是，除了依賴於專家組，按照規章制度，武漢包括湖北方面有沒有可以做的事情？

雖然我個人理解武漢進入靜默期，但答案真的不是沒有。

根據《湖北省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應急預案》（鏈接）：

4.2  預警級別

一級、二級預警，經省政府批准後，以省政府名義或由省政府授權省衞生廳、有關市（州）政府發佈預警信息，並向當地駐軍和可能受到危害的毗鄰或相關地區的政府通報；須經國務院或衞生部批准的突發公共衞生事件預警按國家有關規定執行。

三級、四級預警由市（州）、縣（市、區）政府或衞生行政部門視情況發佈預警信息。涉及跨行政區域的預警，由上一級政府或衞生行政部門發佈預警信息。

可以看到，原則上，第一、二級預警有可能需要國務院或者衞生部（今衞健委）批准，但第三、四級預警，武漢市委和武漢衞健委是可以啓動的。在三級和四級兩個等級的認定裏，都有“市（地）/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衞生行政部門認定的其他較大突發公共衞生事件”，這正是武漢當地的操作空間。

而一旦觸發預警：

4.3.1  三級、四級預警應對措施

……（1）衞生行政部門應當向社會公佈報告突發公共衞生事件信息的渠道，及時收集、報告有關信息，加強對突發公共衞生事件發生、發展情況的監測、預報和預警工作；

（2）組織衞生行政部門和醫療衞生機構、專業技術人員、專家，隨時對突發公共衞生事件進行分析評估，預測可能發生的機率，影響範圍和強度以及可能發生的突發公共衞生事件的級別；

（3）定時向社會發布與公眾有關的突發公共衞生事件預測信息和分析評估結果，並對相關信息的新聞報道工作進行管理，宣傳避免、減輕危害的常識，公佈諮詢電話，增加值守人員；

武漢當地就有了更多的操作空間。

所以，從12月31日，到1月20日通報人傳人，這個20天裏，除了關閉海鮮市場， 配合專家組，武漢政府（包括湖北省政府）和武漢衞健委或許還可以做的事情是：不完全接納專家組的建議，而是先由武漢發佈三級或四級預警，啓動相關預案。一定程度上，這或許還能引起高層關注和加快專家組的調查與決斷。當然，我認為這有可能接近苛責了，因為事情太過於專業。

這是第一。

根據12月31日的通報，以及後來1月3日、5日、11日及其後每一天，都提到建議居民保持室內通風，避免聚集並佩戴口罩。這裏面又暴露出兩個方面的改進空間：

先是一個被廣為詬病的問題。有沒有可能，在不影響正常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的前提下，要求相關單位推遲非必要的大型集會（如萬家宴）。這是第二，也是可行性最高的。

而武漢的廣大市民並沒有引起警覺，聽從建議。這其實是一個普遍的難題：人們要麼過於輕敵，要麼過於恐慌。如何嚴防而不死守，如何矯枉而不過正，儘可能做得更好一些，這是第三。

3，0104-0119

1月3日，繼4天前的27例，武漢衞健委通報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增加到44例。

1月5日，武漢通報不明原因肺炎59例。（注意這個日期和數字。）

1月8日，衞健委專家組確認病原為新型冠狀病毒。同一天，第二批專家組抵達武漢。

1月10日，武漢出現第1個新冠病毒死亡病例。

1月5日，8日，10日，這是三個重要的節點。但並不是廣為流傳的所謂為了兩會而瞞報。下文詳述。

1月11日，武漢開始發佈每天一次的通報。我把12月31日開始，直到1月16日，武漢的全部通報的數據羅列出來：

12月31日：不明原因肺炎27例；

1月3日8時止：不明原因肺炎44例；醫學觀察121人（指正在進行醫學觀察的密切接觸者）；

1月5日8時止：不明原因肺炎59例；醫學觀察163人；

1月10日24時止：新冠肺炎41例，且均為1月3日前的發病病例，1月3日之後沒有新發病病例；醫學觀察739人；

1月11日24時止：新冠肺炎41例；醫學觀察717人；

1月12日24時止：新冠肺炎41例；醫學觀察687人；

1月13日24時止：新冠肺炎41例；醫學觀察576人；

1月14日24時止：新冠肺炎41例；醫學觀察313人；新增死亡1人；

1月15日24時止：新冠肺炎41例；醫學觀察119人；

注意，此時的發佈方雖然是武漢衞健委，但信息來源裏最權威的是國家衞健委專家組，而新冠肺炎的認定也由專家組做出。

粗看通報，可以發現，似乎情況很好，沒有新增的新冠肺炎病例，醫學觀察人數也持續減少。

但細看通報，可以發現：從1月10日通報新冠肺炎病例數後，不再披露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數。那就存在兩種可能：

