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回應失責指控：我不能去網絡吵架，在研究病毒_風聞

文 |《財經》記者 俞琴 黃姝靜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至今，確診病例、死亡人數均已超過SARS，高福以往言論受到質疑。高福及中國疾控中心是否“失職失責”，這是爭議焦點所在

圖/新華

從論文爭議，到“失責”指控，再到被調查謠言，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下稱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近期深陷輿論漩渦。

“我不能去網絡吵架”。2月17日，高福對《財經》記者表示：“希望大家像我一樣，全身心投入抗擊疫情的工作，能出力出力；因為專業或其他方面限制，不能親自出力，就不信謠、不傳謠。”

如今的高福處在風口浪尖。作為中國疾控中心掌門人，高福被指“早已掌握人傳人的證據”，但卻忙着參與寫論文，“隱瞞了疫情”。

論文風波之外，高福正在被外界全方位審視，他過往的一些言論和觀點被指“存在誤導”，諸如“SARS類似事件不會再出現”、“兒童、年齡比較小的人對新冠病毒不易感”等等。

要求追責高福的聲音始終不斷。2月15日，有媒體甚至發佈了“高福被調查”的烏龍消息，稱高福“涉嫌違紀違法被調查”，但涉事媒體很快刪除了相關消息。

根據中編辦有關規定，作為國家衞健委下屬的事業單位，中國疾控中心的職責包括“參與國家公共衞生應急準備和應對”、“開展重大公共衞生問題的調查與危害風險評估”、“指導地方突發公共衞生事件調查”等等。

從歷史來看，中國疾控中心的前身是1983年12月23日衞生部報請國務院批准成立的“中國預防醫學中心”；1986年1月19日更名為“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2002年1月23日再由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衞生部工業衞生實驗所、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中國農村改水技術中心組建為“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高福2011年擔任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2017年8月升為該中心主任。**他對《財經》記者表示，連日來，中國疾控中心聯合全國疾控中心的馳援團在湖北一線開展病人的檢測和流行病學調查。**中國疾控中心也正在抓緊疫苗研發、藥物測試等工作，各種防控方案制定和科普宣傳工作等也一直在有序進行中。

如今的高福面對媒體言辭謹慎了很多。他告訴《財經》記者：“（新型冠狀病毒）‘狡猾’的部分多了……不得不承認：人類認知的限制！”

針對高福是否存在“失職失責”行為，北京才良律師事務所律師王令表示，高福具備雙重身份，一方面是中國疾控中心的主任，有一定的行政權力；另一方面，他也是中國疾控中心的專家，負有對疫情作出判斷、採取措施的建議的權責。**“所以在判斷責任的時候，要從兩個方面去判斷：****中國疾控中心有沒有過錯？****高福作為專家有沒有過錯？**如果疾控中心有責任，那麼，高福負有領導責任；如果專家有瀆職的地方，那麼高福負的是直接責任。”

高福因何深陷爭議漩渦

隨着新冠疫情在春節前暴發，外界對高福及中國疾控中心的質疑始自2020年1月30日。

這天，醫學權威期刊新英格蘭雜誌（NEJM）發表了一篇題為《新冠肺炎在中國武漢的初期傳播動力學》的論文。該文指出，2019年12月中旬，新冠肺炎密切接觸者之間就已發生人際傳播。而官方首次向公眾明確，新冠肺炎肯定“人傳人”，是在2020年1月20日。公眾據此認為，官方在之前1個多月，就已經清楚新冠肺炎可以“人傳人”，上述論文的通訊作者之一高福，也被質疑“隱瞞疫情”。

1月31日，中國疾控中心回應稱，“2019年12月份即在密切接觸者中發生了人際傳播”，這是基於425例病例流行病學調查資料做出的回顧性推論。此外，論文是由來自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湖北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香港大學等十幾個單位的專業人員共同完成。

