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太監的日常生活_風聞

文：陳寶良

　　 太監為刑餘之人，是宮廷中供使喚的家奴，這是偏於社會下層的一面相。太監又因專權而地位顯赫，耀武揚威，招搖過市，這是偏於社會上層的另一面相。北京是太監最為集中的城市。太監生活在皇宮中，所從事的是一些服侍皇帝或宮中后妃的事情，其生活當然是宮中生活的一部分。但在明代，太監時常外出採買，也與市井發生一定的關係。萬曆中期以後，礦監税使四出，太監蜂集各地城市，把城市攪得一塌糊塗。明人王磐作有一首《詠喇叭》的歌曲，對宦官到了地方上之擾民現象有深刻的刻畫。歌曲道：“喇叭，鎖哪，曲兒小，腔兒大；官船來往亂如麻，全仗你抬聲價。軍聽了軍愁，民聽了民怕，那裏去辨甚麼真共假？眼見的吹翻了這家，吹傷了那家，只吹的水淨鵝飛罷。”

　　 明人謝肇淛記：“宦官、婦女看演雜戲，至投水遭難，無不慟哭失聲，人多笑之。”這足以説明，太監有婦女之性的一面。而明代也有一句俗語，道：三個性兒，不要惹他。所謂“三個性兒”，即：“太監性兒，閨女性兒，秀才性兒。”顯然，太監之性如同閨房女子一般。何謂“太監性兒”，一是喜怒無常，任意鬧事；二是多淚常顰，一味嬌痴。所以，太監的性子，確實很難把握，但如果拿得着，對了他們的心思，卻又是“頭也可割與人”，甚至替人出死力。

　　 明宮太監生活，豐富多彩。或貪婪成俗，其性好賭，三五成羣，鬥雞、擲骰、看紙牌、下棋、耍骨牌、打雙陸；或好吃，輪流做東，約聚飲食；或奢侈成性，凡是生前的桌椅、牀櫃、轎乘、馬鞍乃至日用盤盒器具，均不憚工費，務求美觀，至於墳寺、莊園第宅，更是殫絕財力，以圖宏壯；或專門吃素，持佛氏之戒，修善念佛；或好花木，喜養魚，以示侈富；或好串戲，買來一些民間幼男，讓南人教習，以供自己耳目之樂。太監是明代芸芸眾生中的特殊階層，這些人的生活也頗值一記。

　　 

　　 一 太監的家庭與性生活　　 

　　 中國的老祖宗早就留下訓條：“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又説：“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閹割淨身而做太監，這是一般常人所不屑為，更為士人所鄙夷。那麼，怎麼仍有很多人想做太監呢？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兩個：一是在明代京畿地區，確有這麼一些人，他們家中無地可種，又生性疏懶，不願為人佃傭，整日在外閒逛，無所事事，甚至為非作歹。當看到有些人做太監以後發了財，又長了威風，着實羨慕煞人。於是，就私自淨了身，在北京潛住，想找個機會，託上一個熟人，到宮中找份差使幹，既混碗飯吃，或許將來自己也能得權獲勢。二是畿甸之民，乃至山東、山西、陝西等地，有些人希圖躲避徭役，又想僥倖得到富貴，而家中又有數子，就將其中一子閹割，名曰“淨身男子”。一旦進入內府，不但本人一家可以免役，而且其親鄰都可以享受免役的特權。在這些淨身男子中，能進宮成為太監的畢竟屬於少數，其中無法進入宮中者，就只好為乞、為盜，有些甚至起來鬧事，竟敢毆打禮部尚書這樣的大臣。

　　 這些淨身男子進宮以後，有些人就掌了權，志滿意得。儘管如此，太監有時仍將閹割視為奇恥大辱。如正統年間，太監於經得志，其父來探望他。於經下簾笞父，冤他父親：“爾何忍閹兒？”過後，才上堂稱父，抱持而泣。

