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才是國家的中流砥柱_風聞

作者：温伯陵

    温乎曰：    

體制是根本，王朝是附庸。

1

公元622年，李淵正式下詔，允許天下學子報名參加科舉考試，而不必由地方官員舉薦。

你可能會説：

“考試當然是自願報名嘍，這不是常識嘛，怎麼就成劃時代的創舉？”

還真不是。

自從漢武帝下令求賢良的800年以來，想去朝廷混飯吃的話，必須得到地方官員的舉薦。

如果沒有人脈和地位，地方官員基本不願意寫信舉薦，你哪怕讀書再多，也沒辦法捧上朝廷的鐵飯碗。

就像如今的某些世界名校，除了成績好以外，還得有重量級人物的推薦信，才可以得到入學通知書。

一道無形的門檻，橫亙在學子和朝廷之間。

李淵做了5年皇帝以後，把這道門檻踢掉了。他允許學子自願報名參加科舉，而不必為人脈和地位所束縛。

有歷史記載以來，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從此以後的1300年，朝廷和天下學子直接溝通聯繫，逐漸構築起恢弘穩定的國家管理模式。

這套模式可以叫做體制。

2

科舉實在太厲害了。

它打造的體制不僅僅是做官考試，也不是單純的階層流動，而是包括了意識形態、地方治理、城鄉結合和大國外交的集合體。

這個集合體基本凝聚了社會各方面的力量。

首先是教育。

科舉制下的學習教材就幾本書，爸爸用完兒子用，哥哥用完弟弟用，誰學的好還可以輔導其他家庭成員，完全沒有文理工分科的煩惱。

只要用功讀書，兩三代人就會出現書香門第。

不知不覺之間，國家就在基層完成初步教育，而且完全是民間形成的正循環，官府只需提供一點補助和獎勵就好。

其次是基層治理。

書香門第出來的秀才可以免除賦税勞役，國家每月提供補助，見到官員不用下跪，甚至犯法都不能動用刑具。

特權給予秀才高人一等的地位，而農業社會的政府力量薄弱，必須和民間士紳合作才能治理地方。

所以秀才和士紳可以幫老百姓向官府爭取權益，也可以和官府一起向刁民施壓。官民矛盾在這裏化解和妥協，極大節約了國家成本。

如此一來，民間和官方之間就有了橋樑。

這套基層運作方式，將一路匯聚到朝廷。

由於受到同樣的教育，那些進士擁有辨識度極高的精神背景，即便來自五湖四海，也有合作的基礎。

他們或者散佈於朝廷各部門，擬定國家的內外政策，或者下放到地方各州府，和城鄉士紳完成龐大帝國的穩定繁榮。

在這樣的治理模式中，朝廷和民間的壁壘又打通了。

如此一來，國家各階層之間有共同的話語體系，這套話語體系又連接着土地、經濟、軍事、文化、商貿……它們共同構建起帝國的體制。

無論李世民、武則天、趙匡胤、朱元璋或者康熙，哪家哪姓做皇帝不重要，他們和士紳百姓一樣，都是體制的一部分。

唐朝完善科舉制度以後，中國分裂的次數越來越少，時間越來越短，中國人越來越難以認同“南北朝”的存在。

我們不妨舉例説明。

從周平王東遷到秦始皇統一，春秋戰國共550年。

從黃巾起義到楊堅平陳，南北朝有400年。

唐朝施行科舉開始出現變化。從黃巢起義到宋滅北漢是95年，如果只算五代十國的話甚至才53年。

宋朝是科舉制大發展的時候，哪怕趙官家窩囊300年沒出息，南宋和北宋始終有穩定的朝廷，元朝滅宋基本可以無縫對接。

元末農民起義到朱元璋成立明朝，只有短短的18年，後來的清朝入關，僅僅3年就拿下半壁江山，徹底打敗南明也不過用時18年。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科舉打造的體制在起作用啊。

換句話説，當王朝不能維持體制運轉的時候，改朝換代是為了自我革新，重新恢復體制的健康運轉。

體制是根本，王朝只是附庸。

當然，體制也沒有辜負王朝的希望。

中國實在太大太複雜了，每一件大事都需要調動舉國的資源，才有完成的可能。

比如邊境戰爭。

比如修理河道。

比如救助洪澇災害。

沒有一件事情是小國可以單獨完成的，只有科舉打造的體制，才能有效調動人力物力，集中力量辦大事。

千年帝國可以煙消雲散，唯有體制巋然不動。

3

萬物終有壽命。

1905年9月2日，袁世凱和張之洞上奏請求停止科舉，推廣學堂教育。但是他們也知道：“縱然科舉立停學堂遍設，亦需十數年後人才始盛。”