高福則回應稱，論文是一篇回顧性分析，而回顧性調查，正是中國疾控中心的職責之一，“找到元兇，回顧性調查，指導未來防控”。

一位在工作中多次接觸高福的人士對《財經》記者稱，高福曾在公開場合提到不應當以論文論英雄，要努力推動科研體制改革，讓年輕的科研工作者有更好的環境，引導年輕人作出更多有益於社會、能夠解決實際問題的成果，“給人感覺是非常有見地、有情懷的。”

出生於1961年的高福，先後畢業於山西農業大學、北京農業大學和英國牛津大學，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國家傑出青年基金獲得者、國家973項目首席科學家和中國科學院“百人計劃”入選者。

2014年，高福曾赴西非埃博拉疫區，開展埃博拉出血熱檢測工作。據《科學日報》報道，2014年12月8日，高福在“2014中國科協熱點學術問題報告會”上表示，埃博拉在西非的肆虐有特殊原因，“即使埃博拉萬一傳入中國，憑藉SARS後中國建起的傳染病聯防聯控機制，完全可防可控。”

2019年3月4日，作為全國政協委員，高福在接受金羊網記者專訪時表示，SARS這一類病毒隨時都有可能出現，但SARS類似事件不會再出現，因為我國傳染病監控網絡體系建設得很好。

然而，自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至今，確診病例、死亡人數均已超過SARS，目前疫情仍在蔓延中，高福以往言論因此受到多方質疑。

高福對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部分觀點，也被指“存在誤導”。

2020年1月22日，高福在國務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新聞發佈會上指出，就目前的流行病學和目前的認知來説，兒童、年齡比較小的人確實對新冠病毒不易感。然而十天後，國家衞健委印發《關於做好兒童和孕產婦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確，“兒童和孕產婦是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的易感人羣”。

關於疫情“拐點”，1月28日，高福接受央視採訪時表示，“如果按照現在的措施，應該在近期能看到一個拐點。大家預計元宵節情況可能好轉，按照現在措施，我個人比較樂觀，甚至我個人評估比這個還早，但是每個人防控措施要到位，每個人都是疫情防控的責任人，每個人的措施跟上來了，病毒就下去了”。

3天后的1月31日，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馮子健指出，當前不對“拐點的出現”做預期，也很難做出這種判斷。下一步的疫情防控重點在於落實現有的防控措施。“我們就是冷靜、認真地觀察各項防控措施落實情況。”

高福最近一次在公開場合露面是2月11日-2月12日。其時，新型冠狀病毒全球研究與創新論壇在瑞士日內瓦舉行，高福和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分別在論壇上介紹了中國有關新冠肺炎的最新研究進展和流行病學情況。

**對於網絡爭論，高福向《財經》記者回應，他不能去網絡吵架。**他呼籲，大家要團結一心、眾志成城，戰勝病毒流行病和“信息流行病”。

2月2日，世衞組織在一份報告中，曾對“信息流行病”的説法作出詮釋：在海量信息轟炸之下，人們真假難辨，而這些亦真亦假的信息通過社交媒體傳播的速度比病毒快得多，這讓人們普遍“信息過載”。而在真正有需要時，人們卻很難找到可靠的信源和專業指導。

**“我必須要努力抗擊疫情，如果還有點時間，就去研究這個非同尋常的‘狡猾’病毒。****”高福表示。**對於他和中國疾控中心是否在本次疫情中存在失職問題，高福始終沒有對此公開回應。

高福及疾控中心是否失責暫無定論

高福及中國疾控中心是否“失職失責”，這是爭議焦點所在。

根據中編辦相關規定，中國疾控中心的職責包括：開展傳染病、突發公共衞生事件監測與評價，開展重大公共衞生問題的調查與危害風險評估；研究制定重大公共衞生問題的干預措施和國家免疫規劃並組織實施。承擔疾控信息系統建設、管理及大數據應用服務技術支持。

