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北上廣沒有育兒嫂_風聞

來源：微信公號“每日人物”

還有些僱主，因為年前預定好的阿姨無法回京，自己的公司又復工，不能沒有育兒嫂，乾脆開着車去阿姨的老家們，將阿姨們從河北、山東、山西這些地方，接回到北京來，放到自家另一所房子裏隔離14天后上工。

**文 |**塗雨清

**編輯 |**金匝

**運營 |**一凡

兩個家庭的困境

這原本是一個相對輕鬆的春節。

 50歲的育兒嫂陳紅和丈夫今年在北京租上了自己的房子，是四居室裏的一個單間，終於不用住在公司宿舍了。16歲的兒子放寒假從老家河北趕來，大年三十，她做了小雞燉蘑菇，燒了一條魚，還包了餃子，是自己剁的餡兒。

幾天前，她花了200塊錢給自己買了件新衣服，想着3月份回老家的時候能穿上，這是今年她第一次買新衣裳。原本狠下心給自己買了一件900元的羽絨服，回家掛了一個晚上，最後還是拿去退了，給孩子換了一整套。

北京的除夕夜很安靜，聽不到爆竹聲。傍晚六點，日落了，整個屋子，只有陳紅一家的燈還亮着，其它三家人都回了老家過年。

新型冠狀肺炎的消息在那個晚上來到他們的餐桌，“哎呀，這病情怎麼這麼厲害啊，怎麼還能封村。”但一家人一説就過了，沒把它當回事。  壞消息卻接踵而至。陳紅的僱主是一歲半孩子的媽媽，對方告訴她，初六先不用來上工了，在家裏觀察14天再説。她丈夫在北京一家公司裏當司機，假期延長到了2月10號，上初三的兒子也接到了學校通知，暫不返校。 

這個原本一家團聚的房間漸漸成了牢籠。  十平米的房間裏，只放得下一張1.5米寬的雙人牀和一張沙發。兒子個兒高，父子倆睡牀上，陳紅矮一些，蜷在沙發上，睡一覺起來周身都疼。  吃晚飯的時候，陳紅想起那桌年夜飯，説，“早知道就不那麼快吃完（魚和雞）了。”廚房裏只剩下幾袋麪條，零星的土豆和白菜。  兒子坐在牀沿，趴在摺疊桌上聽網課。延期開學後，老師囑咐學生網上學習，陳紅家裏三個人的手機都打不開網課的頁面，孩子只能聽見聲音，看不到鏈接裏的畫面。老師説得用電腦，但這個家買不起一台電腦。 

她看了微信錢包的餘額，是200塊。原本等着一開工開始賺下個月的生活費，現在看起來情況並不明朗。  陷入困境的，不僅僅是陳紅一家人。

沒了育兒嫂，北上廣很多家庭都慌了手腳。

▲ 育兒嫂是北上廣許多“雙工家庭”的生活得以正常運轉的“標配”。圖 / 《找到你》劇照

住在上海普陀區的方伊楠覺得自己就快抑鬱了，“媽媽都是超人咯，白天不用睡覺，晚上也不用睡覺咯。”她的孩子剛滿兩個月，父親身體不好，母親要照顧他，婆婆還沒退休，沒辦法來家裏幫手。原本一直有月嫂住家，月嫂走後，和家政公司説好育兒嫂初七來家裏上班，肺炎一來，村裏封路，育兒嫂沒法來了。

方伊楠的丈夫是基層社工，因為疫情影響，春節取消了假期，每天最少要在崗位上待12個小時，她開始了獨自帶娃的噩夢般的日子。崽崽每天晚上12點-1點之間睡覺，3小時左右喂一次奶，早上7點鐘醒來，再也不肯睡牀，要媽媽抱着睡。

不接受親喂，只能用奶瓶，方伊楠每隔4小時就要吸一次奶。孩子脹氣，白天睡不踏實，一般睡了不到10分鐘就會驚醒，醒了就需要重新哄睡，她就在這些沒有止境的程序裏來回往復。沒時間做飯，方伊楠自己吃的，通常是泡麪和速凍食品。

