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式回顧抗美援朝戰爭（201）抗美援朝戰場上的精神創傷醫療小分隊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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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戰爭停戰協定簽署整整60年後，有些人不該被忘記。他們的艱辛，理應被融進國家和社會記憶裏，被彰顯與紀念。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60年前的朝鮮戰場上，數十萬中國軍隊裏曾出現過一支精神病治療小分隊。雖然不到10個人，卻意義非凡。

同樣鮮為人知的是，朝鮮戰爭結束後，約1000名精神創傷患者被轉往後方接受漫長而細緻的治療。他們中的一部分由於久治不愈、找不到家人而不得不在醫院終老，60年後，已很難找到倖存者。

因為戰爭而引發的精神疾病，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一個被忽視的話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才有學者注意到這一現象並加以研究。美國作家庫爾特•馮內古特曾把它寫進小説。他在1969年出版的《五號屠場》中，以黑色幽默的方式，還原了自己二戰時的親身經歷以及由此落下的巨大心理創傷。戰爭帶給他的痛苦幾乎毀掉了他戰後的正常生活，就像他在小説中所言：“即便戰爭並未如冰川般接踵而至，仍然有無盡的赤裸裸的死亡。”

而在中國，則要到1980年代後才能見到零星的以戰爭創傷為主題的論文和相關研究。即使到今天，當“越戰後遺症”、“海灣戰爭綜合症”幾乎成為一種流行詞語後，我們也鮮有總結出“抗日戰爭後遺症”或“抗美援朝綜合症”一類概念。由此可見，當年向朝鮮戰場派出的這支精神病治療小分隊是多麼超前。

現年已94歲的薛崇成原精神創傷醫療小分隊副隊長薛崇成

作為這支隊伍的副隊長，現年已94歲的薛崇成向記者講述了戰地醫院裏那些隱秘而難忘的往事。

60年來，痛苦只有死亡才能帶走。

1952年，長春第18陸軍醫院精神科病房內，伴隨一聲咬牙切齒的大喊，躺在牀上睡覺的一名志願軍病人猝然直挺挺地坐起，手臂上舉。61年過後，當年的南京抗美援朝志願醫療團第5精神病隊的副隊長薛崇成仍然記得這幅畫面。

6月28日，離朝鮮戰爭停戰協定簽署60週年不到一個月的時間，94歲的他向記者講述了那些他在戰爭後方接觸過的志願軍精神病人。

他們從猛烈的美軍炮火中死裏逃生，卻總是恨不得馬上消滅美國的樣子。跟其他精神病人不同，聽到號令，這些士兵仍然表現出一種“軍隊的紀律性”。薛崇成有時用“政治教育”制止他們吵鬧，並屢試不爽。

但再強大的精神指導，也未能阻止他們中的很多人在此後的餘生中被痛苦反覆折磨。

治療

在1952年成為一名志願軍戰地精神科醫生前，薛崇成在南京精神病防治院工作，這是當時全國第一家公辦精神病醫院。那年春天，他乘坐一列綠皮火車在軍樂聲中離開南京。32歲的他穿着志願軍黃綠色軍裝，左胸上佩戴藍底白字的“抗美援朝志願醫療團”胸牌。

薛崇成所在的南京志願醫療團第5批第5隊，又叫“精神病治療隊”，共有七八名精神科醫生。

兩天後他們抵達長春，第5小分隊編入志願軍第18陸軍醫院32隊，先行抵達的首批南京醫療團在這裏建立了精神科。

“南京這個隊是全國各地抗美援朝醫療團唯一的一個精神病治療隊”。2013年6月28日晚，北京團結湖某小區一個空間侷促的兩居室內，薛崇成説。

1941年，他22歲，和南京抗美援朝志願醫療團第5隊隊長陳學詩、第一小隊隊長伍正誼、第二小隊隊長陶國泰，都先後在美國教會所辦的華西協和大學學習，師從中國神經精神科奠基人程玉麟。伍正誼、陶國泰還曾赴美國進修精神病學，薛崇成則表示他在國內獲得了美國紐約州大學的博士學位。

