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生》：真實地展現醫患關係_風聞

本文轉自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古欣 

《中國醫生》劇照：朱良付。

南京鼓樓醫院的徐曄醫生火了，因為一檔叫《中國醫生》的紀錄片，他的微博新增了二十多萬粉絲，被網友驚呼“真人版江直樹”。帥帥的徐曄，一路學霸的魏嘉，又兇又萌的王軍，入世的修行者朱良付，他們是來自全國各地三甲醫院的醫生，也是《中國醫生》跟蹤拍攝的對象。

原本，這是一部小眾的紀錄片，去年曾經在央視播出過，但不久前登陸愛奇藝平台後，在疫情的背景下，這部聚焦醫生羣體的片子變得備受關注。在紀錄片類別中，關注度穩居第一，相關話題的討論在微博上超過億次。

這兩年，醫療題材的紀錄片和電視劇、電影十分火熱。這些作品大多注重挖掘題材的社會性，所以關注度比較高。“能不能有個片子是從醫生的角度去看？”抱着這樣的思路，《健康報》社發起“醫心”項目，顧名思義**，要呈現醫生的內心世界**。這就是後來的《中國醫生》。

《健康報》社找來了經驗豐富的張建珍出任紀錄片的總導演。張建珍此前拍攝過醫療類題材紀實真人秀，對醫療領域有積累，對醫生職業也有感悟。2008年到2009年，家裏的兩位老人雙雙因癌症入院，張建珍在醫院陪了一年。那段時間，家屬心理的煎熬和對醫生的依賴，張建珍都體會到了，她和年輕的住院醫生成為朋友，對他們生出理解與認同。

張建珍的另一個身份是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副研究員。她給拍攝定下了“不要刻意表現衝突”“不歌頌不誇飾”的調子。希望能夠藉此真實地展現中國的醫患關係。

《中國醫生》劇照：胡婭莉。 

醫生的成長

開拍前，張建珍帶領團隊在六家醫院開展前期調研，與每家醫院開出的醫生名單一一談話，從二三十位醫生中挑選三四位拍攝對象。

張徵是紀錄片的執行導演，他負責在南京鼓樓醫院定點拍攝，醫院推薦了兩位醫學大拿，婦產科的胡婭莉和骨科主任邱勇。

胡婭莉今年61歲，已經退休，但還是習慣每天去科裏轉一轉。能做一點就做一點，是這位退休婦產科主任的樸素想法。挑中胡婭莉做故事的主角，是因為張徵和她第一次交談，胡婭莉哭了。張徵感覺這位醫生有很多感情，講起很多事情時情緒都會跟着故事走，符合紀錄片所需要的性格鮮明的人物。

作為醫生，胡婭莉非常專業，也有其強悍的一面，但執行導演張徵努力捕捉到了胡婭莉温情的一面。一對夫妻從南通找到胡婭莉，為給已經被縣醫院判了死刑的胎兒尋找救命機會。胡婭莉找來很多專家聯合會診，希望能幫助這位好不容易懷上孕的母親保住胎兒。一度似乎出現一絲希望，但隨着胎兒發育惡化，這對夫婦最終不得不決定終止妊娠。胡婭莉將這個消息告訴這對夫婦時，妻子頓時淚流不止，胡婭莉手拿着紙巾遞給她，臉卻背過去。她不願流淚的樣子被患者看見，也不願面對鏡頭。

在鼓樓醫院，張徵跟許多醫學大咖打過交道，像胡婭莉這樣流露情緒的是少數，更多的大牛醫生習慣於表現得淡定。骨科主任邱勇是法國科學院院士。張徵跟拍邱勇時，發現邱勇記不住病人的臉，但只要看到病人的片子，邱勇就能立刻認出這患者是誰，也能記住之前的治療過程。“他們為什麼會很鎮定，很從容，都記不住病人長相？他們剛剛開始工作時肯定不是這樣的。”張徵產生了好奇，他想，只有去拍年輕醫生，才能還原每個醫生成長到今天的路徑和軌跡，揭開醫生內心的波瀾。

抱着這樣的想法，張徵開始在鼓樓醫院裏尋找拍攝對象，剛剛從醫兩年的燒傷科醫生徐曄進入他的視野。張徵第一次接觸徐曄時，對方正忙着護理病人。徐曄經手的是燒傷科當年收進的最大的一起病例。病人是鋼廠的技術員，被鋼水濺到，全身燒傷面積百分之九十五。為了治病，家裏已經花了一百多萬。病人的兒子即將結婚，鋼廠的老闆找他談話，告訴他廠裏還能出幾十萬，這個錢是繼續治還是留作別用，自己考慮。

