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略和利用：美國崛起中的對華政策之軸_風聞

來源：《歷史評論》2020年第1期

美國由追隨和跟隨英國等頭等強國到躋身列強行列，再到與它們平起平坐，最終超越所有國家成為超級大國，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就是在中國多次遭受入侵的過程中“搭”車、“蹭”車、“超”車，不斷擴大在中國及東亞地區的存在和影響，在二戰後滿目瘡痍的世界中成為最強大的國家。

以“門户開放”政策躋身列強

美國早期對華交往“利”字當先。為了從中國攫取經濟利益，美國鴉片販子自1804年開始向中國大量販運鴉片，1817年達到外國販運至中國鴉片總額的42%。然而，在19世紀頭幾十年裏，美國在中國的活動及其影響，與英國人相比，只是一個次要的“蠻夷”，對華事務上主要跟隨英、法等國。1840—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美國一方面暗地裏支持英國，追隨世界“老大”，跟在英、法後面“蹭”利或漁翁得利，另一方面又親自出馬（如派出艦隊在中國海面聲援英軍），軟硬兼施，獲利不少。1842—1844年，美國又是派艦隊、又是通過駐華使節向清政府施壓，文武齊下，軟硬兼施，“如願以償”地在1844年7月與清政府簽訂了“類似英國同中國所締結的那樣的條約”，即中美之間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美五口通商章程》（《望廈條約》）。1854年和1856年，美國又夥同英、法等國要求清政府修約，以獲取更多特權，1858年6月與清政府簽訂《中美天津條約》，逼迫清政府承諾此後其他列強在華獲得的一切特權，美國都可以同樣享有。

為了增加在華影響，美國除了緊緊追隨英、法外，還不失時機地以犧牲中國的利益來拉近與日本的關係。如1874年，美國為日本出謀劃策，派艦船、賣槍炮，慫恿和支持日軍侵犯台灣；1879年，美國前總統格蘭特藉口“調處”琉球事件，實則幫助日本侵佔琉球；1894年爆發中日甲午戰爭後，在戰爭期間和談判過程中，美國支持、袒護日本，對中國施加壓力，促使清政府妥協投降，從中漁利。甲午戰爭後，列強援引《馬關條約》，在中國興辦工廠、擴大金融業務、掠奪築路權，美國則在1898年4月攫取了粵漢鐵路的投資修築權。

最能提升美國國際地位、增強世界影響力的標誌性事件當屬“門户開放”的提出。1899年9—11月，美國國務卿海約翰訓令美駐德、英、俄、法、日、意等國大使，向駐在國政府提出“門户開放”政策，6國相繼表示接受，“門户開放”成為列強共同奉行的對華政策原則，遂了美國的一大“心願”。在整個19世紀，美國一直要求其商人和傳教士在華享有其他列強已經得到的同等權利，考慮到海約翰的照會是在其他列強在中國競相搶佔租借地和劃分勢力範圍的情況下提出的，從列強得到“保證”就比從中國方面得到允諾顯得更為重要，因為它更凸顯美國在列強中的影響已“非同小可”。此外，美國當時竭力提出並推動實施“門户開放”政策，除了要享有“最惠國待遇”“機會均等”，還想把列強拉攏起來，組成一個反對中國人民反帝鬥爭的“神聖同盟”，同時提高自己在列強中的分量和聲望，包藏了日後在列強中謀取對華事務領導地位的企圖。對美國來説更重要的是，迫使列強接受“門户開放”不但提升了它在列強中的座次，而且實現了對華政策調整，即由追隨英國變為基本上奉行獨立的大國政策。

藉口“維護”中國權益實現與英、日平起平坐

在提出“門户開放”後很長一段時間裏，美國在中國不僅勢力仍不如英國，而且還要看日本的臉色行事。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北京，1901年9月列強與清政府簽訂《辛丑條約》，規定中國向11國“賠款”白銀4.5億兩，美國分得“庚子賠款”3290多萬兩（佔7.32%）。為了改變弱勢地位，美國一方面在中國不斷進行經濟擴張，培植親美勢力，另一方面則對日妥協、讓步，明爭暗鬥，通過外交手段擴大影響。1903年10月，通過與清政府訂立《中美續議通商行船條約》，迫使中國完全開放內地通商的權利。1904年在中國領土上爆發日俄戰爭後，美國為了發戰爭財並“親近”日本，以使俄日兩敗俱傷，達到驅逐俄國、疲勞日本、侵入中國東北之目的，在戰爭剛一開始即要求英、法、德等國保持中立，外交上幫助或偏袒日本，自己則向日本多次提供總數高達4.5億美元的戰費和物資援助。對日關係剛剛升温，美國便在1905年7月與日本訂立“塔夫脱—桂太郎秘密協定”， 既拉近了與英、日的關係，又抬升了自己的地位，日本第一次將美國稱為“盟邦”，還表示此後將與美、英合作處理遠東問題。不久，美國又“趁熱打鐵”，在日俄廝殺得精疲力竭時主動出面“調停”，總統西奧多·羅斯福親自斡旋，邀雙方在新罕布什爾州的朴茨茅斯海軍基地進行談判，於9月簽訂《朴茨茅斯條約》。這是美國第一次在本國領土上以東道主身份調停兩強之間的衝突，標誌着美國在大國關係中的地位顯著提高。