　　 太監雖是刑餘之人，但也極力追求與常人相同的生活，即使不能娶妻生子，也要討“菜户”，拉“名下”，猶如娶妻生子一般。

　　 太監有妻，在明代以前已有先例。唐代高力士，曾娶呂玄晤女國姝。又如太監李輔國，皇帝替他娶元擢女為妻。宋代太監梁師成妻死，一些大臣還前去祭奠拜哭。元人趙伯顏不花先有妻子，年過三十，元順帝才將他閹割，成為太監。不花捨不得妻子，入宮後仍與妻子共處。

　　 明初洪武年間，明太祖下令，太監不準有妻，凡是太監娶妻，則處以“剝皮之刑”。但這一制度，到了宣德年間，顯然已起了變化。宣宗賜給太監陳蕪兩個夫人。陳蕪後由皇帝改賜姓名，姓王，名瑾，字潤德。天順初年，英宗也賜給太監吳誠妻。太監吳誠不但有妻，而且有妾，其妾為姚氏。自萬曆以後，太監大多與娼婦交好，並將其娶回，當時北京的坊曲即“西院”，已經成了這些太監的“外宅”。在明代，北京的婦女一般被視為“多懶而饞”。這些猥下的京城婦女，就與太監交往，時日一久，有些人就暱愛宦官，拋棄自己的丈夫，而甘願託身太監門下。

　　 太監已被閹割，即常人所謂的已“去其勢”，或者説已無“人道”，那麼這些人要婦人又有何用？有人認為，太監雖被閹割，男性猶在，必須接近婦人，夜晚才能睡得安穩。如太監侯玉，不但人長得俊美，而且妻妾成羣。其中有一人，名白秀，為絕色佳人，與侯玉交好至厚，成了他的寵姬。據白秀透露，才得知太監性生活，確如所傳言的一樣，也是甚是相愛，而且淫謔超過常人。據説，太監每與女子交接，“則將女人遍體抓咬，必汗出興闌而後已。其女子每當值一夕，則必倦病數日。蓋慾火鬱而不暢之故也。”

　　 有些太監為了恢復“陽道”，多吃牛、驢的“不典之物”，諸如“挽口”（牛、驢之牝具）、“挽手（”牛、驢之牡具）、“羊白腰”（外腎卵）、“龍卵”（白牡馬之卵）這些助陽之物，甚至聽信一些無賴棍徒的胡言亂語，殺生害人。如有魏天爵、林宗文兩位惡棍，向太監高寀百般獻媚，並向高寀進一秘方：“生取童男女腦髓和藥餌之，則陽道復生，能御女種子。”這位高太監聽後大喜，就多方買取童稚男女，碎顱刳腦。一些貧困之家，因生活所迫，只好割愛以售。更有甚者，一些惡少年用迷藥迷人稚子，得手後就進獻給高寀，以獲厚賞。隨後，高太監又買了幾位少婦，“相逐為秘戲，以試方術”。税署中，歌舞孌童也不下數十人，備極荒淫。

　　 據毛奇齡《西河詩話》載，按照明代的制度，直房內官（太監）與司房宮人都有伉儷，稍微紊亂，即被治以“淫失”。凡宮人伉儷，稱為“對食”，又稱為“菜户”。宮中宮人與太監成為配偶，在晚明已成一時風尚。假若宮人沒有配偶，就會被女伴恥笑，被視為“棄物”。他們的結合，也有媒人講合。太監與宮人成為配偶，究其原因，正如明人沈德符所言，不過是“宮掖之中，怨曠無聊，解饞止渴”，才出此下策，但這也是傳統時代帝王后宮制度的必然產物。

　　 假若太監強迫宮人作伉儷，就會被視為“白浪子”。崇禎年間，有一位在興龍宮供事的宮人，因學道而乞居象乙宮，與她的相好伉儷同居。到中元節時，夜裏到番經廠看法事歸，路過大高玄殿，遇見一位老太監。太監見她長的豔麗，就將她誘到石桌旁，強逼姦淫，導致訴訟。關於此事，當時內廷流傳着一首詩，詩云：“只合龍宮食菜薹，誤從鶴廠看經回。洞中枉作丹砂轉，石上還翻白浪來。”此詩就是太監之間為菜户而爭風吃醋的實錄。

