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半兩錢：“一般等價物”還是“一般債務憑證”？_風聞

按照“百度百科”的介紹，《貨幣戰爭》作者宋鴻兵描述了一場看不見的經濟戰爭。

本文上接****《秦朝貨幣之謎》****與《秦制貨幣的階級性》，也要描述一場“看不見”的經濟戰爭，只不過，與步其後塵的漢武帝、桑弘羊、王莽、第五琦、王安石、阿合馬、朱元璋、孔祥熙之流一樣，這場戰爭的對手，仍是“自己人”。

不過，前提是先得搞清楚“貨幣是什麼？”

一

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益陽市文物處撰寫的《湖南益陽兔子山九號井遺址發掘簡報》（《文物》**，2016年第5期）**發表的秦簡三二中有這樣一個案例：

電影《秦頌》劇照

十月已酉，劾曰女子尊擇不取行錢，問辭如劾，鞫審。已未，益陽守起、丞章、史完論刑**（字為：左食，右外乃內又）**尊市，即棄死市盈十日，令徒徙棄冢間。

十月已酉，查秦代朔閏表，應為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歲首，起訴一位名為“尊”的女子“擇不取行錢”，也就是拒收“行錢”，問審及複審均事實無誤，當月，由益陽守，按益陽為縣，應為名為“起”的縣令，縣丞“章”，令史“完”定罪為“棄市”，將人殺死後，死屍在“市”暴屍十天，然後讓徒隸移“尊”的屍體到亂葬崗丟棄。

也就是説，“擇不取行錢”的刑罰是“棄市”死刑，遠比《二年律令》中的“罰金四兩”為重，而睡虎地秦墓竹簡《金布律》也有明確的律文規定：

賈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擇行錢、布；擇行錢、布者，列伍長弗告，吏循之不謹，皆有罪。

**官府受錢者，千錢一畚，以丞、令印印。****不盈千者，亦封印之。**錢善不善，實雜之……百姓市用錢，美惡雜之，勿敢異。

也就是説，無論百姓還是官員，還是官府收入，都不允許“擇行錢”，而早在《漢高祖劉邦的貨幣戰爭》一文中，三解已經寫到過：

“半兩”是一個重量概念，秦制1兩等於24銖，半兩也就是12銖，“重如其文”的意思是標準的秦半兩錢的重量就應該是12銖。

……在秦始皇陵園西側的趙背户村，發掘刑徒墓32座，其中29號墓出土半兩錢37枚，32號墓出土3枚，直徑最大的3.4釐米，最小的只有2.33釐米，最重的6.01克，約合秦制9銖，最輕的1.35克，約合秦制2銖。

在陵園北側的魚池村遺址共出土半兩錢540枚，多數錢徑在2.64-2.83釐米之間，重量在2.20克-3.80克之間，約合秦制3.3-5.7銖。

重量在3-6銖之間的，可以稱作中型半兩錢，在考古發現中最多，反倒是達到12銖的卻並不多。（王冕：《西漢前期貨幣改革新探分析》）

也就是説，“半兩錢”的重量不足“半兩”是一個事實，而秦律的律文反覆強調也説明，秦朝政府完全知曉這個事實。

電影《荊軻刺秦王》劇照

**部分錢幣學家指出，“秦半兩”的重量隨着時代越晚，越接近秦二世時代而越輕，**並將其與《史記·六國年表》中的記載聯繫：

（秦始皇三十七年）十月，帝之會稽、琅邪，還至沙丘崩。子胡亥立，為二世皇帝。殺蒙恬。道九原入。復行錢。

**他們認為，“復行錢”實際上是“改鑄小錢”，所以造成了墓葬中“秦半兩”的普遍減重。**問題是，墓葬中的“秦半兩”可以確定下葬時間，卻並不能由此確知錢幣鑄造的時間，兩者之間無法等同，所以，並不能以墓葬時間來排列錢幣的大小順序。

而“睡虎地秦墓竹簡”《金布律》已經明確地提及“錢善與不善，實雜之”，其墓主埋葬時間為秦始皇三十年，則可知，此前的秦國境內“行錢”已經充斥着“不善”的“減重錢”，所以才要求官府的一視同仁，而上文中涉及到的“擇行錢案”，時間已是秦始皇三十二年，在地處邊遠的“益陽縣”也發生了此類案件，都説明秦國、秦朝的貨幣“濫惡”問題由來已久。

