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見柏林：不缺席的賈樟柯_風聞

還有幾個小時，第七十屆柏林國際電影節就要拉開帷幕。

就在昨天下午，賈樟柯還在微博發了一張“轉機”的照片，作為此次開幕式的重要嘉賓之一，他即將和維姆·文德斯、蒂耶裏·福茂等世界電影人一起踏上紅毯。

這一次，他帶來的最新導演作品是《一直游到海水變藍》，入圍了本屆柏林電影節的“特別展映”單元。除此之外，由其監製，宋方導演的《平靜》入圍了“青年論壇”單元。

值得一提的是，4K修復版的《小武》也將在第70屆柏林電影節進行世界首映。1998年，賈樟柯執導的《小武》正是在柏林獲得了“青年論壇首獎”和“亞洲電影促進聯盟獎”，從而揚名國際。可以説，柏林，正是賈樟柯的起點。

有意思的是，自柏林成名的賈樟柯此後倒是成了戛納和威尼斯的常客，《一直游到海水變藍》是他時隔22年之後再次入圍，在柏林國際電影節70大壽之際，頗有些奇妙的緣分。

時至今日，賈樟柯已經成長為“第六代導演”的領軍人物之一。雖然，在普通大眾眼裏，他可能是傳説中的“拍藝術片的導演”，而在商業層面，他又是一個精明的投資人。此外，他還是作家，是平遙電影展主席，是一名人大代表。

身份的多元，讓他獲得了更多的關注，也承擔着更多的責任。即便是在電影人的身份上，他也總會被人們賦予更多的期望。

比如，前段時間，李文亮醫生逝世。賈樟柯和另一位第六代導演的代表人物婁燁，在微博上前後發佈了一張燃燒中的蠟燭圖片，沒有任何文字敍述，但燭火為誰而亮，所有人心知肚明。而在當天中午，賈樟柯還發表了一段文字和一張北京雪後樹枝的圖片，寥寥幾句，便勾勒出了電影畫面，也難怪不少影迷都呼籲賈樟柯能以此題材拍攝一部電影。

某種意義上，賈樟柯和他的電影，稱得上是一個“時代的記錄者”。從《小武》到《江湖兒女》，再到這部新片，他始終在關注時代變革，關注身處歷史洪流之下普通人的生存狀態。而且，隨着年歲的增長，不難發現，他越來越偏愛更為宏大的時間敍事。

而今年，恰好是他邁入五十知天命的年紀。小賈與老賈，科長和老闆，導演和演員，回顧其走過的路，他的身上總有一種矛盾和自覺的統一。與此同時，他正在用電影實踐着某種理想。

從汾陽小子到代表第六代導演

時間回到1994年，那一年，第五代導演張藝謀和陳凱歌拍出了《活着》和《霸王別姬》這兩部公認的電影佳作，如今來看，這也是屬於第五代導演最後的榮光。

就在同一年，廣電部下發了一份文件：《關於不得支持、協助張元等人拍攝影視片及後期加工的通知》，對田壯壯、張元、王小帥、吳文光、何建軍、寧岱、王光利等七人私自參加國外影展予以懲罰。

這是中國電影歷史上第一次對一個導演羣體進行集體封殺，此舉也促成了第六代導演愈加“激進”的地下之路，似乎也加劇了他們“獨立叛逆”基因的裂變。

那時候，賈樟柯還只是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大二的旁聽生。正處於創作旺盛期的他和同班同學顧崢、王宏偉成立了一個“青年電影實驗小組”。《小山回家》就是他們鼓搗出來的第一部作品，用賈樟柯的話來説，那才是“自己想拍的電影”，雖然，在宿舍首映時只有一個人覺得拍得不錯。

後來，這部處女作在一位記者的建議下，參加了當年的香港國際影片展短片競賽單元，並獲得了最佳故事片獎。這次獲獎不僅給賈樟柯帶來了一筆小獎金，認識了來自香港的電影投資人，同時也結交了合作至今的電影夥伴，攝影師餘力為。

