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新冠肺炎生死戰：病毒狡猾兇殘 一根輸氧管背後一條人命_風聞

http://china.caixin.com/2020-02-21/101518806.html

武漢新冠肺炎生死戰：病毒狡猾兇殘 一根輸氧管背後一條人命

【財新網】（記者 包志明 蕭輝 高昱 發自武漢）

“很多人去世。”袁鳴説，“但他們和我們都盡了最大的努力。”

2月15日上午，剛剛經歷了一夜冬日雷雨和大風的武漢大雪紛飛，袁鳴早早進到病房查房。依次穿上藍色隔離服、白色防護服，戴上手術帽、面屏和護目鏡，套上手套和腳套，這是進入隔離病區的標準防護，每位醫護人員穿戴的時間需要大約半個小時，最後在防護服外給彼此寫上名字。

在疫情最為嚴重時，這樣一整套防護裝備極為珍貴，很多醫院只能保證最一線的醫生護士，而且每天只有一套。醫護人員穿着這種密不透風的防護裝備，需要連續工作七八個小時。

袁鳴走進一間間病房，依次詢問患者身體狀況、記錄數據。突然，有護士進來喊：“袁醫生，19牀病人嘔吐了，呼吸困難，快過去看一下吧。”

19牀的病人40多歲，3天前確診收入病區。正在進行鼻導管吸氧的病人表情十分痛苦，似乎想説什麼話。突然，她的心電監護儀發出報警聲，血氧飽和度很快從90多跌到80多，呼吸頻率和心率加快。

“怎麼回事？”袁鳴問道。“剛剛病人接了一個電話，就這樣了。”護士回答。

袁鳴趕緊叫護士推來高流量吸氧儀。這是在武漢一線非常緊缺的設備，通過鼻塞導管直接將一定氧濃度的空氧混合高流量氣體輸送給患者，這種氣體具有高流量、精確氧濃度以及加温濕化的特點，患者吸氧時會比較舒適。此次疫情中，高流量吸氧儀在治療重症患者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經過一段時間的高流量吸氧後，病人似乎平靜了一些，但數值顯示，她的呼吸狀況並未改善，血氧飽和度仍在下跌，呼吸頻率升到每分鐘40多次，嘴唇開始發紫。

“換無創呼吸機，快！”袁鳴急促地説。無創呼吸機很快被推了進來，護士拔下鼻導管，給患者換上面罩。但病人的反應讓大家吃了一驚，她突然煩躁地在牀上扭來扭去，試圖拉下面罩，呼吸機也發出尖鋭的報警聲。

“沒氣了！沒氣了！我要氣！快！救救我！”病人發出無力的低喊，奮力抬起身體。護士在一旁趕緊説：“阿姨，有氣的，機器有氣的，你要根據呼吸機的節奏呼吸，沒事的。”但是，病人的人機抵抗越來越嚴重，血氧飽和度更是跌至70。

“要推安定嗎？”護士徵求袁鳴的意見。她仔細檢查了數據：“呼吸機氧壓不夠，供氧不足，不能硬上，換回高流量吸氧。”

護士拆下面罩，重新給病人插上了高流量吸氧的鼻導管。這時，病人已經發不出聲了，意識開始模糊。病房內平靜了下來，只有心電監護儀還在不斷髮出刺耳的警報聲。護士有點慌了。袁鳴不顧感染風險，上去握住了病人的手，對着她喊道：“氧氣來了，你好好吸氧，不要睡着，你要堅持住！”病人睜開眼，微微點了點頭。

“很好，沒有休克，現在加大高流量吸氧的流量和氧濃度。”袁鳴説。隨着流量的加大，高流量吸氧機的濕化水來不及進入加温濕化器，一位護士馬上用手用力擠壓濕化水滴液袋，盡力讓水更多地進入機器。隨着高流量吸氧的持續工作，病人狀況逐步穩定。血氧飽和度由70多回升至90。在場的人都終於鬆了一口氣。

經過了3個多小時的查房，脱下防護服的那一刻，袁鳴已經滿臉汗水，身上衣服也被汗水浸透。她一邊擦着汗，一邊跟管牀醫生説，馬上調一下19牀病人的CT和記錄。

管牀醫生調出病人的CT片，上面顯示她的肺部已經有三分之二變白。“這個病人很危險，剛才上了高流量吸氧，血氧飽和度也只能勉強維持在90，但她的呼吸頻率有40-50/分鐘，心率也100多，現在才稍微降了一點，但是隨時可能再次加重，這樣下去，她的體力撐不了多少時間。”袁鳴認真的説，“要立刻轉到上級醫院，必要時進行氣管插管。”

另一位醫生説，轉院要全市統一調配，可能需要等一等。袁鳴説，“這個病人經搶救稍微穩定一點，按照目前的治療，先把能用的藥給用上，這層樓的氧流量給她維持住。儘快聯繫指揮部，一旦聯繫好，馬上轉院。從現在開始，不要讓患者接電話。”

“在危重病人裏，19牀這樣的還算好的，因為沒有出現多器官衰竭和心臟損傷。”袁鳴説，“她現在最主要的問題是呼吸衰竭，現在血氧飽和度是靠機器維持的，但只要她病情加重，體力撐不住，血氧一下子就掉下去了，就危險了，所以要儘快轉院到能很快做氣管插管和上ECMO的地方。”

