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人為什麼都跑去廣東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浪潮工作室”

湖北按順時針方向走，分別與陝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南、重慶6省市相接。

但在疫情地圖中，陝西比河南淺一個色號。在更外圍的省份中，貴州淺了兩個色號；而廣東、浙江與湖北並非直接相鄰，反而疫情較為嚴峻。

疫情反映了人口流動與往來，也間接是經濟、交通、歷史等因素的反映。浙江如此，廣東也是如此。

拆開來看，廣東大城市多，病例出現在許多城市，深圳、廣州、珠海、佛山、東莞等都有疫情通報，居於廣東最西側的湛江，東側的潮汕也有病例。

根據深圳衞健委發佈的較為詳細的病例通報，可以知道深圳的輸入性病例來源有幾大類：探親往來、旅遊往來、出差往來。東莞的疫情通報也存在此種情況。

廣東，可以説是湖北人的第二故鄉。

廣東，湖北人的淘金聖地

在深圳、東莞這樣的廣東城市，湖北人往往都會有那麼一兩個親戚。

其中的原因並不複雜，無非兩點：

在過去，湖北人跑去深圳淘金留了下來，但和湖北老家還有聯繫；

而在現在，更年輕的湖北人依然往廣東跑，有些人常住在深圳。

20世紀80年代，珠三角地區就像是“淘金熱”的加利福尼亞。珠三角提供了無數就業機會，自然也吸引了無數移民到來。

1990年，深圳，工廠流水線的女工，從80年代開始珠三角經濟就快速增長，提供了許多就業機會，吸引移民大量遷入/張新民

在1995-2000年人口流入高峯期，廣東人口淨流入可以佔全國跨省人口流入的1/3[1]。

哪怕在2000-2005年間，中國跨省移民流入最多的省份依然是廣東，大約有1213萬移民進入廣東。相比之下，排名第二的浙江只有512萬[2]。

與之對應，在2000-2005年間，國內的移民輸出大省主要是安徽、江西、湖南、貴州、湖北等中西部省份[2]。

1994年，深圳，外地人的孩子在鬧市賣紙巾和香煙，在擁擠的人潮中穿梭/張新民

只要時機成熟，跨省移民就會相對穩定地停留下來。

就像許多浙商外出到其他城市形成“浙江村”，湖北人也有許多外出到其他市鎮形成“湖北村”[3]。

廣東廣州的海珠區東風村聚集了兩千多家制衣廠，老闆和工人大多是湖北人（主要是湖北天門人）。

在製衣業之外，配套的餐館、零售業等也有湖北人從事。當地本地人僅有5千多，外來人口約12萬，是本地人20多倍[4]。

經濟發達的廣州，越來越多的跨省移民選擇在此紮根

廣東中山也有“湖北村”。20世紀90年代，一個僅有3600多本地人口的大岑村，方圓10多公里範圍內，積聚了六七百家湖北人創辦的家電類企業，並招致大量湖北人在此打工，三四萬湖北人在此扎堆[5]。

