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在誇韓國電影改變韓國,卻很少有人知道重慶花150億給高山居民建新家_風聞
陆东川-2020-02-21 13:33
導語
近日,韓國政府因寄生蟲撥款改善半地下家庭的新聞又出現在了公眾的視野,新聞稱將改善1500户家庭的居住條件,每户家庭最高可獲得320萬韓元(約合1.9萬人民幣)的資助。
而在中國的重慶市,有一羣人花掉了一百多億去改善高山居民的居住條件。筆者有幸以非政府工作人員的身份參與了部分工作,因此結合政府部門公開資料與文件及自身經歷撰寫本文。
重慶市概況
重慶作為新晉網紅城市,廣為人知的便是火鍋與夜景了,但是在網紅城市的外表下卻另有一番面貌。根據相關資料顯示,截止2014年底,重慶全市有14個國家級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和4個市級貧困縣、1919個貧困村、165.9萬貧困人口,貧困發生率7.1%。
之所以會造成這樣的情況,是因為重慶各區縣之間的發展狀況極度不平衡以及地形造成的先天不足。
重慶是一個集大城市、大農村、大山區、大庫區、集中連片貧困地區於一體的特殊直轄市,屬於欠發達地區。重慶的行政級別為直轄市,與一般省平級(如湖北、江蘇),其中下轄的行政單位是區縣,與一般省的地級市平級(如宜昌、南通)。雖然重慶是直轄市,但是它比其他直轄市要大得多,全市總面積8.2萬平方公里,接近浙江省面積(浙江省10萬平方公里,台灣省3.6萬平方公里),轄26個市轄區、8個縣、4個自治縣,合計38個縣級區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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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市行政區劃圖,左下角擠在一堆的就是主城區
重慶最低海拔73.1米,最高海拔2796.8米,平均海拔為400米,屬於我國陸地地勢第二級階梯。東北部雄踞着大巴山地;東南部斜貫有巫山、大婁山等山脈;其西為紅色方山丘陵;中部主要為低山與丘陵相間排列的平行嶺穀類型組合。在這樣的地質條件下,才使得重慶以1.4萬座橋樑的數量獲得“橋都”的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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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地形圖
正因如此,造成了重慶各區縣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2019年上半年重慶GDP破萬億,全國排名僅次於北上廣深津,然而總面積僅為0.54萬平方公里的重慶主城九區GDP就佔了4335.34億,接近一半,其餘區縣幾乎都處於打醬油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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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生態扶貧搬遷
根據重慶市政府的摸底調查,重慶60%以上的貧困人口分佈在生產生活條件極差的高寒山區、深山峽谷和石漠化地區。不僅居住條件差,交通也十分不便利,而在這些地方就地扶貧,投入極大效果卻非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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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農村的土房,存在着極大的安全隱患(網圖)
正是基於這樣的現狀,重慶市政府在2013年決定安排40億元專項資金,整合“地票”等政策補助資金100億元,在整個“十三五”期間實施25萬農村建卡貧困人口的搬遷(後擴大搬遷人羣範圍並加大投入,見下文)。即將居住在高寒偏遠地區的貧困户搬遷到資源、基礎設施等條件相對優越的區域,以達到扶貧和保護高山生態環境的目的。
那麼整個搬遷過程如何操作呢?
有的讀者可能會問,都説是貧困户了,他們哪裏來的錢搬遷呢?我們先來算一筆帳,以重慶全市25萬建卡貧困人口為例,令搬遷總投資150億元,其中國家補助20億元(8000元/人),市級差異化補助5億元(2000元/人),國家專項建設基金12.5億元,地方政府債券24.4億元,長期貸款87.5億元。如此一來,在各種政策用足的情況下,需要貧困户自籌的資金僅6000萬元,平攤到每一户僅有240元。
政策雖好,但是同樣會產生一些問題:有的貧困户在山上有田有地,如果進行搬遷,他們很可能會失去收入來源,陷入更深度的貧困;而且部分搬遷户可能存在盲目攀比的現象,在政府的補助資金之外再額外負債,導致更加困難等問題。
針對以上兩個比較突出的問題,筆者先就第二個問題回答,以重慶某區相關文件為例,安置房建設的人均佔地面積不得超過30平方米,人均住宅面積不超過55平方米,同時3人以下的家庭按照3人的標準進行計算,5人以上的家庭按照5人進行計算,這樣不僅能夠解決用地過大的問題,也能減少貧困户進行盲目攀比。
重慶某區集中安置點
我們再回到第一個問題,地方政府如何保障已搬遷貧困户的生計呢?正所謂搬遷只是手段,讓羣眾致富才是真正的目的。重慶市政府要求各個區縣發展產業,例如打造優質蔬菜、水果、煙草,或者農產品加工、鄉村旅遊等;同時加強勞動技能培訓,讓每個搬遷户都能掌握一兩門專業技術,以此提高收入。
南川區王坪鎮,第一個搬遷來的秦家村村民梁建華開了土特產商店,月收入五六千元;
開州區滿月鄉頂星村,貧困户利用當地海拔高、氣候涼爽的優勢,辦農家樂,家庭年收入近20萬元;
城口縣廟壩鎮關內村,貧困户左天權通過培訓掌握了現代化養殖技術,養了數百隻雞苗,預計年收入上萬元;
酉陽縣板橋鄉土家族婦女冉月娥搬進新家後,在一樓開了一家小超市,自己當上了小老闆,而她的丈夫在一所學校代課,一家人的收入比以前高了不少;
……
根據資料顯示,截止2017年,也就是自高山生態扶貧搬遷實施4年多來,重慶已有70多萬羣眾搬離了深山,開始了新的生活。而這70萬人,也僅僅是全國扶貧工作很小的一部分。
從2017年至今,重慶市共有十位因公犧牲的扶貧幹部,其中最大的62歲,最小的38歲,他們大部分是因突發疾病或過勞死亡,也有因交通事故、墜下山谷意外身亡,他們同樣是父母的孩子,也是孩子的父母,他們也僅僅是全國扶貧幹部一個小小的縮影。
總結
當然,高山生態扶貧搬遷政策雖好,具體實施過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某些搬遷地點選址不科學,住房建設不合需求,配套設施不夠完善,某些幹部亂作為等情況,但是搬遷工作本身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績。
正如我國人權觀所認為的那樣,生存權和發展權是首要的基本人權。
不必妄自菲薄,更不必過度吹捧,不忘初心,方得始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