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暴露出醫療體系哪些問題？莆田系不是全部，只是印度神油_風聞

疫情之下，讓中國醫療資源緊缺的問題再次被暴露出來，並且成倍的放大了。而在這次疫情防治和支援湖北的過程中，私立醫院的表現再次遭到許多人的詬病，莆田系作為私立醫院的代名詞，自然千夫所指。

但是，如果把我國醫療體系的問題就歸結為私立醫院的存在，進而直接把鍋扣到莆田系頭上，就有點冤枉莆田繫了。莆田系沒有那麼大的能耐，這個鍋太重，莆田系是被不起來的。尤其是這次疫情爆發前後和救治過程中，雖然莆田系沒有出多少力，但本身也沒有犯什麼錯，這是客觀事實。

這次疫情暴露出來我國醫療體制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至少應該包括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整個衞生醫療體系多年來重治療輕預防的思路，這已經是多年頑疾了，尤其是在改革開放以來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路之下，這個問題更加被放大了，原因不難理解，傳染病預防是防禦性的系統，不產生效益，而醫院治病是產生效益的。所以，醫療可以產業化，而傳染病防治是逐步被邊緣化的。其實在醫院內部也是如此，絕大多數醫院的傳染病科室都是比較邊緣化的，領導不怎麼待見，到出事了才會想起來，像華山醫院這種傳染病科比較強的醫院很少。

第二個是在改革思路上，這些年盲目模仿美國模式，其實和現有的醫療衞生體系並不配套。比如現在的疾控中心體系，在功能和定位上都是存在偏差的。疾控中心是一個高度專業化的體系，比較強調研究和諮詢、建議，而沒有實際的權力，在地方上也是監測和蒐集、上報信息為主，而不是傳染病預防的責任主體單位。這是一個太過於專業化的功能定位，而衞健委作為責任主體，和疾控中心的銜接上是有漏洞和縫隙的，並不緊密。比如已經有人指出的這次疫情發生之初，疾控中心按照流行病學原則確立的確認“人傳人”的條件，就過於學術化、專業化，而耽誤了採取防控措施的時間。

第三個是醫療資源的問題。武漢的醫療資源在全國來説，是並不差的，在一些指標上甚至超過上海，排在全國第二，僅次於北京，比如三甲醫院的數量，就超過上海。但在疫情爆發之後，仍然出現了嚴重的醫療資源不足，尤其是在確認人傳人之後的醫療擠兑，導致了大量的交叉感染，反而出現了一波傳染高峯期。即便如此，正如此次疫情期間被廣為批評的年前出台的一個政策，十部委聯合發文件要求限制公立醫院發展，為私立醫院留出空間。

但這裏需要先澄清一個概念，所謂社會辦醫，其實並不完全等於私立醫院，更不完全等於莆田系。如果對公立醫院不作限制，那麼就會大量出現比如北京的好醫院到外地去辦分院，而這些醫院在當地就不是公立醫院，在經營和管理上也是完全利潤導向的。這種情況實際上是出現過的，而且一度非常嚴重，大醫院不斷的辦分院，擴張規模，擠壓下面的二級醫院、基層醫院的生存空間，所以才開始限制公立醫院的盲目擴張。

那麼醫療體制的問題在哪裏呢？最根本的問題其實是醫院實際上仍然保持着以公立醫院為主體的格局，但是藥品生產和流通卻是完全市場化了的。正是因為藥品生產和流通的高度市場化，讓整個醫療體系實際上成了一個雙軌制的體系，既有計劃的部分，又有市場化的部分，而計劃的部分就是醫院。但需要注意的是，雖然醫藥生產和流通高度市場化，但出口仍然在醫院。用什麼藥，同樣療效和功能的藥，用哪個生產廠家的，這個權力還是在醫院的，是壟斷性的。

