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瘟疫與音樂_風聞

文章來源丨青山資本

70位歌手合唱《心暖心等於世界》；比利時鋼琴家尚馬龍創作《黎明的編鐘聲》；人大附高三學生創作rap《空城》；祖海22年後重唱《為了誰》……

也許這些天你已經從朋友圈和各種媒體平台裏聽到過這些，也許你身邊人也正在做着類似的創作。有人在寫，有人在唱，有人在聽，都不約而同地用音樂療愈自己，安慰他人。

音樂以兩種方式存在，抒情和講述，而目的只有一種，安慰。音樂裏的情緒是私人化的，音樂裏的講述卻往往記錄着集體記憶。

最近能靜下來心寫些東西，今天與大家一起回顧人類歷史長河中的幾次大的災難，以及在那些傷痛的時代，我們如何相擁取暖，用歌聲互相安慰。

黑暗的中世紀與聖詠調子

中世紀可以説是人類歷史上最漫長的黑暗時代，戰亂紛爭和瘟疫持續了近1000年，尤其是中世紀前期，公元400-750年，西羅馬帝國滅亡，城邦割據戰火不斷，經濟文化大衰退，階級流動基本停止，教權激劇膨脹……

普通百姓被告知生命是用來贖罪的，默默忍受着疾苦，期盼着末日來臨之際在審判之下自己的疾苦會被善待。

結束了整天的勞作，靠着夕陽的餘暉在昏暗的泥濘小路上走到教堂，與教友們在燭光下吟唱永遠記不住詞的調子，他們中有的人剛剛安葬了熟睡的孩子，有的人剛剛得知丈夫永遠消失在戰爭中，而這裏是唯一可以慰籍的地方。

中世紀的藝術不允許被用作普通百姓，幾乎全都是服務於教會。

格里高利聖詠誕生在這個時期，我們很難想象在屠殺、瘟疫、飢餓和各種各樣的災難之中，誕生了如此大量的平和的曲調，他們充滿了樸實的希望和如此甜美的感情。

我們可以簡單想象，那個時候還沒有我們現在廣泛使用的五線譜、簡譜這些記譜方式，調子都是口口相傳，人們來到教堂，讓自己的聲音淹沒在合唱中，將自己的情感隱藏在羣體裏，在歌中得以安慰。

他們在教堂中很多人合唱一個調子，有人記的不準或五音不全而偶然形成了一些和諧優美的多旋律，被敏感有天賦的人用自己的方式記錄了下來，成為了之後的復調與和聲。

文藝復興前的瘟疫與彌撒曲

14世紀，一場人類史上最大的瘟疫降臨在歐洲，1347年蒙古軍隊攻打法卡將瘟疫帶入法卡城，法卡駐軍不敵逃回歐洲，也將細菌帶回了各自國家，短短6年間，2500萬人死亡，當時的歐洲，每三個人裏面就有一個死於這場瘟疫。佛羅倫薩是瘟疫最嚴重的城市，80%的人感染致死，《十日談》中描寫了佛羅倫薩的情景，“猶如人間地獄”。

描繪這次大瘟疫“黑死病”的油畫。

彌撒是天主教的儀式，也是當時最重要的祭祀活動，活動上所使用的音樂“彌撒曲”是當時最主要的音樂形式。

這個時期天主教的權力已經達到頂峯，彌撒已經不是百姓合唱的普通調子了，其相對複雜，對歌者技巧要求較高，使得彌撒只能夠由教堂的專業班底演唱，百姓只能在下方仰視這莊嚴的過程，通過聽到彷彿來自於上方的聲音達到心靈的慰籍。

我們現在最常用的三度和六度音程在那個時候被認為是“不純潔的”，只有八度五度和四度是純潔的，所以聽起來難免有些空洞和蒼白，但這確是那個中心化的年代、那個黎明前的黑暗中最主流的音樂。

眾所周知，在這個人類史上最大的災難之後，文化領域迎來了最絢麗的數百年，這個時期，人們追求自由，追求真實，追求生命的意義和世界的道理。

老人們常説，這個冬天有多冷，下個夏天就有多熱，“文藝復興”用人類智慧和美學的極致向上一個冬天狠狠的揮了揮衣袖，絕塵而去。

革命與作曲家時代

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時貝多芬19歲，儘管他從4歲開始學音樂，但他沒能夠如父親所願成為莫扎特般的神童。