或者，1月3日後的13天裏，既沒有發現新增的新冠肺炎發病病例，也沒有發現新增的不明原因肺炎發病病例；

或者，1月3日後的13天裏，發現了新增的不明原因肺炎發病病例，但沒有再進行確認是否屬於新冠病毒（或者無法確認），也沒有予以披露。

下文馬上會有答案。

1月11日，病毒基因組序列信息公佈；1月14日，有企業宣佈成功研發病毒核酸檢測試劑盒；

1月16日，（同上，指武漢衞健委於17日通報的16日情況），開始用試劑盒檢測來認定新冠肺炎；通過試劑盒檢測，當日新增新冠肺炎4例，於1月5日-8日期間發病，於1月8日至13日入院治療

——答案來了，13天裏，是存在新增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

1月17日，通過試劑盒檢測，新增新冠肺炎17例，均於1月13日之前發病。

1月18日，新增59例，1月19日，新增77例，均於1月18日之前發病。新增死亡1例。

至此（1月19日），累計新冠肺炎病例198例。

現在可以説説所謂的“瞞報”了。

首先，1月20日之前，武漢方面沒有理由瞞報。

第一，瞞報的目的是什麼？順利過關，天下太平，神不知鬼不覺。那麼，什麼事情都可以瞞報，疑似傳染病絕不能瞞報，因為瞞報很可能加重傳染，不止不能過關，反倒自食其果。——這個邏輯非常簡單。

第二，瞞報需要武漢市委，武漢衞健委，醫院，國家衞健委專家組至少四方合謀。如果武漢市委主導了瞞報，責任會直接落到武漢衞健委頭上，武漢衞健委沒有道理幫襯。而醫院是第一線，如果醫院早知傳染性卻參與瞞報，那麼至少不會有那麼多醫護人員被感染。——這個邏輯也非常簡單。

第三，前文已提到，這時候最權威的信息提供方，是專家組，最權威的信息發佈指導方，是國家衞健委。

那麼其次，專家組會瞞報嗎？

專家組當然沒有任何理由瞞報，因為他們已及時趕到武漢（兩批），並在一週後確認新冠病毒。瞞報對專家組沒有好處，不瞞報對專家組沒有壞處。

那麼再次，衞健委層面會瞞報嗎？

和專家組的立場一樣，衞健委何須瞞報？

那麼為什麼武漢直到1月11日開始發佈通報？因為一來，1月8日確認了病毒；二來，1月10出現第1例死亡病例。

那麼為什麼啓動每日通報後，武漢並沒有披露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數？

最合理的解釋是，第一批和第二批專家組，判斷新病毒並不嚴重，並不符合“突發公共衞生事件”，傾向於先進一步確認病毒的致病性和傳染性等（而且定位病毒的速度確實很快）。這也符合後來專家組成員們在採訪中的敍述。

這個判斷並沒有錯。畢竟1月10日和1月14出現的兩例死亡病例都是60歲以上的慢性病患者（1例腹部腫瘤+慢性肝病，1例嚴重心肌炎）。他們也沒有發現二代病例，也就是人傳人的明確證據。注意，各種後來的文章提到12月的人傳人病例，都是回溯發現的——重複一遍，隱瞞傳染病是給自己挖墳，這個可能性雖不為零，但確證前小到不必考慮。

但這裏就出現了一個問題。

1月5日，武漢衞健委通報了59例不明原因肺炎病例。這個數字超過了2004年到2016年湖北全省的不明原因肺炎上報總數。而且，在2004年到2016年之間，全年報告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超過60例的省份，只有2004年的浙江（SARS影響）和2014年的福建（H7N9流感影響）。（數據來自中國疾控中心學位論文《不明原因肺炎監測系統評價》）

有鑑於這個數字相對來説如此之大，第一，專家組是否做到完全盡職，是否對病例、接觸者、海鮮市場全體人員進行了足夠的跟蹤與調查，是否以最大的假設去排查人傳人的可能性？現在還無法對此下結論，我認為這是需要事後詳盡調查的。