在接受西方精神病醫學教育時，這批中國精神科醫生也許未曾想到，不久後，他們將和他們師從的國家在戰場上再次相逢。而在當年的課堂上，薛崇成也還未從美國教師那裏聽到戰爭引發精神疾病的知識。

雖然不像前線護士們經歷的那樣“有點生死未卜的味道”，在長春，危險也如影隨形，城市上空有美軍飛機盤旋，街道上的行人聽到警報就得鑽進防空洞躲避。

傷員如流水般從前線輸送到野戰醫院，“精神病人也很多”。

此前的衝鋒者陷入精神混沌，有的士兵身上還同時負有嚴重的槍傷，薛崇成所在的精神科設了200張病牀。

對這些剛在戰場上遭受心理重創的戰士，精神病隊採用兩種治療方式：一種是給病人注射胰島素；另一種針對症狀較重的病人，採用電休克療法。

“機器沒多大，跟個打印機差不多，兩根電極，給病人腦部通電”，94歲的薛崇成比劃着。通電之後，那些亢奮的戰士像癲癇發作般抽搐，陷入短暫的意識喪失，然後慢慢轉醒。

治療機器是小分隊到長春後造的。薛崇成説，除了缺乏專業的治療儀器，這支精神病治療隊的醫生對戰爭造成的心理創傷也缺乏應對經驗。

這種困惑同樣存在於他們的對手美軍之中。直到1980年代初，跟“創傷”有聯繫的術語PTSD（創傷後精神緊張性障礙）才第一次在醫療和精神病學領域中提出，原因是越南戰爭後，美國出現了大量患有心理創傷的老兵。

而真正“創傷理論”的出現則要等到1990年代。卡西•卡魯思在她的名作《體驗無法言傳》一書中將創傷描述為“對無法預知、無法阻擋、無法掌控的激烈事件的一種應激反應。這些事件會以在腦海中多次浮現、噩夢以及其他形式得以再現”。

對薛崇成來説，朝鮮戰場上的志願軍精神病人至今仍然是尚未明瞭的研究課題，發病原因除了“恐懼戰爭、害怕死亡”的一般性認識，一直未有更進一步的論斷。

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學者朱繼光也描述過精神病小分隊在開始治療時遭遇的困難：隊員們“不瞭解部隊情況及部隊工作”，臨時培訓的其他醫護人員也“沒有治療精神病的經驗”。

經過苦心研究，薛崇成他們漸漸摸索出適用於部隊精神病人的心理治療方法：帶着傷員讀報紙、講故事、縫襪子，舉辦娛樂活動。即便在60年以後，這套治療方法仍然行之有效。“現在治療精神病患者，也用畫畫、做手工等這些方法，撫慰他們，讓病人和社會生活銜。”薛崇成的學生楊秋莉説。

南京醫療隊半年一輪換，薛崇成卻在野戰醫院待了將近一年。在此期間，有的病人經過兩三週就治癒回到戰場，有的病人則花了兩三個月，還有一些士兵的症狀在他離開長春時仍未康復。

由於朝鮮戰爭的殘酷和血腥，志願軍戰士在肉體受到創傷後有時還會遭遇心理上的重創，但專業醫生稀缺，志願軍龐大的傷員羣體很難保證都能得到有效的心理救治。

1951年參加西南志願醫療隊的整形醫生王翰章，在日記中記錄了一位志願軍戰士遭遇生理、心理雙重創傷後的極端案例。

王翰章在長春市郊野戰醫院開設病房的第二天，20歲的傷員金漢奎被從其它醫院轉送過來。他是個北方漢子，高大魁梧，被凝固汽油彈燒傷。

“他很清醒，還跟我説話，但耳朵、鼻子沒有了，雙手只剩下手掌，腳也只剩下腳掌，雙眼上下眼瞼外翻，眼球完全暴露，嘴巴攣縮成了魚嘴一樣，只能用管子吸食流質。”將近半年時間，王翰章一共給金漢奎做了4次整形手術，“受傷後，他一直沒有看到自己的模樣，每一次手術後他都多了一份希望……説傷好後就回去結婚。”