同時，中國疾控中心的職責還包括參與國家公共衞生應急準備和應對。指導地方突發公共衞生事件調查、處置和應急能力建設。開展疾病預防控制、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應急、公眾健康關鍵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推廣疾病預防控制新理論、新技術、新方法，推進公共衞生科技創新發展。

北京才良律師事務所律師王令對《財經》記者表示，**對於傳染病的防控，中國疾控中心具備事前預防指導、事中防控的職責。****但作為一個事業單位，而不是黨政機關，其權力更多來源於衞健委的授權。****更大程度上，中國疾控中心的角色是一個專業機構，而不是具有決策權的行政機構，主要職責是提供技術支撐和諮詢意見。**但決定某地是否為疫區，以及是否開展“封城”等控制性措施，都不是中國疾控中心能夠決定的。

根據2013年6月29日通過修訂的《傳染病訪治法》第四十三條規定，甲類、乙類傳染病暴發、流行時，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報經上一級人民政府決定，可以宣佈本行政區域部分或者全部為疫區；國務院可以決定並宣佈跨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疫區。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決定對本行政區域內的甲類傳染病疫區實施封鎖；但是，封鎖大、中城市的疫區或者封鎖跨省、自治區、直轄市的疫區，以及封鎖疫區導致中斷幹線交通或者封鎖國境的，由國務院決定。

高福先後兩次公開提及“埃博拉在中國可防可控”、“SARS事件不會再來”，其重要的依據是，SARS後中國建起了傳染病聯防聯控機制——而利用這套系統，也正是中國疾控中心的職責之一：開展傳染病、突發公共衞生事件監測與評價。

自2004年1月起，中央撥“重金”建立的傳染病與突發公共衞生事件監測信息系統（下稱網絡直報系統）正式啓用，系統覆蓋全國衞生機構，不明原因肺炎是其監測、報告的重點之一。按照設計，醫院發現傳染性病例後，要在這套系統上報告。頗為高效的一點是，醫院在網絡系統報告病例後，中國疾控中心能第一時間收到，不需要經歷逐級上報的過程。

據中國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楊功煥介紹，中國疾控中心有專人負責監測網絡直報系統，一旦發現某個地方的不明肺炎病例超過5例，就會自動觸發核查機制，由中國疾控中心派人去進行流行病學調查、病人的訪視、採取樣本。

對於疫情的漏報、緩報，在醫療衞生系統也並非沒有約束。《財經》記者注意到，武漢市衞健委公佈的一則行政處罰決定書顯示，武漢市金銀潭醫院武昌分院在對“其他乙類傳染病”病人進行診斷後，未在24小時內進行網絡報告，於2019年3月11日收到予以警告的行政處罰。

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呼吸與重症醫學科主任張繼先是“疫情上報第一人”。

2019年12月26日，張繼先先後接診到四個病例，症狀和肺部CT結果相似。張繼先開始認識到事情的嚴重性，並於次日“向業務院長夏文廣、醫院院感辦和醫務部作了彙報，醫院立即上報給江漢區疾控中心”。

2月3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自1月3日起，中方共30次向美方通報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王令認為，從2019年12月底地方上報疫情，最遲到2020年1月3日，高層已經知情，“很難説疾控中心存在瞞報”。但對於這個問題，高福和中國疾控中心目前均未予以任何正面回應。

至於在張繼先上報疫情以前，網絡直報系統運行如何、基層診斷情況如何，目前仍有待權威機構的證實和信息公開。1月24日，武漢市金銀潭醫院胸外科主任醫師黃朝林等人在《柳葉刀》在線發表的《2019年中國武漢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者臨牀特徵》一文指出，武漢金銀潭醫院收治的首個感染者發病日期可以追溯至2019年12月1日。

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馮子健1月31日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表示，在本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中，網絡直報系統的啓用沒有那麼早，“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是一個新發疾病，在傳染疾病報告目錄裏是沒有的，調整網絡直報系統設置、人員培訓需要一個過程。****”

這些解釋是否能緩解輿論漩渦中的高福和中國疾控中心，目前仍待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