1997年，回到老家山西汾陽的賈樟柯，聽父親説起縣城就要拆了，感慨之餘，他放棄了原本要創作的劇本，轉而投入了《小武》的激情創作。短短二十一天的拍攝期，賈樟柯始終處於興奮狀態，片子完成後送去參加了柏林國際電影節，並獲得了青年論壇單元大獎。

那是1998年，賈樟柯和《小武》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了國際影壇，並備受讚譽。即便是現在的很多電影從業者，談起當年第一次看《小武》，也多以“震撼”“驚歎”等詞來表述。因為在此之前，我們很少能在電影中看到如此邊緣化的小人物，看到粗糙卻有力的電影語言。

如賈樟柯所言，“我就想拍出一種侷促不安的感覺來。每一個變革的時代，損害的都是那些小人物的利益，都是以犧牲他們作為代價。我特別喜歡一句話，就是一個社會急匆匆往前趕路的時候，你不能因為要往前走而無視被你撞到的那個人。”這句話，也成為很多人理解賈樟柯電影的註腳。

然而，他犯了和師兄們同樣的“錯誤”，《小武》並沒有拿到龍標。1999年1月13日，賈樟柯被叫去電影局談話，被要求停止拍攝影視作品。而在那一年，已經解禁的第六代導演張元迴歸體制，拍攝了《過年回家》；同樣的，王小帥執導了電影《夢幻田園》。

一起一落，一出一進，短短五年時間，時代所賦予的羣體角色在這時已悄然發生轉變。

此後，等不來拍攝許可的賈樟柯，終抵不過年輕氣盛的創作欲，他放棄了國內電影公映資格，相繼拍攝了《站台》《任逍遙》兩部劇情長片，完成了“故鄉三部曲”，也奠定了屬於他個人的影像語言。也正是這段時間，他在國外獲得了極大的藝術聲望，而在國內的影迷圈，也早已流行起了“賈科長”之風。

直到2004年初，賈樟柯被解禁。《世界》成為了他第一部得以公映的影片，《三峽好人》則因為捧回了威尼斯金獅獎，成為他最為大眾熟知的影片。

慢慢的，如今説起賈樟柯，都會認為他是第六代導演的領軍人物之一，並且，電影以及電影人已經成為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內容和身份。

商人屬性之下的藝術追求

事實上，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賈樟柯並不太認同關於電影導演的代際劃分。

2010年，他曾發表了一篇頗為煽情的宣言《我不相信你能猜對我們的結局》，其中寫道，“過分地強調自己是第幾代，或者過分地排斥自己是第幾代，本質上是一樣的。不想把自己歸為一個羣體，某種程度上是想強調個人的獨特性，或者想回避“某代”所具有的負面影響。”

但不可否認，被歸入第六代導演之列，是他從事電影創作之後冥冥中的自覺行為。在學生時代，自詡為第六代追隨者的他，無形之中受到的正是這些師兄們獨立抗爭所帶來的“民主”啓發，所堅定的為個人表達爭取權利。

同時，他也提及了2003年底在談話現場，某位官員所説的，“今天我們給你們解禁，但你們要明白，你們馬上就會變成市場經濟中的地下電影。”

不可否認，那時候的賈樟柯，還是會忿忿不平於電影（文藝）和電影（商業）之間票房數字的差距。當然，他在乎的不能説是數字，而是每個數字背後觀看電影的人。畢竟，曾經遭遇過五年的封禁期，每部電影即便上映，也都要通過漫長的審查和調整，他更希望的是有更多的觀眾能夠“光明正大”坐在影院裏，舒舒服服地看到他的電影，這點，恐怕到現在依然如此。

也正因此，在當年《三峽好人》和《滿城盡帶黃金甲》同時上映之時，他會説“我很好奇，在這樣一個崇拜黃金的時代，誰在關心好人。”

當然，結果不言而喻。到現在，他的電影最高票房紀錄是《江湖兒女》的近7000萬，和動輒以億計算的大片自不可比。或許正是因為他的電影相對不賣座，有些不明就裏的觀眾會覺得他總在虧錢。

