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中國疾病控制中心原副主任楊功煥：再好的系統你不用，那也沒有作用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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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功煥是中國疾病控制中心原副主任，多年的疾控系統工作，讓這位退休老人對這場波及全世界的新冠病毒疫情始終保持着密切關注。

近日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楊功煥説，目前很多專家開始討論人類和新冠病毒將會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是像SARS那樣嚴格隔離控制，然後病毒消失；還是像流感病毒一樣，毒力越來越弱化，最終與人類共生，靠疫苗來預防控制。”

“隨着疫情的變化、對該病毒特點的進一步認識，今後更可能是第二種情況。”楊功煥認為，新冠病毒將更可能與人類長期共存。

迄今為止，人類真正消滅的傳染病只有天花，它也是人類用科學方法消滅的唯一傳染病。而多數傳染病病毒，學會了與人類共存，人們通過疫苗來預防控制它們，比如流感、麻疹、甲肝等。

距離1月23日武漢封城已經近4周，武漢日新增確診病例依然維持在四位數。好消息是，湖北非武漢地區的新增自2月13日以來繼續下降，國內非湖北地區新增病例2月17日已降至接近100以內。

楊功煥強調，在當時的情況，如果（武漢及其他湖北城市）不“封城”，很可能就會引發全國性的疫情大暴發。

她表示，湖北各市解除“封城”還沒到時候。如果湖北省的日新增病例下降到兩位數，“才有可能解除‘封城’。”

以下是楊功煥接受《財經》雜誌專訪的內容：

《財經》：為什麼新冠病毒在湖北的病死率會遠高於其他省？

楊功煥：

我認為主要是因為湖北省的輕症病例發現得比其他地方少，這是個比例問題，輕症病例比較少，當然顯示出來的病死率就高。

流行病學經常説冰山現象，你發現的病例就像你在大海中看見冰山的頂，海面之下還有更大的冰山。輕症患者不可能100%都被發現，但除湖北之外的其他省市發現得多，可能發現了80%，輕症患者作為分母變大了，所以病死率就低；但是在湖北可能只發現了50%，所以它病死率就顯得高——我認為主要原因在這。

最近中疾控在《中華流行病學》雜誌上發了一篇文章，顯示截至1月20日，有6174例患者發病（這是回顧性病例，他們的發病時間在1月20日之前，後被確診）。然而當時國家衞健委的官方通報顯示，截至1月20日，全國累計確診病例只有291例。

發病病例的比例和報告率的數字是不一致的。1月20號之前，那個時候病例發現率只有5%都不到。所以你可以設想，那個時候你發現的都是重症，病死率當然就高了。

《財經》：這是否意味着湖北真實確診數字比現在高很多，但是真實致死率比現在公佈的數據要低？

楊功煥：

我們無法説真實確診數，只能稱為報告的確診病例數。也不能説真實病死率，我們的估計起源於中疾控昨天對7萬病例的分析，6174是按發病日期計算的，291例是按傳染病上報系統報告的病例數，因此我們推斷：1月20日前病例發現率不到5%。

所以，湖北病死率高，與病例漏報比例高、發病率有重要關係，但不是唯一的關係。另外，病死率高的另外一個原因是，與湖北患者多，醫療資源緊缺，也有關係。

《財經》：回頭來看，“封城”這個決策是否應重新審視？尤其在毫無準備下的“封城”，某種程度上加劇了混亂和交叉感染。

楊功煥：

此一時彼一時。當時那個情況，如果你不封城，很可能就會引發全國性的大爆發。

《財經》：你認為整個湖北會在何時解除“封城”？

楊功煥：

湖北省的日新增病例要是下降到兩位數，才有可能解除“封城”。現在日新增病例還在四位數，千例以上，我認為現在還不到時候。

我還想説一點，不要簡單説學習日本和新加坡的做法，即使達到一定條件解除“封城”了，也需要考慮到我們國家的醫院系統存在一些固有的問題。我們醫療資源的配置在不同級別的醫院實際上是不夠的，分級診療還存在很多問題。當初大家有發燒，集中到大醫院就診，這個行動直接導致了新冠病毒的傳播。

