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彥永：“非典”促進政府信息公開透明_風聞

http://media.sohu.com/20130401/n371356133.shtml

回顧非典十年，蔣彥永是一個繞不過去的人物。十年前，蔣彥永憑着醫生的良知，把他了解到的北京非典病患真實情況公之於眾，推動政府公佈實情。

　　十年後，蔣彥永已經82歲高齡，他精神矍鑠，講話鏗鏘有力。大多數時候都很平靜，只有在講到瞞報問題時，他聲音提高了，臉上有沉痛的表情。蔣彥永説：大家給我很多讚譽，其實我只是講了真話而已。一個人講真話還不夠，大家都要講真話；大家都講真話，國家自然就會好。

　　蔣彥永説他最大的樂趣是和燕京大學的老同學聚會聊天，燕京大學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他銘記在心，並用一生去踐行。

　　【原音重現】

　　“由於有關部門信息統計、監測報告、追蹤調查等方面的工作機制不健全，疫情統計存在較大疏漏，沒有做到準確地上報疫情數字。”

　　2003年4月20日時任衞生部黨組書記兼常務副部長的高強在國務院新聞發佈會上説

　　“這場疫病突然到來的時候，我們缺乏預防和控制的經驗，我們的應對機制也不完善。現在我們已經從中吸取了經驗和教訓。在與疾病作鬥爭的過程當中，中國領導人和中國人民學到了很多，這可能是今後我們克服這種突如其來的疾病的寶貴精神財富。”

　　2003年4月29日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温家寶在出席中國—東盟領導人特別會議時説

　　“我可以負責任地講，我上任以來公佈的數字都是非常準確地、坦白地。”

　　“古人云，人不自信誰人信之？我現在希望所有的幹部和市民樹立起信心。我們一定能夠戰勝非典。”

　　2003年4月30日時任北京市委副書記、北京市代市長的王岐山在北京防治非典新聞發佈會上説

　　“即使北京被解除了旅行限制並從疫區名單中刪除，我們仍然必須保持高度警惕，毫不鬆懈地繼續落實各項防治措施，並根據疫情的變化，將防治措施由應急調整到常規，科學規範地做好防治工作。”

　　2003年6月24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衞生部長的吳儀在會見世界衞生組織官員時説

　　良知使我不再保持沉默

　　從關心老同學的病情出發，我利用醫療系統的關係主動了解SARS情況，我認識到SARS非同一般，嚴重起來是會要人命的，應該加以重視。

　　新京報：你是普通外科醫生，怎樣涉足流行病SARS領域的？

　　蔣彥永：我大學學過公共衞生，對傳染病領域有一點基礎的瞭解。我的醫療和研究領域是普通外科，我接觸到SARS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2003年3月底，和我很要好的一位老同學因患癌症，轉胸外科準備手術時出現高燒，高度懷疑感染SARS。當時請兩家醫院有關專家會診，我參加了這一活動，因而瞭解到兩家醫院已經有不少SARS病人。從關心老同學的病情出發，我利用醫療系統的關係主動了解SARS情況，我認識到SARS非同一般，嚴重起來是會要人命的，應該加以重視。

　　新京報：當時你瞭解到的SARS具體情況如何？

　　蔣彥永：3月底，一家醫院已經收治40名非典患者和疑似患者，死亡2名；另一家醫院收治60名非典患者和疑似患者。4月4日，一位醫院院長在交班會上宣佈，他們醫院已經有過46例確診和疑似非典患者。此外，我從別處瞭解到還有別的醫院已經收治了非典患者。這時我意識到問題很嚴重了。

　　新京報：4月3日，當時的衞生部主要負責人在新聞發佈會上説：“北京市只有12例非典，死亡3例。中國的非典已經得到有效控制。”當你聽到這個講話，你是什麼反應？

　　蔣彥永：我的第一反應是他講了假話，我很憤怒。他是醫科大畢業的，對傳染病的危害性應當是瞭解的。因為是專業問題，上面的領導可能沒有認識到非典的嚴重性，但是他應當知道。知道了，他還説假話，有違一個醫生的職業道德。

　　當時的衞生部負責人説：“歡迎大家到中國來旅遊，洽談生意，我保證大家的安全，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四五月份是外國遊客到中國來旅遊的高峯期，如果外國人都跑到中國來旅遊，就可能造成嚴重後果。人命關天的事情，一個醫生的基本良知使我不再保持沉默，我有責任把我知道的真實情況公佈出來。