但最後，無意中從衞生間的玻璃上看見自己模樣的金漢奎，在發出一聲嘶喊後，撞破窗玻璃從3樓跳下，聞訊趕到的護士只抓下了他的衣角。

轉移

1951年7月10日，中國、朝鮮代表與聯合國軍的美國代表開始停戰談判，終於在1953年7月27日簽署《朝鮮停戰協定》。

在此期間，大量受到戰爭心理創傷的士兵從東北三省向內陸轉移。

“**由於前線的野戰醫院規模有限，上級在1951年決定，志願軍精神病人要回到各省去治療，**但當時山東沒有精神病院，所以省委就決定要在濟寧的戴莊建一所精神病院”。八十多歲的陳微告訴記者。他曾是山東省濟寧市戴莊精神病院院長。

1951年，命令下達後，當時在山東醫學院工作的他和另外兩名同事，被派往北京大學醫學院進修。

如今，這所醫院的官網記錄着當年的簡略過程：第一批志願軍精神病人的收治時間是1952年9月27日，共有54名傷員。從時間上推算，此時距戰爭雙方簽署《朝鮮停戰協定》還有不足1年時間。

醫院距離濟寧城區4公里，是清代畫家戴鑑的房舍，至今任然迴廊環繞、小橋流水。之後來華的德國傳教士在這裏修建起了鐘錶樓和神父樓。

那些行為古怪的人陸續住進這裏。一些人悶悶不樂，孤獨地躲在牆角；另一些人則爬上兩層樓高的天主教建築，隔着鐵欄杆打打罵罵。附近的村民把這兩種病人分別稱為“文瘋子”和“武瘋子”。

現在，陳微已經記不清接收第一批志願軍精神病人的細節，只依稀記得，被卡車運來的他們穿着破舊的粗布軍裝，表情呆滯。

“1958年濟寧有了火車，病人一下火車，政府就派人直接用汽車接送到戴莊。”儘管當時經濟困難，地方上仍優先為志願軍病人提供車輛。

此後，戴莊也開始收治地方上出現精神症狀的普通軍人，吃住都和從戰場回來的患者一道。儘管平時他們看起來區別不大，但在發病時，那些喊着“衝殺”和“消滅敵人”的志願軍病人顯示出了他們的不同。

在戴莊，志願軍病人最初所住的病區是平房，每間大概30人，中間的院子作為活動場所，一些症狀不嚴重的病人還可以出去放風。陳微説：“外面不遠就是農村，我們經常領病人去蘆葦地散步、郊遊，飯也帶到蘆葦地吃，病人很喜歡。”

這裏的醫生“發明”了一種“工娛療法”，就是工作加娛樂，陳微説，娛樂項目包括聽音樂、學唱歌、教打球，還組織病人開運動會。病情穩定時，他們被組織起來編筐子、簍子，做草紙，還能種地、燒蜂窩煤。

在這裏，患有戰爭心理創傷的志願軍士兵跟醫護人員關係親密，一些病人洗頭、洗腳、剪指甲都由護士完成，“大夫還給他們理髮，女病人來了例假也是護士幫換衞生紙”。

主管醫院宣傳工作的王聖俠説，那些年戴莊接收的志願軍人數已經無法統計，而一些從其他地區醫院轉來的士兵因為沒有檔案，連姓名都無法得知；另一些病人的檔案則在醫院後來幾十年的變遷中遺失。據1984年入職的醫生趙萬利回憶，1980年代末期精神病院還有七八十名志願軍病人。

