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零號病人”，為什麼是瘟疫史上的一件大事_風聞

如果現在最開始吃蝙蝠的人站在你面前，你想對他做什麼？

我想大部分網友都會和我一樣，打得它知道花兒為什麼這樣紅！

那如果是新冠病毒的“零號病人”，站在你面前呢？

最近大家想必沒少被相關新（謠）聞（言）刷屏，而輿論對其總是充滿了“罪魁禍首”的想象。但到底誰是此次疫情的“零號病人”，始終沒有真正定論。

零號病人真的是行走的“災難元兇”嗎？不。

其實在整個人類瘟疫史上，“零號病人”都是至關重要的。打……是不可能打的，最好是帶好口罩撥打120，讓醫療機構接走，這樣我們也許還能趕上春暖花開出門呢。

“零號病人”之於疫病，究竟意味着什麼？

首先必須釐清一點，“零號病人”這個稱呼，絕絕對對不是科學界的叫法。

它的出現，源於1984年，美國疾控中心在尋找將艾滋病從非洲傳入北美的感染源時，媒體的誤報。

一個叫做蘭迪·席爾茨（Randy Shilts）的新聞記者，在其出版的書籍《世紀的哭泣》裏，錯誤地將法裔加拿大航班乘務員蓋特恩·杜加斯看做是被標記的“0號病人”，隨後各大報紙也將其作為頭條，《紐約郵報》打出頭版頭條標題：這個男人把艾滋帶給了我們！《時代》週刊則刊登了專題報道：“零號病人令人目瞪口呆的故事”……

最後證明，蓋特恩·杜加斯並不是“零號病人”。即使他是，也不應該成為被大眾指責的“病毒元兇”。

“零號病人”，就此成了給人“武漢病毒”一樣帶有歧視色彩的稱呼，後者已經在WHO的堅持、中國人民的抗議中被消解，但“零號病人”卻還在被沿用和熱議。如何重新認識它，成了今天我們需要耐心學習的對象。

零號病人，指的是第一個得傳染病或開始散播病毒的患者。而在流行病學中，它被稱為“初始案例”或“標識病例”。

從名字中不難看出，“零號病人”的存在，一是確定了傳染疫病的爆發時間，二是能夠將傳染源鎖定和標識出來。

這就有了三個意義：

首先，對零號病人的接觸史、發病史、行為路徑進行排查，能夠快速找到潛在的中間宿主，以及判斷出主要的傳播方式和傳播途徑，從而採取更為有效的防控措施，來降低傳染力度。

比如我們已知蝙蝠身上攜帶的冠狀病毒和這次新冠疫情有着95%的同源性，但中間宿主究竟是誰？目前還眾説紛紜，“零號病人”的出現則能大大推進研究進程。

其次，零號病人雖然是第一個病毒攜帶者，但存在兩種情況：1.並未感染，“一號病人”另有其人，那麼瞭解他免疫機制，就對疾病防治有着很大的幫助；2.自己感染，那麼他的血清就極大可能存在幫助其他患者抵禦疾病的抗體，也會為後續的疫苗及藥物研發提供助益。

另外，初始病例的發現、調查、分析、處理能力，也是一個國家傳染病防控能力的體現，經歷了從非典到如今十幾年的發展，中國的傳染病防控體系已經達到國際一流的水平，能不能發揮更好的作用呢？

這也是為什麼，醫學專家可不像大眾一樣對零號病人“恨之入骨”，反而希望能夠儘早水落石出。因為找到他，就相當於找到了一把能從源頭剪斷流行病的利器。

點兵點將：零號病人尋找起來到底有多難？

雖然如此重要，但在人類的漫長抗擊流行病的歷史中，被找到的“零號病人”其實並沒有幾個，有的還存在許多非議，比如前面提到的美國艾滋病“零號病人”。

一方面，零號病人與“一號病人”的時間線並不一定等同，這就讓追溯過程猶如大海撈針。

無論是目前新冠病毒記錄在冊的最早患者——一名70多歲的武漢腦梗塞患者，還是被傳得沸沸揚揚的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畢業生黃燕玲，都不是此次疫情的“零號病人”。

前者患病在家，但家人並沒有出現發燒或呼吸系統症狀，而黃燕玲在畢業後則未曾回過武漢，也未曾被新冠病毒感染，都不符合相關特徵。

另外，追蹤“零號病人”的證據鏈很難一錘定音，總會被反覆推翻與再調整。

比如在非典期間，科學家們開始認定的“零號病人”是廣東省河源市的廚師黃某，他在2002年12月15日就出現了病症。但伴隨着確認過程的推進，最後又明確SARS的首例病例在2002年的11月16日已經出現。黃某則為此背了許久的“黑鍋”，形容自己活得像個逃犯。

有資料顯示，公元846年在入侵法國的諾曼人中間，突然爆發了天花流行。諾曼人的首領為阻止其繼續擴散，直接下令將所有病人和看護們統統殺掉了，這種“斬草除根”式的防疫手法，自然也就沒有給後人留下什麼有價值的循證證據。