“新冠肺炎的病症惡化經常是突然性的，一旦出現狀況，真的是要爭分奪秒，有時候幾分鐘就能決定生死。一旦遇到那種多器官衰竭的，搶救難度大大增加。”她對財新記者説，“如果所有病人都能在需要的時候用上該用的設備，可能死亡率會大大降低。但這只是理想狀態。”

然而，這位病人沒等來轉院。第二天，她再次出現呼吸衰竭，醫生們沒能把她救回來。

這不是袁鳴第一次送走病人，也不會是最後一次。生或死，在2020年的這座城市，只有幾分鐘的時間，有時候甚至取決於有沒有一根輸氧管。

武漢並不是一個醫療資源匱乏的城市。根據“2017年城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及“2017年城市統計年鑑”，武漢擁有45個三甲醫院，在國內大型城市中僅次於北京（58個）和天津（55個），超過上海（43個）和廣州（41個）；每萬人三甲醫院數（0.04131）排名全國第一，是上海（0.01778）的兩倍多；千人牀位數（8.409）位列第四，也比廣州（6.221）、北京（5.574）和上海（5.566）多；千人衞生技術人員數（11.696）位列第二，僅次於北京（12.761），同樣超過廣州（10.001）和上海（7.774）。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綜合醫療資源可與北京比肩，將上海、廣州都拋於身後的國際化大都市，卻在2020年這個暖冬，經歷了一場猝不及防的公共衞生災難，將它的900萬市民、4萬醫生、5萬護士以及3萬名從全國各地支援而來的醫護人員一度推至瀕臨崩潰的懸崖邊緣，以千計的生命被死神的陰影籠罩。

2月20日，晴，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旁邊的東湖泛出一縷亮色，樹枝吐出新綠，野鴨輕盈地戲水，似乎早櫻也開始吐蕊。春天終究會到來的。

打開UC瀏覽器 查看更多精彩圖片2月6日，武漢中南醫院搶救室，工作人員對病房進行消毒。圖/財新記者 丁剛

無聲的前哨戰

位於武昌的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和武漢大學人民醫院，位於漢口的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院、華中科技大學協和醫院，並稱為武漢四大醫院，不過如今的中南醫院已經變成了一座完完全全的傳染病醫院。

中南醫院是此次武漢疫情中接診新冠肺炎病人最多的醫院。身為中南醫院急診中心副主任和中南醫院ECMO團隊帶頭人，夏劍在最高峯時期要管理十多名危重症新冠肺炎病人。剛搶救回一名病人，另一個牀位又有病人心臟驟停，此起彼伏。每天都是緊張地和死神賽跑的日子，夏劍已經沒有時間概念了，他只記得小女兒去年11月30日出生，而他自1月10日離家，已有40天沒有看到女兒了。

作為湖北省衞健委專家組成員，2019年12月底夏劍曾被召到金銀潭醫院，給危重症病人使用ECMO搶救。“做了五例危重症搶救，效果都不太好，沒有搶救回來。”夏劍説，他參與搶救的金銀潭醫院五名危重症病人四名男性、一名女性，大多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還有家庭聚集型發病史。

夏劍告訴財新記者，參與搶救的醫生不約而同都穿上了最高級別防護服。“我們在金銀潭醫院參與搶救時就知道這是個傳染病，但當時對這個病毒知之甚少，傳染途徑、傳播烈度都不太清楚。”夏劍説。

2019年12月底，中南醫院的呼吸科和傳染科也相繼接診了不明情況的肺炎病人，到急診中心來看發熱的病人越來越多，而且大多肺部CT呈現磨玻璃狀。中南醫院副院長、急診中心主任趙剡察覺出事態不對勁，他受過歐洲嚴格的醫學體系訓練，獲得法國第五大學、第六大學雙醫學博士學位，在他的要求下，全院一線科室發熱門診、急診、ICU和傳染科醫生都做好最高級別防護接觸發熱病人。

夏劍是武大中南醫院發熱門診專家組成員，從1月初開始他每天要往發熱門診跑十多趟，後來乾脆坐在發熱門診後台審核病例。隨着肺部病變的發熱病人越來越多，1月6日，武大中南醫院的ICU和急診重症病房都改成隔離病房，用木板阻斷隔開，各騰出16張牀位，專門收治新冠病人，很快就全部住滿，留觀室也塞進了病人。25個急診醫生、50名護士圍着這20多名新冠病人24小時輪班轉。

據夏劍回憶，中南醫院發熱門診的病人在1月21日前後達到高峯，每天要看六七百人，發熱門診超負荷運作，醫生疲憊不堪。

武漢市第三醫院燒傷科副主任張祥明還擔任着醫院醫務部的主任，在他印象中，疫情的起始是12月30日。“那天市衞健委召開會議説，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正在流行，要求各醫院開始加強發熱門診的工作。”他介紹，“像我們三甲醫院、綜合醫院的發熱門診，要求必須24小時有人留守，不得推諉拒絕病人就診。因為以前發熱門診看病的人很少，一般沒有24小時值守的。”

1月3日，三醫院也出現了第一例疑似病例。醫院很快就進行了上報並建立發熱隔離病房。三醫院呼吸內科醫生胡成被調往發熱門診擔任負責人。病患的快速增多令他至今難忘，“剛開始一天是十幾個人，然後就50個、100個、200多個病人，到最後就看不下來了，8個診室全都超負荷了，我最多的時候一天就得看100多個病人，我們醫生護士都有累倒的，大家都非常無助。”

