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和瘟疫的戰爭，從來談不上勝利_風聞

東漢末年，瘟疫橫行。公元196年建安年間，河南南陽接連被幾次大瘟疫席捲，整個中原大地被疫病陰影籠罩，十室九空。

南陽涅陽縣有張氏，其本望族，人口二百有餘，但自從建安初年開始，不到10年時間，三分之二族人因感染瘟疫而死。

面對瘟疫的肆虐、族人的亡故，族中有一人放棄了仕途，痛下決心，潛心研究這一瘟疫——“傷寒”的診治，這個人就是寫作我國中醫史上最早一部理論聯繫實際的臨牀診療專書——《傷寒雜病論》的張仲景。

張仲景所經歷的這場奪走了無數人生命的“傷寒”，便是發生在東漢末年的建安瘟疫。

青年曆史研究者劉滴川的《大瘟疫：病毒、毀滅和帝國的抗爭》（下稱《大瘟疫》）這本著作，便是從建安瘟疫開始延展的。

以往，我們在市面上看到的以“大瘟疫”命名的瘟疫史研究類書籍，多將視角聚焦在西方歷史、帝國與死亡規模更龐大的“黑死病”之上，鮮少讀到中國瘟疫史相關的著作。

事實上，比起西方對“黑死病”的廣泛探討，國內的瘟疫史研究確實起步甚晚，即便是關注層面類似的民國“災難史”研究，也僅僅提到了部分的“瘟疫”，而系統的瘟疫史研究則是從2003年的SARS之後開始的。

作為研究者的劉滴川，同樣是在SARS發生後開始關注瘟疫，並於2019年年初出版了這本書。

青年曆史研究者、《大瘟疫：病毒、毀滅和帝國的抗爭》作者劉滴川

快一年後的今天，當我們再一次面對SARS的近親病毒——新型冠狀病毒，當人類再一次面對瘟疫席捲的恐懼時，把目光投向奔流向前的時間長河，通過對歷史的思考與回顧，尋找祖先智慧的倚仗—或者，**至少看看他們是如何在混沌中瞭解瘟疫、度過危機的，**就顯得尤其必要。

就此，《南風窗》記者採訪了《大瘟疫》的作者劉滴川，與他一起面向歷史中的瘟疫，理解瘟疫中的歷史，也站在此刻的歷史節點，尋找“以史為鑑”的可能。

1

歷史中的瘟疫

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在其著作《未來簡史》中歸納，人類幾萬年發展歷程中始終面臨有三大問題：瘟疫、戰爭和饑荒。

選擇以“瘟疫”切入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歷程，劉滴川也是受到了西方對“黑死病”深入研究的啓迪。產業革命以前，人口數量是衡量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經濟總量的一個重要的因素。若以“人口”為核心考察古代社會，歷史學者以往更關注戰爭對人口的減損，但卻忽視了，古代瘟疫對人口的減損的幅度更大。

如果説在戰爭、饑荒中常有“草民塗炭、貴族苟活”的情況，那麼在瘟疫席捲下，沒有特權階層。劉滴川説，現代衞生體系建立以前，瘟疫使“貴族與平民同歸”——大名鼎鼎的“建安七子”，其中四人因感染瘟疫亡故。出身統治階層，能夠享受優越的物質條件和當時最好的醫療條件，但仍難免一死，古代社會的大瘟疫慘烈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大瘟疫》一書將目光聚焦於秦漢。劉滴川認為，秦漢是中國古代瘟疫史的一個重要“拐點”。先秦瘟疫的文獻記載尚屬少見，秦漢之後的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古代瘟疫暴發的最高峯，“位於波谷與波峯之間的秦漢時期，留存了相當多時間、地點準確性頗高的歷史文獻”。

最初的瘟疫主要流傳在戍邊的兵士、役夫中，暴發在小而集中的部隊或戰俘營裏。因為“小國寡民”，感染面積小，“天然隔離”，影響範圍不大，中國歷史上最初的瘟疫並沒有生髮嚴重危機，也沒能引起時人的重視。

但到了秦漢時期，帝國大一統，交流與戰爭頻發，氣候變暖亦導致“逐水草而居”的遊牧民族不斷打破原有界限南下。秦漢之際帝國內外的人口遷徙無論是在形式上、規模上，還是頻率上，都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