有的湖北人成羣結隊到同一個地方去打工，也有湖北人是單槍匹馬去廣東闖蕩的。張彤禾所著的《打工女孩》中描寫的打工人物之一呂清敏就是湖北人，2005年前後在東莞打工。

本書作者張彤禾説：“我才發覺，原來我跟我寫到的那些女孩有着那麼深的聯繫。我也離開了家，瞭解生活在舉目無親的地方那種孤獨漂浮的感覺“ / 豆瓣

當然除此之外，新一代高學歷年輕人也有很多去廣東發展。武漢大學雲集，是重要的人才輸出城市。

廣東有數個城市深圳、廣州、東莞、佛山等，都吸收各類勞動力。正如張彤禾《打工女孩》中描述的那樣：

我來東莞好多個月，沒見過一個本地人。

大量移民湧入為廣東本地人帶來了租金，也使得工業繁榮，發展迅速。

東莞從最初的衣服、玩具和鞋子等簡單製造業做起，到90年代，就已經轉向電器和電腦部件[6]。

大量製造業成績不菲的城市，讓廣東有“世界工廠”之稱（在較小的程度上，浙江也是）。

如果東莞到深圳的高速公路塞車，全球將會有70%的電腦產品缺貨。

——IBM一位副總裁語

湖北給不了的，廣東給

那麼問題來了，湖北人為什麼要前赴後繼跑去廣東打工、做生意呢？

原因就在於：未來。

農村剩餘人口大量外出打工，這是湖北也是其他省份的現象。

湖北是農業大省，洪湖蓮藕、恩施土豆、秭歸臍橙、羅田板栗等特產多樣。但農業大省一般勞動力過剩。例如湖北天門，就是勞動力長期外流[4]。

不是沒有人嘗試在湖北建工廠，但是比起廣東來，湖北的工廠開不了那麼高的工資，自然招工也更困難。

湖北省天門市小板鎮楊氏家族幾代人以務農和吹糖人為生，傳到如今只剩下3個人還能吹糖人。如今年輕人大多選擇外出打工

湖北黃石市陽新縣曾引進全球聞名的鞋業代工廠——台灣寶成集團，投資建立鞋廠。

陽新外出務工人數長年達26萬，有9萬是鞋匠，許多人都去温州製鞋。原本以為當地建立鞋廠後，很容易招到工人[7]。

但建廠之後，2010年計劃招到10300人，實際只招到2500餘人。到2011年2月，鞋廠工人也只有7560人。

根據《南方都市報》的報道，富士康內遷的武漢、成都、鄭州等地，同樣面臨過招工難的問題[7]。

當地鞋廠的工資只有1500元左右，而在温州普遍能拿到3000的工資。此外，只有顧及小孩的中年人願意留在當地，年輕人還是願意出去，因為“在外面肯定好玩一些”[7]。

陽新人還是大量接着去温州和東莞等城市打工。

2015年01月22日，浙江瑞安一鞋廠慶祝開業，在廠房外牆上掛滿120餘條橫幅

陽新是沿海工廠早期內遷時面對的困境的一個縮影。隨着中部城市武漢、鄭州等的發展，出現了更多企業，更多配套二、三產業，也能招到員工，但能吸收的就業人口有限。

而沿海的浙江、廣東，恰恰能給湖北人提供，更多湖北給不了的就業、工資、崗位、機會。

廣東本來二三產業發達，建廠的基礎更好。

20世紀80年代，廣州東風村第一代開廠的及廠內工人是當地人；

90年代，本地人退出製衣業，潮汕人經營，工人招募自全國各地；

2000年後，潮汕人退出經營，湖北人經營，並且喜歡招募同鄉來當工人，形成了湖北村[4]。

湖北人在東風村的經營及務工，是利用已有的產業集羣基礎，逐漸形成的。

當地人之所以願意把經營讓給湖北人，是因為租金收入就吃到飽了。

一份2007年發表的對廣州三元里的統計顯示，廣州三元里有4萬農民工，三元里的年租金收入能達到一億元[8]。

2019年2月22日，廣州，白雲區三元里村的牌坊前一大早就鑼鼓喧天，人聲鼎沸

這麼看，湖北人不斷往廣東走，其實是一個再自然不過的結果。

經濟發達地區更具備吸引力，對人口遷移的擬合模型顯示，GDP和人口遷入率有着不可小覷的關係。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吸引大量人口[9]。

而比起長三角，湖北人更鐘愛珠三角。2010年湖北流入珠三角城市羣的人口是173.8萬，長三角則少了一百萬[9]。

2016年10月26日上午，佛山順德陳村，秋日將城市映襯得五彩斑斕

一個人如果要外出工作，總是傾向在家鄉周圍找工作。湖北人去廣東，要比去浙江更近，這樣離家更近、交通成本更少[9]。這裏的近指的是交通距離的近，而不是直線距離。

人口遷移率與遷移距離成反比，大多數人口遷移都是短距離的遷移。

——英國學者拉文斯坦

在許多省份有剩餘勞動力，而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需要勞動力的情況下，它們由近及遠地吸引勞動力過來，最終實現了平衡。