**徐曄沒有想到家屬會放棄治療，但年紀更大的張徵卻預見了。**重度燒傷的病人需要多次植皮手術和長久的術後護理，沒有一兩百萬是治不好的，一般家庭想要拿出這些錢很困難。

徐曄的形象、性格和正在處理的事情對他內心的衝擊，讓張徵決定鎖定這個醫生。不久，張徵接到燒傷科的電話，有個六十歲老人送來，老人的雙手亟須植皮手術，如果不手術，創口無法閉合，感染和死亡近在眼前。

徐曄一面勸老人的兒子兒媳不要放棄，一面向院裏爭取到兩萬塊的救助基金，然而對於農村家庭，這些努力都敵不過巨大的治療費用帶來的壓力。故事再一次以家屬放棄治療結尾了。這一次，病人選擇不辭而別。張徵得到通知時，徐曄正在做手術，不想錯過徐曄第一時間的反應，他帶着團隊趕到手術室門口，等徐曄一起去病房。於是就出現了紀錄片裏的一幕。空蕩蕩的病牀前，徐曄沉默又失落，一隻手無意識地拍打着病牀的欄杆。

**“人生本來就是一場修行，更何況是醫生呢？你的極限每一次被抬高了一點。為什麼有的人説醫生看起來很冷酷？不是冷酷，是冷靜，因為你現在這種情況他早就見過無數次了。”**張徵把徐曄的一段話剪進這一幕。

片子記錄了徐曄最後一次與病人的兒子談話的場景，對方告訴徐曄，自己還有一個小廠，但賣掉就虧大了。像徐曄一樣，張徵也經歷內心的糾結，他曾猶豫要不要把這段放到片子裏。他清楚一旦播出，這句話很可能淪為被指責的把柄。

最後，張徵決定保留這句話。紀錄片播出了，一些彈幕罵這個兒子，儘管他已經為救治父親花了二十萬，並負上債務。無論是徐曄、張徵，還是總導演張建珍，都感覺自己沒有資格去評價。這樣的生死糾結和人性權衡，是《中國醫生》裏另一個拍攝對象——急診科主任王軍每天都要面對的。

《中國醫生》劇照：徐曄。

抉擇與信念

張徵第一次見王軍，留下兩個印象，一是這個醫生説話很快，二是王軍的口頭禪“我説的話你聽懂沒有？”這句話，接受採訪時王軍反覆説了有十幾遍。

跟拍王軍後，張徵開始明白這個醫生為什麼總是這麼急。週末，大部分醫院的門診關門，病人全部湧進急診，平時兩三百人，到了週末能有五六百個病人。王軍是核心調度。張徵特地選週六人比較多的一天，計劃先拍一些輕症病人，再蹲守重症，沒想到開拍當天，急診室就陸續送來了很多重症，他們只用了一天就超額完成了任務。

從早上開始，王軍的手機響個不停，心臟驟停、腎臟衰竭、呼吸衰竭的病人不斷地送來，他指揮着上呼吸機、心肺復甦、插管，聯繫別的科室的醫生會診，還需要幫病人協調緊張的牀位。

急診醫生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在緊迫的時間裏，讓病人和家屬充分理解醫生的想法和判斷，妥善地處理跟病人的關係，再溝通規避掉後續糾紛的風險。而家屬需要在極短時間內做出重大抉擇，開刀或是保守治療。

當兩個選擇都不好，尤其是當病人家庭裏有不同聲音，擔心擔責任或者事後埋怨時，選擇常常做不出來。但不管是拖延不得的病情，還是現實當中緊張的醫療資源，都容不得家屬猶豫太久。

紀錄片裏一個患晚期心衰的腸梗阻病人正是這樣的處境：要活命必須立刻手術解決梗阻，但病人的心臟狀況已經極其糟糕，很可能撐不過手術麻醉，換句話，結果很可能是人財兩空。

王軍出馬前，急診科醫生邵翔已經跟家屬談了很久，無果，只能搬來王軍當救兵。與温和而有所保留的邵翔不同，王軍措辭直白，三言兩語，家屬立刻做了決定。

**急診科主任和其他醫生最大的區別是，別的醫生可以專注於疾病的治療，而急診科醫生百分之八十的精力都花在跟家屬溝通上面。**這在張徵看來是一份更難的工作，其他科室可以針對病例説病例，但在急診科，醫生和患者的每一次溝通，某句話，某個語氣，某個眼神不對都可能引起糾紛。“如履薄冰”，張徵用這四個字形容。