　　 太監與宮人配為“菜户”以後，在晚明已不以此事為諱。即使是至尊的太監，有人問他：“汝菜户為誰？”他也以實相告，顯然已是相沿成習，恬不為怪。只有那些太監的“名下人”或者一些廝役，與人談到此事，不是直言相告，而是説：“某公為某老太弟兄。”所謂“老太”，是宮女的尊稱，而“弟兄”一説，則是“翁嫗”的別名，是説他們是一對。在明代，福建稱那些好男風（即男姓同性戀）者為“契弟兄”，此或許就是模仿了這一稱呼。

　　 太監有了對食的“菜户”，卻不能生子，所以一般將自己名下的小宦官當作自己的子孫。每次朝廷選拔宦官入宮，入選的淨身男子就進入了皇宮，稱作“進皇城”。內有一橋，叫“皇恩橋”，意思是説從此即可“受皇恩也”。不過，一般俗稱“忘恩橋”。據説，當宦官者大多是一些貧窶家子。一旦閹割以後，必定成為他人的廝養。等到進了皇城，獲得富貴，就開始仇恨起養他的人，報德以怨，所以把這座橋稱作“忘恩橋”。這些淨身男子入朝以後，內府各衙門的大太監就選擇其中面容姣好的人，任意拉去，名曰“拉名下”。所謂名下，猶如其子一般。所以，但凡大太監顯貴，其名下亦權勢顯赫。　

　　 二 附庸風雅 

　　 東魯古狂生著小説《醉醒石》第8回記有太監買扇子一事，可以從側面反映太監的審美趣味。小説敍述幾個太監一同逛內市，其中一個拿起一把扇子來瞧，是仿倪雲林筆意畫，一面草書。那位太監瞧了，道：“畫得冷淡。這是鬼畫符，咱一字不認得。”撩下，又看了一把，是米顛的山水，背面是鍾繇體書法。那太監道：“糊糊塗塗。甚麼黃兒，這字也軟，不中！”等到拿出一把畫有青綠大山水亭台人物、背面為姜立綱大字的扇子時，那太監才看，旁邊一個太監連聲喝彩道：“熱鬧得好！字也方正得好！”後又看一把宮式泥金花鳥扇，背後宋字《秋興》八首。那太監看後又道：“細得好，字更端楷。”顯見，太監不喜歡具有士人筆意的畫作與書品，喜的只是大紅大綠的熱鬧，字也追求方正端楷，説明太監的審美趣味不僅是宮廷的，更是世俗的。

　　 明代太監多來自民間的貧家子弟，也有一些是由淨身教職入宮的。如永樂末年，明成祖下詔，凡是天下學官考績不稱者，許淨身入宮訓女官太監。這些地方教職，多由生員、貢監甚至舉人充任，有一定的學問根底。即使是那些原本並不識字的貧家子弟，入宮當了宦官以後，也曾接受過內書堂的教育，因而變得稍微“文雅”起來。在時風的薰染下，太監也不時參與文化生活，吟詩寫字，玩古董，習方術，崇佛道，與當時的文化風氣關係密切。在這些“中涓人”即太監中，有些人以“善詩”著名，有些則擅長時文、古文，更有一些人儼然成了書法家。據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載，太監張維，隆慶間入宮，伴讀東宮。張太監以善於賦詩著稱，被明神宗稱為宮中的“秀才”。他在禁中退食之地，植竹數竿，神宗題名為“蒼雪”，於是他就用“蒼雪”二字命名自己的詩集。又據劉若愚《酌中志》記載，太監鄭之惠專心於經史，能寫八股文與古文。天啓五年（1625），出任宮中典籍，後升為監官。崇禎元年（1628）冬天，崇禎帝親自考試他的文采，出了“事君能致其身”這樣一道八股文的題目，鄭太監揮筆立就，入了選，升任隨堂，也算是古今的殊遇。另據《甲申小紀》所載，司禮監太監高時明擅長書法，善於寫擘窠書。崇禎元年，大內中更換懸掛的匾額，全由高時明親自手書。除此之外，太監中還有多人精通書法。如憲宗時太監戴義，其楷書可與沈度相媲美；又太監蕭敬，其楷書筆法似沈度，而草書則從張顛、懷素，間雜以篆籀偏旁；史賓，多學能書，多得歐陽率更筆法，好寫扇，題有他的詩、字之扇，在宮中頗為流行。