這形成了湖北大量輸出人口到珠三角，中量輸出人口到長三角，少量到京津冀的局面。

湖北和廣東，聯繫比你想得還緊密

事實上，湖北從來都不是一箇中部普通的省份。

湖北和廣東之間的聯繫，和全國其他省市的聯繫，要比你想得多的多。

在測算了經濟、人口、交通等因素後，湖北和外省的經濟聯繫，可以用一句話概括：“遠親強於近鄰”[10]。

湖北與北上廣的經濟聯繫更強，與東邊省份的聯繫強於西邊；此外，南北向的聯繫強於東西向，即南北相鄰的省河南、湖南與湖北經濟聯繫強於東西相鄰的省份陝西等[10]。

從交通運輸量來看，也能反映湖北與南方的廣東之間有大量往來。

2010年2月2日，武漢火車站裏的和諧號列車

2008年-2009年的航空客運量與貨運量，武漢與廣州之間的往來都比長沙與廣州之間大。本身因為武漢的經濟體量比廣州更大，克服了距離障礙[11]。

2009年，武廣高鐵剛開通第一年，日均輸送客流56,000人，最高的時候達135,000人/天[11]。

武廣高鐵開通，既是因為之前的京廣鐵路運輸壓力大，是已有經濟聯繫的反映，也進一步加強了經濟聯繫。

開運後第二年，國內到湖北的客流達將近21億，比上一年增長39%；旅遊收入1409.48億，比上年增長45.4%；境外客流達181.74萬人，增長36.2％。湖南、廣東亦有大量客流及收入增長[11]。

武廣高鐵是開通較早的高鐵線之一，之後經過大量高鐵線路的建設，2014年，武漢在城市交通網絡中的中心度提升[12]。

2018年11月2日，武漢，漢口火車站

作為大型中部交通節點以及中部省份中的特大城市武漢，而廣東的廣州、深圳都是大型交通節點與城市，武漢與之有往來十分正常。

在大型交通動脈線（北京-武漢-廣州，以及成都-武漢-上海）上的大大小小的市鎮，也都被帶動得往來密切。例如，居於武漢與鄭州兩大樞紐之間的河南信陽，也是一個不小的交通節點城市。

在純粹的旅遊出行上，剛好，冬季是去熱帶國家和地區旅遊的旺季。一些客流本來就去廣東旅遊；而另一些去東南亞等地的遊客也需要取道廣東。

在大型交通動脈線上的大大小小的市鎮，也都被帶動得往來密切

與廣東相比，一些地域，因為恰好沒有落在如棋盤線一樣的交叉網線上，也不位於熱帶，在疫情中受到的影響較小。

如湖北西北邊雖然與陝西有不短的交界線，但鄂西北沒有大交通幹線。

這裏有大別山東段，武俠小説中武當山位於此，而湖北西北的城市襄陽處於小型盆地中。鄂西北地形起伏很大，部分西安到武漢之間的火車（廣義上，包括動車和高鐵）不直穿陝鄂，還需取道河南。

這讓陝西受影響較小，而東邊處於大型南北交通動脈上的河南就是另一回事了。

最後，除了疫情期需要多加小心之外，有人口的流動往來，絕對利好經濟的繁榮。反對任何現在及以後對疫情嚴峻區人的歧視。

[1]Chan, K. W. (2012).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Trends, geography and current issues.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1(2), 187-205.

[2]Shen, J. (2013). Increasing internal migration in China from 1985 to 2005: Institutional versus economic drivers. Habitat International, 39, 1-7.

[3]廣州市法學會.(2013)..法治論壇 第50輯.中國法制出版社,北京.

[4]李志剛, 劉曄, & 陳宏勝. (2011). 中國城市新移民的“鄉緣社區”:特徵、機制與空間性——以廣州“湖北村”為例. 地理研究, 30(10), 1910-1920.

[5]程明盛.(2015).大國空村.暨南大學出版社,廣州.

[6]張彤禾, 張坤, & 吳怡瑤. (2013). 打工女孩.上海譯文出版社,上海.

[7]《南方都市報》特別報道組. (2012). 中國農民工30年遷徙史 洪流.花城出版社,廣州.

[8]Wu, F., Zhang, F., & Webster, C. (Eds.). (2013).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enclaves and transient urbanism. Routledge.

[9]國務院人口普查辦公室 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2013). 發展中的中國人口 2010年全國人口普查研究課題論文集 下.中國統計出版社,北京.

[10]胡立君, 楊振軒, & 劉斐然. (2018). 湖北省區域經濟聯繫水平測算與分析. 統計與決策, (3), 35.

[11]Chen, X. (2015). A sustainability analysis on the Wuhan-Guangzhou high-speed railway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9(5), 348-363.

[12]Jiao, J., Wang, J., & Jin, F. (2017). Impacts of high-speed rail lines on the city network in China.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60, 257-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