這些被送往戴莊的志願軍士兵下落各異，一些人經過治療康復，被親人接走；無家可歸的交由原部隊所在的民政局安排，但仍有部分士兵的精神創傷至死都未能痊癒。

1951年8月，韓國北華川， 美軍牧師Kenny Lynch為第三十一團服役的士兵進行傳教。此舉能在很大程度上撫平美軍士兵的心理創傷。

檔案

他隨手撿起一本士兵證，發黃的照片和紙張粘連在一起，一用力就會破碎的樣子

據鳳凰衞視報道，參加朝鮮戰爭的300萬中國志願軍中，有近20萬人傷殘，其中包括約1000名精神病患者。60年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已經離世。

浙江省湖州市第三人民醫院是當時的接收醫院之一。戰爭結束後，共有417名志願軍精神病患者被送往這裏，最後留在醫院終老的有146人。2010年夏，記者毛劍傑前去探訪時，僅剩下75歲的蔣振娟、87歲的胡久昌和另外一位身份存疑的士兵。

他們和其他精神病人混住在一起，除了少數護士和醫生，幾乎沒有人瞭解他們的具體身份。醫生、護士對他們也所知有限，除年齡外，僅知道蔣振娟家在江蘇泰州，之前是部隊的一名衞生員；胡久昌來自哪裏則是個謎，身上唯一的標籤是“志願軍炊事兵”。

當時，胡久昌病情危重，已不能説話，“鼻孔插着氧氣管、頸窩插着營養液管”。蔣振娟情況稍好一點，但也無法與人交流，每次問到年齡，她都回答説“17歲”，為此，醫生護士們一直叫她“小蔣”。

毛劍傑對3年前的探訪細節仍歷歷在目：“窗明几淨的病房裏，胡久昌老人當時已經肺部感染插管，卧牀不起，看樣子不久於人世。蔣振娟健康狀況尚好，滿頭白髮的她坐在牀邊的椅子上不停地擺弄着衣角，偶爾抬起頭來，能看到她歪斜的嘴角有口水滑下，她卻全然不知……”

這些人的發病原因已難找到準確答案。毛劍傑轉述醫生們的看法説：“像蔣振娟這樣的衞生員，最有可能是見到了太多的傷員和血淋淋的場景，導致精神不堪重負。”

隨着醫院多次搬遷及醫護人員一代代更替，這羣志願軍病人的病案記錄也逐漸遺失，很多人連籍貫、部隊番號、年齡等基本信息也變得模糊不清。

他們在醫院頂樓的檔案室裏找到了一些士兵的檔案，約有100份，裝在牛皮紙袋中，靜靜躺在一個沒有完全封閉的“一抹一層灰”的紙板箱裏。部分紙袋上註明着“犧牲”或是“死亡”。另外還有十來本鮮紅封面的軍人退役證，無法歸入任何一個檔案袋。

“撥開一看，滿滿一箱檔案卷宗：退役證明書、士兵證、病歷……隨手撿起一本士兵證，內頁都已經粘連、紙片發黃發脆，一用力就會破碎的樣子。”當時和毛劍傑同去採訪的攝影記者蔡懷光向記者回憶了3年前初次發現這個檔案箱的情景。

在他看來，這是“一處久為人忘的所在”，如果不是有意尋找，可能很長時間內都不會有人問津。“工作人員拿抹布擦了擦，雙手捏着紙箱的邊緣，來回拿了三趟。一倒，一堆證件攤在桌上，三箱倒完，眼前一座小山。”

翻開檔案袋，裏面的材料多寡不一，大部分只有一份軍人登記表或是退役證明，僅有個別裏面存放有病歷，或是審查材料、詢問筆錄。

這些檔案中的老兵大多數是一線戰鬥人員。已去世的湖北籍老兵王明德隸屬12軍34師102團。12軍是上甘嶺戰役的志願軍預備隊，34師106團則是在戰役後期接替傷亡慘重的15軍45師一部，固守了陣地28天。

