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援反思：輿論風暴凸顯基層紅會三大弊病_風聞

文章來源丨 中國慈善家雜誌

輿論暴風眼中的湖北紅會：

與其他公益組織的發展相比，基層紅會的改革步伐顯然是太慢了

發表於《中國慈善家》2020年2月號

2月8日，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直屬機關黨委印發《關於進一步做好參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認真汲取湖北省紅十字會有關領導和幹部失職失責的深刻教訓，進一步改進作風，切實做好參與疫情防控的各項工作”。

在武漢疫情防控期間，因為在接收和分配捐贈款物工作中存在不擔當不作為、違反“三重一大”規定、信息公開錯誤等失職失責問題，湖北省紅十字會黨組成員、專職副會長張欽被免職，並被黨內嚴重警告、政務記大過處分；湖北省紅十字會黨組成員陳波被黨內嚴重警告、政務記大過處分；湖北省紅十字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高勤被黨內警告處分。

主要負責人被官方處分，救助物資發放過於低效、錯誤頻出，讓湖北省紅十字會陷入一場輿論風暴之中。

志願者網絡建設缺乏作為

從1月23日武漢市紅十字會、武漢市慈善總會兩家公益組織被武漢市防控指揮部確定為疫情期間接受捐贈的主體，到1月26日民政部公告中指出，慈善組織為武漢募捐的款物，由湖北省紅十字會、湖北省慈善總會、湖北省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武漢市慈善總會、武漢市紅十字會等五家單位接收，湖北省和武漢市兩級紅十字會在這一場救援大戰中被委以重任，但遺憾的是，兩家紅會的表現卻不盡如人意。

醫療捐贈物資向急需醫院發放低效緩慢，錯將醫用專業口罩分發給“莆田系”醫院……種種不當作為使得紅十字會遭到輿論嚴厲批評。

湖北一家公益組織的負責人對《中國慈善家》表示，當地紅十字會所表現出的能力不足，以及所謂的人手不夠，其實是紅會自身志願者網絡體系建設不足造成的，“今天被罵到這個地步，其實是自食其果”。

《中國慈善家》查閲2018年度武漢市紅十字會部門決算報告顯示，武漢市紅十字會總編制人數13人，其中行政編制13人（參照公務員法管理12人），在職實有人數12人。疫情期間如此大規模的救助款物的接收、統計、發放等工作，如果只有十幾個人上馬，顯然是遠遠不夠的。

事實也證明，即便武漢市紅十字會十幾名工作人員全部取消年假，24小時不休不眠，還招募了數百名志願者，24小時輪流加班，依然捉襟見肘。

關於人手問題，壹基金湖北聯合救災項目總協調人周文介紹説，壹基金在湖北全省16個地市中，有85個夥伴（當地志願者和義工組織）參與。每個地市有2000至3000人的義工、志願者。在本次疫情發生後，從醫療物資的採購到發送，通過拉工作羣、建溝通羣，壹基金完全憑藉這些網絡，統籌社會資源。

“很多捐贈者早上捐來口罩，恨不得晚上就要看見一線醫務工作者能戴上。”周文表示，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之前如果沒有一個網絡建設和志願者隊伍培訓，靠臨時拉隊伍肯定“抓瞎”。

他指出，基層的志願者隊伍像滿天星一樣，散落各地，負責人是誰、在當地能力如何、可不可信任，這些都需要篩選和統籌。

深圳市社會公益基金會、基金會發展促進會秘書長楊欽煥表示，在當下公益慈善的場景分工下，包括紅會這樣的老牌公益組織要實現高效服務，並贏得社會信任，就必須要下沉到社區一線的基層，建立自己立體的捐助體系。沒有這個網絡建構，顯然滿足不了多元化的需求。

“志願者網絡體系的好處是人多有優勢。同樣幹一件事，志願者的成本要低很多。而且志願者本身有羣眾基礎，義務做事，羣眾在心理上更願意接受，怨言也少一些。”武漢當地一個志願者組織的負責人表示，“紅十字會不是不知道志願者的優勢，只是平時衙門作風慣了，缺乏作為。****”

公益項目創新動力不夠

在接受《中國慈善家》採訪時，武漢當地一位業內人士表示，相對於當地紅十字會飽受詬病，湖北省慈善總會系統在這次疫情中的表現相對更好。

該人士透露，“在前幾年，當地慈善總會也曾經出現過賬面上有錢花不出去的現象，但是這幾年，在醫療救助、貧困幫扶等公益項目能力上要遠遠超過當地紅會。”

《中國慈善家》查閲湖北省慈善總會有關資料發現，在該機構“慈善項目”一欄，助醫、助殘、助學、助困、扶貧、賑災等板塊有“白內障復明”“農村小學音樂教室”等多個捐款救助項目。

而查閲湖北省紅十字會官網發現，打開首頁“網上救助”一欄，僅有2016年10月掛出的一份“夢想啓航愛心助學申請表”。在應急救援、應急救護等“紅十字事業”一欄，多項信息僅更新到2016年。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紅十字會法》，中國紅十字會依法履行開展救援、救災，應急救護培訓，參與、推動無償獻血、遺體和人體器官捐獻，參與開展造血幹細胞捐獻，開展紅十字志願服務，參加國際人道主義救援等職責。

