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戰而屈人之兵—美國的全球輿論戰_風聞

作者：熊蕾    來源：《青年記者》  發佈時間:2019-07-13 20:44:23

我從事的工作是向國外介紹中國，讓世界瞭解中國，力爭一個有利於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國際輿論環境。這些年來，隨着我們國家各方面的發展，我們的國際輿論環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國際上願意瞭解中國的人越來越多。但是另一方面，國際輿論格局中“西強我弱”的態勢還沒有根本改變。我們仍然不能完全或者完全不能掌握國際輿論的主動。

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強大的輿論攻勢的影響下，我們有一些所謂的知識精英，甚至一些政府部門的官員，價值觀念也在和美國趨同。種種事實表明，我們現在有一些有相當地位和話語權的人，唯美國人的馬首是瞻，説不清究竟是他們肩膀上長的是美國人的腦袋，還是他們的腦袋長到了美國人的肩膀上。孫子的“不戰而屈人之兵”，正在我們眼前成為現實——當然，“不戰”的是美國，“屈”的是我們。

不戰而屈，靠的是什麼?當然有實力的作用，但更有輿論的作用。我是跟美國新聞教授學的新聞，又訪問過一些美國新聞媒體，我認為美國新聞媒介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非常多。但是在學習他們的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他們的輿論為美國國家戰略目標服務的一面。在技術上向他們學習，並不等於我們應當在思想上成為他們的俘虜，把我們自己變成為美國戰略目標服務的工具。我們畢竟是中國人，理應為中國的國家利益服務，而不應被美國和西方資本牽着鼻子走。

我既不研究經濟，也不研究法律，更不懂戰略，對國際政治或者國際關係也沒有研究。但是從我的切身體驗，我對美國“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做法，很感興趣。所以收集了一些這方面的資料。從我收集到的這些資料來看，美國對“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思想，非常推崇，對實現這個目標的策略手段，相當下功夫。這主要體現在他們對心理戰的重視和運用上。

心理戰

美國對敵人或潛在敵人的心理戰，開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和更多的實踐。在美國當代的軍事行動中，從1991年的海灣戰爭，到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美國都出動了心理戰部隊，並且公開聲稱心理戰在這些軍事行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國心理戰行動網頁直言不諱地説：

如今，心理戰行動是美國政府用以確保國家目標的各種政治、軍事、經濟和意識形態活動的一個至關重要的部分。

美國國防部對心理戰的定義是：

有計劃地利用宣傳和其他心理行動，以影響敵對的外國團體的輿論、情感、態度和行為作為首要目的，從而支持實現國家目標。

對心理戰行動的定義是：

向外國受眾傳達有選擇的信息和指標的有計劃的行動，以影響他們的情感，動機和客觀推理，最終影響到外國政府、組織、團體和個人的行為。

這是什麼意思呢？美國心理戰行動網頁上的解釋是：

美國軍事心理戰行動的最終目標是，向外國受眾傳播支持美國政策和國家目標的真實信息，使敵對的、中立的和友好的國家和力量確信，應當採取有利於美國及其盟友的行動。

美國的“國家目標”是什麼？我們來看看美國人自己是怎麼説的。

1950年4月14日，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遵照當時的美國總統杜魯門的授意，提交了一份《美國國家安全的目標與計劃》的報告。當時這份報告被列為絕密。現在解密了，在網上就能查到。報告説：

一個自由社會的目標是由其基本價值觀念和維持使這些價值觀念繁榮發展的物質環境的需要來決定的。因此，克里姆林宮對美國的挑戰，無論從邏輯上還是從事實上，都不僅是針對着我們的價值觀念，而且針對着我們保護這個環境的物質能力。這個挑戰既是和平時期也是戰爭時期的，所以我們和平時期和戰時的目標都要考慮這一點。

針對所謂“克里姆林宮的挑戰”，報告提出了三點應對原則，包括：

“1、我們必須強大起來，包括在我們的國民生活中肯定我們的價值觀念，在發展我們的軍事和經濟實力方面，都要強大。”

“2、我們必須領導自由世界建立一個成功運作的政治和經濟體制。只有得到國內外對我們基本價值觀念的實際肯定，我們才能保護我們的完整，真正挫敗克里姆林宮的圖謀。”

“3、但是，在肯定我們的價值觀念之外，我們還必須有這樣的政策和行動，就是使蘇聯體制的性質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達到這個變化的第一步，或許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挫敗它的圖謀。”

52年以後，2002年9月，美國總統布什提出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開篇就説：

“20世紀自由和極權主義之間的大爭鬥以自由力量的決定性勝利告終——這也是國家成功的唯一可持續模式的勝利：自由、民主和自由企業。”

“今天，美國享有無與倫比的軍事實力和巨大的經濟及政治影響力。在保持我們的遺產和原則的過程中，……我們將打擊恐怖主義分子和暴君，捍衞和平。我們將在大國之間建立良好的關係，保持和平。我們將在每個大洲鼓勵自由和開放的社會，擴展和平。”

從這些陳述中，我們看到，從1950年到2002年，在52年的時間裏，雖然世界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目標中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並沒有改變。凡是有悖於美國式的社會制度，凡是有悖於在美國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凡是有可能與美國世界霸主地位抗衡的潛在力量，都會被認為是對美國的威脅——不僅針對着他們的價值觀念，而且針對着他們保護這套價值觀念的物質能力。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不能容忍這樣的制度、意識形態和力量存在。從烏克蘭到中亞，所謂的“顏色革命”幾乎就發生在我們的眼皮底下。這些事件的背後，都有美國的影子。

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規定，要打敗對美國的威脅，“我們必須動用我們軍械庫中的一切工具——軍事力量、更好的國土防禦、執法、情報”等等。但是，他們認為，心理戰作為人類軍械庫中最古老的武器之一，“對戰爭的成功幾乎和人力及武器的使用一樣必要”。

美國心理戰行動網有一個專頁，收集了古今各方名家論心理戰的語錄，也顯示出他們對心理戰的重視。

關於心理戰的重要意義和目標，有這樣一些語錄：

列在第一條的是孫子兵法《計篇》中的：“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

 第二條也取自孫子兵法，是《謀攻篇》中的：“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拿破倫：“世界上只有兩大力量，劍和心。從長遠來看，劍總是被心所擊敗。”

克勞維茨：“心理的力量對捲入戰爭的各種因素有決定性的影響。”“消滅敵人的勇氣和消滅他的軍隊同樣重要。”

無名氏：“俘虜他們的思想，他們的心和靈魂就會跟過來。”

美國將軍格利非茨：“敵人的思想和其領導人的意志，是遠比其部隊的軀體更重要得多的目標。”

