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武漢的至暗時刻_風聞

作者|    霍小山

説到1931年，大家腦海裏最先浮現出來的肯定是九一八事變。事變之後，我的家在松花江上兒傳唱大江南北，國人無不深以為恥。

其實，那一年除了九一八事變這樣的人禍，還有創痛巨深的天災。當年，從6月到8月，以江淮為中心，發生了全國性的大洪水。水災波及到23個省，死亡約370餘萬人，災民達1億人，財產損失更是無法估算。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布的《為救濟水災告全國同胞書》中曾這樣評價這場災難——今日中華民族，實已瀕九死之絕境。

在這場百年未有的大洪災之中，**處於長江、漢江交匯點的武漢，**由於地勢低窪，水利不修，成為第一個被洪水肆虐的地方。

01

遍野哀鴻

長江流域歷來的梅雨期都是從6月中旬到7月上旬，然而1931年6月份降雨量卻很少，雨量都疊加到7月份上去了。7月份，漢口連續降雨21天，雨量563.2毫米，遠遠超過標準雨量的412毫米。如此集中降雨，導致長江江水猛漲，武漢眼看就要有滅頂之災。

洶湧的江水已經近在眼前，然而國民政府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卻一邊打着麻將，一邊表示對洪水滿不在乎的態度。由於政府沒有采取任何防堵措施，結果，**從7月28日開始，江水由江漢關一帶溢出，策馬奔騰，衝進漢口市內，並很快淹沒全市，其最高水位在中國近代史上首屈一指。**到了8月中旬，武昌、漢陽也被洪水攻陷，至此，武漢三鎮都被浸泡在水裏，變成汪洋澤國。

武漢三鎮受害者達13萬户，約68萬人。由於絕大多數房屋都倒塌，使得受害者中約有45000户無家可歸。洪災導致百業蕭條，其中失業人力車伕3萬人，碼頭苦力及其他工人失業者約10餘萬人。工廠關門，商店歇業，一、二十萬的工人領不到工資。淹死約2500人，死於飢餓時和疾病者每日約千人。而周邊的絕大多數村莊，直到年底才退水。

從武漢開始，洪水鉚足了勁向長江中下游奔去。所到之處，摧枯拉朽，沿江堤壩全部崩潰。九江、蕪湖、南京、揚州等等沿江城市，一個也別想置身其外。

更恐怖的是，長江洪水還與淮河、錢塘江、珠江、運河等大江大河互推、聯動，導致這些江河差不多同時氾濫，“南起百粵北至關外大小河川盡告漲溢”。成千上萬的人慘遭沒頂，幾百萬人流離失所。當時的一位記者描述災情的慘不忍睹，“萬里無田廬，但見雲樹梢，野哭聲斷續，浮屍水逐草”。

國民政府最高領導人蔣介石此時的主要精力還在圍剿蘇區上，他雖然對災情已經有所耳聞，但並沒有意識到這次災情的嚴重性。直到8月17日，他才親眼所見，“四時到九江，五時開船，沿途田舍湮沒，人民漂流，是誠陷於水深水熱之中，見之心傷，思之悽慘。此為餘一人不德之所致，使之天災兵禍浩劫至此，敬求上帝願殛誅餘一人以安蒼生，不使餘日加罪孽貽害兆民，不使餘日受苦痛壓迫以活受地獄之慘悲也。”不過，他説完之後，還是念念不忘蘇區的戰事，為此他在日記裏提醒自己一定要抓緊“完成此歷史惟一重大之使命”。

02

束手無策

面對武漢的災情，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坐不住了。當時，武漢市民給何成浚編了幾句順口溜：“主席何成浚，一官兼三印。除了打內戰，百事都不問。”

何成浚其實是個能人，首先，他是革命元老，曾經跟隨孫中山、黃興，從辛亥革命到護法戰爭，全程參與；其次，他口才一流，曾經為濟南慘案與日軍嚴正交涉，為東北易幟與張學良軟磨硬泡，立下不少功勳。

按理説，以他的能力，不應該犯下忽視洪水威脅的低級錯誤。但是，事情已經發生，無可挽回。不過他的反應速度很快，洪水衝進漢口的當天下午，他就召集武漢黨政軍各界開會，討論救濟辦法。

武漢警備司令夏鬥寅慫恿地方紳商，以何成浚“防洪失職”、“綏靖無方”，要求國民政府明正典刑。夏鬥寅還指使被何成浚革職的省府職員劉維新，到南京散發傳單，讓首都人都知道何成浚“治鄂無術、禍鄂萬端”。