1900年，美國藉口保護在華美國僑民，和英、法、日等組成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圖為美軍進入北京的情形。

日俄戰爭後，醉心於強權政治的羅斯福總統在東亞事務上一般都順應日本，但更加重視中國及遠東，1908年國務院設立了第一個地區性部門——遠東事務部。為了以“善”示人，以“德”謀勢，在中國獲取更長遠、更豐厚的利益，美國玩了一把“庚子退款”。在《辛丑條約》簽訂7年後，美國駐華公使於1908年7月通知清政府，稱美國決定將其庚子賠款數減至13655492.69美元，把它與原分給美國賠款之差（10785286.12美元）“退還”中國。此舉的真實目的是通過“幫助”中國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影響其青年一代，對中國實施文化和經濟侵略，在國際上意欲讓人“津津樂道”於它對中國的“善舉”，以增強其軟實力。羅斯福之後的塔夫脱總統在繼續奉行前任對日友好政策的同時，多了些對中國的“同情”。他認同日本吞併朝鮮，但認為日本在中國謀求的一些特權有點“過分”，實則擔憂美國在華利益受損，故“必須非常強烈地表明美國要堅持門户開放政策”。1909年，美國決定“在東亞推行更富有進攻性的外交，主要出於美國要對一個大而落後的國家履行義務以及維護美國作為一個世界強國地位的願望”，目的是賦予“門户開放政策以新的生命和實際的應用”。秉持“理想主義”的威爾遜入主白宮後，美國更深地捲入亞洲事務，要對中國“越來越多地承擔義務以抵制日本的野心”。威爾遜的美麗言辭渲染了美國對華負有“義務”的色彩，真實目的是大幅擴大美國在華經濟利益。但因受國內外因素制約，威爾遜“對華政策成就很有限”。1913—1916年，美日在對華問題上的緊張關係日益加劇。

一戰爆發後，美國領導者本欲借參戰躋身以歐洲列強為中心的爭奪世界霸權的行列，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強國，但由於孤立主義盛行而未得到國內多數支持。然而，它卻在中國問題上與日本各懷鬼胎、明爭暗鬥，逐漸向世界強國靠近。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凱提出獨佔中國的“二十一條”，美國深知其在華利益將受損，起初曾聲明“反對日本關於山東、南滿和蒙古東部的‘要求’”，在中日談判過程中施加了一定壓力，但因無力阻止日本，便轉而與日本合作，達成一些政治交易，“把中國領土作為宣泄日本擴張潮水的安全閥，作為換取日本投桃報李的饋贈”，目的是使日本不“排除美國人平等地參加中國的經濟和工業開發”的機會。1916—1917年，美日參與到中國內部為爭奪中國新政府控制權而展開的“府（總統府）院（國務院）之爭”。1917年9月，日本前外相石井菊次郎前往美國討論中國問題，顯示了美日關係中美國地位的提高。雙方就在華利益幾番討價還價後於11月達成《藍辛—石井協定》，美國承認日本在華有“特殊利益”，換取日本承認“門户開放”“機會均等”。1919年巴黎和會上列強討論關於中國山東的無理條款時，威爾遜率領的美國代表團起初曾想利用中國代表抵制日本的要求，替中國説了幾句話，但看到日本態度十分強硬後便轉而退讓，默認了日本的要求。1920年9月，美國發起並主導成立了美、英、法、日“新四國銀行團”，掌控了中國的經濟命脈。