美國1987年出版的一本名為《軍事大災難》的書中援引了戈倍爾日記中的一段話，挺有意思：

用不着謀求知識分子的皈依。因為知識分子從來都不皈依，而是永遠倒向強者。就跟大街上的人一樣。因此，給出的理由必須沒有加工的痕跡，明白而有力，能引起情感和本性的共鳴，而不是理性的共鳴。真相併不重要，它完全從屬於策略和心理。仇恨和輕蔑必須針對具體的個人。

美國特種戰中心學校的校長保拉准將認為，在如今的信息時代，心理戰的重要性將更加突出。美國軍方已經接受了心理戰行動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戰鬥武器這個事實，要求每個軍事指揮官都必須考慮採用。心理戰行動已經列入了很多訓練計劃和戰術演習，幾乎所有的軍事行動都採用了心理戰。這還只是戰術層面上的心理戰。在戰略上，他們心理戰的目標和規模就更高更大。其中一個重要目標，就是“敵人的思想和其領導人的意志”。而且這種戰略上的心理戰，是國家行為。

輿論攻心

心理戰就是攻心之戰，攻的是人的思想。美國心理戰行動網頁説，

“心理戰行動或心理戰，就是了解關於你的目標敵人的一切，他們的信仰，好惡，長處，短處，以及弱點。一旦你知道驅動你的靶子的是什麼，你就可以開始心理戰行動了。”

既然是攻心之戰，那最好的手段就是輿論傳播。他們認為，

“心理戰行動可以從廣義上定義為有計劃地使用傳播手段來影響人的態度和行為……，在目標羣體中創立支持達到(美國)國家目標的行為、情感和態度。傳播的形式可以是簡單地通過口頭隱蔽地擴散信息，也可以通過任何的多媒體手段。”

對於如何運用輿論傳播的手段有效地進行心理戰，美國政府和軍方投入了很大力量進行了長期的研究。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軍方拿出了大筆研究經費，動員了社會學、新聞學、心理學、公關學等各方面的專家進行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這就是傳播學作為一個專門學科的建立。現代大眾傳播學理論公認的奠基人，韋爾伯·施拉姆，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用美國軍方的研究經費，為進行心理戰而建立起大眾傳播學的。也就是説，傳播學的創立，是美國心理戰的一個直接成果。他本人40年代初曾在華盛頓任戰爭情報處和事實數據處處長。不知道行為科學的興起是否也有這個背景，但是，美國軍方承認，

“行為科學領域的巨大進展，使我們現在能夠了解並理解人們行為的原因，再加上大眾媒介傳播的發展和完善，大大增強了心理戰行動作為不需要流血便達到我們自己國家目標的手段的能力和價值。”

對心理戰行動的運用，美國有具體的要求，就是：

樹立有利於美國及盟國的形象;

向目標受眾提供信息，使其按美國的意願思考;

擴大展示實力的效果;

評估民意;

使敵方受眾有行動的選擇，也就是勸降;

克服傳播中的各種障礙，如新聞審查、文盲或對廣播的干擾阻斷等;

瓦解敵方士氣，削弱其鬥志;

利用民族、文化、宗教或經濟的分歧;

支持欺騙行動。

這些對心理戰行動的要求，決定了美國從事心理戰行動的人員的條件：他們必須是大眾傳播的行家，能以印刷媒體、視聽媒體和多媒體等各種媒介進行傳播或者説宣傳，並達到心理戰行動所要求的效果。

在美國，從事心理戰的組織和人員，數量很難估計。公開的資料只提到美國軍隊的現役心理戰部隊——第四心理戰羣，它的總部在北卡羅來納州的布來格堡。我1988年去美國國防部訪問時得知，當時在五角大樓工作的軍隊和文職人員有2萬3千多，其中專門做公關的有5000多人。所謂公關人員，其實就是和心理戰行動有關的輿論傳播工作，也就是我們所説的政治宣傳工作。這裏需要指出的是，美國政府和軍方的機構中，並沒有政治宣傳部門的設置，儘管他們實際做的工作和我們概念中的政治宣傳工作沒有什麼兩樣，他們也絕不標榜他們做的是政治宣傳工作，而且非常回避宣傳這個概念。因為在美國和西方的文化中，政治宣傳是個貶義詞，會引起公眾心理上的極大反感，從內心裏拒絕接受。可是他們接受公關、接受心理諮詢的概念。這種心理今天在我們中國的社會上也很普遍。好多人對政治宣傳很牴觸，很逆反，不願意接受。根據傳播學原理，如果受眾對你的傳播有了先入為主的反感，你的傳播就很難收到任何效果。任你怎麼説，他反正不信。而對傳播，對公關，受眾這樣的逆反心理相對來説要小得多。另外，作為傳播者，一説是在宣傳，自己主觀上就難免居高臨下的態度和生硬的灌輸方式，這也會影響傳播效果。而如果説是做傳播，做公關，他就不由自主地站在和受眾平等的立場，想方設法説服受眾接受自己的推銷，傳播效果會比宣傳好得多。所以，美國的政治宣傳工作，是按着傳播學的方式和理念來做的。他們詆譭中國官方發佈的一些消息，就用一句話：那是共產黨的宣傳!我們消息的可信度和實際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除了美國軍隊的心理戰部隊和五角大樓的公關人員，美國新聞媒體也是美國政府心理戰行動的重要同盟，在美國的心理戰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2002年2月初，美國軍方召開了一個軍事研討會，提出，“軍方應當加強同大媒體的合作”。美國政府主辦的“美國之音”，是美國心理戰行動的當然參與者。另據西方媒體揭露，美國有線電視網CNN與美國軍方配合也很默契。第四心理戰羣有一個專門的“業內培訓”，就是在CNN總部進行的，由心理戰部隊選派軍人到CNN總部，作為正常僱員參加新聞報道工作。直到阿富汗戰爭開始後，一位荷蘭記者披露了此事，第四心理戰羣才宣佈這個培訓計劃已經結束。而荷蘭記者在2002年1月披露這件事以後，美國各大新聞媒體對此事出奇地沉默，沒有一家報道或評論。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中，美國軍方讓記者“嵌入”一些參戰部隊做報道，更收到了為這次戰爭大造正面輿論的積極效果。

美國官方也很會利用新聞媒體進行心理戰。比如2004年10月14日，美國海軍陸戰隊一名高級軍官接受CNN五角大樓記者採訪時説，對伊拉克費盧傑的軍事進攻已經開始。事後人們才知道，當時進攻其實並沒有開始，而是這次採訪播出後3個星期以後才發動的。美國一家獨立新聞網站説，美國海軍陸戰隊那位軍官的新聞發佈，其實是一次心理戰行動，目的是欺騙伊拉克的武裝反抗者，並使他們暴露真正的攻擊發動以後他們會如何行動。