即使是位於中心城區之外的東西湖區人民醫院，自1月上旬就診人數也開始陡增，發熱門診由原來的3個診室增加到5個診室，許多其他科的醫生也調來幫忙。“最多的時候一天要接診600多個病人，但是醫生加上其他科室來支援的也只有13個。大家輪班值守，經常凌晨3點還下不了班。”東西湖醫院急診科主任劉立新回憶説。

病人越來越多，但許多醫生當時並不清楚自己面對的是什麼。

一位湖北省屬醫院醫生向財新記者透露，在1月15日國家衞健委第一版《新冠肺炎診療方案》出來之前，1月4日，武漢市衞健委在金銀潭醫院對當地醫院做了一次培訓，培訓中下發了《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醫療救治工作手冊》。工作手冊共收錄有十份文件，第一份是《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診療方案（試行）》（下稱《試行診療方案》），第二份是《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入排標準》（下稱《入排標準》）。兩者對“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的臨牀診斷標準有明顯差異。

“《試行診療方案》應該是湖北省專家組和最早一批國家衞健委專家組1月1日一起編制的，《入排標準》則是後來由武漢市衞健委編制，武漢很多醫院都是按照後者進行診斷和上報。”上述醫生介紹，所謂入排標準，就是指導一線醫生對病人能否診斷為某種疾病並上報的納入和排除的原則標準。

財新記者獲得的一本工作手冊顯示，在《試行診療方案》中，對於“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的病例定義一共四條：發燒；具有肺炎的影像學特徵；發病早期白細胞總數正常或降低，或淋巴細胞計數減少；經規範抗菌藥物治療3天，病情無明顯改善或進行性加重。定義稱：同時具備這四條，不能明確診斷為其他疾病的肺炎病例，定義為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如果患者有華南海鮮市場暴露史或有類似病人接觸史，滿足前三條即可。位於漢口的華南海鮮市場被認為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主要疫源地，早期確實大部分患者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

武漢市衞健委《入排標準》則比《試行診療方案》要求更為嚴格。其開篇第一句就規定，同時具備流行病學史和臨牀表現者納入。其中，臨牀表現要求與“國家專家組標準”病例定義列出的四條基本一致，僅對其中發熱一條進一步定義為≥38度；更大的改變是要求必須具有流行病學史，即2019年12月1日以來，長期在華南海鮮市場從事交易活動的商户、僱傭者和工作人員，或發病前兩週內曾在海鮮市場從事加工、售賣、宰殺、處理和搬運等工作三小時以上者，或發病前兩週內曾在海鮮市場有禽類、野生動物明確接觸史（觸摸或1米以內近距離觀看等）者，以及與符合病例定義者共同生活、居住、學習、陪護、同病房的人員或未採用有效防護措施的診療、護理的醫務人員。

病例定義（case definition）被稱為流行病學的基石，是疾病的診斷依據和排除依據，一般包括流行病學史、臨牀表現和病原學證據三方面內容。在1月9日國家衞健委宣佈確定病原體為新型冠狀病毒、明確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之前，臨牀醫生並不知道病原體是什麼，沒有病原學證據，臨牀診斷只能通過流行病學史和臨牀表現這兩方面。“從事後看，《試行診療方案》給出的病例定義總體是穩妥的，既重視了病人流行病學史方面的內容，因為第一批病人確實絕大部分都有明確的海鮮市場接觸史，但又沒有拘泥於海鮮市場這一個可能的疫源地，對沒有類似接觸史的病人沒有簡單排除。如果嚴格按照這個方案中的病例定義執行，不會出現大量與海鮮市場無關的病人漏診的情況。”這位人士説，“我不太能理解為什麼《入排標準》要將與海鮮市場有關的流行病學史改為必要條件。”

從財新記者對武漢數家醫院的採訪瞭解看，不同類型的醫院對《試行診療方案》和《入排標準》態度不一。一些省管醫院基本按《試行診療方案》執行。如武漢市協和醫院12月31日下發全院各科室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定義，與《試行診療方案》基本一致，並不要求必須有海鮮市場接觸史。1月初，該院醫務辦公室再次提醒，對於發熱臨牀≥38度的患者均需要高度警惕“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可能性，要求在預檢分診中尤其應重視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的患者，包括海鮮市場附近羣居發熱史及海鮮市場附近診所就診史，但同時強調，無海鮮市場接觸史患者也不應簡單排除“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可能性，如患者表現為發熱、咳嗽且白細胞不高、淋巴細胞低，影像學提示有肺部浸潤，檢查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或流感病毒等病毒陰性，也應由專家會診判斷是否列入“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

另一家市管醫院，1月初下發的一份“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待確診病例判定指導原則中，則是按照《入排標準》，要求必須結合流行病學史、臨牀特點、實驗室檢查、影像學特點及病原學結果診斷冠狀病毒性肺炎。該院一位呼吸科醫生介紹，流行病學史指的就是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不過他補充説，該院當時並不具有確診權，而是先檢查排除所有常見的流感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病毒性肺炎，支原體和衣原體肺炎以及細菌性肺炎後，經院內討論後交區裏、市裏、省級三級專家組討論後才能定為“確診”病例。

一位接近湖北省專家組的人士透露，國家和省專家組成員看到武漢市衞健委這個《入排標準》後還很生氣，要求武漢市衞健委收回小冊子重新編印，武漢市衞健委後來重新編印了一套綠色封皮的工作手冊，去掉了《入排標準》，但各醫院所執行的診斷和上報標準並沒有改變，一直到1月15日，國家衞健委發佈第一版《新冠肺炎診療方案》，對確診病例的臨牀表現定義統一到“國家專家組標準”的相關規定，流行病學史的內容則定義為“發病前兩週內有武漢市旅行史，或武漢市相關市場，特別是農貿市場直接或間接接觸史”。