“人口遷徙”將原本相對孤立的人類活動空間相互連接，促成了秦漢時期，特別是西漢中期以後全國性瘟疫流行的人口基礎，也是秦漢成為中國古代瘟疫史拐點的原因。

在《大瘟疫》這本書中，劉滴川通過對《史記》《漢書》《後漢書》《資治通鑑》等史料的考證與整理，鋪陳出秦漢時期有記載可循的57次瘟疫流行，為我們清晰地梳理出秦漢時期，在“帝國”的語境之下，病毒是怎樣從局部的、區域的、短暫的“小病患”逐漸蔓延成全國性、跨區域、循環暴發週期漫長的“大瘟疫”，古人又是如何在一片混沌中逐漸認識瘟疫及其變化的。

在史料記載的行文之中，“瘟疫”從最初與普通疾病混沌不分，到逐漸開始分門別類，以“降疾”“雨疾”描繪傳染病、流行病的普遍傳播，以“疫”“疾疫”專門稱呼傳染性強、致死率高的瘟疫。“先秦時期的人們，只能認識到‘疾病’的層面，但到了秦漢時期，人們已經能夠將瘟疫細化到‘傳染病’。”劉滴川説，這是很大的進步。

華夏文明擁有直面瘟疫不斷求索的堅韌與執着。得益於《傷寒雜病論》等一批經驗科學的累積，華夏之於秦漢瘟疫，相比歐洲之於黑死病，更早地閃現出了理性而不單單止於人性的光輝。《傷寒雜病論》中，以中醫運氣學的手段將人類的機體納入地球氣候的週期性變化中，倡導人類與自然、氣候的和諧共生—這一探索已不僅是醫學的花苞，更是文明的瑰寶。

2

另一部文明史

瘟疫，從來不僅僅是一個流行病學概念。

瘟疫正在改造歷史；瘟疫中的歷史，是另一部文明史；瘟疫的頻發、持久，會引起更多的社會問題，更加左右着歷史的進程。

漢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關東地區洪水氾濫。洪災後引發的饑荒和瘟疫曠日持久，尤其是瘟疫，數十年“陰魂不散”，民生凋敝。

這場始於初元元年的大瘟疫與共同蔓延的大饑荒一道，對西漢末年的國家政治和關東社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直接引發了以關東地區山陽郡冶鐵徒役蘇定為首的叛亂。這場叛亂短時間內由山陽迅速蔓延至關東大半，拉開了叛漢的序幕，並在瘟疫與饑荒遲遲未解決的社會危機之下，最終影響並徹底顛覆了整個西漢王朝政局。

同樣，瘟疫也改造了文明。

劉滴川認為，瘟疫是一個文化概念。在文學、宗教、習俗等各個文化領域，歷史學家已經清晰地窺得瘟疫的車轍。

戰國開始，尋求躲避瘟疫的方法、力圖長生不老，是人們的公共性理想。無論統治階級的試探，還是平民百姓的渴求都累積成神話傳説與傳統習俗——秦始皇東海求仙、西域求藥，漢代畫像磚多次呈現的玉兔搗藥，辟邪祛疫的年畫、逢端午懸掛的艾草……

在宗教的傳入、異教的興起中，橫行的瘟疫幾乎成為其迅速鋪陳、集聚信眾的“捷徑”：漢末三國之際，誕生於大瘟疫時期的太平道、五斗米道、李家道等道教異端盛行，佛教、天主教在中國的早期傳播，無不以“為病者請禱”、聲稱能夠治癒瘟疫而起家。不能夠給出真實治療方案、不能在肉體層面治癒瘟疫的宗教，在治療社會精神創傷的縫隙裏，找到了生存發展之道。

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藝術，也在變化之中書寫了另一部“瘟疫文明史”。漢賦向來辭藻華麗、壯美宏大，所言內容亦謳歌盛世、精緻歡暢。但經過瘟疫的席捲，到了六朝時，賦變得由“絢爛至極，歸於平淡”，文辭清新雋永，內容針砭時弊；繪畫藝術語言上白描手法取代繁複花紋的迴歸；“竹林七賢”等一眾文人放蕩不羈的言行……可以説，瘟疫的肆虐，讓痛苦、恐懼與離別充斥着整個社會。這些統統成為了文學藝術生長的沃土。