再比如1918西班牙大流感，則通過對“零號病人”的追溯，不僅幫西班牙洗清了“冤屈”——事實證明，該疫情是一名叫吉特切爾的美軍士兵，在美國堪薩斯州所引發的，同時也通過對其傳染途徑的追溯，對美國的醫學防疫體系影響深遠。而追溯的依據，就是各國部隊軍醫記錄下來的病歷。

不過，近年來“大流感”又發生了反轉，有學者從一名英國軍醫1918年在《柳葉刀》上發表的文章，發現英國士兵在法國軍營罹患呼吸困難疾病的情況，這會不會幫吉特切爾翻身呢？

只能説“零號病人”的追蹤真的時不時就會變成“百年基業”。

那如果證據鏈保存完好，能不能快點找出這位“零號”呢？

恐怕也有點理想化。

其實，早在新冠疫情發生初期，就有專家提出，應儘快組織各單位到武漢華南海鮮市場做系統採樣和檢測。

但這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排查哪些攤位和病毒有關，這些攤位的進貨來源、出貨方，消化餐館的消費者等等，往往需要疾控、工商、動物保護、科研機構等協同發力，某一方掉鏈子都有可能導致錯過找到病毒源頭的最佳時機。

而且，此處還有一個特殊情況，SARS、埃博拉、艾滋病這些動物源頭的疾病，還可能追溯到病毒從動物進入人體的那一刻。但如果傳染病毒是人造投放的話，則意味着“零號病人”就不再是孤單的一個人，而是同時間的一羣人，更加難以追蹤。

這並不是在危言聳聽，比如1995年，伊拉克就曾承認，在美國政府的秘密援助下，曾經生產了8500公升的濃縮炭疽病毒。要知道，僅2.25千克就能夠襲擊一個大城市。而在2001年10月，美國便爆發了一系列炭疽桿菌吸入的恐怖襲擊。

人們很難找到第一個被該病毒傳染的是誰，最後只找到了第一位受害者，一個63歲的編輯羅伯特史蒂文斯在10月5日死亡。

縱觀人類瘟疫史上的種種做法，就知道“零號病人”的探索固然意義非凡，也受到了政治、經濟、文化、技術等多重因素影響，讓他們變成了隱匿在人羣中的“無名氏”，目前被人類找到源頭的傳染病屈指可數。

除了流行病學追蹤，人類還有哪些秘密武器？

目前來看，追蹤“零號病人”的工作，主要依賴於流行病學的軌跡追蹤，即通過對每一個早期病人進行問詢，來層層扒開這顆洋葱。

這也意味着工作量大、頭緒繁多、數據源頭複雜。同時還可能存在漏報、瞞報、誤報等情況。

有沒有什麼辦法來加速進展呢？

現代生物學與計算科學的進展，就有望加快這一進程。

比如通過基因測序，科學家們可以提取患者身上的病毒，快速瞭解病毒的傳播原理和可能的致病性。

2011年英國一家醫院突發多例抗藥性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就是通過對細菌進行基因測序而快速追蹤到了最初的病源攜帶者，並將其隔離治療，從而控制了險情。2014年埃博拉病毒的“零號病人”，也是通過病毒比對，最終確定是一名幾內亞2歲男童。

這次新冠病毒也是通過基因測序來檢驗病毒的RNA，從而協助溯源病毒、監控變異趨勢。

提到基因測序，就必須提到人工智能在戰役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新型冠狀病毒是基因組序列最長的病毒之一，對其進行高通量的全基因組檢測，才能幫助臨牀做出判斷，而在總病患數多、檢測壓力大的背景下，利用AI算力及模型，就成為此次科技防疫的重點。包括BAT在內的AI企業都貢獻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比如阿里巴巴達摩院對算法增加了分佈式設計，提升比對效率；百度開放了線性時間算法LinearFold，以及世界上現有最快的RNA結構預測網站，將病毒RNA分析從55分鐘縮短至27秒等等，都在從病毒手中為人類爭搶時間。

當然，基因測序能否幫助我們找到新冠病毒的“零號病人”還未可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目前我們的當務之急，應該是兩件事：

1.延緩尋找整體疫情的“零號”，而是在地域限制條件下尋找“有限的零號”，比如武漢零號、新加坡零號等等，以便快速明確目標和方向，而不是在茫茫人羣中大海撈針。

2.加速對病毒自身的研究進程。目前病毒的習性已經被基本瞭解，傳播方式（飛沫傳播、氣溶膠傳播，糞口傳播等）也基本明確，在尋找零號病人的同時，着重對已有數據的分析挖掘可能會更快地幫助我們結束疫情。

總而言之，社會尋找“零號病人”，針對的是病毒而非人，目的是為了拯救我們自己，而不是找一個讓大眾釋放情緒的“罪魁禍首”。

與其責罵可能的“零號病人”，不如捫心自問，我們對那些動輒添油加醋、煽動惡意的報道，是否保持了警惕。

尋找、判斷、肯定、否定，是對尋找“病毒”的必經過程，而製造這些“零號謠言”的人，恐怕是更應該被隔離的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