在感到底氣夠足之後，美國決意憑其經濟實力和在亞太地區的相對優勢加大爭奪力度，通過操辦國際會議來提升地位，“由頭”便是中國議題。它於1921—1922年召集了華盛頓會議，拿“維護”中國“權益”説事，擴大美國的話語權。通過簽訂多個條約文件，美國拆散了英日同盟，消除了它在遠東爭霸的一個障礙，削弱了英國在遠東的勢力，遏制了日本對亞洲大陸侵略計劃的實施。對美國來説最為重要的是，它長期追求的“門户開放”政策終於成為現實，會議標榜的“尊重中國主權和獨立”不過是表面文章，實際上主要是打破了日本對中國的獨佔，為美國日後擴大在華勢力留下和拓展了空間。此次會議後，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地位又有提升：與英、日形成三足鼎立之勢。1922—1924年，美日幾經較量，在對華利益上形成均勢。1926年後，美國通過支持蔣介石進一步擴大在華勢力和影響。然而，20世紀30年代初，美國在遠東仍不敢與日本“掰手腕”，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一方面與日本達成“秘密諒解”，通過向日本提供大量重要物資和技術援助獲取豐厚利潤，另一方面則加緊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如1936年5月與國民黨政府簽訂《中美白銀協定》，使中國貨幣成為美元的附庸。1938年後，在中國堅持抗戰的背景下，美國開始採取趨於強硬的立場，反對日本在亞洲建立“新秩序”的努力，也是從這時開始，美國把亞洲的戰爭與歐洲的危機聯繫起來。

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英、美、日、法、意、荷、比、葡、中等九國在華盛頓召開會議，就海軍力量對比及在遠東太平洋地區特別是在中國的利益進行討論。圖為美國華盛頓會議會場  文化傳播/供圖

利用中國坐實超強地位

中國的抗戰及二戰的全面爆發，給美國提供了在華迅速擴大勢力，在遠東超越日、英，取得世界領導地位的機遇。美國參戰前一直通過向交戰各方售賣物資獲取鉅額利潤，在中國抗戰後期為了其全球利益開始向中國提供援助，珍珠港事件前夕不再承認日本在遠東的領先地位，後又為在戰後世界安排中確保其主導權，力排眾議承認中國的大國地位。中國軍民英勇抗戰，大量殲滅和牽制日軍有生力量，在精神、軍事和政治上有力支援了太平洋戰場和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鬥爭，也為美國提高自己的影響提供了“搭車”機會。

中國人民的英勇抗戰對於美國擺脱“孤立主義”起了助推作用。日軍對中國的野蠻入侵和殘酷屠殺以及中國軍民不怕犧牲、艱苦卓絕的抗爭，經國際媒體廣泛報道後，在美國引起廣泛而熱烈的同情和支持，公眾和國會議員紛紛呼籲政府向中國提供幫助。日本佔領中國大片領土後，美國意識到“門户開放”貿易被切斷，繼續保持“中立”越來越難。1941年夏，日本決定採取南下政策，顯然是劍指美國。美國儘管表面上仍保持“中立”，但已根據《租借法案》大力援助英、蘇等國對抗德意。美國曾多次試圖勸阻日本向東南亞推進，但雙方的對峙不降反升。1941年秋，美日談判未有進展，美國國務卿赫爾11月重申日本必須撤出中國和印度支那。日本隨後偷襲珍珠港，對美不宣而戰。國民政府領導人蔣介石致信羅斯福，誓言與美國一起進行新的“共同戰鬥”。

美國對中國抗戰的幫助當然主要是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但確是歷史上第一次一個列強支持中國反對另一個列強，提高了美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的聲望。歐戰全面爆發後，為了緩解自身及歐洲反法西斯國家的壓力，防止中國與日本單獨媾和，美國逐漸加大了對華援助力度。1940年12月第一次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後又通過《租借法案》,向國民黨政府派出軍事代表團、政治顧問，派遣飛機、志願飛行人員成立“飛虎隊”及幫助中國空運物資，援助修繕和擴建滇緬公路，幫助中國培訓飛行員。1941年9月向重慶派出駐華軍事使團，主要是“做出一個外交姿態，向日本發出警告”，日本人也認為美國援華只是為了在美國進攻日本之前爭取時間。到11月時，美國的行動明確表明它拒絕承認日本在遠東的領導地位。太平洋戰爭爆發後，1942年2月，美國同意向國民黨政府提供5億美元借款（數額比以前大為增加），3月派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最高指揮官蔣介石的參謀長及中印緬戰區美軍司令，1943年4月開始派大批軍官到中國開辦軍校，訓練炮兵、步兵及其他兵種的國民黨軍官，還向前線國民黨軍隊派遣軍事顧問、工程技術人員及戰地醫療人員。