協助美國政府和軍方進行心理戰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是好萊塢。美國軍方沒有自己的電影製片廠，像我們的八一電影製片廠那樣，也沒有我們那樣齊備的部隊文工團。但是，五角大樓和好萊塢的關係極其密切。據美國軍事史學家斯泰德披露，美國軍方與好萊塢的合作關係已有100年的歷史。軍方與好萊塢的互動，創作出700多部故事影片，包括不少我們熟悉的所謂“好萊塢大片”，樹立了眾多生動的美國男女軍人的正面形象。這些形象，從《巴頓將軍》到《拯救大兵瑞恩》和《珍珠港》，無不張揚着一種頗具個性的英雄主義。而且似乎滿足了不同時代美國官方的需要。比如，70年代到80年代，好萊塢推出了一大批以越戰為背景的銀幕上的美軍英雄，從《第一滴血》到《蘭博》、《野戰排》，不瞭解歷史的人看了，還以為美國在越南打的多麼漂亮，忘記了美國深陷越戰泥潭，不得不在1975年從越南狼狽撤兵的歷史。這些影片，不僅能鼓舞美軍的士氣，也使美國公眾從越南戰敗後的低迷狀態走出來，重新振奮了精神。可是好萊塢在這樣做的時候，我們從來沒有聽到什麼“愛我美國，振興美國”之類的口號。90年代，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在國際社會呼風喚雨。而這時好萊塢又推出了《阿甘正傳》、《拯救大兵瑞恩》等宣揚美國軍人人道主義形象的影片。這些影片，很少政治説教，藝術感染力極強，對“樹立有利於美國及盟國的形象”能起到什麼樣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媒體的自覺

美國新聞媒體在參與心理戰行動方面，或者説在為美國的全球戰略服務方面，不完全是被動的，而是高度自覺。這是美國新聞媒體特別值得我們學習的一點。雖然並沒有什麼主管部門命令他們，要求他們，告訴他們什麼可以報什麼不可以報，但是他們好象有一種與生俱來的維護美國國家利益的自覺性，使他們成為國家利益的“看家狗”。

有人會問，美國不是有新聞自由嗎？美國的媒體不是可以批評自己的總統和政府官員嗎?對這個問題，需要分析。不錯，美國確實有一個憲法第一修正案，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了新聞自由。但是，具體操作起來，有很多限制，比如不得誹謗他人的限制，不得泄露國家機密的限制等，所以實際上，那種自由度，並沒有我們很多人想象的那麼大。他們對總統和政府官員時有批評，但是這些批評，很多帶有黨派政治鬥爭或利益集團的背景，而且無損於甚至有利於美國的國家利益，有利於塑造美國的國際形象。比如，在中美兩國政府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進行雙邊談判時，中國方面對談判的情況守口如瓶，中國媒體的報道則充滿了對加入世貿組織的嚮往。反觀美國媒體，卻不斷髮出鼓譟，生怕中國佔了什麼便宜。他們死盯着雙方談判的進程和內容，及時報道中國在哪些地方仍沒達到美國的要求，生怕美國政府會對中國做出什麼讓步。這樣的批評，對美國政府來説，應該是有益無害的，因為這種表面上針對美國政府的批評，其實對中國保持了一種輿論壓力和主動，使美國政府可以運用這樣的輿論來增加他們同中國談判的籌碼。

美國的新聞媒體雖然都標榜自己獨立於政府和黨派，或各有其政治傾向，但是在捍衞、伸張美國的國家利益上，他們，尤其是發行量、收視率排在前列的那些主流媒介，不約而同地非常一致。綜觀美國兩百多年的歷史，從最初的東部十三州擴張到西海岸，奪走墨西哥2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把印地安人幾乎趕盡殺絕，吞併太平洋中的島國夏威夷，這短短200多年的歷史其實是相當血腥的。但是這些侵略擴張行為，大都獲得了美國媒體的輿論支持，被媒體説得冠冕堂皇。所以，我們在看美國新聞媒體的時候，不能光看到他們所謂“自由”的一面。好象我們不能報、不讓報的東西，他們能報，他們就自由。

美國曆史上的媒介精英在賺錢的同時，都是很講政治的。美國新聞史上的成功的新聞家們，無不有他們的政治主張，而且將這種主張貫穿到他們的報刊中，並且讓它賺錢生利。他們最大的政治，就是國家利益。他們捍衞國家利益的自覺性，要比我們中國很多媒體強得多，手段也高明得多。

美國媒介精英的代表人物之一，創辦《時代》週刊的亨利·盧斯曾公開説明，辦新聞週刊，是為了“宣傳美國思想，振奮美國精神”，“使美國精神席捲全球”。早在1920年，22歲的盧斯就在給耶魯大學校刊寫的一篇文章中鼓勵他的同代人“燃起民族自豪感和民族精神”。他寫道：

“當我們在20年後講到‘美國’時，願這偉大的名字在全世界至少意味着兩點：第一，美國利益應當受到尊重，美國公民有權在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貿易和生活，無論美國的商人走到哪裏，他們的經濟理想都得到承認;第二，但凡有國際爭端，都可指望美國來協助解決……”

後來，《時代》週刊果然從一家默默無聞的雜誌，發展成為美國統治階級最有權威性的代言人之一，對美國政治有着不可低估的影響。

一個22歲的青年就有這樣的抱負，而且將它付諸實施，不管其出發點如何，政治主張同我們怎樣不同，我覺得還是很值得我們敬佩的。今天的《時代》週刊繼承了盧斯對美國的忠誠。美國“9·11事件”一週年時，《時代》週刊出了一期九一一專輯，其中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為《通向巴格達之路》。文章支持美國對伊拉克發動戰爭，並表達了其主要的理論依據，就是：只要世界上還有“不民主”的國家，那麼這些國家就會成為恐怖分子的支持者。因此，美國打他們，就是打擊恐怖主義勢力。該文認為，美國已經改變了阿富汗政權，其他國家如沙特、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和巴勒斯坦政權，都應該改變。

“説服、改變、影響”

輿論攻心，方法非常重要。美國人經過多年的研究，將心理戰的原則濃縮成三個英文詞，就是：“説服、改變、影響。”他們把這三個詞作為心理戰的行動指南，放在心理戰部隊的徽標上。

説服、改變、影響的實例很多，我們挑選幾個來看看。

例1，美國之音的一條消息。

這是一位在加拿大的朋友1997年發給我的一篇文章，原載一家海外華文電子雜誌《楓華園》，作者佚名，題目是，《對美國之音一則報道的技術分析》。這則報道是美國之音記者1997年6月5日所發，全文如下：