幾乎所有的志願軍老兵都會在回憶中提及，朝鮮戰爭中美軍炮火格外猛烈，敵人“像撒胡椒麪一樣扔炮彈。以前扔汽油彈也就一顆兩顆，看準了來這麼一下，那天的汽油彈扔得不斷點。在營指揮所裏看着那個山頭就像一個大火炬。整整一天燒得如同火焰山”。

一位中國醫生曾回憶過士兵遭遇汽油彈傷害後的恐怖場景：“凝固汽油中還有許多化學助燃劑，有些還加了白磷，在人體表皮燃燒後會殘留大量劇毒的化學物質，通過燒傷創面的開放性創口進入血液，造成傷員血液中毒。燒傷面一般呈醬紫色，或者藍黑色。燒傷及中毒的雙重傷害，使得傷員在清洗傷口發出的哀號使人感覺身在地獄。”

在一戰中，英軍將戰場中發生的應激傷害稱為“炮彈休克”，形象地説明了槍、炮、地雷等武器形成的震波、高分貝噪聲、燃燒等因素對官兵心理的影響。

那個環境裏，很多人當場就精神錯亂了，“前方有，後方也不少。一個個目光呆滯、胡言亂語，動不動就在那裏’打炮了，打炮了！’或是‘卧倒卧倒’的亂叫。那樣子，沒有人見了不發怵”。

青春

1953年7月戰爭雙方簽署停戰協議，中國志願軍歸國部隊受到熱烈歡迎。

這批病人中的少數“學生兵”，沒有唸完中學就直接參軍上了朝鮮戰場，從入伍到發病時間通常不超過1年半

他們花了整整一天時間清理、翻拍這批檔案，逐一閲讀篩選，“當時的主要目的是尋找更多的個案，其中我們找到了蔣振娟的士兵證，裏面有她17歲的照片”。

正是通過這些殘存的檔案，毛劍傑知道了馬玉堂、洪朝林、吳曾規三個人的故事。

馬玉堂曾是志願軍20軍58師174團三連副班長，“因恐戰而成了精神病人”。

1951年，從後勤部抽調到一線戰鬥部隊的馬玉堂一開始就流露出強烈恐戰心理。一次高地阻擊戰時，面對對方兇猛的炮火，他嚇得躲進了防空洞裏，結果被副排長強行拖出。自此以後，他產生了厭戰的情緒，逢人就講：“我身體不行了，但現在還沒有復員條件。”

發展到後來，他開始絕食，聲稱“班長要拿衝鋒槍打死他”、“班長説我是特務”，並反覆唸叨“要死，自殺”之類的字眼。一次，馬玉堂支開看護他的兩名戰友，以“身體直立、兩腳平行”的古怪姿勢從樓上跳下。

不過他的這種自殺行為並沒有引起重視，組織鑑定結果認為，馬玉堂並非真的想死，而是“想通過自傷的方式儘快脱離現役”。直到1955年5月，馬玉堂的“精神分裂症”才獲得確認，退役後他被送往湖州三院長期休養。

洪朝林則是志願軍第40軍119師355團二營機炮連的一名彈藥手，入朝作戰時，不幸被美軍俘虜。“碰到了大批敵人，我跑得慢，掉隊了。”審查記錄裏，洪朝林如此表述。

在戰俘營裏，帶着國民黨舊軍人履歷的洪朝林再一次被打上了“國民黨”印記：美軍心理戰部隊和台灣國民黨軍政人員，在戰俘營裏成立了準武裝性質的“戰俘警備隊”，他們在志願軍戰俘身上強行刺上國民黨的青天白日黨徽，或是“反共抗俄”等政治宣傳口號，洪朝林未能倖免。

1953年8月，作為被遣返戰俘，洪朝林帶着手臂上洗不掉的“反共抗俄”刺青及失常的心理回到國內，最初被安頓在遼寧省第十康復醫院裏，後又輾轉到湖州三院，於1959年1月病故。