　　我只是講了幾句真話而已

　　如果大家都不敢講真話，國家就很難好。如果大家都講真話，國家就有希望了，事情就好辦了。

　　新京報：你怎麼想到利用媒體公佈詳情？

　　蔣彥永：我很着急。4月4號我給兩家媒體發了一封郵件，把我瞭解的真實情況告訴媒體。隨後幾天都沒有回應。我從沒有給外媒寫信，也沒有想到要主動找外媒反映情況。《華爾街日報》和《時代》週刊的記者不知道從哪裏知道了我，通過電話提出來要採訪我。別的渠道都沒有反應，我就接受了《華爾街日報》和《時代》週刊的採訪，我把我瞭解的情況如實地告訴了他們。

　　新京報：你考慮過接受媒體採訪的後果嗎？

　　蔣彥永：我提供的數字是十分可靠的，我對此負全部責任，這個我不害怕。記者在採訪時建議我可以不署名，我告訴她，不署名消息的可信性就差多了，我應該署名。她又問我，那樣做的後果考慮到了沒有。我説：我説的全是真實的情況，有憲法保護我。但我也做了最壞的準備，在個人得失和人民的生命安危之間，我毫不猶豫選擇後者。而且當時我有一個判斷，我講的是真話，我相信國家政府會公正對待我。

　　新京報：你披露北京非典病患真實數字後，世界衞生組織來中國視察，重新宣佈中國為非典疫區。有人説你破壞了國家形象。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蔣彥永：國家形象不會壞的。隱瞞情況如果導致嚴重後果，那才是損害國家形象。我講了真話，推動中國如實公佈疫情。4月17日，胡錦濤總書記強調：任何人不得隱瞞、謊報疫情。4月20日免去當時的衞生部負責人職務，啓動應急機制，有效遏制傳染源，這才是負責任的態度。講真話，不會使國家的形象受損，反而會加分。

　　新京報：後來有傳聞説你受到一定限制？

　　蔣彥永：我的生活和科研沒有受到任何限制。非典以後，我露面比較少，我的專業領域是普通外科，我對流行病了解很少，我確實沒有什麼可講的。

　　新京報：你披露北京疫情推動了政府信息公開，有人稱你是抗擊非典英雄，你怎麼看待這些榮譽？

　　蔣彥永：我不是什麼英雄，我只是講了幾句真話而已，把我所知道的情況如實地反映出來。一個人講真話還不夠，大家都要講真話，就沒有什麼可以掩蓋的了。大家都講真話，國家就自然會好了。如果大家都不敢講真話，國家就很難好。如果大家都講真話，國家就有希望了，事情就好辦了。

　　“現在有了講真話的環境”

　　大家要培養講真話的環境，現在中央領導號召大家講真話，而下面有些人沒有轉變觀念，在真話面前畏手畏腳，這是不對的。

　　新京報：十年你的生活有什麼改變？

　　蔣彥永：我的生活沒有什麼大的變化，我仍然是每個禮拜一去病房查一次房，遇到疑難雜症會去會診。我很關心國家發展，每天會在電腦上通過郵件收看各類新聞。

　　現在老了，喜歡和燕京大學的老同學聚會聊天。燕京大學的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我們燕大人時刻記在心中。要講真話，講真話雖然是難上加難，但我一定要堅持講真話。講假話、講空話是容易的，但我要做到絕對不講假話。和燕大人在一起的最大樂趣就是絕大多數人都能按照校訓做人。

　　新京報：你認為國家這十年有什麼改進？

　　蔣彥永：這十年國家取得了較大進步，非典之後，政府信息開始越來越透明，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國家這麼大，存在問題是正常的，不要回避問題，要一步一步去處理、解決。我對國家有信心。新一屆領導班子鋭意進取，習總書記和李總理強調要如實反映真實情況，勇於面對問題，鼓勵大家講真話，現在有了講真話的環境。

　　新京報：你認為什麼是最重要的？

　　蔣彥永：講真話很難，但講真話是最關鍵的最重要的。媒體也要敢於講真話，有的人在背後講真話，但是到正式公開場合就不願意講真話，這就壞了。大家要培養講真話的環境，現在中央領導號召大家講真話，而下面有些人沒有轉變觀念，在真話面前畏手畏腳，這是不對的。要大家都講真話，培育人人講真話的環境，中國才會有改變和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