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局】武漢這場大排查，為何這麼難？_風聞

最近，武漢用三天時間，開展了新一輪“大排查”。

新任市委書記王忠林很重視這事。2月18號，他放出狠話：“如果再發現一例（居家患者），就拿區委書記、區長是問。”

事實上，2月9日，武漢曾開展過一次“應收盡收”大決戰。10日，時任市委書記馬國強宣佈，全市實現了99%的排查率。

19日晚是最近這輪排查定下的截止時間。王忠林要求各區區委書記、區長****都要籤“責任狀”，對確診病例一個都不居家等問題進行承諾，如果出現疏漏，立馬追責問責。

一些島友好奇，武漢雖大，但是對未隔離、未就醫的確診和疑似患者的摸排工作，為何這麼難？為什麼要排查兩遍、新任市委書記如此放狠話？

2月18日下午，王忠林暗訪武漢江岸區的百步亭社區（圖源：長江日報）

一

在武漢，摸排病患這事有多重要？

自“封城”以來，武漢的疫情防控戰已近一個月時間，但湖北省尤其是武漢市的疫情，至今仍處於高位運行的持續增長期、攻堅克難最吃勁的關鍵期、重中之重決戰之地的窗口期。

其中的關鍵是，“四類人員”的底數一直搞不清。

所謂“四類人員”，即確診患者、疑似患者、無法排除感染可能的發熱患者、確診患者的密切接觸者。兩次摸排，對象都是“四類人員”。

如果這些人，就算有一例放任在外，沒有做到“應收盡收”，那病毒的傳播就會繼續，疫情防控就沒有盡頭。病患不能收到治療地點，病情因拖延加重的幾率自然也會變大。

換句話説，一切防疫工作的基礎，都在“四類人員”的摸排。這是整體疫情防控的需要，更是救治每一個普通生命的需要。

武漢的摸排工作主要靠誰呢？

從專業角度而言，在疫情防控的“四早”原則裏，“早診斷”和“早治療”是醫護人員的職責；“早發現”和“早隔離”，則主要依賴社區工作者。

 武漢漢江區花樓社區，工作人員逐户排查

武漢的社區工作者要排查留在全市的900萬人，確實很難。但應該説，摸排的“社區之難”首先不在社區，在於整體疫情防控體系。

從湖北省啓動公共衞生突發事件響應機制開始，武漢就面臨一個矛盾：醫療資源的有限性和需求的幾近“無限”的擴張性。尤其是1月23日武漢宣佈“封城”後，疫情防控的主要矛盾，幾乎一直是醫療資源“擠兑”。

以往報道中常見的是，武漢的社區工作者頻頻反映，他們只能不斷地接電話、無窮無盡的電話；他們能給病患登記、排隊，但是無法給病患安排住院——因為醫院沒有牀位。

這一結構性矛盾，客觀上造成了基層尤其是社區超負荷運作。

從數據看，武漢市每個社區大概萬人，配備社區工作者只有10人左右。這就意味着，武漢市的社區工作基礎並不算紮實，只能提供最基本的服務。社區除了完成社保、民政、計生等必要的行政工作外，只能為老人、殘疾人、流動人口等特殊人羣提供服務。

其結果就是，此次疫情發生之前，社區和居民之間並無密切互動，社區處理複雜問題的經驗和能力都較為欠缺。

可以説，疫情的到來，幾乎是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讓武漢整個市政體系來了一次“平戰轉換”——

對社區來説，這種挑戰近乎極限。

中央指導組20日在武漢指出：在工作協調的過程中，整個指揮系統需要提升，需要提高效率，如果指揮系統的工作依然是常態下的節奏，那麼就不能稱之為戰時，也就不可能有效地指揮這場戰役和戰爭。

災害治理有一個規律，那就是要治療災害，僅靠常規體系是搞不定的，必須動用“運動式”機制。但“運動”是否有效，不僅取決於動員的力度，更取決於常規體系是否長期處於“準備”狀態**。**

從現實角度看，武漢絕大多數社區工作者都是本科以下學歷，拿着2000多元的月薪。在“備戰”並不充分的情況下，讓他們突然成為大戰前線的“職業士兵”，前期混亂是免不了的。