疫情期間買菜也不方便，就算手機下單，也沒法送上門，要去小區門口拿，她不放心帶孩子出門，又不好意思每次麻煩居委會來送菜，“奶都回了很多。”帶娃的第24天，方伊楠聯繫的家政公司有了信兒，還有幾位春節期間沒有回老家的育兒嫂可以調動，但能用的育兒嫂太緊俏了，另一家人給出的價格高了1000塊，她還沒能等來，育兒嫂就去了別家。

放下剛睡着的崽崽，方伊楠拿出手機回覆朋友的消息，“我一個人，24小時崩潰地帶。”

▲ 對很多職場媽媽而言，在家辦公帶孩子=加班，出門上班=休假。圖 / 《業務部長 吉良奈津子》劇照

停滯的生意

陳紅的僱主是雙職工家庭，孩子媽媽每天7點出門上班，爸爸常年在外。一歲半的孩子正是難帶的時候，因為擔憂疫情，暫時不敢讓育兒嫂來家裏。她對陳紅説，等到2月20號吧，自己所在的公司通知20號上班，一旦開工，家裏不能沒人帶孩子。

某種角度來説，陳紅是幸運的，這個春節她留在了北京，隔離14天后，還能繼續回到僱主家裏。還有更多的育兒嫂滯留在老家，至今無法返回。

新冠肺炎在春節期間爆發，包括育兒嫂在內的大量阿姨春節期間回老家，又因疫情無法返崗，家政行業幾乎全面停工。北京是全國家政服務需求量排名第一的城市。

據北京家政服務協會測算，北京600多萬户家庭中，至少有三分之一需要家政服務，其中老人陪護、病患護理、嬰幼兒看護等業態需求量最大。育兒嫂和月嫂們緩解着城市越來越大的育幼壓力，國家衞健委副主任於學軍在2019年提出，目前我國有3歲以下（不含3歲）嬰幼兒5000萬左右，而照護服務供給不足。

從家政服務業態數據來看，母嬰護理業態的營業收入佔到家政服務業營業總收入的30%。

但這個春節，一夜之間，育幼壓力重回北上廣。一些規模較大的家政公司決定充分調配春節留京的阿姨。主營業務為育兒嫂和月嫂的家政公司“阿姨來了”北京分公司負責人孫梅説，這些措施也只能滿足一些老客户暫時替換的需求，新單幾乎接不了。

還有些僱主，因為年前預定好的阿姨無法回京，自己的公司又復工了，不能沒有育兒嫂，乾脆開着車去阿姨的老家們，將阿姨們從河北、山東、山西這些離北京不算太遠的省份，接回到北京來，放到自家另一所房子裏隔離14天后上工。

春節後原本是這個行業一年當中最旺的用工季節，以往從大年初四開始往後的一個月裏，家政公司“阿姨來了”在北京每天能簽下的新單幾十到上百，但現在從各個渠道反饋來的數據，只有“零星的幾個單子”。2月7號開始，“阿姨來了”呼籲非疫區的阿姨回京，由公司安排隔離14天再上崗。

但阿姨們分散在全國各地，目前回到北京的僅有25人。孫梅説，“我們公司的一句口號就是有人就有一切，現在沒有人，就什麼都做不了，所有的業務都開展不了。”即便是有了人，也解決不了全部的問題。

有家政公司安排好育兒嫂後，僱主要求這家公司的一位店長出具一份保證書，保證這位要來上工的月嫂沒有感染肺炎，“我怎麼敢保證？”這位店長也很無奈。為了規避風險，更多小型的家政公司則做出了不接單的決定。

▲育兒嫂必須通過嚴格的培訓才可以入户上崗。圖 / 受訪方提供

在北京的家政行業從業8年，徐蓮從育兒嫂幹起，成為家政人員培訓師，終於在去年5月開了屬於自己的一家店，主要接月嫂和育兒嫂的訂單，不忙的時候，店裏能張羅接單的阿姨有20人左右。

但從疫情爆發後到今天，徐蓮的店“幾乎沒有新的客户來問”，“就是有問的，我們也不派單子。”她説，“阿姨要出來，正常來説有隔離申請，咱們也沒有隔離的條件，要是居家隔離，咱們對工人也不瞭解。”北京市疾控中心要求外地返京的家政服務人員，返京後應自我醫學觀察14天。家政公司的宿舍大多是幾人一間的上下鋪，很難做到單獨隔離。徐蓮還是會擔心，回北京後也無法保證阿姨們每天接觸的人裏一定沒有感染源。 “還沒盈利，就出現了這個事情。損失都不敢想。”徐蓮每天都關注新增病例的數量，看看“有沒有拐點”，然後叮囑店裏的阿姨“別回來”。