《入排標準》列入海鮮市場有關的流行病學史，一個重要後果就是病毒在人際間傳播的“中招者”被排除在外。事後回顧，許多醫生都認為，疫情從2019年底的幾百例迅速增加到1月20日左右的數千例，與此應有關係。

一直到1月15日，第一版《新冠肺炎診療方案》普遍發到一線醫護人員手中。1月18日的第二版開始，確診可以從基因測序和核酸檢測中二選一，同時國家把檢測權力下放到了湖北省疾控中心，其檢測能力大概在每天200-300例左右。

但是到1月20日，武漢每天的發熱病人已經超過了5000人。

不下戰場的戰士

1月20日，所有的僥倖被打破。國家衞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鍾南山在電視上明確表示，武漢新冠肺炎“肯定有人傳人”，並已有14名醫護人員被感染。武漢各家醫院的發熱門診很快被恐慌的市民包圍。

東西湖醫院當時是區裏惟一的定點治療機構，壓力非常大。為了應對蜂擁而至的病人，醫院不僅將發熱門診整棟樓用作隔離收治點，還將住院部B棟的所有病房騰出來，日夜趕工加裝防護設施，改造成新的隔離病區。到了1月底，東西湖醫院隔離病房牀位由最初的30個擴充到300多個，重症患者被安排進入感染科病房，輕症患者則在呼吸科進行治療。牀位成倍擴大，醫護人員不足問題凸顯，東西湖醫院大量抽調其他科室醫務人員，進行前期業務培訓後馬上投入一線。

東西湖醫院心血管內科主任林湧波就是在這期間抽調至感染科，負責發熱門診篩查、病房病人呼吸支持治療的工作。“患者的數量不斷增加，每天都有患者情緒激動地要求安排住院，我們只能儘量安慰他們。”林湧波説，“在1月下旬到2月初最忙的這10多天裏，我晚上都只能睡在辦公室的躺椅上，隨時應對患者的緊急情況。”

在此期間，武漢市政府一直在以“添油”戰術增加牀位數。1月20日之前，兩家新冠肺炎定點醫院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和武漢市肺科醫院，能提供的牀位數只有600個，1月21日又增加了漢口醫院為定點醫院，三家定點醫院合計800張牀位，其他直屬醫療機構也計劃騰出1200張牀位。一天後，武漢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緊急研究決定，整體徵用漢口醫院、市紅十字會醫院、市四醫院西院、市五醫院、市七醫院、市九醫院、市武昌醫院等七家醫院為發熱患者定點診療醫院，其門診部全部作為發熱門診，集中接診全市發熱患者，並安排3000餘張病牀收治疑似和確診病例，同時要求全市二級以上綜合醫院仍須設置發熱門診，開展預檢分診和一般發熱患者的診療。

1月22日晚，湖北省政府舉行的首場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佈會上，武漢市副市長陳邂馨再度表示，採取“7+7”的醫療防控救治方法，即由同濟、協和、省人民醫院、中南醫院等7家大型綜合性醫院，與7家市屬醫院結對子，計劃騰出3400張牀位，專門對發熱患者進行門診。兩天數字相加，意味着武漢市已經預備了至少5400個牀位。

但是無論政府還是醫生們，都大大低估了疫情和因為疫情而恐慌的市民。根據“7+7”方案，武大中南醫院託管武漢市第七醫院。1月22日晚上10點，七醫院的發熱門診開診，夏劍趕去支援，結果晚上7點就排起了長隊，“隊伍都排到街面上去了，黑壓壓都是人，看不到盡頭。”當天七醫院的發熱門診看了八九百人。即使是1月23日，武漢封城限制交通，看病的人數量仍沒有降下來。

“冬天本來就呼吸道疾病高發，今冬甲流也特別厲害，現在又加上新冠肺炎，各種發熱病人擠滿了醫院，交叉感染根本沒有辦法。”夏劍説。

1月23日，武漢市中心醫院後湖院區、武漢市第三醫院光谷院區和武鋼二醫院也成為武漢市第二批新冠病人定點醫院。“真是忙瘋了。”負責光谷院區改造的三醫院醫務部主任張祥明説，“我們把整個院區所有普通病人轉出，然後花了三天時間把整個大樓20層和門診進行了緊急改造，使病區符合三區兩通道的感染科醫院標準，就這樣我們隔離病房總共闢出了300多個牀位。”三區兩通道是指污染區、緩衝區、清潔區，以及醫護通道和病人通道。

但是讓張祥明意想不到的是，這300多個牀位僅用了兩天時間就全部收滿了。“我這輩子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場景，最多的時候我們每天門診量有四五百人，有些患者在就診的過程中就倒下去了，再也沒起來，都是年紀大的人，有的一家幾口的就這樣倒下去了。”張祥明説。

不僅病人驟增，醫護人員超負荷運轉，物資問題成為了這一階段每家醫院都亟需解決的頭等大事。袁鳴和張祥明都向財新記者表示，他們前期採購的物資沒幾天就都消耗殆盡。

“防護服、口罩、護目鏡、隔離衣全都告急。今天用了明天就沒的局面一直持續了10來天。我只能一面求上級政府部門調撥，一面求助社會捐助。”張祥明説，為了減少裝備的使用，特別是防護服的消耗量，只能將醫護人員的工作時間延長，同時把醫用防護服給到ICU等最一線的部門，其他人員都穿減配的防護服。