人權組織“自由之家”表示，“自由之家”上個月在中國五個省秘密會見了地下基督教的成員，加拿大多倫多基督教學院的馬歇爾教授是這批“自由之家”專家人員的領隊，他説，1994年開始中國當局對基督徒的鎮壓活動在一年前升級了。他説：“人們對我們説，現在對地下教會成員的普遍處罰是三年勞教，地下教會的牧師或領導人初犯時可能被處以這樣的刑罰。”

據保守估計，中國信奉基督教的人大約有五千萬，這是1990年估計的數字的三倍。他認為這個數字的爆炸性增長可以解釋為什麼當局最近大規模鎮壓基督徒。馬歇爾説，這是在中國唯一一個遍佈全國各地的組織，這個組織不受官方控制，中國政府非常害怕任何不在官方控制之內的活動在全國展開。

《楓華園》的文章首先對這則報道進行單句分析，指出：

“1994年開始中國當局對基督徒的鎮壓活動在一年前升級了”這句話有語病，“所指的鎮壓升級時間可猜測為93年、94年或96年”。

“人們對我們説”一句引語前後兩句互相矛盾。

“據保守的估計”引入了一個實際上沒有什麼關係的數據，“但是這個數據具有強烈的暗示效果”。

“他認為，這個數字的爆炸性增長可以解釋為什麼當局最近大規模鎮壓基督徒”一句，是一個不知道來源的估計數字的爆炸性增長，報道沒有説明這個估計數字的增長是否涉及地下教會，但是馬歇爾依此作出的推斷“暗示這個爆炸性增長是屬於地下教會的”。

最後三句話組合在一起，起到暗示其因果關係的作用。但是仔細想一下就會知道這個因果關係是不存在的。

接着，文章對這則報道做了整體分析，指出，聽了這條報道後，聽眾會得出這樣的印象：

 1）中國的地下教會在爆炸性增長;

 2）中國政府對它的鎮壓行動急劇升級;

 3）千百萬基督徒正面臨嚴厲處罰。

然而，進一步的分析就會發現，第一點結論完全沒有新聞五要素的支持，即沒有who(何人)，when(何時)，where(何地)，why(何因)，how(如何);而第二點結論的這五點支持要素，何時不清，何地不詳，何人及如何也沒有説明，何因則由全無五要素支持的第一點結論支持;第三點結論還算有何時(即現在)、何因(即“害怕全國性地下組織”)和如何(“三年勞教”)這三點要素，其他兩點又是語嫣不詳。因此，這篇報道“作為消息來説其價值非常小”。

但是，這位海外作者在文章中指出，

“從另一個角度看，這篇報道可以十分成功地在聽眾頭腦中建立起上面説的三個結論。”“怎麼樣用最少的信息去最大限度地改變人的想法，這是一門技巧性非常高的信息深加工技術，也可以稱之為改變別人思想的技術，從以上的分析我們看到，美國之音的這個技術應用得非常成功，令人讚歎，在這短短300字的報道中用到的技術有：暗示、邏輯圈套、對語句進行模糊處理、似乎無心的遺漏、對常識的巧妙應用以及看上去象是無意識的錯誤等等。”

 文章作者説，

“美國之音非常關心自己的聲譽，在科技、經濟、文化等大量中立的消息上做到忠實報道，不做任何直接威脅自己聲譽的事，即使在進行信息深加工時也以不直接損害自己的聲譽為原則，不使自己陷於尷尬的境地。這樣長期積累了‘公正’形象，如此這般，在關鍵問題上就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影響力。”

文章特別強調：

“美國戰略家聲稱，美國將使用其在硬件和軟件兩方面的優勢為美國的國家利益服務。硬件優勢包括：軍事、科技、經濟等，從外部強制性地改變別人的行為;軟件優勢包括：文化、輿論、意識形態等，通過改變別人的思想從而改變別人的行為。美國之音的這篇報道説明它忠實地執行和出色地完成了美國政府的任務，成功地實現了美國戰略家的構想。”

美國之音這篇報道，確實把新聞報道的主觀選擇性和反觀客觀性之間的關係吃得很透，玩得純熟，讓受眾在不知不覺中，就中了他們設好的套。這則報道，完全扭曲了新聞的真實，而不瞭解情況的聽眾，卻很可能相信它，就因為它好像一直是在客觀地報道“事實”，一聽之下，似乎每句話都有出處，雖然細究起來，那出處是可疑的，但一般聽眾在幾分鐘的時間裏不可能細細品味出它的新聞要素的缺失。於是，這則報道就可能在極短的時間裏，在相當一些聽眾的頭腦中，建立起“中國政府在加緊鎮壓基督教徒”的錯誤印象。

《楓華園》文章對美國之音這條消息能夠成功地誤導受眾的原因也分析得很正確。就是這種誤導，必須建立在多年積累的在受眾當中的可信度的基礎上。如果沒有這種可信度，它就不可能有誤導受眾的影響力。正如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心理戰案例教科書上所説的：

如果給一個人正確的信息給7年，那麼在你認為必要時，他可以在第8年的第一天就相信不正確的信息。你首先要建立起你的宣傳的可信度和真實性，説服敵人信任你，即使你是他的敵人。

例2，藍登書屋的一本書。

這本書，就是美國藍登書屋1994年出版的《毛澤東的私生活：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回憶錄》。這本書被當成近距離了解毛澤東和中共高層政治生活的信史，在海外影響極大。儘管書中所回憶的內容，很多活着的當事人都説是編造，但是他們説明李志綏編造事實的回憶，卻根本無法與李志綏那本書的影響抗衡，就連國內很多人，也寧可相信那本書，而不相信對它的駁斥。

在這裏，我沒有足夠的證據確認這本書是美國對中國的一個心理戰行動，但是它完全達到了心理戰行動的效果。很多通過各種渠道看了這本書的中國大陸讀者，一個共同的感受就是，這本書，使他們“對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信仰完全破滅了”。讓一個國家的公眾對當政者和國家的領袖人物產生懷疑，離心離德，不正是心理戰行動所謀求的最大目標之一嗎？

而且，這本書有着相當耐人尋味的背景。

有未經證實的消息説，1988年，李志綏初到美國時，曾經跟人説過，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就是在毛主席身邊的那些年月。他開始寫回憶錄後，最初的兩稿均被出版社否定。否定的原因，就是他筆下的毛澤東的形象，不符合美國出版商的要求。

如果以上的情況不足為信，那麼下面的事實則是確鑿無疑的。

首先，李志綏作為一個只會用中文寫作的中國人，卻需要別人把他的中文草稿譯成英文，再由母語為英語的美國漢學家潤色甚至改寫，然後出版一部以英文為母本的回憶錄。一個人的回憶錄不能以自己的母語為母本，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後來出版的這本書的中文版，都是以英文版為藍本。