有鑑於這個數字相對來説如此之大，第二，就算專家組暫時未見傳染性，但是，正如武漢政府有必要考慮推遲大型集會，前兩批專家組更有必要給出謹慎的判斷和建議。因為，對於一個超千萬人口的城市，一方面不可隨便引起恐慌，另一方面，也必須做好最壞的打算，適當而前置性地準備起來。

另外，經過此役，相信所有的相關法規也會修訂刷新。

4，0120-0202

1月18日深夜，鍾南山院士抵達武漢任專家組組長。這是第三批專家組。

1月19日，鍾南山院士再從武漢前往北京，趕到國家衞健委。

1月20日，專家組接受採訪。鐘錶示：“昨天比較正式地出現了人傳人的情況”。 

性質徹底變了。

1月20日，國家衞健委發佈公告，把新冠肺炎納入法定傳染病管理。同日，該病列入屬地負責，武漢政府開始掌握比較大的主動權。

同時，人們湧入定點發熱門診。現在還沒有數據説明有多少人在1月20日之後從醫院感染新冠病毒，希望將來可以看到。

也是從這一天開始，造謠者和媒體進入癲狂狀態，使用極端字眼吸引眼球，在社交網絡媒體上毫不掩飾地參與傳謠。1月的最後10天，逢假期，謠言滿天飛。其中知名度比較高並且十分惡劣的有：

終南山院士被傳染；

武漢市第四醫院武勝路院區急診停診；

新冠病毒是其他國家針對我國發動的基因/生物戰爭；

大蒜水/高度酒/抽煙可以防治新冠肺炎；

新冠病毒是SARS病毒的進化；

深圳/廣州/北京/XX要封城；

XX市安排飛機全城噴灑消毒藥水；

武漢衞健委某領導被感染後潛逃上海；

病毒來源於武漢病毒所；

各種和一線醫護人員、一線公職人員、一線戰士相關的謠言；

1月下旬的微博，知乎，豆瓣，網易新聞和搜狐新聞等，都曾出現謠言霸屏的盛況，毋庸説公眾號。我掛在網上的時間比較長，用户的主流（熱門）觀點能夠做到理智而辯證、免疫於謠的網絡平台，大約只有嗶哩嗶哩，外加觀察者網等規模較小的平台。

不過另一方面，當我避開熱門微博，看了全國各地許多零評零讚的實時微博，發現還好，大多數人都是正常的。

每每有大事發生，就會出現信息爆炸。而越是吸引眼球、帶動情緒的新聞，越能夠刺激流量。流量又恰好是媒體（包括自媒體）的命根子。結果是，任何一條明顯存疑但具有炒作性的消息，都會被大量媒體賬號以確定的語氣發佈，且他們知道怎樣繞過責任，比如標題言之鑿鑿，但在文中加“網傳”二字。媒體的性質決定了劣幣驅逐良幣。

説任何一件事情，最起碼的原則應該是：

誰主張，誰舉證；

舉證是舉證據，不是舉推理；

是不是謠言，不取決於日後能否實現，而是取決於説的時候有沒有真憑實據；

要滿足最基礎的證據鏈，排除合理懷疑，才能下結論。

以及，越是瞬間激起情緒高潮的內容，越應謹慎看待。實際上，所有的信息，只要不存在高度專業化，大都可以通過偉大的互聯網探尋真相。暫時不確定真假的，可以存疑，可以跟蹤，可以吃瓜。我們的感動也好，憤怒也好，應當基於事實，而不是基於文字本身。

除了造謠者和傳謠者，還有一些説話非常不嚴謹的專業人士。比如有專家表示口罩需要四小時一換，有專家表示一次性口罩不可重複使用，説法各不相同，但其實多是醫護人員的標準。這類新聞被廣為流傳，以至於有人按照這個使用頻率搶購口罩。這種不結合全國口罩產量和用量實際情況的新聞，除了添亂沒有任何意義。

這就要提及，政府部門信息披露這一頭，改進空間也不是沒有，而且不小。以政府部門的網站為例。

中國疾控中心的網站首頁上，有一個欄目叫做“統計信息”，點擊後打開的是國家衞健委網站的“統計信息”欄目，按月度/季度公佈醫療服務情況。這個欄目從2018年4月就停止更新了。