等

大年初七，北京是個晴天，但陳紅感受不到比前幾日更猛烈的陽光。

房間裏只有一扇小窗，對面是飯店的水泥外牆，屋子裏整日悶沉沉的。一家三口照例又睡到了11點，“早飯那頓就省了”。有工作的時候，她睡不了多久，要早晨6點起牀，騎40分鐘的電動車到達僱主的家，晚上6點才結束一天的工作。

幹活的日子睡得踏實，現在，每天都睡不上一個整覺，沙發上伸不開腿，心裏又因為沒法賺錢着急，實在困得不行了，才能眯一會兒，沒多久就醒了。聽新聞裏説要少出門，多通風。陳紅打開那扇灰色的窗，但沒有風。她把門也打開了，只留下一道簾子。午飯是麪條，給兒子打兩個雞蛋，她和丈夫吃一個，配點鹹菜，吃過飯又躺回沙發。

房間裏只有容納一人走動的空間，他們通常都各自躺在牀上或者沙發上。下午，孩子實在無聊，想跟爸媽一起打撲克，陳紅不願意，“玩什麼玩，鬧心勁。”她正在盯着手機，再一次查看和疫情有關的消息，“新型肺炎疫情實時播報”，就在她手機通知頁面的第一欄。陳紅第一次這麼關注新聞，每天都要看好幾遍手機上的疫情動態，親友羣裏轉發的文章幾乎都會點進去看，“提心吊膽的”。疫情的消息幾乎成為這間房子裏三個人僅剩的話題。又過了一個星期，陳紅終於盼來丈夫原定上班的日子，上班就意味着能按時發工資。但他們只等來了人事發來的一條消息，陳紅所在的小區出現了一例確診病例，單位通知陳紅的丈夫，繼續在家隔離14天。看着微信賬户裏的那點兒錢，陳紅有些發愁。年前置辦完新衣服，原本就只剩下不到1000塊，這是他們一家三口最後的生活費。倘若再不開工，她只能向姐姐借錢熬過繼續隔離的14天。

同為育兒嫂，陳紅和同行們大多面臨着相似的處境，因為家庭收入低，決定去一線城市打工，每個月掙來的錢都花在刀刃上，沒有多餘的積蓄。47歲的育兒嫂周愛玲在這個假期回了老家山東，手機裏收到了老闆通知暫緩返崗的消息。

開工的日子一推再推，原本2月10號前可以返崗，在北京隔離14天就上班，但老家的村子至今還封着，她才開始着急自己的收入。平時丈夫在家種地，照看孩子，一家人的各項開支都靠她在北京的這份工資。小型家政公司的老闆眼看着就要借錢度日，接到每日人物的電話前，徐蓮正在和銀行的職員聊信用卡貸款的業務，她算了算手裏的錢，大概只能撐到3月份，之後房租錢都付不起了。

往常店內每個月的毛利大約兩萬塊，大多是依靠新的訂單，老客户換人對中介來説沒有利潤。一直不能接新單就沒有收入，每個月還需要支付一萬左右的房租錢。沒了阿姨，公司暫時不能履約，以前收的中介費可能需要退回。形勢並不樂觀。

2月8日，58到家母公司到家集團的CEO陳小華在接受《財新》採訪時説，如果在一兩週後，新冠疫情的新增數量大規模下降，那麼對未來就有樂觀的預期。而若疫情持續影響兩三個月，家政行業規模或僅存原來的10%到20%。

▲58同城招聘數據預測，等疫情穩定人們復工後，對家政等服務業人員的需求排在第三位，但前提是家政行業能夠保證被需求的服務人員“健康”。圖 / 58同城招聘整理

​今年春節後的用工高潮已經指望不上了，徐蓮只希望國家在疫情後能出台一些政策，減免家政行業的一部分租金，讓公司能扛得久一點。

她只能在電話裏安撫着急請人的顧客和同樣着急工作的阿姨，她相信等疫情過了總會好的，“僱主在等，阿姨在等，我們也在等。”