當下最要緊的事還是救濟災民，何成浚首先請求湖南省能夠支援糧食，畢竟湖南跟湖北一樣，都是中國主要的產糧區。但是湖南省主席何鍵是個土生土長的軍閥，他一手把持湖南軍政大權，獨立性相當強。他連蔣介石的話都不一定聽，還會聽你一個同級別的官員的請求？於是他回電説，湖南省自己也遭受了嚴重水災，實在是沒有多餘的糧食可以分給你們湖北了。

何鍵最後同意支援湖北一些糧食，還是看在蔣介石的面子上。8月28日，蔣介石到武漢視察水災，看到洪水未退，本來就已經很糟心，結果又正好碰上一個大型煤油庫燒起大火，更是怒火攻心。他親自給何鍵下令，要求湖南省撥一部分大米給湖北。何鍵不看僧面看佛面，只得不情不願地援助了湖北省一些大米。然而此時，武漢人民已經在大水裏泡了整整一個多月，餓死的人已經難以計數。

**何成浚不但搞不定鄰省的土皇帝，他也搞不定本省內的地方官。**湖北省內各地之間為了自保，壁壘森嚴。漢口市商會要在孝感採辦大米2000石，但是卻被當地政府扣押，不準出境。何成浚只得通令各縣，不準私自阻攔米糧轉運，但是他的話貌似也沒有多少人聽。

何成浚知道自己辦事不利，民間對他口誅筆伐，政敵對他落井下石，與其等國民政府來處罰自己，還不如自己主動提出辭職，還能保留些面子。

面對何成浚的辭職申請，蔣介石也只是客套地挽留了一下，然後就批准了。

03

勉力為之

雖然蔣介石本人的關注點在圍剿蘇區上，但是國民政府的反應並不慢。8月10日，國民政府就撥交賑災委員會庫券200萬元，作為救急之用。

國民政府成立伊始，就制定了**《救災準備金法》，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義並且是以國家立法的形式出現的救災法規。**它規定國民政府每年由經常預算收入總額內支出1%，作為中央救災準備金；每年各省政府應由經常預算收入總額內支出2%。作為省救災準備金。並規定遇有非常災害為市縣所不能救恤者，先以省救災準備金輔助，才以中央救災準備金輔助。

▲宋子文

問題是，這項制度的設計雖然很美好，但是在現實中卻無法執行。因為國民政府長期打內戰，又是打紅軍，又是打軍閥，導致國庫空虛，就在水災的前一年，國民政府的財政赤字已經達到21660萬元。財政部長宋子文幫妹夫籌集打內戰的軍費就已經焦頭爛額了，此時面對救災所需要的鉅額費用，更是黔驢技窮，能撥出200萬元就已經很不容易了。

區區200萬元，對於救災根本是杯水車薪。

不得已，宋子文只好通過發行公債來籌集救災資金。9月11日，國民政府宣佈發行救災公債8000萬元，分兩期發行。不知道為什麼這又引起了蔣介石的不滿，他在日記中寫，“立法院自動通過賑災公債八千萬元，並不求政府同意，內無法紀，徒買民心，革命至此殊堪浩嘆，而獨怪自身之無能力也。”

雖然蔣介石沒有出面阻止，但是屋漏偏逢連夜雨，7天之後，日軍在瀋陽製造九一八事變，造成政局動盪。當經濟疲軟，政局惡化之時，儘管國民政府給予公債高利率，但是社會各界以及金融機構都不願意再購買。

本來國民政府有一個救災機構——中央賑務委員會，該會在水災發生後賑災表現不佳。比如政府將湖北省劃分為甲等受災區，撥款17萬元，其中指定給武漢市7萬元。另外，還撥給漢口防疫費2萬元，合計19萬。

別看這些錢不多，它已經是全國受災省份中撥款最多的了，武漢市也是唯一享有指定撥款和另加防疫費的城市，可見國民政府確實高度重視湖北和武漢的災情。但是這些錢分攤在武漢市78萬災民身上，每個人就只能分到一塊多，這點錢最多買兩個饅頭，對於災民幾乎沒有什麼實質性幫助。

因此，中央賑務委員會必須退出歷史舞台，換一個更有執行力的救災機構。很快，國民政府緊急成立了**救濟水災委員會，宋子文任委員長，負責管理全國各項救災事宜。**雖然救濟水災委員會擁有國家行政力量，可以聚合社會資源，但是是否能夠在資金籌措上獲得成功，宋子文當時心裏並沒有底，“自此次辦理賑務，自始迄終所最感困難者實為籌措鉅款。憶自本會成立之時災祲方殷，歷時月餘，即值遼瀋、上海事變發生，其時發行公債既經中輟，所恃以接濟者，僅有捐募一途。經費未有着落，一切計劃能否成功，實非當日所能料及。”

