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錄偵探 | “中國不能失去山東，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_風聞

1919年1月28日，法國外交部會議廳，巴黎和會就中國山東問題進行專場討論，還差一天即將迎來31歲生日的顧維鈞代表中國政府申訴立場。

80年後，反映巴黎和會的電影《我的1919》，陳道明完美演繹了顧維鈞人生的最高光一幕。摘錄影片最精彩的一段台詞——

顧維鈞：你們日本在全世界面前偷了整個山東省，山東省的三千六百萬人民，該不該憤怒呢？四萬萬中國人民該不該憤怒？請問日本的這個行為算不算是盜竊？是不是無恥啊？是不是極端的無恥？山東是中國文化的搖籃，中國的聖者孔子和孟子就誕生在這片土地上，孔子、孔子猶如西方的耶穌。山東是中國的，無論從經濟方面，還是戰略上，還有宗教文化，中國不能失去山東，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眾人鼓掌）

（英國首相勞合·喬治：一個真正剪掉辮子的中國人。）

（美國總統威爾遜：對中國觀點最卓越的論述，今天晚上整個巴黎都會談論他。）

如果説上述陳詞具有金屬的質地，那麼“中國不能失去山東，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則閃耀着鑽石的光澤。在強權壓倒公理的時代，作為弱國的中國想説一聲“不”，何等不易！好在顧維鈞説了出來，鏗鏘有力，精妙絕倫。將中國的山東譬作西方的耶路撒冷，以此喚醒肉食者的同理心，並提示肉食者：日漸衰竭的草食動物雖斷無生路，但還有殘存的體面。

毫無疑問，“耶路撒冷之喻”作為外交修辭是登峯造極的，作為歷史先聲亦可震撼人心。金句掛在顧維鈞名下，顯得順理成章。有點歷史感的人，甚至會抱着一份成全之意，在陳道明的唸白與顧維鈞的申辯之間畫等號。

但一個問題，哪怕時隔百年仍值得推敲：“耶路撒冷之喻”是否真的迴盪於1919年1月28日的法國外交部會議廳？不妨回到歷史現場。

1918年，一戰結束。1919年，巴黎和會召開。國人對此會寄予厚望，期盼中國能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一掃受人欺辱的歷史，收回戰前被德國侵佔的山東。然而，巴黎和會期間，即1919年1月27日，日本代表提出，要無條件接管德國在膠州灣租借地、膠濟鐵路以及在山東的一切其他權利，全然無視中國亦是戰勝國的事實。面對日方挑釁，與會的中國外交官不得不予以反擊。經過一夜準備，1919年1月28日，五位中國代表裏年紀最輕、資歷最淺的顧維鈞代表中國政府發言。顧維鈞的發言思路清晰、言辭得體、事實可靠，在法理上對日方的無理要求進行了駁斥，既捍衞了民族權益，又在一定程度上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同情。

作為一個文本，顧維鈞的發言堪稱中國近代外交史上的經典篇章。《顧維鈞外交演講集》（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版）就收錄了這次發言。這本書中的演講稿是從顧維鈞捐贈給母校哥倫比亞大學的《顧維鈞文件》中挑選出來的，25篇文章均為英文原稿與中文譯稿一併刊印，是顧維鈞演講最權威可靠的記錄。《巴黎和會上的發言》是書的第一篇，以第三人稱的口吻完整記載了顧維鈞發言的一字一句。

非常遺憾，逐字逐句研讀這篇演講稿，並沒有發現“耶路撒冷”（Jerusalem）這個詞，也沒有類似的比喻。實際文本與電影台詞最具關聯性的段落，表述如下——

山東省是中華文明的搖籃，孔子和孟子的誕生地，對中國人而言，這是一塊聖地。全中國人的目光都聚焦于山東省，該省在中國的發展中總是起着重要的作用。

不難看出，現實表達與藝術創作之間，有較大的出入。就風格來説，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上的發言，條分縷析，剋制而內斂，重在陳述事實和法理，未見基於強烈情感的詞句。此為兩者區別之一。區別之二，顧維鈞在巴黎和會上的發言，是用英語而非漢語。

進一步查閲十三冊《顧維鈞回憶錄》（中華書局2013年版）和新近出版的《顧維鈞家族》（新星出版社2018年版），與巴黎和會相關的章節裏亦無“耶路撒冷之喻”。

由此，可以負責任地説，1919年1月28日，顧維鈞捍衞了中國主權，向列強説“不”，但他説“不”的方式並不像陳道明演的那樣——他沒有説過“中國不能失去山東，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那麼，“耶路撒冷之喻”又從何來？