　　 太監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當時士大夫的影響。在明代，有很多太監喜歡與士大夫交往。如世宗時的王進德，好接賢士大夫，曾與陸深關係頗密，他所藏的《七賢過關圖》，就是由陸深題跋；萬曆朝時的王翱，字鵬起，號邨東，居住在西安門外，經常與士大夫唱和吟詩，有《禁砌蛩吟稿》、《郵東集》行於世；萬曆朝時太監諸升，字晉父，號鎮南，多讀博識，樂與士紳交遊。當時的士大夫以刻書或收藏、賞玩古董為風雅，形成一時習尚。於是，在一些太監中也刻意附庸這種風雅的生活。如萬曆朝時司禮監太監馮保，號雙林，篤好琴書，雅歌投壺，號稱有儒者之風。在他任上，司禮監刻了不少書，如《啓蒙集》、《四書》、《書經》、《通鑑直解》、《帝鑑圖説》。南京守備太監錢能與太監王踢都喜好古物，收蓄甚多。每隔五天，就讓人抬來書畫二櫃，在公堂中展玩。玩畢，“復循環而來”。他們收藏的書畫，多為精品、奇品，如“王右軍親筆字，王維雪景，韓滉題扇，惠崇鬥牛，韓幹馬，黃筌醉錦卷”，又有“小李、大李金碧卷，董、範、巨然等卷”。錢能所藏，還包括雲南沐氏家藏舊物；而王賜所蓄，又多為內府中的藏品。

　　 當時士大夫崇尚方術，太監也趨之若鶩，以致上當受騙者也不少。如南京守備太監劉瑯，其人很貪婪，資財豐厚，在私第建玉皇閣，延請方外術士，講求煉丹爐火之術。有一術士獲知他尤其信神，每事就稱“帝命”，騙取了很多財物。劉瑯有一條玉絛環，價值百鎰，術士假裝讓他獻給玉皇大帝，隨後“竊之而去”。在成化一朝，很多方士投靠太監，藉他們之力而得到皇帝的寵信。如“妖人”王臣，憑藉“妖術”取得了太監王敬的信任，併成為王敬奉使蘇州、常州等府時的貼身隨從。術士李孜省，也憑藉書符咒水等雕蟲小技，交接太監梁芳、韋興、陳喜，因得重用。萬曆朝時太監魏學顏最受神宗之寵。其人癖好黃白之術，“門多異流，雖屢為丹客所哄騙，而至老不厭也”。

　　 儘管太監百般模仿士大夫的生活，但他們的審美情趣與市民習氣更為相近。試舉下面幾例：

　　 嘉靖初年，南京守備太監高隆喜歡收藏名畫。當時有人向他進獻名畫，他看後説：“好！好！但上方多素絹，再添一個三戰呂布最佳。”好好一軸名畫，卻要在上方素絹上畫一幅“三戰呂布”，割裂了畫面的統一性，説明太監名為嗜畫，實則不懂畫，不過湊熱鬧、圖好看而已。

　　 蘭陵笑笑生所作小説《金瓶梅》中，與西門慶交往的也有幾位太監。小説第31回説到劉公公、薛內相兩位太監前去為西門慶賀喜，點唱戲曲套詞，其中多有幽默，太監出盡洋相，諷刺了太監的無文化。如劉太監先點唱“嘆浮生有如一夢裏”，此詞為歸隱嘆世之辭，顯與西門慶的華誕之喜不合；又點唱“雖不是八位中紫綬臣，管領的六宮中金釵女？”此詞是《陳琳抱妝盒》雜劇，也不符合慶賀的場面。薛太監點唱《普天樂》中“想人生最苦是離別”，更是離別之詞。最後，倒是薛太監一語道出了實情：“俺每內官的營生，只曉的答應萬歲爺，不曉的詞曲中的滋味，憑他每唱罷。”第64回説到薛太監、劉太監在西門慶府中聽海鹽戲子唱曲，認為風靡當時海內的海鹽腔“蠻聲哈刺”，只是讓唱道情的唱了一個“李白好貪杯”的故事，説明太監雖喜聽戲，但根本不懂南戲的滋味，只喜《藍關記》一類“搗喇小子山歌野調”，不曉得大關目悲歡離合，在審美趣味上與一般市民相同。