那麼中間的十幾年怎麼辦？

沒辦法，先停了再説。

袁世凱和張之洞的想法可以理解。科舉畢竟是農業時代的產物，它構建的體制也充滿農業時代的穩定、內斂、經學的氣息。

但是時代變了，這套體制已經不適合工業時代了，想要變法革新，不僅僅是買機器建軍隊，只能是推翻科舉體制另起爐灶。

而另起爐灶的基礎則是新式學堂。

可是隻要科舉存在，資源依然會源源不斷地流入舊體制，新式學堂就沒有機會建立新的體制。

在袁世凱和張之洞看來，既然不能新舊更替，那就不如壯士斷腕，先廢了科舉倒逼學生進入新學堂。

從長遠看，他們成功了。

從短期看，清朝直接完蛋了。

**科舉一旦廢除，**維繫王朝的體制就沒有了，既然沒有聯繫的紐帶，那麼各階層只好各回各家各找各媽。

各地士紳沒有出路，只好宅在家裏做一枚沒有理想的地主。

他們的子弟奔赴學堂求取真經，畢業以後沒有上升通道，只好進入軍隊，反倒提升了民國初年的軍官素質。

其實不論民間做什麼，都將和朝廷的感情越來越弱，離心力越來越強。

就像換個手機號，很多朋友就再也聯繫不到了。

廢除科舉後的第6年，武昌起義爆發，緊接着各省紛紛獨立，中國進入軍閥紛爭的民國時期。

説到底，一個國家總要有維繫全民的東西。

而在中國，只能以中央集權為核心來構建。

民國亂了38年，很大程度是沒有找到科舉的替代品，以學堂為基礎的工業新體制始終建立不起來。

那批精英都在思考，到底怎麼樣才能建立起維繫全民的體制。

1949年，這個問題有結果了。

​4

1949年成立的共和國是什麼樣的？

簡單説就是以公有制為核心的現代化國家，雖然沒有實現工業化，但架子已經搭好了。

最基層是土地國有，再往上是村、鄉鎮、縣、市、省……這種一杆子捅到底的新方式，完全替代了朝廷和士紳妥協合作的舊方式。

而當年士紳的社會屬性，也被各個事業單位取代，具體到個人則是公務員和事業編制。

除此之外，還有公立教育、公立醫療、國有企業……這些加起來，就是我們平時説的體制，而體制的話語體系是馬列。

此時，新舊更替已經完成了。

士紳有了替代品，《四書五經》有了替代品，晚清沒有完成的新式學堂，也開始發揮作用。

建國當年的高校畢業生有2.1萬，被分配到各單位工作，此後年年的人才都供不應求。

經過70年發展，2019年的高校畢業生已經達到834萬，其中成績好的一部分通過考試取得編制，進入體制內部成為國家的螺絲釘。

在各種社會事務中，行政命令和道德引導，又讓他們成為衝在第一線的先鋒。

由於革命歷史和信奉的理論，新的工業化體制骨子裏有一種平民色彩，並且以平民觀點推動着很多事業。

比如教育。

建國初期只有32萬所學校、94萬教師、2600萬在校學生，文盲率高達恐怖的80%。

但是經過強大體制的推動，截至2018年已經有52萬所學校、1672萬教師、在校學生2.76億，文盲率降至4.1%。

而這部分教育成果，又以公立教育為主體。

如果沒有體制推動，全部依賴市場和資本的話，貧困地區恐怕很難接受到教育，待富家庭的孩子也沒有機會靠讀書改變命運。

所以説，公立教育和教師編制的最大受益者，其實不是教師，而是貧困地區和家庭。

再比如醫療。

建國初期只有2600家醫院、84625張牀位，發展到2019年已經近百萬醫療衞生機構、1.2萬家公立醫院、360萬執業醫師、410萬註冊護士，全年就診人次超過80億。

醫療事業以效率、質量、福利為基礎，但是三者只能選其二，從沒有哪個國家的醫療可以做到又快又好又不花錢。

中國為了普及醫療，選擇了效率和質量，犧牲了福利。代價就是醫護人員的工資待遇低，國民的醫保也不高。

嗯，鄭醫生經常説，勸人學醫天打雷劈。

但是從普通人的角度來看，恐怕沒有比普及醫療更好的事情了，所以公立醫療的受益者也是廣大羣眾。

這麼看，該天打雷劈的不是學醫的，而是傷害醫生的惡棍啊。

總的來説。

科舉體制是橫向聯盟，政黨體制是垂直管理。

平時它是穩定民生的定海神針，戰時成為動員資源的利器，我們的安定生活全賴這套體制在起作用。

這樣的體制才是現代中國的中流砥柱。

5

最近一個月的疫情，對體制也是大考。

這種級別的考試平時很難遇到，專門演練是不合適的，太平久了突然遇到事情，又難免措手不及。

雖然這次考試很痛苦，但是長遠來看很有必要。

畢竟一個月的時間，暴露出官僚主義、文宣落後、人浮於事等很多問題，而這些問題是平時根本不會發現的。

從正面來看，也證明了體制的強大力量。

1000萬人口的武漢説封就封了，全國各地的小區和農村，封路的封路隔離的隔離，基本是一聲令下四方響應。

動員無數基層工作人員，拋家棄子沒日沒夜的工作。

短短几天時間，火神山、雷神山和方艙醫院就起來了，並且從全國調撥30000多名醫護進駐湖北和武漢。

還有全國各地毫無怨言的踴躍捐款。

這些無一不證明中國動員能力的強大，這種能力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

如果沒有體制的動員能力、調動資源的力度，我們實在不能想象疫情會蔓延到什麼程度，它在一個月內再次證明什麼叫中流砥柱。

隔壁日本抄的開卷題，結果老師在試卷上全部劃的紅叉叉，實在沒辦法，他們要講人權，強制戴口罩和封城實在是做不到啊。

嗨，都這時候了，還講特麼什麼人權。

當然，發現問題和優點沒有任何意義，我們的目的也不是和日本比，因為改正錯誤和發揚優點才有意義。

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以後還是好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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