也就是説，秦國、秦朝的“銅幣”自始至終就沒有想過或者説能夠實現“標準化”來保證“足重”，因為只要在秦律施行的境內，“行錢”的峻法就保證了“秦半兩”哪怕經過減重也一樣能夠通行無阻。

根本原因就在於“秦制”對於“行錢”和“行布”的定位並非是“寶貨”，也就是説，並不重視其財富“貯藏功能”，而重點是“行”，也就是專門面向治下編户齊民的財政工具，只要你“用”就“行”了。

這個思維方式，在經濟學界有一個專門的説道，叫“名目主義”（chartalism），其創始人英尼斯在1913年就提出了，貨幣是政府債務的“代理人”，貨幣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政府要求人民用貨幣納税，所以，哪怕是金屬鑄幣，也只是政府發出的“一般債務憑證”。

也就是説，只要“貨幣”能夠在政府和人民之間“公平”流動，哪怕那是一個“貝殼”，它一樣能夠擁有“購買力”。

“秦半兩”不是“貝殼”，“秦半兩”缺少的是“公平”。

二

根源就在於秦朝的財政體系。

電影《秦頌》劇照

在《翻翻大秦帝國的錢袋子》一文中，三解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回溯了秦代的“地方財政”：

作為“會計部門”，“諸曹令史”手中的“計簿”，才是真正意義的“某縣公司賬本”，或者説是“資產損益表”，只不過秦代的賬本不是用人民幣計數的，也不是用半兩錢計數的，甚至根本沒法“貨幣化”，所以，也不存在什麼“固定資產”和“流動資金”之分，所有賬目中的“物”，甚至“人”，都是“流動資金”，並詳細分科。

劉三解，公眾號：劉三解freestyle翻翻大秦帝國的錢袋子 | 劉三解

**要點就是秦代的“財政體系”根本沒有“貨幣化”，所以只能是以不同科目進行分列，這一點，與上文中蘇美爾人在公元前3000年已經完成“貨幣化”的會計體系完全不可同日而語，而這一體系對於“貨幣信用”的賦予又有着舉足輕重的意義，**因為它可以保障“貨幣”以“名目主義”的理解一樣，“公平”地流轉於“公私之間”。

而秦代的“地方財政體系”中，已知的“貨幣收入”（不全是“税種”）包括以下幾項：

（1）禁錢（縣屬）：“山川所出”，王室壟斷的山川池澤出產的手工業原料經“刑徒經濟”生產產品售出所得錢，就是“官府作務市受錢”；“園池市井租税之入”，則是“市租、質錢、園池入錢”；

（2）不禁錢（縣屬）：“贖刑錢”和“貲債錢”；

（3）户賦錢（郡屬）：五月的户賦16錢/户，每年送郡守處，“治庫兵車馬”。****

在此之外的“中央財政科目”缺少資料，但結合西漢《二年律令》推測，**或應有“少府”主管的“鑄錢”、“採金”為直接的“貨幣收入”，**其餘也可以併入上述科目。

而支出項，實際上是兩大類：

（1）採購；

（2）功賞。

按照西漢元帝時的政府開支項目，“吏俸”應為“司農錢”的大宗，佔總數的50%左右，在鳳凰山10號墓出土的，4號、5號木牘記錄了墓主人所在的西鄉所轄市陽、當利、鄭裏等三個裏的“算簿”，這些****斷代為漢文帝晚期至漢景帝四年的簡牘，“算錢”用途也包含了“吏俸”。

