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遼文化中渤海因素的考古學觀察_風聞

公元926年,契丹吞滅渤海,在其故地建東丹國(東部契丹之意),此後陸續遷渤海遺民於遼陽及遼境腹地｡文獻記載渤海儀仗為東丹承繼,《遼史》卷五十三《儀衞志四》:“渤海仗:天顯四年,太宗幸遼陽府,人皇王備乘輿羽衞以迎｡乾亨五年,聖宗東巡,東京留具儀衞迎車駕｡此故渤海儀衞也｡”《遼史》卷十七《聖宗八》記遼“詔渤海舊族有勳勞材力者敍用”｡《遼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上京道》記:“……應天皇后述律氏,適太祖｡太祖開拓四方,平渤海,後有力焉｡俘掠有伎藝者多歸帳下,謂之屬珊｡”據此推測掌握一定技藝的渤海遺民或為契丹所用｡《契丹國志》卷二十四:“(柳河館)西北有鐵冶,多渤海人所居,就河漉沙石,煉得成鐵｡……過石子嶺,自此漸出山,七十里至富谷館,居民多造車者,雲渤海人｡”可見渤海遺民的冶鐵､造車技藝在遼地得以承繼｡

從考古學上觀察,契丹遼文化在10世紀前半發生了質的變化:以皇都(上京)為代表的一批城市開始出現在松漠草原地帶;以寶山遼墓(M1根據墨書題記年代為923年)､耶律羽之墓(據墓誌年代為941年)為代表的貴族墓葬,體現了迥異於契丹舊俗的葬制｡這種突變,恐並不完全是契丹經濟､社會自身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而應歸因於軍事征服､大量外部人口湧入以及相應的政治體制的適應｡北播的中原漢人､西徙的渤海遺民,在契丹遼文化這一突變過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從文獻史學的角度探討遼代的渤海遺民,已經有了一些成果｡從考古學上研究契丹遼文化中的渤海因素,主要有日本學者對瓦當的探討和蒙古學者對陶器､城牆構築等的討論(詳見後文)｡本稿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新發現,從考古學上梳理契丹遼文化中渤海因素的若干線索,以期明瞭渤海文化之遺緒,理解契丹遼文化之多元構成｡

一､遼上京都城營建中的渤海因素

《遼史》地理志一上京道記遼上京:“神冊三年(918年)城之,名曰皇都｡”“天顯元年(926年),平渤海歸,乃展郛郭,建宮室｡”遼上京城址在今內蒙古自治區巴林左旗林東鎮｡1962年,內蒙古文物工作隊對遼上京城址進行了調查勘探｡調查表明,上京平面呈“日”字形,北部為皇城,南部為漢城｡宮城位於皇城中部偏東,平面近長方形,設東､西､南三個城門｡201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對遼上京宮城東門(即文獻記載的“東華門”)進行了發掘｡

發掘表明,遼上京宮城東門是一座東向的殿堂式城門｡城門建築在夯土台基之上,台基長方形,南北面闊31.2､東西進深13.1米,佔地面積408.72平方米｡台基下有夯土基槽｡台基破壞嚴重,其上清理確認了22個磉墩,東西3排,南北8列,由此柱網結構推測城門面闊7間,居中5間的進深為等距的2間,當心間､次間和稍間面闊基本相等,盡間面闊較小｡推測當心間和兩側稍間外有慢道,即共有三間作為出入通行門道(圖一,1)｡

渤海上京皇城南門1933年日本東亞考古學會進行過初步清理｡2007年,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作了全面發掘,結果表明,渤海上京皇城南門建在夯土台基之上,台基東西長30､南北11.35米｡台基上的柱礎南北3列,東西8排,由此柱網結構推測城門建築東西面闊7間,南北進深2間｡中間一排內有4道橫向的石砌隔牆｡自東向西台基有3組門道,門道南北兩側均有斜坡慢道(圖一,2)｡

比較兩處城門遺址,可以看出它們之間存在很多相似性:①均有夯土台基;②台基長寬尺寸大體相同,遼上京為31.2米x13.1米(此為基槽部分,台基可能會略小於此),渤海上京為30米x11.35米;③均為面闊7間､進深2間的建築,柱礎(磉墩)的柱網排列基本相同;④均為3個門道,門道內外均有斜坡慢道(遼上京西側慢道因破壞而不清楚)｡

值得指出的是,渤海東京城址(吉林琿春八連城)內城南門也採取了相近的結構､夯土台基的長度為27.4—28.6米,台基南北有3個台階,應為門道慢道｡主要區別在於,門的建築為面闊5間､進深2間,比渤海上京皇城南門簡省｡

與遼上京宮城東門不同的是,渤海上京皇城南門址台基無基槽,門內有4道橫向的石砌隔牆｡門內設置橫向隔牆的做法,見於唐長安城大明宮內重門門址以及興慶宮一號建築址(推斷為勤政務本樓)｡魏存成指出上京皇城南門與興慶宮一號建築址的這種相似性。但大明宮內重門平地起建,無台基;內重門面闊3間｡從整體形制上來看,遼上京宮城東門遺址與渤海上京皇城南門址的共性更多,受後者影響的可能性更大｡