這和前些年電力體系的問題其實是一樣的。在1990年代的電力體制改革中，採用的方案就是供電網絡和發電分離，發電和煤炭生產分離，從而導致電力體系長期存在所謂計劃煤與市場電的矛盾。電價仍然是國家控制着的，不能隨便漲跌，但是煤價卻是完全市場化的，根據供需關係隨時變動。所以一度出現了在煤炭需求猛增的時候，煤價很高，而電價不能浮動，從而導致發電廠和電網虧損運營的情況，極端情況下，發電廠為了減少損失，甚至只能停產。而且，在當時的改革方案中，嚴禁下游的電網和發電企業收購和控制煤炭生產企業，更加劇了這種矛盾。一直到2008年前後的改革中，才逐步形成了煤電聯動的電價浮動政策，這個問題才逐步緩解。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當時的許多行業改革都出現了這種情況，就是將原來的整個系統分拆為幾個大型企業的時候，不是縱向切割分拆，而是橫向切割分拆，阻斷同一個行業的上下游，再逐步將整個行業的某幾個環節完全放開給私人資本。比如航空業，就是將機場和航空公司分拆開來，導致的結果是機場很少出現虧損的情況，而航空公司因為要受到國際油價波動的影響，從而很容易出現虧損的局面。只有電信行業是個例外，是縱向分拆的，但這個分拆造成的結果是大量的基礎設施重複建設，一直到另外成立了負責基礎設施建設的鐵塔公司，才逐步緩解。

正因為藥品生產和流通的完全市場化，導致整個醫療體系的雙軌制，而這個雙軌制的結果自然是，雖然醫院本身仍然是受到限制的，但畢竟壟斷着整個行業的出口，所以必然會導致一些尋租問題的出現，其中一部分人自然需要將這個權力變現。如果能夠直接變現，就直接變現，不能直接變現，就可以間接變現。這就是莆田系這個怪胎雖然長期受到公眾批評，但卻始終存在的原因。因為莆田系不只是為這些醫院的老闆賺錢，而是整個這個體系中許多人變現的中介和工具。比如有些莆田系醫院的醫生，實際上就是公立醫院的醫生，在公立醫院需要排隊、預約的，到了莆田系醫院就可以直接看了。所以説，板子只打在莆田系身上，不解決任何問題。

既然是雙軌制，那麼改革的目標就是要朝着並軌的方向走，方向自然是兩個，要麼是繼續市場化，要麼是迴歸醫療體系的公益性，往低成本、全覆蓋的免費醫療方向走。但現在的問題就在於，因為多年的市場化改革已經產生了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所以現在要完全迴歸免費醫療就很困難，阻力很大，這個阻力主要就是既得利益集團，莆田系只是這個既得利益集團的一部分，甚至只是一小部分，並不是全部。只有解決了這個既得利益集團，才能完全迴歸公益性的醫療體系。

這幾年更危險的傾向實際上也不在於莆田系坐大，而是更多的大資本實際上都對醫療體系這個大蛋糕虎視眈眈。這也就是幾年前《財新》有一期的封面專題報道的標題“醫院熟了”的意思。因為接下來如果還要繼續深化醫療體系的市場化改革，那麼並不是讓莆田系這種小打小鬧的私人老闆去辦幾個小醫院，而是更多的大資本要接盤現在我們所知道的那些大醫院。比如復星集團此次也宣佈已經有200多醫護人員投入到了疫情防治中去，但相比之下，復星集團現在所屬的還都是小醫院，如果接下來還要繼續市場化，那麼可能就是要把華山醫院也賣給復星集團，當我們下一次看到張文宏醫生的時候，他已經是復星集團的員工了，我們還會像現在一樣相信他嗎？

而且，整個醫藥生產和流通的市場化現在正在反噬公立醫院，甚至能夠影響政策。相比公立醫院的醫護人員，各地的兩會代表委員中已經有了不少藥品生產和流通企業的老闆。無論在媒體上，還是在政策上，他們的話語權都要比體制內的醫護人員大得多，這也是醫療體系市場化、產業化雖然有不少人反對，但在政策層面卻一直在逐步推進的根本性原因。而現在的藥品生產市場上，外企仍然處於壓倒性優勢地位，所以才會出現《我不是藥神》這種情況。

和醫療體系的體制性問題相比，莆田系只是印度神油，體制問題是神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