“我們正常應該是4個小時輪班，然後不得不延長到6個小時，這已經是人的極限了，不吃不喝不上廁所6個小時是極限，這個期間有很多年輕的醫護人員都暈倒了，因為脱水和體力透支。有些年輕的小護士面對這前所未有的壓力，失聲痛哭，很可憐的，我都不忍心去回想當時那一幕，一方面是病人如潮湧來，另外一方面我們的物資短缺、人員短缺、設備短缺⋯⋯”説到這裏，張祥明不禁哽咽。

因為物資問題而哽咽的不止是武漢當地醫護人員。最早一批前來支援的外省市醫療隊也措手不及。上海交通大學附屬第一人民醫院副院長鄭軍華教授率領的上海第一批醫療隊，1月25日大年初一凌晨一點半抵達武漢天河機場，當天上午就來到金銀潭醫院接管病區。

“來武漢前大家是知道一些疫情嚴重性的，也知道武漢缺少人員和物資，所以帶了些防護用品，包括N95口罩、防護衣、隔離衣、護目鏡等，夠維持3-5天量的，但是到了之後看到的場景、所碰到的困難，還是遠遠超出了大家的想象。”鄭軍華説，他們原來想着過渡幾天就能在武漢當地獲得補充的想法根本不可能，“我去金銀潭醫院的倉庫看了，真的是空的。”

上海醫療隊不得不將每班醫護人員的工作時間延長至8個小時，以減少物資消耗。許多護士一個班下來，整個人都快虛脱了，就算這樣也無濟於事。“最危急的時刻，我們的物資今天用完，明天就沒有了。”但是鄭軍華不敢告訴醫療隊員們，十多天後回想起當時的壓力，他仍然眼淚盈眶，“沒有防護你就能不進院區嗎？醫德不允許我們這麼做，當時我甚至做好了裸奔進場的心理準備。可是一旦感染，作為領隊，我對不起他們，對不起2000多萬上海市民啊。”

鄭軍華動用了所有能用的關係和資源，但都沒有辦法，有東西也送不過來。“最後關頭，上海市的領導，李強書記和當時的市長應勇都説要全力保障物資，絕不能讓上海醫療隊出現裸奔。副市長宗明當時就表態，一定要想辦法把這個通道建立起來。上海衞健委在全市籌集物資，八個處長親自送至火車站。市政府聯繫了鐵路總公司，説務必要把物資安全送到武漢。我在武漢這邊也聯繫了東西湖區政府，讓他們安排車輛將物資由火車站送至醫院。”鄭軍華説，“直到親眼見到包括1000個N95口罩在內的物資，我才真的長舒了一口氣。”

張祥明表示，在2月初時，隨着生產和物流流程的理順，各地的捐助物資不斷進入武漢，物資緊缺的問題才得到緩解。但像防護服等裝備還是非常緊張。“我們常自嘲説，我們的醫護人員穿的是‘萬國牌’，全球各種品牌的防護服，工業用的、化工用的、防塵的，五花八門都有，但這也比沒有好。”張祥明説。

在1月20日之後的十幾天裏，奮戰在一線的醫務人員面臨的另一個重大壓力，是越來越多身邊的戰友倒下。消息人士告訴財新記者，到2月初，武漢市醫務人員的確診感染數超過600人，其中武漢協和醫院、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武漢同濟醫院四大醫院就將近300人，疑似病例數也基本相當。

夏劍介紹，儘管中南醫院的院感防控在2019年12月底就已經啓動，要求所有一線科室醫護人員做好最高級別的防護，防護服、醫用口罩都保證提供給一線醫務人員，但1月10日還是出現首例感染醫護人員，截止到2月初，他們一共有50名醫護人員確診，17名醫護人員疑似。“早期防護物資緊缺，醫務人員工作任務重，連軸轉，再加上對病毒的性質還有待提高，依然有一些醫務人員感染了。”他説，“別的醫院情況我們不瞭解，我們醫院實事求是彙報了所有醫護人員感染，並給予他們最好的醫療，幫助他們康復。”

中南醫院急診科護士郭琴1月6日開始護理高度疑似新冠肺炎病人，1月12日發燒，1月13日做CT顯示肺部有磨玻璃狀，住進急診隔離病房。郭琴告訴財新記者，剛開始她很害怕，在關鍵時刻這個集體給了她温暖，急診科主任、護士長當天都穿着隔離服到病房鼓勵她，同事的問候短信源源不斷髮給她，連平時一些不怎麼説話的同事也發短信給她鼓勵。一名和她關係很好的護士值夜班，只要空下來，就會到她的病牀前看着她。

1月16日，郭琴高燒退了下來，CT肺部顯示病灶收縮，回到家隔離，1月28日確診康復後返崗工作。“同事們那麼忙，我就是想盡早回來上班，幫他們分擔一點，我們是一個戰鬥的集體。”郭琴説。

但是，減少院內感染，光靠口罩、防護服和集體的温暖還是不夠的。陸軍軍醫大學西南醫院全軍感染病研究所所長毛青教授1月24日除夕夜與450名軍醫空降武漢，他參加過SARS、援非抗擊埃博拉等重大公共衞生行動，與高危污染物、烈性病毒打了30多年交道，是感控領域的一名“老兵”。此次作為陸軍援鄂醫療隊專家組首席專家，毛青主要承擔防控感染工作。1月25日，毛青和他的團隊進駐金銀潭醫院，整體接手了綜合病房樓的兩個病區，在接診當天就收治了72名確診患者。