第二，據李志綏在英文版中開列的致謝名單，除了兩位給他寫英文的捉刀人，包括一個華裔教授和一個老美，藍登書屋另派了9個人幫助此書的寫作。此外，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美國所謂的著名“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自始至終參與了本書的出版”，併為他撰寫了前言;參加評審英文稿的還有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密歇根大學、夏威夷東西方中心的一批中國問題專家以及心理醫學和人類學家，包括麥克爾·奧克森伯格、羅德里克·麥克法加爾等八、九位。一個醫生的回憶錄動用這麼龐大和高規格的陣容，所為何來?李志綏有所披露：這些專家“將我的回憶與寫過毛的那些人的其他記述加以對照”，“使這本書能夠為非中國讀者所理解”。

其結果就是，李志綏參與了很多身為保健醫生的人不可能參與的政治決策，包括他就任毛澤東保健醫生之前就召開的中共八大，以及廬山會議、尼克松訪華等等。

第三，藍登書屋號稱世界最大的普通英文圖書出版公司，長期致力於出版美國和世界最優秀作家的文學作品。藍登出的書獲得的文學獎和圖書獎，比其他任何出版社都多，包括諾貝爾文學獎、普利策獎、美國全國圖書獎和全國書評獎等。沒有出版過任何作品的李志綏，連作家都談不上，更不要説“優秀作家”了。這樣一個世界知名的出版公司如此興師動眾給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醫生出書，這裏面應該是很有奧妙的。

例3，蘇聯東歐的垮台。

1989年到1991年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土崩瓦解，被西方學者稱為“20世紀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和西方價值觀的勝利。關於蘇聯東歐垮台的原因，國內外學者論述頗多，這裏，僅摘錄幾段西方人士的評論，從中可以看出輿論攻心的作用。

這些人士不約而同地指出，令西方的蘇聯東歐問題專家最大惑不解的，不是它們的垮台，而是這些國家的領導人甚至失去了維護他們政權的意願，真正做到了不戰而亡。這是為什麼？

美國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助理教授威廉·沃爾福斯2000年在一篇題為《蘇聯的離奇死亡》的書評中，分析説：

“一些統治集團中的精英分子在這個制度轉而不利於他們的時候，喪失了對這個制度的信仰，比如在他們被腐敗、卑劣或無能的上司解僱或虐待的時候。然而，意志消沉的最普遍的原因，還是瞭解到這個制度在物質上的失敗。這通常有兩個過程：一是瞭解到西方生活的現實，二是發現鐵幕背後的普通公民的實際狀況有多麼糟糕(後一點對衣食無憂的精英分子來説，往往更觸目驚心)。漸漸地，這個制度的越來越沒有效率，加上它多方面的殘酷和愚蠢，便蠶食了那些領導這個制度的人的信心。”

1994年2月美國《大西洋月刊》上發表的題為《里根和俄國人》的文章説：

“卡特-里根的軍事發展並沒有打敗蘇聯。恰恰相反，它延長了冷戰。戈爾巴喬夫搞經濟改革的決心，只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特殊利益集團所要的國防開支的制約，但是更大得多的制約則是結構的僵化。而他的改革決心促使他不懈地追求與西方的和解。結束冷戰的，是這不懈的追求，而不是戰略防禦體系。”

1998年出版的《20世紀》一書第51章，《蘇聯和冷戰的結束》這樣説：

“(蘇聯的)解體發生在非共產黨國家多年來力圖與蘇聯‘和平共處’、談判、簽定協議和進行文化交流之後——那些妖魔化共產黨的人，那些錯誤地把與蘇聯討價還價並且交朋友的人與在慕尼黑姑息希特勒相提並論的人反對這樣做。緩和蘇聯和資本主義西方之間的緊張關係是划算的。冷戰結束了。”

2001年12月英國蘇塞克斯大學國際關係學教授基斯·範德皮爾在反戰評論雜誌《日食》上刊登文章《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侷限》説：

“戈爾巴喬夫最後轉向西方求援，試圖取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歷史性妥協……，但是他的努力失敗了。因為對確信自己的力量勝過一個已經削弱了的對手的西方來説，根本沒有必要接受這樣一個妥協。”

我們已經知道，心理戰的一個重要目標，是“敵人的思想和其領導人的意志”。從蘇聯東歐的垮台，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眾多的因素中，領導人信念和意志的崩潰具有決定性的因素。聯想一下1950年4月14日，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向美國總統提交的那份《美國國家安全的目標與計劃》，我們可以説，經過40年的較量，美國和幾代蘇聯領導人打交道，終於在戈爾巴喬夫這一代獲得了成功。之所以能在戈爾巴喬夫這一代獲得成功，是因為信念和意志崩潰了的，已不是個別領導人，而是整個領導階層。

例4，大張旗鼓地紀念朝鮮戰爭50週年。

每年5月的第三個星期六，是美國的武裝力量節。2000年的武裝力量節，我恰好在華盛頓開會，趕上他們開放安德魯斯空軍基地並舉行航空表演，使館的朋友帶我去參觀。我在好多展台上看到了一些傳單，介紹並號召人們參加紀念朝鮮戰爭50週年的活動。我看了那些傳單，驚訝地發現，美國正在準備一場規模很大、持續3年的朝鮮戰爭紀念活動。這在美國是前所未有的。

朝鮮戰爭是1950年爆發的。由於美國並沒有打贏這場戰爭，所以當時回到美國的大兵們，沒有像以往出國作戰凱旋時那樣受到歡迎，而是長期默默無聞。以至多年來，朝鮮戰爭在美國被稱為一場“被遺忘的戰爭”。

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這種情況開始有所改變。美國國會在1985年通過了在首都華盛頓建造朝鮮戰爭老兵紀念碑的決議。80年代末90年代初，隨着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垮台和蘇聯的解體，美國主流媒體開始將這場戰爭描繪為抵制共產主義傳播的“正義之戰”。1992年，時任美國總統的老布什親自為朝鮮戰爭紀念碑奠基培土，1995年7月27日，朝鮮戰爭停戰協議簽定43週年時，這座花園式紀念碑正式落成。

這個紀念碑隔着林肯紀念堂和越南戰爭紀念碑遙相呼應，同樣以光可鑑人的黑色大理石幕牆為主。牆邊的草坪上，豎立着十幾個成散兵隊形的真人大小的美國軍人雕像。他們一個個神情嚴峻而堅毅。雕像前的地上，刻着這樣幾行字：

“我們的國家向她響應召喚去保衞一個他們從不知道的國家和他們從未謀面的人民的兒女們致敬1950-朝鮮-1953”

在旁邊的黑色大理石幕牆上，則刻着一排醒目的大字：

“自由不是沒有代價的！

接下來的一片幕牆上，是許多美國士兵的肖像。園區內還刻着當時參加所謂“聯合國軍”的各國的國名。

為紀念朝鮮戰爭50週年，美國國會授權國防部組織美國朝鮮戰爭50週年的紀念活動，國防部為此專門成立了朝鮮戰爭50週年紀念委員會。紀念活動從2000年6月25日——戰爭爆發整整50週年那一天——開始，一直持續到2003年11月11日結束。

