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歷史沉痾,柏林電影節該往何處去?_風聞
东方观察-观察中国的窗口,中外交流的平台2020-02-19 06:03
當地時間昨天十點,2020年柏林國際電影節開票。過去的十幾年裏,沒有哪一屆柏林國際電影節像今年這樣,喜憂參半,充滿不確定因素。
去年5月,出任電影節藝術總監長達18年的迪特·科斯里克卸任,曾是洛迦諾電影節藝術總監的意大利策展人卡洛·夏提安和曾為德國電影促進局工作的荷蘭人瑪麗埃特·裏森貝克分頭承擔起電影節的策展和運營。直到半個月前,各競賽單元的入圍影片陸續公佈時,這一屆承前啓後的影展尚且被認為“穩中求變,平穩過渡”。
然而《德國時代週刊》的一篇深度報道打破了影展開幕前的平靜,作者經長期考據和嚴密的事實核查,證據充分地指出:柏林影展最重要的奠基人阿爾弗雷德·鮑爾,在戰時供職於第三帝國,是戈培爾的高級幕僚。鮑爾在1986年去世,影展為了紀念他,特設“阿爾弗雷德·鮑爾獎”。《德國時代週刊》這篇文章的刊發,對柏林影展的衝擊絕不限於 “取消一個獎項”。這個“最冷”的電影節因為元老的歷史污點成為熱話題,多年來以“正視歷史,説出實話”為藝術信念的柏林影展,將怎樣面對並講述自己的歷史?在轉型、調整選片思路和吸引有影響力的創作者這些專業命題之外,將要開始一段新航程的柏林影展不得不面對:如何揹負起歷史沉痾前行。
科斯里克任內的18年,柏林電影節積極的作為在於,其一,選片時儘可能擴大視野,“全景”“新生代”等單元給了許多年輕電影人、尤其第三世界的青年導演亮相機會;其二,“世界電影基金”幫助許多成熟導演解決投資難題,比如泰國導演阿彼察邦獲得戛納影展金棕櫚獎的《布米叔叔的前世》,其實是在柏林影展的“世界電影基金”資助下完成的。只關注參與者和得獎者的知名度,進而嘲諷柏林影展在聖丹斯影展和戛納影展的夾縫中“星光黯淡”,是外行對全球化背景下電影生產和發行的流動性缺乏概念的理解。
但一個處於頂流水準的影展確實無法不隨俗地擴展知名度,看熱鬧的影迷最關心的是主競賽單元的導演們是否眼熟。對影展藝術總監而言,處理電影節策展的個性化思路和吸引名導演,這是高難度的平衡。沙特里安履新,利用了他在洛迦諾電影節積攢的人脈,這讓今年主競賽單元呈現了近年來罕見的“大牌導演趕集”的場面,高冷多年的影展變得平易近人了:
蔡明亮導演仍執着地拍着李康生,在鏡頭後打量着孤獨的 《日子》。洪尚秀導演的生活和創作都和金敏喜捆綁在一起,《逃走的女人》仍然是男性凝視下的女人們各懷心事。潘禮德的紀錄片《輻射》從內容上和之前的《殘缺影像》《放逐》有相通處,思考“倖存者”在歷史中的位置,新片的“新”表現為形式層面的探索,大量使用三聯畫的方式呈現“平行的時空,平行的記錄”。
菲利普·加瑞兒導演的《眼淚之鹽》仍是高度個人化、私密化的作品,在外部世界和電影技術雙重突變的大環境裏,他恪守着 “新浪潮遺民”的法國知識分子姿態,在他的影像表達裏,男女之愛是這個時代的平行宇宙。在薩利·波特導演的新片《未曾走過的路》裏,藉由“女兒面對精神崩潰的父親”這個情境,可以預見她能成熟地處理女性、兩性和代際的議題,影片唯一的不確定性在於,艾莉·範寧、薩爾瑪·海耶克和哈維爾·巴登的全明星陣容,能給出什麼樣的表演。
但參賽導演的知名度,並不足以給一個影展保駕護航,有時候,名家雲集反而意味着不同影展之間的趨同。近年戛納影展因為被指責“老齡化”和“小圈子化”,不得不調整作者導演的團隊和入圍影片的議題方向,於是一部分戛納籍選手因不願隨大流或年齡漸長,滑落到後備梯隊,其中有些導演轉向了洛迦諾,現在,隨着藝術總監的流動,導演團隊也分流向柏林。用功成名就的導演撐場面,這是一把雙刃劍:星光雖好,柏林和戛納之間的差異性,會不會越來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