為了募捐，救濟水災委員會在《申報》等國內外各大報紙刊登廣告，描述災民救濟的緊迫情形，號召大家積極捐款。為此，各地銀行設立“賑捐代收處”，各地設立“募捐分處”負責勸募，他們甚至還設立了以海外僑民為對象的 “募捐分處”，鼓勵海外僑民捐款。到9月23日，委員會籌集到國內外捐款700多萬元。現款之外，委員會還收到了大量的物資，衣褲、鞋襪、被褥、醫藥、血清疫苗、消毒水、紙類印刷物等等，應有盡有。

這裏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援助，日本成立了中國水災同情會募捐賑款，包括天皇個人捐款在內，共捐款33萬多。此外，同情會還託慰問船天城丸裝運米兩萬包，麪粉六萬包，絨毯三萬條，牛乳一萬聽來華賑災。如果不是考慮到他們不久之前才發動了九一八事變，這些援助還是蠻感人的。

由於水災對中國農業產生了毀滅性的打擊，導致政府即使有錢，也買不到足夠的糧食送往災區。為此，宋子文出面與美國農業部簽訂了一份訂購美麥合同，即向美國賒購小麥45萬噸，“專供中國水災區域慈善賑濟之用”。

除了募捐，救濟水災委員會還強制所有公職人員“捐俸助賑 ”，訓令“凡屬全國官吏及國營企業職員，公立學校教職員，公立教育機關職員，暨黨部工作同志 ，擬規定月薪在百元以上者捐百分之五，二百元以上者捐百分之十，四百元以上者捐百分之十五，六百元以上者捐百分之二十，以三個月為限。” 並要求各機關在三個月內內儘先扣繳水災捐款。   

這種強制捐款，只能在政府體制內進行，在體制外就沒人搭理。救濟水災委員會看到上海房地產業發達，房屋租金高昂，就下令從全市抽取一個月的房租，大約6000萬元。但是上海房產界人士表示堅決反對，不配合政府的工作，以至於被抽取的房租寥寥無幾。   

根據金陵大學農學院農業經濟系的調查，此次水災，財產損失高達22億元，如果要維持災民生存和恢復生產，則至少要15億元的救災款。儘管救濟水災委員會已經竭盡所能，前前後後籌集到救災物資7000萬元左右，但是跟15億元的需要相比，只是杯水車薪。

**截止到1932年11月，災民每家平均才分到賑款大洋六角，這導致絕大多數災民依然處在死亡的邊緣。**江南的逃荒路上，也是流民滾滾，1932年8月，江蘇溧陽一萬多名災民流亡到無錫、南京，與軍警發生衝突，造成了嚴重的流血事件。而此類事件，當時屢屢發生。

武漢作為九省通衢，受到國民政府的特別關照，在救援物資的分配上多有傾斜，以至於江西、湖南的災民喊出“到武漢去吃賑”的口號。但即使如此也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武漢市救援物資依然緊張萬分，連發給所有難民的饅頭都不夠，以至於很多難民在賑災機構發饅頭時，任意搶奪，“擁擠落水者有之，獨自向隅者有之，情形紊亂且可憐”。

政府除了重視物資救濟，也重視衞生防疫工作，中央賑務會特別給漢口撥防疫專款。同時，社會團體也加入到政府的防疫工作中，比如武昌學界和醫界成立臨時防疫會，專門負責武漢的衞生防疫事宜。他們在這次救災中積累的防疫經驗，後來被國民政府在全國大力推廣。

         

總體來説，當時國民政府的救災工作還是值得肯定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在報刊、廣播等新聞媒介上號召社會各界協力救災，各種社會救災組織隨之紛紛成立，整個國家的人力、物力得到了充分的集中與動員，這在中國救災史上史無前例。

參考資料：

1、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 《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大事記》，中華書局，1978年

2、宋子文《國民政府救濟水災委員會報告書》，國民政府救濟水災委員會，1933年  

3、《蔣介石日記1917-1936年》

4、孔祥成《1931年大水災與國民政府應對災害的資金籌募對策》，《安徽史學》，2011年

5、張瑞娟《1931年江淮流域水災及其救濟研究》，《南京師範大學》，2006年

6、王方中《1931年江淮大水災及其後果》，《近代史研究》，1990年

7、章博《武漢1931年水災救濟問題研究》，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2年

本文首刊於歷史研習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