由於“反動刺字”及國民黨舊軍人的經歷，洪朝林死前至少遭遇了4次極為詳盡的政治審查和30多頁供述材料。毛劍傑説：“這些審查記錄和詢問筆錄條理清晰、完全看不出患精神病的痕跡，洪朝林自稱‘在戰爭中嚇出了精神病’，但‘在被俘那時是清醒的’。”

根據檔案上的地址，毛劍傑還到浙江省浦江縣洪朝林的家鄉進行探訪，得知他“最後在世的親人、有智障的弟弟，也在20年前走失了”。鄰居透露，洪朝林的母親很多年前以為“兒子多半死在外面了”，曾認了村裏一個孤兒作義子，為自己養老送終。

吳曾規是這批病人中少有的“學生兵”，中學還沒畢業就主動報名參軍去了朝鮮戰場，這讓全家人都感到意外。他的姐姐吳玉華認為，“膽小怯生”的弟弟是受了“當時全國上下熱火朝天的報名參軍潮”鼓舞作出這個決定的。

1952年10月，吳曾規在戰場上被炮彈彈片擊中頭部，大腦神經嚴重受損。在東北陸軍醫院幾經醫治沒有起色後，他被轉往湖州三院繼續接受康復治療。

直到1956年，吳曾規家人才打聽到他的下落。兩年後，吳曾規病故，吳玉華去醫院帶回了弟弟的所有遺物以及骨灰盒。

他們的發病原因，除吳曾規是由於受到物理傷害而導致的後遺症外，馬玉堂和洪朝林一般被認為是“戰爭應激反應”。這一概念成形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人們對大量的神經精神減員的回顧性研究之後，並在二戰時得到進一步完善和深化。其症狀被描述為：誇大的驚駭反應、記憶損害、睡眠障礙、戰爭噩夢、無目的動作、理解執行命令困難等。還有一些並不具備典型的精神症狀，而是以酗酒、物質濫用、違反紀律等行為異常為主要表現。

事實證明，很多戰場短期應激反應症狀，或恐懼或狂躁或條件反射式的應激狀態，在及時發現、進行心理輔導後是可以恢復正常的。包括汶川大地震中的災民、救援者，許多人也有這樣的經歷。但也有一些因為各種原因，成了終身不愈的頑疾。

骨灰

最角落的一個小房間，已經很久沒有人去過，裏面擺放着幾十名在這裏死去的老志願軍戰士的骨灰

像馬玉堂、洪朝林、吳曾規這樣留下詳細病案的只是少數，更多人被時間湮沒，人們只能通過殘缺的檔案、知情的醫護人員及故鄉親友之口，還原和打撈他們的人生片段。

2010年，鳳凰衞視《冷暖人生》欄目也曾做過一次努力。在一部名為《志願軍精神病院》的紀錄片裏，他們把攝像機鏡頭對準了位於張家口沙嶺子的河北第三康復醫院（原察哈爾省軍區療養院）。

和湖州三院一樣，這裏是國內幾家專門收治精神傷殘志願軍人的醫院之一。從1950年開始，陸續有380名志願軍精神病人在此接受治療。到2010年時，僅剩下了一名85歲的叫王洪恩的老兵還在此治病。

已退休的老護士長李文茂是鳳凰衞視紀錄片裏的主要受訪者之一，1962年就在此工作的他，對相當一部分志願軍患者都瞭如指掌，講起他們的故事繪聲繪色。

“有一個叫馬光耀，一發怒就咬自己，把自己兩隻手都咬的都五指不全了。沒辦法就捆在牀上，捆在那兒他還這麼咬……還有一個叫李海榮，常年不穿衣服，曬得黑不溜秋，老跟那兒站着。趙桐風他要犯了病就可厲害了，又打又罵，弄不住他，解大便解到牀上，扔到牆上，抹得哪兒都是，故意折騰你。”