《遼史》太祖上記神冊三年(918年)初營上京時,“以禮部尚書康默記充版築使”｡《遼史》康默記傳記“天贊四年,親征渤海,默記與韓知古從｡後大諲譔叛,命諸將攻之｡默記分薄東門,率驍勇先登”｡《遼史》地理志一又記“天顯元年(926年),平渤海歸,乃展郛郭,建宮室”｡此外,遼滅渤海後,不少渤海遺民被遷至遼上京,在上京西側築城以處大諲譔｡遼上京宮城東門與渤海上京皇城南門在形制結構上的這種相似性,與康默記及被稱為“屬珊”的有伎藝的渤海遺民是否存在關聯,值得思考。

二､遼建築構件中的渤海因素

遼建築構件中體現渤海文化因素的主要有瓦當､檐頭板瓦和鋪地方磚｡

1.    瓦當

渤海建築上的瓦當,以蓮花紋裝飾最為常見,契丹遼的瓦當,主要是獸面紋｡但在祖州城､懷州城､饒州城等遼奉陵邑及地方城市,都發現有渤海風格的蓮花紋瓦當｡日本學者向井佑介曾對這些所謂“渤海系”瓦當做過深入的研究｡他根據蓮瓣的表現形式,將渤海系瓦當分為5式,認為I至V式為早晚演變關係(圖二)｡這一結論是可取的｡四瓣的蓮花瓦當,向井氏説散見於渤海地方城市,都城沒有出土｡這種提法並不確切｡地方城市,如樺甸蘇密城瓦當的確以四瓣居多,西古城､八連城發掘迄未出土過四瓣蓮紋瓦當,但渤海上京城址卻出土過少量四瓣蓮花瓦當,但數量的確很少｡這些瓦當,應該歸於渤海遺民的技術傳承及發展｡

2.    檐頭板瓦

2012—2013年發掘遼寧省北鎮市琉璃寺西山遺址出土的檐頭板瓦(圖三,1),正面戳印聯珠紋,這種裝飾,在渤海檐頭板瓦極為常見(圖三,2),但在遼代瓦當中罕見,應是渤海文化因素的體現｡這些板瓦的下端凸出呈水波狀花邊,這是渤海瓦當中見不到的｡

3.    鋪地方磚

內蒙古阿魯科爾沁旗遼耶律羽之墓1992年發掘,墓葬主室以綠釉琉璃磚營建,主室地面鋪砌的琉璃方磚多被盜走,發表的一件方磚上模印花紋(圖四,1),中間為十字形花葉,繞以蝴蝶飛鳥,四邊為雲頭狀的花枝｡這件方磚與渤海上京城址(圖四,2)､八連城址以及寧安杏山磚瓦窯址出土的方磚,儘管紋飾內容有別,但佈局相同｡洛陽城､長安城大明宮､華清宮等唐代遺址出土方磚,多有明顯的單邊或雙重方框,內飾聯珠紋,與耶律羽之墓方磚差別較大｡

三､蒙古國境內遼遺存中渤海因素辨析

近年來有蒙古學者認為蒙古國境內圖拉河中游的額莫根特城址､青陶勒蓋城址､查干登吉城址等為渤海文化遺存,主要依據包括城牆砌築方式､橫耳陶器以及陶餅等｡現辨析如下｡

額莫根特古城的城牆,為夯土夾芯,兩邊砌石｡蒙古學者認為具有明顯的渤海文化特點｡渤海上京郭城城牆內外兩壁以規整的玄武岩砌築,中間填充玄武岩石塊｡皇城直接以玄武岩塊壘築｡宮城城牆底部有基槽,上以玄武岩構築牆體｡西古城外城城牆､內城城牆均為夯土砌築,八連城內外城城牆亦均為夯土砌築｡樺甸蘇密城南城牆經解剖為黃黏土夯築｡海林興農城址城牆經解剖,為夯土城牆,兩側均有夯土護坡｡俄羅斯濱海地區發掘的渤海城址如吉吉多夫斯科城址､紅湖城址的城牆牆體系土石混築,外側包砌有石塊,內側為夯築而成,夯層十分明顯｡渤海城址中夯土夾芯,兩邊砌石的做法,目前僅見於克拉斯基諾城址一例｡由此可見,夯土夾芯,兩邊砌石的城牆砌築方式,並不是渤海文化的突出特點｡

契丹遼陶器中帶耳器罕見,橫耳陶器迄未發現｡渤海陶器中橫耳器發達,蒙古國青陶勒蓋城址(遼代鎮州)､和日門登吉城址發現的寬橫耳陶器,可以視為具有渤海文化特徵,但其上的篦齒紋則是典型的契丹紋飾｡

青陶勒蓋城址出土了數量較多的陶餅,蒙古學者認為最早產生於渤海人之中,後來傳入契丹女真｡實際上,將陶器破片磨圓,其上鑽孔或不鑽孔,用作紡輪或其他用途,即便在東北地區,最晚也可以追溯到青銅時代｡這些陶餅並不具備文化區別的含義｡青陶勒蓋城址出土陶餅均飾滾壓的篦齒紋,為契丹陶器典型的裝飾,與渤海文化應沒有什麼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