毛青告訴財新記者，他到金銀潭的第一天和金銀潭醫院張定宇院長交流院感防控工作，“我跟張院長説的第一句話是你們院的防控工作還是要加強。”

毛青説，當時金銀潭醫院醫護人員大多沒有戴護目鏡，有些地方的流程設計也需要改進。金銀潭醫院作為第一家接收新冠病人的定點醫院，病區大多是臨時改建的隔離病房，多家醫療團隊參與支援，在防控統一管理上也有待協調。金銀潭醫院劃出相對清潔區域，在這個區域內醫務人員可以穿着普通工作服，戴個醫務口罩就可以，但毛青認為這個區域並不是絕對清潔區，還存在一定風險。

“我們的目標是零感染，一個人都不能少。”毛青介紹，他給隊員們定了很高的防控標準和流程，尤其是在洗手消毒、穿脱防護服等關鍵環節，設置了監控機制，隊員們兩兩相互監督，並安置了攝像頭，由防控專家在監控攝像頭前對隊員的洗手、脱防護服進行監督指導，一旦有人犯錯誤，立即提供專業的防護指導。

“通過專業的防控措施，傳染病是可以防控的，在每一個細節上都不能馬虎。”這是毛青對隊員們的要求。在金銀潭醫院支援一個星期後，毛青和他的團隊又參與火神山醫院的支援，到武漢20多天，目前他的團隊依然保持零感染記錄。

一根輸氧管背後一條命

1月30日晚，世界衞生組織宣佈，將新冠病毒疫情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衞生事件。為幫助武漢抗擊疫情，到1月底，已有近萬名醫護人員從全國各地趕往武漢。1月30日，武漢市衞健委披露，武漢市第一批徵用的七家醫院2462張牀位已滿；第二批三家醫院約1380張牀位開始收治病人，已接近飽和；第三批徵用的14家醫院改建完成後可提供近5000張牀位，部分醫院已提供635張牀位。

但是，這4000多張牀位仍遠不能滿足病人的增加。2月2日上午，擁有1000張牀位的武漢火神山新冠肺炎專科醫院工程完工，舉行軍地交接儀式，軍隊抽組1400名醫護人員承擔火神山醫院醫療救治任務。2月2日晚間，武漢市衞健委再次發佈通告稱，擬再新增第四和第五批收治新冠肺炎確診和疑似病例的定點醫院，增加牀位2183張，五批定點醫院總計將提供超過1.2萬張牀位。

真正讓已經超載運行十多天的醫院緩一口氣的，是2月2日開始推進的分類隔離政策和2月3日開始興建的方艙醫院。

根據2月2日中午武漢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揮部的第10號通告，要求對新冠肺炎確診、疑似、發熱及密切接觸者“四類人員”進行集中收治和隔離：對確診的新冠肺炎患者必須實行集中收治，重症患者須送定點醫院入院治療，輕症患者無法全部進入定點醫院治療的，須徵用其他醫院或酒店作為臨時治療區集中收治；對疑似患者須實行集中隔離，重症患者必須入院治療，輕症患者無法入院隔離的，須改造酒店作為臨時隔離區集中隔離，為防止家庭聚集性傳染，不得居家隔離；對無法明確排除新冠肺炎可能的發熱患者，參照疑似患者集中隔離觀察；對確診患者的密切接觸者，也須實行集中隔離觀察。當日晚間，武漢市各街道開始徵收部分酒店、招待所等民用設施，對疑似病人進行集中隔離，不再居家隔離和自行看病入院，武漢市走上“應收盡收”的正確軌道。

2月3日開始，武漢市在洪山體育館、武漢客廳、武漢國際會展中心建設三座可容納3800張牀位的“方艙醫院”，用於收治新冠肺炎輕症患者。截至2月5日，武漢市已經改造完成和正在改造的“方艙醫院”已經達到13處，預計可提供萬餘張牀位。

2月5日，武漢市衞健委發佈通知，各定點收治醫院從即日起，原則上只收治確診的重症病例和危重症病例，以及疑似的危重症病例，對不符合上述要求的患者，新就診的由定點收治醫院暫時留觀並及時通知區指揮部，安排送往社區隔離點或方艙醫院收治；已經收治的醫院要及時辦理出院手續，通知所在區指揮部送往社區隔離點或方艙醫院。

隔離、分流雙管齊下，再加上社區衞生服務中心承擔起初篩登記的任務，曾經擁擠着確診、疑似、發熱病人及家屬的醫院立竿見影得到有效紓解。財新記者2月2日晚在武漢市紅會醫院、第七醫院和武漢市中心醫院後湖病區看到，原本擁擠的發熱門診和輸液室已經沒有了排隊人羣。

但是新的問題出現在醫生面前：大量在前期無法入院而耽誤病情的病人開始轉入重症，門診壓力減小，病房裏的空氣卻越來越凝重。

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彭志勇把新冠肺炎的發作週期估計為三週，每週一個階段。從有症狀起病（輕症）發展到呼吸困難（重症），一般是一週時間，這一階段，輕症的症狀多數是乏力、喘氣，有的人會發燒，有的人不發燒。進入第二週後，部分病人會突然病情加重進入重症階段，一般會出現呼吸窘迫的現象。第三週則是危重症到死亡的分水嶺，危重症患者有的經過治療，淋巴細胞指數逐漸回升，免疫系統逐漸好轉，就説明搶救成功；而那些淋巴細胞一直往下掉的人，免疫系統最終被摧毀，出現多臟器衰竭，就會最終導致死亡。