當時在沙嶺子康復醫院接受治療的，有普通戰士，有高級軍官，還有身掛勳章的戰鬥英雄——前面提到的趙桐風便是其中一位。參加解放戰爭時，他曾因隻身擊退數十名國軍而獲得“孤膽英雄”稱號；朝鮮戰爭爆發後，身為偵察連副連長的他再次大顯身手，屢建奇功，最終榮獲特級戰功。

1954年戰爭結束的時候，趙桐風卻突然發病，“他每天只重複一件事，聲稱設計威力無比的大炮，間或對着天空大吼，有如衝鋒陷陣”。醫院診斷上寫着“極度偏執狂，不合作治療，絕食，戰爭妄想，幻聽幻視症狀相當嚴重”等記錄。

李文茂説，這些人有的整日癲狂，有的時而清醒時而糊塗，有的始終一言不發，拒絕和任何人交流，但是在列隊的時候，他們總是會非常自覺地排列整齊並且高聲報數。

他對這些士兵的行為描述跟創傷經典理論相符，在創傷經歷之後，受害者經常表現出諸如壓抑、呆滯、心理麻木等症狀。在反映二戰著名大屠殺—德累斯頓大轟炸的創傷心理小説《五號屠場》中，小説作者馮內古特筆下的主人公比利就被他們所經歷的戰爭創傷所深深地影響着。

這些身患戰爭心理創傷的志願軍士兵在生前也都遭遇了極大的折磨，在戰爭結束後的幾十年中，心靈上的創傷仍反覆向他們襲來。

如今，沙嶺子醫院已取消了當年的半軍事化管理，新增了兒科、婦科、內科、外科等門類，許多當地市民都在這裏求醫看病。根本看不出這裏曾經收治過數百名志願軍精神病人。

很少有人知道，他們中的一小部分正安靜地躺在醫院的一處角落裏。那裏鐵門緊鎖，裏面是老兵們曾住過的病房和列隊、曬太陽的操場，已經長滿荒草。其中的一個小房間，已經很久沒有人去過，那裏擺放着幾十名在這裏死去的老志願軍戰士的骨灰。

時光

朝鮮戰爭結束60年後，尋找當年的志願軍精神病人和醫生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已經跑不過時間。

6月26日，記者向湖南常德市精神病院詢問曾在此療養的志願軍精神病患者凌小云。醫院辦公室已經想不起那位志願軍女護士。一番查詢之後，醫院辦公室的男醫生聲音低沉地回覆：“是有這麼一位病人，但她幾天前剛剛去世。”

張家口沙嶺子醫院、濟寧精神病院情況類似，當年的老兵倖存無幾。

早年參加抗美援朝醫療隊精神科的醫生更鮮為人知，只有一份《抗美援朝運動中的江蘇南京志願醫療團》的材料寥寥數語提到“精神病隊”。事後的採訪證實，這指的正是那支從南京派出的精神科醫生隊伍，也是全國抗美援朝醫療團中已知的惟一一支治療精神病的隊伍。

當年的南京抗美援朝志願醫療團第2隊隊長陶國泰，如今97歲，患有老年性痴呆，孑然一身，甚至來不及將他的那段經歷告訴後人。

只有94歲的薛崇成還能憶起這支精神病治療小分隊的大部分細節。剛做完白內障手術不久的他，在晦暗的燈光下準確地報出了一個個老隊員的名字。

他至今保留一張當年華西協和大學博士畢業時的黑白照。照片上，讀完7年醫科的29歲的薛崇成，穿西裝，打領帶，戴着博士帽，儀表堂堂，這是老人青春歲月的美好見證。那時他們師兄弟10人師從程玉麟先生研究精神病學。

“老大王慰曾；老二劉昌永；老三伍正誼，林伯渠的女婿；老四陶國泰，他是國民黨行政院一個官員的女婿……我排老十。”薛崇成説，“前面9位同學即是師兄，又是老師。”

“現在，伍正誼死了，陳學詩死了，譚誠也死了……”每説一個名字，薛崇成都像與所有往事進行的一次告別。60年後，對大多數人來説，那些默默發生的痛苦和死亡，已經快被忘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