張徵跟許多急診科醫生聊過，他們都説，醫生只能提建議，選擇權在家屬，這是醫療倫理，也是醫生自我保護的方式。張徵認為，在醫療知識不對等的情況下，讓病人選擇是沒有意義的，“給病人一個明顯的傾向”意味着承擔風險，卻恰恰是王軍對病人負責的體現。王軍常常考慮到家屬的實際情況，比如有病人是異地農保，王軍會建議家屬先在南京處理好緊急的問題，後續治療回到當地，爭取更多報銷。

張徵在急診科拍到的故事少有皆大歡喜的結尾，這跟送往急診的重症患者里老人居多、癌症晚期居多有關。搶救室讓他感到壓力，到處都是冷冰冰的機器，24小時亮着的燈光，醫生忙碌穿梭的身影和匆匆來人又匆匆空去的病牀，如果不看時間，在急診室裏根本分不清白天黑夜，但每時每刻，這裏都有生命在流逝。

起初，拍攝團隊駐紮在離醫院很近的賓館，等待電話通知，然而，團隊決定調整辦法，蹲守在醫院門口，等待救護車到來。為了抓到全過程的鏡頭，張徵安排了四個機位，一台跟着王軍，一台在大門口守着救護車，還有兩台在搶救室嚴陣以待。

**為了塑造豐滿的醫生形象，總導演張建珍定下的方案是，要從三個層面敍説人物，一個是醫生和患者之間的關係，這是最重要的關係，一個是醫生的同事關係，再一個是醫生的家庭生活。**張徵猶豫要不要加入王軍生活化的一面，卻擔心這部分內容會造成整個紀錄片環境氛圍的割裂。

最終，他選擇放棄，讓急診室保留本來的面貌。令張徵印象最深刻的是，腸梗阻家屬決定放棄手術那一刻，王軍回過頭看他，説着放棄了放棄了。那時已經是11點，距離病人送來已經過去了五小時。

加班是紀錄片裏很多醫生的常態。拍攝鼓樓醫院心臟外科王東進大夫那天，他做手術到凌晨1點多，兩台手術一共做了14個小時。河南省人民醫院朱良付主持該醫院的腦卒中綠色通道，需要保持24小時暢通，下班時間醫院來了病人，他總是騎着自己的小電驢第一時間趕到醫院。

鏡頭背後折射的是普遍現狀。《中國醫師執業狀況白皮書》表明，有23.6％的醫生從來沒有休過年假，而40％的醫生每天睡眠時間不足6小時。中國醫院每天需要接待患者2000萬人次，在這樣高密度的人流量背後，醫生超負荷工作變成了常態。

面對高強度工作，王東進説：“心臟外科必須得身體好，身體不好，站台站不住就會被淘汰。”朱良付説：“我不能死，我們差不多要用25年的時間才有可能培養出一個我這樣的主任醫師，如果我要是死了，就是浪費國家資源。”

朱良付每天跑步五公里，每天寫日記，反省自我。“對自己要求很嚴格，像一個修行人一樣。”讓跟拍導演柳亞觸動很大的是他的一句話，他説：“你認為醫生對家屬好，醫生關心病人，這個都不是很高的層次。醫生是在關心病人，但是醫生一旦上了手術枱，對，就應該把病人當狗一樣去治。這句話什麼意思？你不要有情緒，所有的情緒都是對你真正治療結果的一種干擾。所以手術枱上那個人不管是一個你素不相識的人，還是你自己的親爹，還是縣長，你要一視同仁地去，只是把他當成一個病人去治，只有這樣的醫生才是真正的一個好醫生。” 

2018年影片成片，紀錄片發起人之一、《健康報》社副社長肖景丹心裏犯嘀咕，“這是不是也太平淡了”。 紀錄片回拍攝地鼓樓醫院搞了一個首映式，請醫護人員看。肖景丹在播放中經常回頭，擔心觀眾走掉，但是醫生護士們都看得很投入，直到片子播放到最後，她擔心的事也沒有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