彭志勇認為，對一般病人來説，新冠肺炎兩週左右就能治好，而對發展成重症、危重症的病人來説，“三週時間，熬過來了就活了，扛不過這三週的就死了”。

截至2月3日24時，國家衞健委收到31個省份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累計報告確診病例20438例，累計死亡病例425例。湖北省累計報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13522例，其中武漢市6384例；累計死亡414例，其中武漢市313例。以此計算，中國內地31個省份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病死率是2.1%，湖北確診病例病死率為3.1%，武漢則高達4.9%。如果去掉湖北，其他省份確診病例的病死率是0.16%，也就是説，得不到及時確診和救治的武漢新冠肺炎病人病死率是湖北之外全國總體水平的30倍。

治療新冠肺炎並無特異性辦法。彭志勇常戲稱自己是“維持會會長”。他告訴財新記者，救治重症新冠肺炎患者，最主要的任務是幫助病人維持生命體徵。病人呼吸衰竭，同時會誘發多器官衰竭，不同的病人臨牀有不同的症狀，呼吸困難就給病人供氧，腎功能衰竭的病人就做透析，休克的病人就用ECMO（體外心肺支持）搶救。“病人缺什麼就給他補充什麼，維持病人生命，等待病人免疫系統恢復，把病毒清除掉。”

感染新冠病毒的危重症病人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呼吸衰竭，給危重症患者供氧，保證病人體內的氧飽和度達到一定數值，減輕他肺部的負擔，幫助病人熬過最艱難的時刻，是新冠肺炎重症危重症救治的基本路徑。

“我們救治的首要任務就是保護肺臟，讓它不變成大白肺，所以氧療很重要。”對口三醫院光谷院區的上海第二批援鄂醫療隊隊長、上海瑞金醫院副院長陳爾真介紹，氧療救治一般可分為四種方法，一是經鼻高流量供氧，二是無創機器供氧，三是有創插管供氧，對於瀕臨死亡邊緣的病人，可以採用人工肺（ECMO）搶救，根據患者實際情況、循序漸進的處理。

但是，供氧不足打亂了這個步驟。氧療需求激增之下，武漢很多醫院，尤其是作為定點收治新冠病人的市屬三級醫院和區級二級醫院，其中心供氧系統難以保證大多數病房輸氧，管道不夠多，管道承壓能力不足，製氧規模也難以大幅提高，這導致了許多入院病人的搶救失敗。

武漢市肺科醫院院長彭鵬表示，目前除了人員緊張、防護用品緊張，還有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就是氧氣的供應。

“因為重症病人需要百分之百吸氧，危重病人的氧氣需求量是重症的10倍以上。目前醫院的氧氣用量已經達到日常用量峯值以上，氧氣的供應無法繼續增加。”他指出，氧氣的缺乏也會導致呼吸機使用效率不高。“呼吸機需要氧氣進行驅動，氧氣不能增加，我們就不能投入更多的呼吸機來對危重病人進行救治，這限制了危重病人的救治，我想這個問題在各個醫院都有普遍性。”

張祥明介紹，三醫院光谷院區收治的300多個病人中，需要吸氧的病人就有160多個，這超過了中心供應站設計供氧能力的好幾倍，而氧壓不足又導致無創呼吸機帶不動，許多病人因此病情惡化。不得已，醫院只能將病人按重症和危重症進行分區，把氧氣集中先給危重症病人。然後危重症病人裏面還有一個優先，就是先供給30歲-40歲年紀更輕一些的，因為這類病人存活的希望更大。“有時候一根輸氧管的背後就是一條命。”

作為一種臨時應急手段，光谷院區還採用“醫院輸氧管+氧氣鋼瓶”的方式對患者進行輸氧，在中心供氧不足的情況下，把氧氣鋼瓶加上去，形成雙管道供氧，“我們從武鋼臨時調了200個氧氣鋼瓶過來，醫護人員穿着防護服一個個把這些鋼瓶搬上樓，這種簡單粗暴的方法救活了不少人。”

打開UC瀏覽器 查看更多精彩圖片2月6日，武漢市金銀潭醫院，院區內放置了不少用於救治病人的氧氣鋼瓶。圖/財新記者 丁剛

為了一勞永逸解決供氧問題，三醫院向市政府和中國寶武鋼鐵集團公司武漢總部求助，用了三天時間，新建了兩個大型供氧氣罐，部分解決了供氧問題。“但這三天是很寶貴的，很多病人就是在這段時間裏治療不及時而去世，確實沒有辦法。”陳爾真表示，在這三天裏，光谷院區每天病亡的患者都有4-5人。“很遺憾，但大家都盡力了。”

2月11日，財新網刊發報道《武漢醫院缺氧，一線醫生呼籲解決供氧問題》，並向有關方面建議，儘快協調武鋼等企業參與醫院中央供氧系統改造，對氧氣瓶運輸提供綠色通道，解決武漢醫院氧氣供應普遍短缺問題。目前情況已逐漸緩解，2月16日，飽受供氧問題困擾的武漢紅會醫院新建的大型供氧氣罐也投入使用。

在供氧之外，負壓病房奇缺，不具備手術條件，也是橫亙在醫院頭上一道更難解決的難題。東西湖醫院只有兩間負壓病房可以做插管手術，其中有一個房間，病人已經住了一個多月了，還沒脱機，另一個也一直有病人。這導致東西湖醫院無法再做插管手術，遇到病人需要插管的，只能送往上級醫院。