這個委員會的網站和它所發的各種宣傳材料説，紀念活動的舉辦宗旨是，“向朝鮮戰爭老兵及其家人表明，一個知恩圖報的國家記住了他們50年前所做出的貢獻和犧牲”。此外還要“使美國公眾對朝鮮戰爭的教訓、歷史和遺產有一個更清楚的瞭解”，並且“告訴未來的世世代代，美國軍方為維護世界和平和自由對國家的貢獻”。委員會的一份文告稱，該委員會已經組織了很多活動向朝鮮戰爭的老兵及其家人表示感謝和敬意。

在美國國會和政府的支持下，美國各軍兵種連手舉辦各種紀念活動，同時號召全國各地和各種社會團體、機構、學校積極參與並組織更多的紀念活動。這些活動的主調是：

“（朝鮮戰爭是）在聯合國旗幟下打的第一次戰爭。由美國領導的來自22個國家的聯合國軍隊使共產主義陷於停頓。我們那些老兵50年前所做出的犧牲拯救了一個國家使之免受共產主義的奴役，並幫助創造了它今天所享受的和平和民主自由”。

2000年6月25日下午4點至5點半，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朝鮮戰爭紀念碑附近，舉行了朝鮮戰爭50週年紀念活動開幕式。開幕式由當時的美國國防部長科恩主持，克林頓總統做主題發言。開幕式上有直升飛機和朝鮮戰爭時期飛機的飛行表演，克林頓還向朝鮮戰爭老兵紀念碑獻花圈。

對於各地應開展什麼樣的活動，紀念委員會有很具體的建議，如：舉行隊列表演或遊行，出版對某一兵種、部隊、戰艦或軍事行動專門介紹的小冊子，表演當時的音樂劇和戲劇等;穿着朝鮮戰爭時期的軍服遊行，請老兵講戰爭故事，安裝一個朝鮮戰爭時期飛機的50年密封艙，讓朝鮮戰爭老兵的後裔在2050年到2053年開封;以朝鮮戰爭作為畢業典禮、比賽乃至舞會等節慶活動的主題，用朝鮮戰爭的領導人、英雄和戰役來重新命名街道和建築物，組織志願者訪問朝鮮戰爭老兵，種紀念樹;辦各種類型的展覽，收集並展出朝鮮戰爭老兵的照片、紀念品、書信和日記;鼓勵圖書館展出以朝鮮戰爭為主題的書;複製當時的宣傳畫、照片、標語等創辦一個“朝鮮戰爭走廊”;展示朝鮮戰爭的飛機模型;組織學生去朝鮮戰爭培訓場所、博物館和紀念地，瞭解老兵做出的犧牲與成就，鼓勵他們去參觀軍事設施，討論朝鮮戰爭的意義及其與當今世界的關係;出版以朝鮮戰爭為主的問答和填字遊戲;就軍事戰略、聯合國聲明和經濟或政治決策等重大問題開辯論會、研討會。委員會要求，各部隊代表參加社區或州朝鮮戰爭紀念委員會的代表不僅要積極參與其事，而且要始終身着制服以強化軍人身份。與此同時，該紀念委員會開了專門網站，便於公眾瞭解和參與紀念活動。

朝鮮戰爭50週年紀念委員會的方網站分為紀念活動的參與夥伴(我們叫主辦單位)、主要活動、歷史、教師參考、英烈館、圖片、新聞通訊、專訪等專項或專門網頁。所有人物專訪頁的上部，都有這麼一行字：

“記住朝鮮戰爭的老兵；記住‘自由不是沒有代價的’”。

在美國朝鮮戰爭老兵委員會的網站主頁，寫着這樣的話：

“一場被遺忘的戰爭的被遺忘的士兵不再被遺忘了！”“你不僅‘沒有被遺忘’而且你受到了高度的讚賞”。

特別使我震驚的，是一本叫《鵝卵石》的雜誌。它的宗旨是“發現美國曆史”，發行對象是小學三年級到初中二年級的學生，也就是9到14歲的孩子。它在1999年的秋季，也就是美國的全國性紀念活動開始之前，就和美國國防部合作，出了一期圖文並茂的朝鮮戰爭專刊，用兒童易懂的語言，從方方面面介紹了朝鮮戰爭。這一期的開頭，是主編瑪格瑞特·喬裏安寫的編者按：

多年來，朝鮮戰爭(1950-1953)被稱為“被遺忘的戰爭”。這場戰爭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1941-1945)和隨後很快發生的越南戰爭(1954-1973)之間，歷史學家和美國人民往往都忽視了朝鮮戰爭。

朝鮮戰爭是在國家間有着巨大的不信任的時代發生的。曾經一度是盟友的美國(一個民主國家)和蘇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彼此發生了摩擦。它們意識形態的不同導致了一個政治緊張和軍事對抗的時期，被稱為冷戰。雖然技術上相安無事，但是兩個國家都以為會有武裝衝突而建立起各自的軍事實力。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朝鮮被分為兩個區域。北朝鮮由蘇聯佔領，南朝鮮由美國軍事人員和顧問佔領。本來打算這個局面是暫時的，到朝鮮統一時就可以自治了，但是分裂的朝鮮成了兩個超級大國較量的實驗場。哪一方都不能容忍另一方政治制度的擴散。雙方都要支持和自己的哲學相一致的國家。到1948年，共產主義的北韓和民主的南韓都建立了獨立的政府而不是一個統一的政府。兩年後，朝鮮戰爭開始了。

2000年是朝鮮戰爭爆發50週年。在這期《鵝卵石》裏，我們聚焦於這場武裝衝突的歷史——從兩年的和平談判，到婦女和美國黑人在戰爭中的作用，到對朝鮮難民的救濟工作。通過考察這場戰爭中最重要的因素，我們希望年輕一代不僅會記住這場戰爭本身，也記住所有那些在戰爭中服務過、戰鬥過和犧牲了的人。

這一期《鵝卵石》打頭的文章，題為《地平線上的戰爭》，是個專業記者寫的，詳細介紹朝鮮戰爭的背景。語言通俗易懂，沒有説教，好象是在用事實講話，卻很容易讓小讀者得出蘇聯和中國幫助朝鮮都有自己的私心的印象。比如，

“通過幫助朝鮮，蘇聯可以接觸朝鮮的不凍港，豐富的礦產資源，和北韓高度發達的工業基地。”“中國出兵是擔心北韓垮台，又希望換取蘇聯的援助。”“聯合國説朝鮮人自己應該組成一個臨時政府。然後所有的外國軍隊都應撤退。還成立了一個專門的委員會觀察和監督選舉。蘇聯安置在北韓的朝鮮官員拒絕允許選舉。但是1948年5月10日，南朝鮮人選出兩百名代表到大韓民國的新國民大會。為北韓留出了代表席位。”