有資料顯示，湖北省紅會近年來在人體器官捐獻數量、造血幹細胞捐獻入庫志願者數量均居全國第二。但是除此之外，作為一個公益組織，似乎在其他公益項目建設上缺乏作為。

壹基金湖北聯合救災項目總協調人周文表示，任何一個公益組織，只有在公益項目建設、創新中才能不斷贏得公信力，並建立起龐大的志願者體系。

他以江蘇某婦女兒童基金會為例，近年來，該基金會正是通過好的項目設計，然後敞開讓各地的志願者組織參與執行，因此匯聚了全國範圍內四五百家大大小小的公益團體。

周文認為，像紅會這樣規模的公益組織，只有通過平時做項目，才能培養推動基層志願者組織等社會力量的健康成長。

一位參加過湖北省紅十字會志願者骨幹培訓班的當地公益人士表示，當地紅會每年也有組織針對自願者的培訓，但是組織頻率不高，覆蓋面也明顯不足。

基層紅會改革緩慢

2018年9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改革方案》指出，中國紅十字會總會改革要達成的主要目標是，保持和增強紅十字會政治性、先進性、羣眾性，克服機關化、行政化、貴族化、娛樂化現象，積極推進總會治理結構、人事制度、運行機制和工作方式等方面的改革創新。該改革方案還指出，要切實解決紅十字會治理結構不完善、管理體制理順不徹底、理論研究不深入、基層基礎薄弱、服務能力不強等問題。

湖北當地接近紅十字會的人士透露，**省、市及以下基層的紅會力量相當薄弱。**雖然從省市開始，慣例都是政府分管紅十字會的副省長、副市長和副縣長兼任紅十字會會長，但實際的負責人更多是專職副會長。到了縣一級，基本上都是過去衞健委系統的辦公室負責人兼任紅會具體負責人，很多縣級紅會根本沒有專職工作人員。而到了鄉鎮一級，則是由鄉鎮分管幹部兼管。鄉鎮幹部本身就人少事雜，分身乏術，紅會的工作更多是窮於應付。他所在的湖北某地市一級的紅會是2018年下半年才從政府部門獨立出去的。

《中國慈善家》瞭解到，作為本次湖北黃岡疫情最嚴重的下屬縣市之一，紅安縣在2019年7月才掛牌成立縣紅十字會。

有當地公益人士認為，要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但**湖北紅十字會系統最缺的就是專業人才。**相比其他公益組織的發展，紅會的改革步伐顯然是太慢了。“人員、財務不獨立，缺乏專業考核，導致有些領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缺乏任務意識。基層紅會系統急缺的是經驗豐富、實戰經驗多的專職公益人員。”

這位湖北當地公益人士表示，只有具備獨立考核和任務意識，紅會自身才有糾錯功能。疫情暴發期間，一些公益組織難免忙中出錯，比如他所在的公益組織，有工作人員將醫用護目鏡誤發給其他政府部門人員，但是發現後第一時間就馬上收回了。而相比而言，紅會的糾錯機制表現得非常低效，過程也特別緩慢。

作為公益慈善組織，公信力是其生命線，而維護公信力的前提就是公開透明。北京德恆律師事務所律師趙紅亮對《中國慈善家》表示，雖然慈善法等相關法律法規並未對慈善組織其信息公開週期做強制性要求，但是在如此大的疫情公共安全事件期間，公眾的監督權和知情權顯然被無限放大。“因此，紅十字會系統應該比法規要求的更嚴格地去發佈信息，要每日發佈收入和支出進展。有條件的基金會應該借鑑國外基金會的成熟做法，主動發佈定向的捐贈人報告。”

2月1日晚，中國紅十字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梁惠玲率領紅十字總會工作組抵達武漢。目前，工作組指導湖北省和武漢市紅十字會依法依規加強捐贈款物接受使用管理，嚴格規範決策程序，及時準確公佈捐贈款物接受使用信息；推動武漢市紅十字會與市指揮部物資保障組建立捐贈物資發放清單每日通報、信息每日發佈的公示機制；並充分發揮總會監事會作用，全程介入捐贈款物接受使用管理監督。

同時，中國紅十字會還從江蘇、四川省紅十字會抽調精幹力量支援湖北省、武漢市紅十字會的工作。

《中國慈善家》瞭解到，2018年5月，湖北省紅十字會已成立了改革工作領導小組，併到省內各地紅十字會、其他羣團組織和省外部分兄弟紅十字會開展專題調研；2019年7月，湖北省政府辦公廳印發紅十字會改革方案。

據瞭解，直到2020年1月19日，湖北省紅十字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高勤一行還前去孝感市開展專題調研，與孝感市政府領導就紅十字會改革工作交換意見。

高勤稱，要大力推進改革落地，立足自身實際完善好本級改革方案，打通縣級紅十字會管理體制“梗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