《財經》雜誌2013年曾刊發台灣東海大學歷史系教授唐啓華的文章《論顧氏演説》，文中，唐啓華推測，“耶路撒冷之喻”可能系當時報章的誇大渲染，受顧維鈞演講中的“聖地”的啓發而衍生出“中國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穌，中國不能失去山東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費加羅報》也引用了這句名言。

有意思的是，學者餘世存提出了與唐啓華不同的見解。他曾著有《弱國幸有顧維鈞》一文（收錄於2012年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大民小國：20世紀中國人的命運與抗爭》），此文是中文網絡裏關於顧維鈞巴黎和會演講傳播最廣的一篇稿件。文中，餘世存堅稱“耶路撒冷之喻”出自顧維鈞之口，同時也提及了《費加羅報》的引用。

顧維鈞巴黎和會發言是否有“耶路撒冷之喻”，已有明確答案。是否為當時報章的誇大渲染？以法文對《費加羅報》數據庫進行搜索，該報歷史上的標題或正文裏沒有出現過“耶路撒冷之喻”。《費加羅報》既被證偽，那“耶路撒冷之喻”有沒有可能出自其他報紙的報道？是中文報紙還是外文報紙？想必，這是一次海中尋針似的搜索。

翻查關於巴黎和會的新聞史資料，一個令人驚詫的事實呈於今人目下：對於關係到中國前途和命運的巴黎和會，中國只派出了一名職業記者親臨現場，他就是《大公報》主筆胡政之。整個會議期間，胡政之共向國內發回18篇報道，以“巴黎專電”或“巴黎特約通信”為欄目名刊發於《大公報》二版。由於通訊不便，胡政之的報道一般要延宕兩個月之久才能見報。可即便如此，胡政之的報道依然算得上是對巴黎和會的貼近觀察。通讀這些報道，尤其是對1919年1月28日山東問題專場討論的報道，沒有“耶路撒冷之喻”。

有趣的是，1919年5月17日，《大公報》刊登了胡政之撰寫的《外交人物之寫真》一文，對中國參加巴黎和會的五位代表——外交總長陸徵祥、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駐英公使施肇基、駐比公使魏宸組、駐美公使顧維鈞，逐一進行了文字畫像。對顧維鈞，胡政之如此描述：才調頗優而氣驕量狹。

顧維鈞何以給胡政之留下“氣驕量狹”的印象？一是因為顧維鈞年輕，難免氣盛。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寓於歷史的大背景。《顧維鈞家族》給出瞭解讀，中國參加巴黎和會可謂歷經劫難，五位全權代表組團，主辦方卻僅允許兩位代表入場。五選二，如何安排？於是，代表團內部的勾心鬥角、派系之爭、論資排輩等戲碼便爭相上演。而待1919年1月28日，要對日方挑釁進行抗辯時，“年高德劭”者竟都免戰高懸，團長陸徵祥甚至稱病拒絕與會。此時，後生晚輩顧維鈞反而成了先鋒。誠然，顧維鈞對山東問題早有研究，也精通國際法，但於外遭列強蔑視、於內被同僚輕慢的雙重際遇，又怎能讓人心平氣和？量狹，因為憤懣和敏感。

弱國幸有顧維鈞，弱國也唯有顧維鈞。進而言之，弱國的悲哀是，即便有了顧維鈞，有了他的據理力爭、慷慨陳詞，西方的姿態多半還是視而不見、充耳不聞。《我的1919》裏，顧維鈞發言後，勞合·喬治和威爾遜嘖嘖稱讚，克雷孟梭更有“顧之對付日本，有如貓之弄鼠”的至高評價。且不論列強領袖們的讚譽是真是假、是客套還是真情，一組數據卻叫人不忍直視：中國代表要求歸還山東的提議遭巴黎和會否決，當日路透社的18條消息中對中國不着一筆；中國代表拒絕在包含山東問題裁決的協議上簽字，當日路透社的10篇電稿中也對中國隻字未提。

這就是巴黎和會期間，中國的輿論關注度。究竟是哪個報章以超凡熱忱虛構了“耶路撒冷之喻”，暫無定論。1999年公映的《我的1919》是迄今所能勘定的源頭，更早的出處得求教電影編劇。

在《我的1919》裏，被顧維鈞駁得啞口無言、狼狽之極的日本代表牧野伸顯（明治維新功臣大久保利通之子），有據可查，倒的確被勞合·喬治握手稱道：“我十分敬佩日本的態度。”這是虎豹對豺狼的欣賞。

歷史的創口被真實挑開，它的殘酷和冷漠，令人心痛。“中國不能失去山東，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多麼鏗鏘有力、精妙絕倫，卻只是電影裏的台詞。在一個世紀前的巴黎和會上：中國可以説“不”，這是弱國僅有的權利；而弱國無外交，這是中國面對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