　　 從整體上看，太監的文化品位不高。儘管如此，仍不得不承認，太監中也有一些是讀書的賢者，而且較有學問，留下了一些著作，甚至識得事情大體。如萬曆時司禮監太監陳矩，學術醇正，尤其對《周易》一經有獨到的見解。著有《皇華紀實》、《香山記遊》、《閩中紀述》等書。司禮監太監孫隆，任蘇杭織造太監，凡是蘇州、杭州景色佳處，“不惜厚費，多所點綴”，如重修西湖蘇堤。尤其是孫隆所造之“清謹堂墨”，款制精巧，與制墨名家方於魯、程君房二家相比，其劑料之精細，還勝過方、程二家。據説，他曾在杭州岳廟岳飛像前，用銅鑄秦檜夫婦、萬侯高、張俊四人的像，“俱鐫姓名於胸次，跪之殿中”，説明他識大體，能分辨忠奸善惡。

　　 

　　 三 太監與宗教　 

　　 太監中大部分人為沒有文化的貧家子弟，在他們的精神生活中，更多地保留了民間的信仰習俗，甚至與佛、道及民間宗教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早在宣德年間，宮中各監局的一些小內使就“多為僧人誘惑，有長食素者，亦有潛逃削髮為僧者”。正德、天啓二朝的權勢太監劉瑾與魏忠賢，就分別以崇道或佞佛著稱。劉瑾曾上奏請求，在朝陽門外建道教宮觀，供奉北極玄帝。後又奏請貓竹廠的空地給付大德玄明宮，供贍香火。魏忠賢殺人如同刈草營一般，但也禮佛敬僧，誠心屈體。宣武門外文殊庵僧秋月，高橋寺僧愈光，碧雲寺僧大誺，他都供養施捨，並起建梵宇，塑裝佛像，金碧輝煌。太監劉若愚，從崇禎以後，就開始皈依佛教，誦讀《金剛》等經，以及蓮池大師所纂《彌陀疏鈔》、《菩薩戒發隱》。

　　 明代太監劉若愚曾對太監佞佛作過如下描述：“中官最信因果，好佛者眾。其墳必僧寺也。”由於太監好佛，在京畿一帶廣建寺廟，所以當時俗語云：南橋北寺。其意是説，北方寺廟之多，猶如南方水鄉之橋。北方的寺廟，大部分由太監創建，一座寺廟的費用甚至達到數萬兩銀子，窮工極巧。如錢寧建石經山祠，張雄建壽昌寺，於經建碧雲寺，費金銀不計其數。太監建廟之風，尤以西山為盛。每年春天三月，太監設齋供僧。按照平常的宗教風俗，所設齋飯不過蔬食果餅，但太監別出心裁，“甚至用腥葷，潛佐以酒”。更令人稱奇的是，太監從附近找來一些娼妓，根據路途的遠近，用葦蓆搭成圍棚，將妓女安頓在圍棚中，任憑僧人淫媾，號稱“大布施”。由此可見，太監信佛，行同胡鬧，很不嚴肅。

　　 “門僧”之制，始於唐代的“門徒”。據載，唐開元年間，一些百官之家，“多以僧尼道士為門徒”，並與他們往還，即使家裏的妻子也無所避忌。明代的江南，仍然有“門徒”的稱謂。明代太監依靠自己在宮內的權勢，收羅僧人在自己的門下，成為“門僧”。如正統九年（1444），北京仰山寺僧金和尚，“自稱王太監門僧，詐罪人金銀數百兩”。所謂的王太監，就是當時的權監王振。正德二年（1507）三月，明武宗通過太監李榮傳下旨意，大功德寺住持宗澤升僧錄司左覺義，管事僧人方紳升任大功德寺住持。於是，緇流紛紛賄賂太監，號稱“門僧”。