在對瘟疫特點的不斷描摹中，古人也學會記錄更多層面、説明更多細節——瘟疫的流行時間有多長？是否有“休眠期”？瘟疫蔓延的地區和範圍大概是怎樣？是否是人畜共患病？瘟疫過後是否伴隨着地震、洪澇等自然災害？瘟疫平息後回頭看，這場災難是自然的懲罰還是政治體制中賦税、苛政的附屬品？很多類似的問題，史料中並沒有給出答案，但能夠“反思”，本身即意味着進步。

更意想不到的是，對瘟疫規律的發掘與反思甚至成為了戰爭的“武器”，漢明帝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匈奴通過“巫埋羊牛”，阻擋漢軍——即是用感染了人畜共患病的牛羊的屍體去傳染漢軍。與此同時，漢軍自身的補給戰略和軍事習慣也有利於人畜共患病在軍隊中傳播：霍去病軍中的食物補給主要依靠繳獲匈奴的食物，並非自漢地運至匈奴，這就為匈奴的“瘟疫戰”提供了機會。

可以説，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也是一部瘟疫毀滅史。瘟疫改變了文明的進程，鍛造了人類向死而生的韌勁。

3

瘟疫不會被消滅

隨着科技、醫療的不斷發展，瘟疫最終會被根治和消滅嗎？

“一定不會！”劉滴川毫不猶豫地回答。

現代社會的確提供了不斷完善的衞生系統、不斷殷實的經濟基礎去遏制疫情，在這個不斷強大的科學社會，再大的瘟疫都很難最終惡化成疫災，“我們只能被瘟疫打一拳，而不會是像古代那樣被打上一頓具有摧毀性的‘組合拳’”。比如這次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確實將對經濟產生巨大影響—但不會是古代那樣摧毀性的。

可始終不變的是，當能夠稱之為“瘟疫”的公共衞生事件到來時，人類的反應一定是滯後的—病毒定然先於特效藥和疫苗存在，醫生也一定只能先“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無論瘟疫捲土重來多少次，人類作為“時間線上的螻蟻”，無法擁有超前於未知病毒的智慧。

即便是“已知病毒”，人類就真的可以完勝嗎？

劉滴川講到當代印度的一次瘟疫暴發。1994年9月18日，印度暴發了一場名為“蘇拉特風暴”的鼠疫。這場瘟疫的暴發地蘇拉特市，是一個只有200萬人口的小城。但瘟疫發生時，因為現代衞生防疫體系的缺席，有30萬市民因為恐慌直接選擇出逃。

一場鼠疫、兩週之內，便在印度全境產生了近5000名感染者，成為嚴重的公共衞生危機。而這已經是20世紀末的科學社會，人類在應對鼠疫上已經非常純熟，有很好的特效藥。但即便在這種情況下，還能有如此多的人感染，產生巨大危機。“這説明，單單指望疫苗、特效藥遏制瘟疫，是沒有作用的。”

“如果一個社會，沒有基本的衞生防疫體系，從政府到個人都缺乏防疫意識，那麼即便是鼠疫這樣早已被攻克的傳染病，也依然會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劉滴川説，科技水平進步、醫療水準上升，很多“瘟疫”不再是災難，很多疾病致死率逐漸走低，但歷史帶給我們的反思不能終止。

如今，我們生活在比秦漢帝國更為龐大的“地球村”裏。遏制已經發生的瘟疫，我們便是要回到“帝國”的初始—小國寡民的時代，通過“隔離”，切斷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回到各家各户的孤立狀態。在疫情肆虐的現狀下，這顯然是最好的應急措施。

但更為重要的是，歷史中的種種措手不及應該令我們發現，最迫切、最有效的，仍是在瘟疫面前，建立完善的現代衞生防疫體系—從疫情發現與上報的政府功能，到隔離病患、對症治療的傳染病醫院，再到經過教導學會如何採取有針對性措施保護自己的普通民眾，“要與病毒及其變異賽跑的，從不只是醫學家，而是全人類”。

“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挖掘故紙堆，呈現與研究遙遠歷史中的舊瘟疫，固然不能真正抵擋今日的新病毒，但瘟疫給予任何時代的反思都不止於瘟疫的本身，“以史為鑑”也不僅僅是一句空談。

站在歷史的肩膀上，用歷史的稜鏡觀察眼前的危機，“哀而鑑之”，便是在疫情肆虐之時，我們研究與閲讀中國古代瘟疫史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