新加坡和日本的醫療資源，尤其在分級診斷這些方面的基礎設施和我們國家是不可比的。中國整個分級診療的運行還在進一步的改進中，如果這些基本問題你沒有解決，大家如果再集中到大醫院去就診，特別在病例數比較多的情況下，又會加大傳播，那就會前功盡棄，所以（解封）要非常慎重。

《財經》：如何看其他省市的嚴格防控和部分村莊、城市小區的強制隔離措施，其中是否有不理性的地方？

楊功煥：

每個（地區）都是要根據現實情況來分析的。如果連續10天上海、北京都是幾例病例增加，當然它的經濟活動、社會活動是可以增加的，我覺得現在是可以討論改變的時候。

新加坡和日本就是這麼做的，他們目前的新增病例都是個位數或十幾人，我認為每個地方根據實際情況來決定，在他們的情況下，選擇的做法也符合他們所在地區疾病的流行情況。

《財經》：日本、新加坡的做法和國內不同，他們認為新冠肺炎靠隔離很難防止傳播，所以不強制隔離，而是加強對高危人羣的保護和準備更多的醫療資源。這是否對國內有一定借鑑意義？

楊功煥：

大家對新冠肺炎是不斷認識的過程，開始武漢那麼多的感染者，就算重症比率不高，但是感染者多了以後，重症的絕對數量還是不少，加上當時導致全國大流行的風險很高，所以當時的封城十分必要。

但是隨着病毒傳播的時間比較長，病毒在多代傳播後，毒力可能進一步弱化，輕症的比例很大，而且傳染力度又特別強，有些只有幾百分之一的傳播可能性居然也有人受到了感染，所以針對這個病毒，要完全擋住不太可能。現在新加坡、日本的措施也是一種嘗試。

《財經》：

北海道大學稱在其跟蹤的50多個案例中，差不多一半的案例是被無症狀感染者所感染的。

而有些日本官員認為，如果確診者是沒有症狀的話，基本可以視為沒有傳染性。

上述截然相反的兩種判斷，你贊成哪一種？

楊功煥：

我目前無法判斷，只有依據現在的報告來判斷，但也不會依據一項單獨的報道，目前我們對該病毒的認識還是有限的。

因為有過少數的報告説沒有症狀也具備傳染性，但是也承認這種比例並不是很高。

如果要把無症狀的都視為有傳染性，這種情況要採取的措施，和視為無傳染性的措施可能完全不同。前者工作量要大很多，後者工作要簡單一些，但是會有風險。日本官員公開説確診者無症狀可視為沒有傳染性，這是一個權衡的結果。

《財經》：有專家提出，新冠病毒是不可能像SARS一樣被徹底消滅了，會長期伴隨人類，你是否認可這個判斷？

楊功煥：

現在國際上很多專家都開始討論人類和新冠病毒是一個什麼樣的關係。是像SARS那樣我們把它隔離得很嚴格，把它控制住，然後病毒就消失了？還是像流感病毒一樣，隨着不斷的傳播，它的毒力會越來越弱化，它就會變成一個跟我們人類共生的一個病毒，以後只能靠疫苗來預防控制。

隨着我們國家現在湖北省外的病例數越來越少，我們應該開始思考，是否採取類似新加坡的做法。比如兩週以後，或者一個月以後逐步不用那麼嚴厲的封閉措施，而是強化常規的預防措施，包括隨時戴口罩，人與人的距離比較遠，學會如何咳嗽、打噴嚏，避免把飛沫傳染給他人、勤洗手等，即使有一些感染，再出現一些病例也不用恐慌，慢慢形成這樣一個過程。

《財經》：新冠會像SARS一樣消失還是與人類共生，你的回答是？

楊功煥：

隨着疫情的變化、對該病毒特點的進一步認識，今後更可能是第二種情況。

《財經》：你曾經多次對比本次和SARS時的疫情防控措施。今天來看，SARS之後建立的傳染病直報系統為何沒起作用？

楊功煥：

SARS爆發時，還沒有建立直報系統，傳染病的報告分級報告完成的，從傳染病發生地到國家層面，瞭解疫情就會比較慢；SARS以後，國家投資建立了這麼一個直報系統。但這一次的疫情，是在開始的時候沒有用，再好的系統你不用，那也沒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