一個社會學教科書的編輯和撰稿人為這期雜誌寫了《被遺忘的戰爭》，講朝鮮戰爭的經過。雜誌中還一目瞭然地列出了美國參戰部隊的序列;用漫畫肖像展示朝鮮戰爭的主要人物，包括杜魯門、艾森豪威爾、李承晚、麥克阿瑟、李奇微、金日成、斯大林、毛澤東等;用漫畫的形式介紹關於朝鮮戰爭的一些常識或趣聞，如：朝鮮這個名稱的來歷和意思。三八線是怎麼回事。1950年11月8日，北韓的米格15和美國的F-80C交火，是歷史上第一次全噴氣式飛機的空戰。此外，還有專門的篇章講朝鮮戰爭中的“人道主義工作”，美軍如何救濟難民的;講朝鮮戰爭中的女軍人，不光有美國女軍人，還有南韓部隊中的女軍人。最後，還有編碼解碼遊戲，填字遊戲等，用給出的條件填出和朝鮮戰爭有關的一些重要的人名、地名和事件，如蘇聯、麥克阿瑟、鴨綠江、仁川、停戰等。

美國孩子的愛國主義熱情和對共產主義的憎恨，就是這樣培養起來的。因為不是灌輸，不會引起他們的警惕和牴觸。這才是宣傳的高段。人家從來不説把愛國主義教育落到實處之類的話。可是人家的工作不動聲色就做到9歲到14歲孩子的心裏。

特別令人感慨的是，我們當年的對手在舉行這樣聲勢的紀念，在這樣向下一代解説這場戰爭的時候，我們國內的一些“知識精英”卻在質疑當年中國抗美援朝的必要性，這實在太可悲了。是我們的志願軍戰士在朝鮮戰場浴血奮戰，才換來了中國幾代人的和平，才贏得了全世界對新中國的尊敬。我們的前輩在那樣百孔千瘡的情況下和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的霸權主義圖謀相抗衡，真正捍衞了世界和平，令中國人在全世界揚眉吐氣。然而50年之後，這樣一場為中華民族贏得生存權和發展權的抗美援朝戰爭，卻幾乎在中國成為一場“被遺忘的戰爭”。這才叫令人扼腕。

輿論導向

輿論攻心，導向的作用自然不可忽視。那麼，在美國，承擔輿論導向的主體是誰呢?

分析一下美國新聞媒介的消息源，不難發現，它們一半以上來自美國政府機構，其他則來自有權勢的利益集團和企業。所以，承擔輿論導向的主體，是美國官方。他們並不説讓新聞媒體擔任他們的喉舌。但是他們以提供新聞的方式，使他們的觀點通過新聞媒體影響公眾，左右輿論。

美國官方的這種輿論導向，在危機時刻尤其明顯。在這種時刻，他們的高層官員往往親自出馬。

2001年9月11日美國紐約世貿中心和華盛頓五角大樓遭到恐怖襲擊後，美國總統布什馬上發表談話，説，這種恐怖行為是“對自由和民主的攻擊！”“美國進入了戰爭狀態！”“美國要向恐怖主義宣戰！”這就馬上給這個事件定了性。而他們的調子，立刻成了新聞媒體的標題和報道基調。我們所看到的美國各主要新聞媒體對9·11事件的報道，基本上都是這個調子：

“開始對付這樣的人只有一個辦法，就是你得幹掉他們，即使他們沒有直接捲入這件事。”(CNN，9月11日)

“對這種不可想象的21世紀的珍珠港事件的反應應當簡單幹脆——殺掉那些雜種。衝他們的眉心給一槍子兒，炸得他們粉身碎骨，如果需要的話毒死他們。至於那些庇護這些蠕蟲的城市和國家，把它們炸平了拉倒。”(《紐約郵報》，9月12日)

“被一種正義的憤怒激發起來的美國向來是正義之師。支持本·拉丹那樣的人的國家需要狠揍。如果我們蕩平了一部分大馬士革或者德黑蘭或者隨便哪裏，那只是解決了一部分。”(《華盛頓郵報》，9月13日)

“對阿富汗實施核打擊的時候到了。”(《里士滿時報快遞》，9月13日)

“現在不是講究把直接捲入這次恐怖襲擊的具體的人找準的時候。……我們應當侵入他們的國家，殺掉他們的領袖，讓他們皈依基督教。我們過去就沒有拘泥於只找出希特勒和他的高級軍官加以懲罰。我們對德國城市進行了地毯式轟炸；我們也殺了平民。那是戰爭。這也是戰爭。”(《國家評論在線》，9月13日)

在美國當權者的引導下，這些報道和評論，把美國烘托成正義的化身，也堂而皇之地把美國帶入了向恐怖主義宣戰的戰爭狀態。既然是戰爭狀態，而且是理直氣壯地打恐怖主義，“捍衞自由和民主”，那還不是全體人民同仇敵愾?在這種情況下，誰要發出異樣的聲音，那可真是大逆不道。所以，從這些報道看，美國官方在9·11之後的輿論導向，相當成功地凝聚了美國的人心，很快地把老百姓的情緒統一到政府和當權者所希望的軌道上。

美國在2001年10月7日開始了轟炸阿富汗的軍事行動。戰爭剛一開始，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馬上親自出馬，在福克斯電視台開了一個談話節目，向美國公眾介紹反恐戰爭的進程。這個節目幾乎天天從五角大樓直播，觀眾從中可以看到國防部長如何回答記者們向他提出的各種問題。

拉姆斯菲爾德的這檔節目，被稱為“拉米秀”，拉米是對拉姆斯菲爾德的暱稱。據福克斯電視台網站2001年11月27日的報道，這檔節目非常受觀眾歡迎。

《華盛頓郵報》2001年12月12日以《最好的國防》為題介紹拉米秀説，通過有線電視看這檔節目的觀眾有80萬人。按電視網的標準來説不算多，但是對有線電視來説就很可觀了，和華盛頓的吹風會相比，這更是天文數字。報道説，

“9月11日使拉米成為隨時可以出鏡的國防部長。他和他的參謀們決定，他應當在為公眾框定這場戰爭方面發揮關鍵作用。‘這是一個有意識的決定，’他的助手説。‘讓他出來解釋時局似乎是非常恰當的。’對恐怖主義的戰爭是一種美國公眾從未經歷過的衝突，而拉姆斯菲爾德‘非常善於解釋它的實際意義，’這位助手説。”