願望

5年前，為了供兒子唸書，陳紅獨自來到北京做月嫂，掙的錢比做育兒嫂多一些，一個月能拿到7000元左右。

月嫂一般一次接26天，下户後如果沒有別的預約，就只能等着，極少能剛下户，就馬上能去另一家。雙方還得面試，價格、技能、眼緣，都得挑。一年下來，陳紅最多隻能完整地做6、7個月的月嫂，“連着做誰也受不了。”有一次，陳紅不停歇地幹了兩個月，回家照鏡子，“瘦一圈，都不認識了。”白天給月子裏的媽媽做飯，三頓正餐和三頓副餐，還有孩子的吃喝拉撒睡，又要打掃衞生，洗衣服。晚上睡不好，寶寶要醒很多次，她得看着。

住家也有許多麻煩事，做飯的時候飯和菜的量得小心掌握，做多了，家裏的老人覺得浪費，但做少了，不夠吃也為難。陳紅是個性格直爽的遼寧人，到僱主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要注意的事項問得明明白白，比如什麼刀切菜，什麼刀切水果，她都記着。碰上過最難纏的僱主，之前別的阿姨待幾天就下户了，陳紅忍了4個半月。

遇到合得來的僱主，她掏心窩子對待，別人多給了一個月5000元的工資，她要拿出來4000給孩子買東西，改日送上門去。幹了一年月嫂後，陳紅覺得自己年紀大了，白天黑夜地幹活，“人都垮了”，於是改上白天的班，只做育兒嫂，“晚上能睡覺就行”，但工資也降，一個月不到5000塊，只能維持家裏的基本開支。

兩年前，陳紅的丈夫做生意，不慎賠了錢，欠下10萬塊的外債，於是丈夫也來了北京打工。每個月盤算着要是沒有大的支出，陳紅的工資一到手就拿去還債，“不敢擱手裏擱着，擱手裏就花了就沒有了。”一家人靠丈夫的5000塊工資生活，每個月要交2000塊房租，還要供孩子的學費和吃穿。夫妻兩人一個月有8天的休息日，但他們幾乎不休息，而是去當小時工，“一天一百塊錢，回來夠吃好幾天。”陳紅不知道自己還能在北京做多久的育兒嫂。

市場對育兒嫂年齡的要求越來越嚴苛，陳紅就見過一些僱主，只要四十歲以下的阿姨，如果不能做育兒嫂，其它家政服務的薪水就更低了，但她還是想繼續在北京工作。老家的地租了出去，屋子裏落滿灰塵，門窗都舊了。她説，“回家幹啥，守着大空房子，要啥啥沒有。”陳紅太想出去工作了，悶在出租屋裏半個月，瘦了兩斤多。她希望可以早點把債還完，再為兒子掙下一棟樓房。

武漢醫生李文亮去世的那天，她在被窩裏為他偷偷抹了眼淚，醫護人員原本是自己羨慕的行業，卻面臨更艱難的處境。她説，“俺們一點也不想給國家添亂。”一家人極少出門，買菜的時候要先看看超市人多不多，等人少的時候再進去。

上樓和下樓的時候走樓梯，不坐電梯，儘量不接觸公共空間，回到家，全身的衣服都得換一遍。這些天，她家附近超市的菜價貴了，以前一棵白菜2、3塊錢，現在10來塊錢，買了兩棵白菜花了26塊錢，豆角、茄子6、7塊錢一斤，買上幾個就10來塊錢，吃不了幾頓，她還是放棄了，買了土豆、蘿蔔這些能存住的菜，計算好一家三口大約一個星期的菜量，花了一百多。

賬上的錢只剩下不到100塊了。陳紅和僱主商量，等到下一個階段過去，也許就能上班。但北京市疾控中心要求家政人員佩戴口罩上崗，陳紅數了數，一家三口能用的口罩只剩下7個。

元宵節前，一場大雪降臨北京，雪後起了風，陳紅從沙發上站起來，把窗户開了一點兒縫。那天的風大，終於沿着縫兒，吹進了陳紅的小屋。

▲ 圖 / 視覺中國

（除孫梅外，文中受訪者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