但其實，賈樟柯應該算是國內為數不多的擁有財務自由和最終話語權的導演。這和他的商人屬性脱不了干係。

早在學生時代，他就通過倒買倒賣賺了一筆小錢。第一部長片《小武》在柏林獲獎之後，版權被賣至法國、意大利等多個國家，那會兒他的銀行卡，存款大概有500萬，那時候北京二環的房價，每平也才二千二百元。

不用籌錢，不用愁錢，這對於一個導演，尤其是初出茅廬的青年導演而言，無疑是免去了最大的後顧之憂，也給予了其創作上更大的自由度。

賈樟柯此前也曾在採訪中坦言，從《小武》開始，其參與投資了自己的所有影片，“擁有每部電影至少三分之一的股權。”而他的每部影片，幾乎靠海外版權就能獲得收支平衡，或者盈利，所以票房於他更多的是錦上添花。耿耿於懷，或賣力宣傳的背後，他更為珍惜的是每個電影被看到的機會。

除此之外，賈樟柯投資的領域還涉及了白酒、煤礦、旅遊園區，酒店，餐飲等實體業，跨界維度之大，讓人不得不佩服他的經商頭腦。

很難想象，作為電影創作者的細膩、敏感和柔軟情感，以及作為商人的精明、嚴謹，就這樣在他身上形成了矛盾的統一體，並且充實着他的人生道路。

電影的現實和電影人的道義

時至今日，賈樟柯身上已經自覺揹負了更多的責任。無論是之於電影創作者的身份，投資人的角色，或者是人大代表的義務，若用江湖人的説法，所謂“責任”，即“道義”。

少年期成長於紅色時代的末端，看着大街上無所事事的青年；青春期浸淫於打打殺殺的港片，寫詩、踢球、跳霹靂舞，作為小鎮青年，“賈樟柯”無疑是有江湖情結的。兩年前《江湖兒女》上映之時，他在接受採訪時曾説，“過去人與人之間是通過情感聯繫的，人們之間是情誼連接。現在，人與人之間成了錢與利益的糾葛，江湖就經歷這樣一個變化。”

但在經歷劇變的過程中，總有一些不變的東西，尤其體現在電影圈的人情世故。

過去這一年，賈樟柯監製了《不止不休》《平靜》《他與羅耶戴爾》《又見奈良》《西曬》《鄰里》六部影片，其中宋方導演的《平靜》還入圍了今年柏林的“青年論壇”單元，和22年前的《小武》一樣。

曾經的少年小賈，如今以長者的姿態，扶持着後輩電影人，所體現的正是一種傳承的情誼。

而這樣的幫襯情誼，在由其發起的平遙國際電影展上就更可見一斑。作為一個推動電影文化，助推青年導演成長的平台，但凡有青年導演的作品即將放映，賈樟柯幾乎每場不落親自站台主持，就算是肉眼可見的疲憊，他也依然堅持。

當然，以電影之名，表達對於社會現實的一種關照，是賈樟柯作為電影創作者最為自覺承擔的“道義”。著名電影學者戴錦華，曾在評價第六代導演時，説過如賈樟柯、婁燁他們，仍在繼續展現他們的創造力，而且，正是他們的影片“使得中國電影尚能體現與社會的連接。”

無論是早期的“故鄉三部曲”，還是後來的《三峽好人》《天註定》，以及展現更大時空變幻的《山河故人》《江湖兒女》，再到最新的《一直游到海水變藍》，以三位作家的口吻講述1949年以來的中國往事，賈樟柯的電影中總有歷史洪流的湧動，以及在此之中小人物生存的無奈和悲歡。

大概這也是其被影迷稱之為“時代記錄者”的原因所在。從他在社交媒體的發言和動向，也不難發現，他始終保持着敏鋭的洞察力。他的電影，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説是一把撕開社會隱秘傷口的利刃。

只不過，今年已經五十歲的賈樟柯，顯得更從容，也更“自我”，他對形成共識越來越不感興趣，尊重世俗生活，依然關心普通人，至於那些不可言説的，總會在不久的未來，出現在他的電影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