武漢中心醫院後湖院區疼痛科主任蔡毅1月27日主動請纓上“戰場”，臨時組建了一支12名醫生和30名護士的醫護團隊，接管了一個病區40個病人，但讓他痛心的是，其中四個危重症病人已經去世了三人。缺乏醫療救治設備，是蔡毅面臨最大的難題，他管理的病區僅有一台呼吸機，遠不夠需求。

遠未結束的戰爭

2月8日，兩年前從武漢市委書記升任中央政法委秘書長的陳一新，以中央指導組副組長的身份重回武漢，吹響了“應收盡收、不落一人”的衝鋒號。2月9日，武漢發起“應收盡收”的“清零”總攻。為了完成這一目標，各大醫院紛紛擴大牀位，大量收治新病人。這讓正在逐步解決各項問題的醫院們迎來了新的挑戰。

張祥明介紹，為完成應收盡收的任務，三醫院光谷院區把ICU從樓上搬到一樓的急診科，再把急診科旁邊的一個病區臨時改造成ICU，新開了兩個大病區和一個ICU。同時，醫院減少了疑似病人的單間數量，加大核酸檢測的力度，查出來是陽性的就合併居住。三醫院光谷院區牀位數從300多個增加到600個，幾乎翻了一番。

其他醫院也在快速增加牀位數。財新記者根據武漢市衞健委發佈的《全市定點醫院病牀使用情況》統計，武漢市定點收治醫院的總牀位數從2月8日的不到1萬張，猛增至2月19日的2萬張，增加了一倍有餘。

激增的病牀固然進一步緩解了病人住院難之困，卻也讓醫院人手緊張的問題再次出現。張祥明表示，600張牀位中有100多張是上海團隊負責的，三醫院光谷院區目前的醫護人員只有223人，要承擔剩下的400多個牀位，醫護人員與病人的比例達到1:2，而真正在一線的護士和醫生，這個比例甚至達到1:2.5。

“很多人一個月都沒休息過了，都在連軸轉，因為人手空不出來，一休息沒人頂上。”張祥明説，“我們已經把這兩年退休的醫護人員全部召集起來，重新培訓上崗。此外，我們還向上級領導申請，希望增派外省市醫療隊援助。”

整個流程也正在理順。漢口醫院一位醫護人員表示，目前分級診療流程銜接已經比較成熟清楚，出現發熱等疑似症狀，病人首先向社區反映，由社區引導至社區衞生服務中心或衞生院進行初篩，無需送診的，由社區落實居家觀察，需要送診的，由區指揮部統一接送至定點醫院院診斷、收治。“現在區指揮部在每個醫院都會有人24小時駐守，來協調各種病人安排，每天門診、轉診、入院的，都會提前發單子過來。”這位醫護人員説。

病牀週轉率也在加快。東西湖醫院已經與周邊的街道衞生院、東西湖區方艙醫院跑通了轉院流程，經過一段時間治療，症狀轉輕的患者，會被轉到方艙醫院或街道衞生院進行後續隔離治療，從而讓醫院空出牀位，讓更多重症患者得到收治。

截至2月20日上午，武漢方艙醫院的牀位數已增至2.5萬張，其中，配備醫護人員達到接收患者條件的已有1.26萬張，隔離治療點牀位也達到4000張。

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佈會公佈的數據顯示，截至2月17日，全國已派出3.2萬餘名醫務人員支持湖北和武漢，當中1.1萬人是重症專業的醫務人員。這些醫療隊的抵達緩解了武漢前期人員和物資緊缺的困境。

2月17日和18日深夜，財新記者連續走訪武漢多家醫院也看到，目前各醫院夜間急診的人數已經幾乎沒有，留觀室患者當日基本清零。在五醫院，曾經擁擠不堪的門診部、急診大樓、急救室都空無一人。接診處的護士告訴記者，她晚上6點上班到11點半，一共接待了8名病人。五醫院的住院部主要收治重症危重症病人，記者繞着醫院轉了半個多小時，看了三個住院部大樓，期間沒有一輛急救車或殯儀車駛入，安靜得讓人長舒一口氣。

在漢口醫院，一位護士向財新記者表示，連續奮戰了20幾天的她即將可以輪崗休息。“終於從陰霾中看見曙光了。”她説。

也並不都是好消息。2月18日上午，經歷了將近一天的搶救後，51歲的神經外科專家、武漢市武昌醫院院長劉智明不幸殉職。

劉智明是此次疫情中第一個殉職的醫院院長，他1月下旬在抗疫一線感染新冠肺炎，2月14日轉到武漢同濟醫院中法院區，17日病情惡化。此前的2月15日，武昌醫院官方微博曾發佈消息，該院梨園街社區衞生服務中心注射室護士柳帆，於2月14日全力搶救後無效病逝。

2月20日，武漢市江夏區衞生健康局發佈公告，武漢市江夏區第一人民醫院呼吸與危重症醫學科醫生彭銀華，在抗擊疫情一線不幸感染新冠肺炎，經搶救無效在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去世。

這位比李文亮還年輕五歲的呼吸內科醫生，推遲了原定正月初八的婚期，主動請纓進入隔離病區工作，他辦公桌的抽屜裏還留着沒來得及發出去的婚禮請柬。

“這個病毒太狡猾、太兇殘了，和以前碰到的都不一樣，很多危重病例有二次加重的過程。有時候看着已經好轉的病人突然惡化，我們都沒信心了。”金銀潭醫院的一位醫生説，“這場戰爭還遠未結束。”（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