進入國家衞健委的網站首頁後我發現，統計數據其實歸類到了另一個欄目，“統計與監測”，並保持更新。也就是説，一年多了，疾控中心網站都沒有刷新這個鏈接。

再比如，儘管12月30日和1月8日國家衞健委派出了兩批專家組，但國家衞健委網站和中國疾控中心網站的新聞欄目裏，都沒有任何關乎武漢疫情的新聞。直到1月9日，疾控中心網站轉載了央視新聞關於確認新冠病毒的文章；1月11日，衞健委網站刊登了武漢市衞健委的通報。

再比如，作為“信息提供的權威方”，衞健委網站沒有疫情圖表。疾控中心網站上雖然有疫情圖表的入口（鏈接），但到這一刻（2020年2月17日17時）為止，還是一個半成品。我嘗試用CHROM、IE和老IE打開這個鏈接，都是這個頁面：

我嘗試用手機瀏覽器打開這個鏈接，是這個頁面：

再比如，上述關於口罩的説法五花八門，每天都有不同的專業人士彼此打臉。那麼，衞健委和疾控中心的網站上，能否在新冠專欄裏出一個權威説法，口罩應該怎樣佩戴，消毒，丟棄，以及使用頻率。這些都不是複雜的事情。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去看中國政府網，外交部官網，統計局官網，都是非常好的網站。市面上的數據類謠言，有一半以上，到統計局官網的數據庫搜一遍就知道真假了。至少在網站的信息發佈這方面，衞健委和疾控中心的問題是實錘。

二月份之後，謠言一直存在，但熱潮顯著下降。2月3日，除了公告延遲復工的省市之外，法定假日結束，人們開工。

5，0203-0213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眾矢之的來到武漢市委/衞健委和湖北紅會身上。這裏無須列時間線，僅分析邏輯。

關於武漢市委/衞健委，從12月27日到封城之間的情況，前文已寫。至於封城後，最大的困難在於醫療供需徹底失衡。現在沒有明確的數據得以瞭解失衡的程度，只能説一句無法量化的廢話：

如果程度不是非常大，從結果看，武漢做得很差。如果程度極大，那麼即便結果上武漢做得再差，也不代表他們有很大的空間做得更好。也許這並不符合情感傾向，但這是事實。

武漢方面究竟有辜無辜，只能等待事後調查。該問責的問責，該正法的正法。

關於湖北紅會，做得好不好，當然不好。但有沒有失職，同樣要以相關規章制度為準。武漢的困難，不應成為湖北紅會做得不好的藉口。湖北紅會的不好，也不應成為造謠的藉口。

但我認為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那就是，最近幾年技術已經允許的情況下，紅會需要一個統一的捐贈管理系統。

比如，通過捐贈管理系統，對收到的物資貼二維碼進行追蹤（沒有必要小到一支筆，但至少要小到一個接收包裹），錄入，分類，入庫，出庫，直到發放；對收到的捐款同樣進行追蹤。

如是，匯款者可以通過匯款賬號跟蹤自己的捐款目前在哪裏，捐到了哪一個項目，哪一個受捐人，或者根據法規暫時沉澱（排隊）。

如是，捐物者如果不需要追蹤物資，可以直接郵寄包裹；捐物者如果需要追蹤物資，舉個例子，可以通過紅會系統進行郵政下單，即可直接在系統裏看到捐贈物資的動態。

以上只是舉例。根據當前的軟件能力，我認為這是做得到的。我甚至認為，大廠可能會願意免費或低價為紅會提供技術。

慈善機構手中揣一大筆錢，隔夜就是鉅款的利息，這時候只有高度標準化和機械化，才可能保證資金的安全，也能夠保證物資的及時。

另一個暴露出巨大問題的，是截留他省口罩的大理衞健部門。這件事情沒什麼好説的，匪夷所思，突破底線，幾乎和香港作風接近了。

2月13日，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進行人事調整。上海人民捐了一個市長，濟南人民捐了一個書記。

這樣一通説下來，關於武漢，除了病毒本身，似乎沒有誰是“元兇巨惡”。按照目前的信息，確實是這樣。沒有人故意讓事情朝後來的方向走，但面對病毒來襲，從最早的野生動物販售和海鮮市場管理開始，到2019年12月，再到2020年，某幾個環節無心地掉了鏈子，最終發生了這一切。

最後，我想，疫情結束之後，我們在看病時多體諒醫生護士，在日常生活中多體諒基層工作人員，愛護我們的軍人，條件允許的話，多出門消費，給服務業從業者一些小費，到全國尤其是湖北旅遊，就是最大的同情和支持。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