當波拿巴·拿破崙24歲當上將軍開始了他戰功卓著的生涯時，比他小一歲的貝多芬認定他就是那個“彌賽亞”-救世主，認定拿破崙是來解救眾生，夯實革命成果，帶領人們走向新世界的那個人，拿破崙30歲那年取得了政權，開始領導法蘭西民族，貝多芬為此歡呼雀躍，開始着手譜寫一首獻給最敬仰的人的交響曲。

1804年拿破崙稱帝，復建了法蘭西帝國，貝多芬勃然大怒，將已經幾乎寫好的第三交響曲的名字“波拿巴”劃去，改名為“英雄”。

 傳貝多芬英雄交響曲手稿的封面，可以清晰的看到劃痕。

拿破崙失敗後，其佔領的波蘭主要地區被沙皇俄國接管，肖邦便誕生在這時這裏，不知道波蘭是否有“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這樣的文豪，肖邦自小就在異國的統治下生活，直到20歲時，波蘭的青年軍官和青年學生髮動起義，接管了政權建立了自己的政府，但好景不長，10個月後俄軍返攻，華沙被攻陷，起義失敗。

肖邦痛苦不堪，在日記本上寫到：我無能為力，只能夠唉聲嘆氣，在鋼琴上釋放我的痛苦。

現代戰爭與流行音樂

二十世紀，猶如車窗前的雨刷器，左右滑動就抹去了歷史沉澱了很久的痕跡，城市化、工業化、電子化、信息化，每一個都是對音樂摧枯拉朽般改變的力量。

當維爾納·馮·西門子發現可以通過磁場讓振動系統保持軸向運動，當托馬斯·阿爾瓦·愛迪生在記事本上寫道：觸針的震動器刻在蠟紙上，日後讓蠟質重複觸針的震動。他們也許從未想過這會徹底改變延續了幾千年的藝術品類-音樂，讓她走向完全不同的另一條快車道上。

擴音器突破了樂器本身和演唱技法的障礙。不需要幾十個人演奏也可以達到一定的音量；演唱時也再不需要大量胸腹共鳴就可以被觀眾聽見，讓白聲或者説通俗唱法迅速風靡全球。留聲機讓音樂可以被記錄和傳遞，膠片、磁帶的刻錄時長限制和快節奏的城市生活使短小的曲子更易被傳播和接受。

另一條路上，第一、二次世界大戰，近一億人在戰火中逝去，給留下的人刻下了難以抹平的傷痕，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20多億人被捲入戰爭，2000多萬平方公里的戰爭面積，可以説是那個時代這個地球上每個人揮之不去的夢魘。

大部分人不再有耐心聽得下去冗長的曲子，不再喜歡隱晦委婉的表達方式，音樂也徹底不再是貴族或王室的消遣，傷痕累累的人們在電台一首首歌曲中抒發情感，在音樂現場以一首首齊唱來宣泄痛苦。

60年代，Beatles樂隊在美國巡演開闢了流行音樂的時代，將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流行歌曲帶到了這個世界。

那是一個關於失去、關於恢復、關於孤獨、關於愛情、關於夢想的時代，音樂是這一切的媒介，是蒼白語言的色彩，是勇氣，更是彼此的慰籍。

在一次一次的災難面前，音樂就像一條穿過亂石的小溪，緩緩流淌在我們這個物種的文化之中，沖刷着亂石，讓它們的觸點變得平滑。

人類的文化就像那遠古的龜殼，任憑咿咿呀呀的長毛動物拿着它在上面刻滿符號，時間的灰塵散去，那些最深的痕跡都是這個物種的傷痛。

傷痛深深地烙在我們的文化裏，狠狠的影響着我們的政治、經濟、哲學，在上面我們建立了這個星系裏最發達的文明，用文明去對抗那些造物主漫不經心丟出的滅頂之災，我們探索未知，追求力量，我們打開感知，索求真理，我們用力生活，不願辜負生命的幸運。

我們幸運地出現，幸運地進化，幸運地擁有智慧，幸運地可以有機會窺視萬物運行的規則。我們幸運地在萬千排列組合中發現了藝術，並選擇用藝術記錄文明，我們幸運地將咿咿呀呀的語言排列成歌，並將痛苦抱之以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