報道在結尾援引拉氏的話説，

“説到底，戰爭不是統計數字，不是標題，不是過眼煙雲或者24小時的新聞循環。它是意志，意志的表達，美國總統明確而毫不含糊的決定……還有美國人民要看到的必定的勝利。在以往美國參加的戰爭中，敵人的統帥已經懷疑與這個國家的實力和她的人民的決心相抗衡是否明智。我期待着在阿富汗的某個山洞裏，有一個恐怖主義領袖此刻正想着同樣的事。”

這篇報道無意中泄露了一個“天機”：國防部長應當“在為公眾框定這場戰爭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所謂“框定戰爭”，就是領導戰爭中的輿論。

這樣的輿論導向，尤其是危機時刻的輿論導向，有什麼作用呢？

首先是影響美國新聞媒體的議程設置。在美國的媒介上，我們看不到“輿論導向”之類的話。可是美國政府領導的想法卻幾乎都能通過新聞媒體體現出來。他們不是用行政命令來讓媒體聽命於他們，他們完全是通過向媒體和公眾提供他們想提供的情況和觀點，來左右輿論。拉姆斯菲爾德9·11之後在媒體的頻繁亮相，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所有這些亮相中，媒體對他的報道都是有實質內容的，甚至是有個性的，這就很容易打動受眾。

其次，影響國會和政府的議程設置。媒體的輿論聲勢造足了，國會就會通過他們想要的東西。比如國防預算的增加。比如2001年10月美國國會匆匆通過的《愛國法案》。這個法案賦予執法機構很大的權力，包括對可能無辜的嫌疑人做有罪推定，不經任何程序就可以拘捕嫌疑人等。但是它沒有經過充分討論或辯論就得到了通過。

第三，影響美國公眾的政治傾向。從海灣戰爭以來，美國公眾的政治傾向可以説急劇右轉，美國在海外的軍事行動總能在美國國內的民意測驗中獲得很高的支持率。像打伊拉克，在國際上有很多不同意見，但是國內的支持率仍高達半數以上。

第四，不僅影響美國新聞媒體的議程設置，也影響了全世界新聞媒體的議程設置。包括我們中國的很多媒體，幾乎也是這樣。轟炸阿富汗了，炭疽病了，巴以衝突了，要打伊拉克了，幾乎美國一颳風，我們這兒就下雨。造成很多新聞媒介甚至政府官員，都圍着他們的思路轉。

關於美國的輿論導向，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們的憂患報道。美國現在已經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人們普遍認為它的軍事力量現在是世界上最強的，沒有什麼對手。可是他們卻常常報道説，美國空軍的防禦如何需要更多的經費來更新、增加情報、監控和偵察設備;美國軍隊對打城市戰爭如何毫無準備，缺乏成功地進行城市作戰的能力。這樣的文章和分析，一方面會提醒美國軍人時刻意識到自己的不足，不斷提高，另一方面，就像會叫的孩子有奶吃的道理，他吃得再飽還是喊餓，喊的結果，就是社會的關注，政府和國會都給他撥款。美國的防禦戰線遠遠超出他們的疆界，達到歐洲、中東。可是他們還是在大喊大叫他們的安全有問題，喊來了NMD，喊掉了束縛他手腳的《彈道導彈條約》。是不是也有迷惑對手的作用，就不好説了。

比較一下美國受到打擊、挫折之後媒體反應的措辭與我們在這種情況下的措辭，我覺得很有意思。美國受到打擊，如9·11這樣的打擊之後，毫不遮掩地説：美國憤怒了!美國人被激怒了!而我們，遇到類似售台武器這樣的事，最常聽到的一句話是：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從對外傳播的角度來看，告訴人家我的感情被傷害了，是完全無效的傳播。誰在乎你的感情被傷害了?而從鼓舞士氣的角度看，表示一個國家的憤怒更積極呢，還是表示一個國家的感情受傷害了更積極？

潛移默化

美國和西方輿論的攻勢，對我們已經發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並且在我們的媒體上已有所體現。比如2002年9月1日北京一家報紙有一篇報道，題目是“《9月11日》嚇了威尼斯一跳——一部由11部短片組成的電影在威尼斯電影節引起轟動”。報道説，法國一個製片公司從全球各地請來了11位有“突出表現”的大導演，

“給每人11分鐘來描繪去年恐怖襲擊所帶來的震撼和靈感”。“製片人給所有導演‘完全自由的表達方式’，例如埃及導演尤素福·查汗的作品，片中的演員對9·11的看法令人驚愕。該片還討論了從越戰到入侵索馬里的數十年間，關於美國政府‘對文明的破壞’以及由此造成的‘數百萬犧牲者’的問題。”

我注意到，記者不知是無心還是有意，並沒有點明越戰和入侵索馬里都是美國所為，而且“對文明的破壞”和“數百萬犧牲者”都加了引號。不過，這還罷了，耐人尋味的是下邊這句話：“當然，如此偏執的作品畢竟還是少數，在大多數短片中，電影工作者都對恐怖襲擊後美國所面臨的危機深感擔憂。”

一部11分鐘的短片，因為表現了美國侵略別國造成對文明的破壞和數百萬犧牲者的歷史事實，就“偏執”了？“對恐怖襲擊後美國所面臨的危機深感擔憂”，就不偏執，就正常了？這好像應該是美國人而不是中國人説的話吧！真不知道這是怎樣的思維邏輯。

我還不只一次在我們的媒體上，看到以積極讚賞的調子正面介紹美國一系列政界人物的文章，如奧爾布賴特、鮑威爾、賴斯。這些人再優秀，再出色，他也是為美國利益服務的，不是為你中國利益服務的。他們有很多對中國的態度是很強硬的。人家跟你過不去，你還讚美人家，這和被人賣了還給人數鈔票有什麼區別？我不是説我們不應該向中國受眾介紹這些美國政客，而是質疑這種正面介紹的做法。美國的媒體是絕少這樣介紹中國領導人的，以至鄧小平上了《時代》封面，我們都會當新聞報道！

我和一些朋友感覺，在涉及中美關係的重大問題上，我們現在已經不是居安思危，而是居危思危的時候了，就是因為在一系列的問題上，我們總會有媒體和專家學者表現出一種以美國的價值觀為價值標準的傾向。這是為美國的全球戰略服務的美國輿論的成功，卻是我們媒體的恥辱。抗日戰爭時，4億人口的中國曾產生了400萬漢奸。但是當年的漢奸想必遠沒有今天這樣的輿論聲勢，沒有這樣大言不慚，冠冕堂皇。我們倒是應當慶幸美國今天的倒行逆施，幫我們擦亮了很多人的眼睛，使他們對美國的輿論產生了懷疑。但是，能否最終挫敗“不戰而屈人之兵”的陰謀，則要看我們自己的決心、毅力、智慧和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