武漢洪山區金色城市社區，工作人員查看電錶，對照入住登記表核實信息

二

島叔和武漢的社區幹部交流時，能感受到他們的無奈和委屈。

比如社區書記/主任。他們常常被稱作“小巷總理”，似乎什麼都管。此次疫情防控，上級指揮部的各種命令、措施，確實也都一股腦兒地丟給他們。

但在城市生活的朋友都有感受：日常生活中，“原子化”的絕大多數居民，平時幾乎不怎麼和社區打交道，相當部分居民甚至從來就沒有接觸過社區幹部。

參加這次排查的一個工作人員説：大部分居民都比較配合，也有不配合的，有些不願意開門，我們就跟他們反覆勸説，有些甚至吵架。

疫情一來，情況變了。社區幾乎成了居民最大的依靠，居民的所有問題都會找到這裏。

客觀而言，社區的功能設置只是“服務”或“辦事”，並沒有“統籌協調資源”或“獨自處置問題”之權。社區工作者而言，疫情防控是“額外事務”“新增事務”。

據我們在一線的觀察和採訪，目前武漢社區工作者主要承擔以下疫情防控工作：

（1）上級各類統計報表信息的摸排登記與公示；

（2）“四類人員”等重點人羣的每日聯繫與跟蹤服務；

（3）孕婦、其他病患者、行動不便的老人等特殊羣體的就醫與生活需求服務；

（4）聯繫安排物業公司對社區進行消毒殺菌工作；

（5）普通居民的生活物資供應與保障等；

（6）社區封閉式管控工作。

每一項工作都不容易。每一項都瑣碎、複雜、耗時。

比如各種數據和報表。看似簡單，但每一個數字背後都需耗費大量精力。只要一位居民不配合，數據就可能失真，進而面臨各方壓力。

武漢漢陽區龍陽湖社區，工作人員為居民送菜

更大的挑戰是，**在“戰時體制”下，城市功能其實是不完備的。**很多之前由家庭、社會和市場解決的問題，現在都變成了政府責任。

而這些責任許多最終都要社區承擔——

比如，因出行不便，居民的日常生活物資也成了社區的責任。小區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得社區幫忙配備。尤其是早期居家隔離患者，被服務的需求極高，但社區又缺乏必要的防護物資去上門服務。

在採訪中，島叔聽到的一個案例是，某位確診患者在家中不幸離世，由於殯儀館的特殊車輛有限，家屬在家等了幾個小時，車還沒到。情急之下，家屬對社區幹部大發雷霆。社區幹部説，情緒我們可以理解，被罵也沒有怨言，但協調車輛這種事，真不是普通社區幹部能解決的。

更別提那些抱怨封閉管理的、硬“闖關”的、不戴口罩的，更難管。

有責而無權、位卑而事眾，這就讓社區幹部成了“夾心餅乾”。

一位社區工作者對我們説，醫護人員辛苦，大家都理解；但社區幹部的辛苦，上級不一定理解，羣眾也不一定同情。

武漢東西湖區三民社區，工作人員和民警排查

三

事實上，從2月9日那次排查開始，武漢市的社區工作發生了一些積極變化。

變化來源於兩個方面——

首先是醫療資源與需求之間的矛盾得到了比較大力度的解決，這得益於新建醫院、方艙醫院、學校、賓館等隔離點的開闢。只要有牀位，事情就可以逐步解決。要知道，牀位嚴重緊缺的時候，武漢不少社區“一天只有一個入院指標”。

參與排查的一位工作人員表示：現在牀位是夠的，基本上疑似的都能去。居家隔離的時候社區是最亂的，所有需求都彙總到社區，但社區也沒辦法安排住院。現在是有需求打到社區，幾個小時內就能解決。

其次是武漢市動員了1.6萬餘名機關黨員幹部、國企職工和教師下沉社區。這一舉措極大加強了社區工作的力量，社區的人力物力都有了較好保障。

一位曾參加過2月9日排查的工作人員對島叔説：“這次排查在時間上更充分些，人手上更充足些，幹部也下沉了。”

武漢江漢區中大社區排查（圖源：中國日報）

但這不意味着萬事大吉。

在島叔的採訪中，多位受訪人士認為，如今武漢社區工作的根本缺陷還是沒有切實解決，那就是沒有把羣眾真正動員起來。一位社工對我們説：一個小區近萬人，哪怕社區工作者從10個人充實到100人，這個比例依然是懸殊的；但如果真正把居民動員起來，每個單元、門棟都出人，這個比例是多少？

因此，武漢市委書記王忠林呼籲，“要在發動羣眾上持續加力，帶動廣大居民積極參與小區防控”。

羣眾動員應是社區治理的核心。島叔前兩天在武漢探訪一個社區，平常就治理得很好，正是因為羣眾工作紮實、志願者眾多。該社區書記已經擔任此職19年，他告訴我們，此次疫情，這個社區“零感染”。

有研究者認為，客觀來説，這些年的“社區治理改革”，其總體趨勢是往“正規化”和“專業化”的方向發展的。這很好，但也造成了一個意外後果：越是正規化和專業化，就越容易官僚化、行政化，反而“在羣眾身邊、離羣眾很遠”。

疫情就暴露了這種弊端：平時，社區和社區幹部、網格員都有“專屬事務”，上級也靠這些來考核社區，因此社區工作者忙於具體事務，卻不見得有時間去跟社區居民打交道。防控以來，社區和居民這一對本該是“魚水”的關係，卻往往沒法打通“最後一公里”。

疫情當前，救人要緊。但這場大考之中暴露出來的一些問題，卻值得我們思考。一個顛撲不破的道理或許是：久久為功、紮紮實實做羣眾工作，才是社區最重要的任務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