　　 太監信奉道教，一如佛教。自永樂年間在道教聖地武當山重建宮觀以後，歷代在武當山設有專門提督道教事務的太監。每當朝廷送玄武帝神像至武當山，也由太監專門負責其事。由於太監大多信奉道教，所以也有部分太監精通道教方術，並因此深得皇帝寵信。如弘治年間，內官監太監李廣憑藉丹術符水，受到孝宗的寵幸，權傾朝野。而太監所建道教宮觀，也為數不少。如在北京，劉瑾建有玄明宮，張忠建有隆恩宮；在南京，守備太監羅智、唐觀在烏龍潭廟廢址上建王靈官神祠。

　　 太監與宗教的關係如此密切，並且修建寺廟成風，其實也事出有因。概括起來，大體有以下三個原因：一是宮中太監的來源，多為民間的淨身男子，大約以閩人居多。然選中入宮的畢竟屬於少數，仍有大部分淨身男子無緣進入皇宮。這些未被選中的人就被安置在皇城外有堂子的佛寺中，俗稱“無名白”。二是太監既已淨身，自是絕嗣、絕祀之人，甚至香火乏人，死後無人祭祀、燒紙。無奈，一些太監生前就在寺廟旁選擇好墳地，而這些寺廟事實上也就成了太監的“香火院”。正如史料所記，這些寺廟均是官中信仰佛教的太監“營其身後香火藏”。明代史料言：“故事：中貴歿，必建寺於墓旁，肖其像祀之。”所指即此。而隆興寺，就是原司禮監太監張默齊的“壽藏處”。北京的智化寺，為正統年間太監王振所建。天順初年，在寺內立一旌忠祠，祭祀王振，“以僧官主之”。毫無疑問，也是僧人負責王振死後的香火之事。成化年間，太監錢喜、錢福死後，均得到明憲宗的賜葬，而且在葬地上蓋起了一座最勝寺。至正德二年（1507）五月，明武宗命將最勝寺前馬房草場地頃，撥與最勝寺“作香火”，用來贍護太監錢喜、錢福、錢能的墳塋。香山碧雲寺為正德年間御馬監太監於經所造。而在寺後，於經就立有自己的壽塚。天啓年間的權監魏忠賢，其所營墳墓也在碧雲寺旁。萬曆初，太監馮保營建葬地，造雙林寺。雙林為馮的別字。顯然，這座雙林寺也就是馮保的香火院。萬曆朝時太監陳矩，生前就預卜葬地於香山慈感庵側，在塚上建一石塔，稱“太極鎮山塔”；在墓道前豎一石坊，上寫“敕葬中使神道”。又立一石門，上面之額為“還一仙洞”。可見，這座慈感庵就是太監陳矩的香火庵。房山縣有一長羅寺，司禮監太監王安墓就在寺後。三是太監之性，大類女兒之性，對宗教往往容易佞信。太監之廣建寺廟，一如婦女之時常出入寺觀庵院。

　　 儘管太監與宗教有一種天然的聯繫，但就他們整體而言，識字不多，胸無學術，對宗教不加區分，一概濫信。太監腦海中的宗教體系相當混亂，神號也多無稽。如北京的弘仁萬壽宮，為萬曆四十三年（1615）由司禮監太監林潮督建。中為文昌殿。左祀諸葛孔明，封號為“天樞上相”；右祀文天祥，封號為“天樞左相”。二人均被稱為“真君”。後殿祀雷神，又設禮斗台。在最後面建“太極造運寶閣”，內奉安昊天上帝。所有這些，無不説明太監雖生活在宮中，但精神生活依然與民間合拍一致，因為童年的生活已在他們身上烙下深深的印記，永遠無法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