中國戰場和中緬印戰場為美軍在太平洋戰場的對日作戰行動提供了有力支持。中國的持久抗戰迫使日本不斷將陸軍主力和海空部分兵力投入中國戰場，有力支援了美英盟軍在太平洋戰場的作戰。羅斯福在中國宣戰後沒有給中國像英、荷一樣的盟國待遇有如下盤算：希望日軍在中國繼續打下去，確保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不與日本單獨媾和、退出戰爭，同時也不要因中國人遭到過多失敗而挫傷反法西斯盟國的士氣，使中國的戰事儘可能服務於美國的計劃。隨着歐洲戰局的惡化，美國更加關心中國的情況，深知假如中國堅持不住，受國共軍隊牽制的60多萬日軍就會投入到太平洋戰場。

羅斯福力排眾議，力主把中國當作大國對待，一來承認中國作出重大貢獻的事實，二來是想為美國戰後領導世界找個“如意幫手”。在美蘇英首腦三巨頭中，只有羅斯福講到中國是個大國。為了使中國繼續消耗和牽制日軍，減少美英盟軍的損失，羅斯福在增加援華的同時，也注意維護蔣介石的形象（儘量使蔣感到自己是對日戰爭的主角），並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1942年2月，羅斯福主動提請由蔣介石擔任中國戰區最高指揮，亦出於其對華政策的長遠考慮——戰後要“把中國作為大國來對待”。這表明美國對華態度邁出歷史性一步：中美關係比此前任何時候都更加緊密了，美國軍人擔任了以蔣介石為最高指揮的中國戰區參謀長，蔣理論上可以指揮英美軍隊了，中國的國際地位提高了。蔣介石剛就任中國戰區最高指揮即出訪印度，標誌着戰時“中國第一次以世界大國和主權國家的姿態參與到了國際關係中”。為了使中國能在戰後“協助美國維護太平洋的和平”，羅斯福還在1942年秋批准廢除在華治外法權條約的談判，使蔣感到“獨立的中國同英國和美國平起平坐了”。1943年12月，美國國會廢止“不合時代”的排華法，羅斯福也是以此表明美國不僅視中國為戰時盟友，也是和平時期的夥伴。此外，羅斯福“攜拉”中國還有更長遠的考慮，即“把中國看作一個新的、獨立的和自治的亞洲國家體制中的主要支柱，因而是他的自由戰略的最高範例和實驗”。在他看來，將來日本被解除武裝後，要“受美國控制並防止建立一個新的經濟帝國，那麼，一個穩定的、‘民主的’（親西方的）中國幾乎是一個穩定的、和平的亞洲的先決條件”。

羅斯福視中國為大國更有削弱英國、對付蘇聯的目的。二戰之前，英國在中國的投資比美國多得多。美國為在戰爭中削弱英國，刻意與它保持距離。戰時，不少美國人對英國抱有疑慮，擔心美國付出巨大戰爭努力，最後保衞的卻是大英帝國的利益，“大多數美國人仍擔心美國可能是在與帝國主義結盟”，美國的公眾輿論（包括官方輿論）在殖民地自治或獨立等問題上對英國不信任。羅斯福“順應民意”，借“抬拉”中國降低美英關係的重要性。一位總統顧問説：因美國在亞洲採取重視中國的政策，故而“將同殖民帝國主義保持最低程度的聯繫”。1943年1月，美國施壓英國同意與中國簽署新約，認為這“標誌着帝國主義在中國統治的終結”。美國參戰後，英國的國際地位驟降，曾經的“日不落帝國”淪為“美國的盟友”。在1943年11月開羅會議的大多數時間裏，丘吉爾都在為英國失去對美國的影響力而煩心。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開羅會議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會上，羅斯福一方面主張台灣屬於中國（以便戰後在台灣建立美軍基地），向蔣介石建議中國軍隊應在戰後對日本的軍事佔領中擔任主要角色（有意提高中國的地位），另一方面則利用蔣與丘互不信任挑撥兩人的關係。此外，羅斯福也需要中國日後作為遏制蘇聯的“緩衝地帶”，認為“一個統一的中國亦將意味着一個相對地擺脱俄國勢力影響的亞洲”。

如上所述，羅斯福力主“把中國作為大國來對待”，既有鼓勵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之意，也有一以貫之地繼續把中國作為潛力巨大的商品和資本市場以及重要的原料基地之慮，更有戰後創建美國主導的國際格局之謀：削弱、抑制英國，在東亞平衡蘇聯，為美國在未來的國際組織中培養一位聽話的“鐵桿小弟”，在對付蘇聯和英國時多個幫手。因此，美國既希望中國維持表面上的獨立大國地位，在政治、經濟上相對穩定，又不願看到中國真正獨立，強大到足以擺脱對美依賴、脱離美國的軌道。如此，戰爭結束時，中國成為“四巨頭”之一，而美國在亞洲的勢力蓋過日、英，成為超強“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