不過，必須指出的是，以上“開支”的基礎都是在西漢王朝普遍開徵“算錢”之後，這筆收入甚至代替了前述秦朝上繳郡守的“户賦”，而“户賦”則被收歸縣級收入項目，這是秦無貨幣“吏俸”的理由之一。

電影《荊軻刺秦王》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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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之二是秦朝地方財政嚴重依賴“刑徒經濟”，在《翻翻大秦帝國的錢袋子》中已有明確的計算：

從秦律規定的徒隸比例來看，2/3的田徒，1/3參與政府服務，則遷陵縣的300刑徒應該有200人進入“田官”耕種，以男女1:1為“1户勞力”計算，養活全縣的官吏、刑徒的耕地總面積不過5601畝，也就是“1户勞力”耕種56.02畝，完全不超出能力範圍**，哪怕是編制齊全的“遷陵縣”，也就是“1户勞力”耕種80.55畝。**

也就是説，“刑徒經濟”單獨供養整個“公家”綽綽有餘，遠比通過正常的編户齊民財政獲取物資更加“經濟實惠”，所以，本質上，“刑徒”的數量是與官僚組織配套的。

這種刑徒規模和地方財政的配套在秦律令中有明確的反映，即人數不足則由“縣”向“治虜御史”請求，而“上計”給皇帝的“計簿”也包括“徒隸員簿”，也就是説“徒隸”存在有嚴格的預算管理，也就是對應**“吏俸”的“全谷制”支出。**

確認了這一點，再來看“採購”和“功賞”這兩個“支出項”，也就是“貨幣投放”渠道唯此二者。

相對於“採購”的頻繁和少量，“功賞”這個科目完全相反，因為“秦制”的賞功雖有“斬首賜爵”的基礎，但又有律文明確規定，爵不滿一級或達到升爵上限的都要折算成錢，而這單次的賞錢就數以萬計。

換句話説，對於普通人而言，“賜爵”遠不如“賜錢”常見，而“賜錢”又遠不如“政府採購常見”。

所以，僅以秦代的“縣級地方財政”來建構“貨幣收支”模型，實在是微不足道，僅以“上計”所用的“計簿”的科目來看，必然或可能涉及金錢的科目只有5種，佔總量的17.86%。

**在此條件下的“貨幣收支”很難發生難以挽回的後果，**對於整個秦帝國財政的影響自然也“應該”微不足道。

三

問題是，秦朝的“貨幣回籠”手段非常少，也就是常態的“貨幣税收”根本不足以賦予“秦半兩”足夠的“信用”，百姓大部分交的“税、賦”仍是以“實物”和“勞役”的形式進行支付，唯有“户賦”和交易中產生的“市租”、“質錢”是常態的“貨幣税”，而前者一年不過15錢，後者則是比例抽成税。

電影《秦頌》劇照

**比較之下，“貨幣投放”的決絕就令人驚歎，**見《嶽麓書院藏秦簡（肆）》：

**制詔丞相御史：****兵事畢矣，諸當得購賞貰責（債）者，令縣皆亟予之。****令到縣，縣各盡以見（現）錢，不禁者，勿令巨辠。****令縣皆亟予之。****丞相御史請：****令到縣，縣各盡以見（現）錢不禁者亟予之，不足，各請其屬所執灋，執灋調均；****不足，乃請御史，請以禁錢貸之，以所貸多少為償，久昜（易）期，有錢弗予，過一金，貲二甲。**內史郡二千石官共令 第戊

意思是，在統一戰爭結束後，秦始皇下詔書，要求各“縣”立刻兑現對從軍者的“購賞”和“免債”激勵，並必須給予“現錢”。但這只是理想的原則，所以丞相、御史大夫請求有所變通，即**“縣”可以用“禁錢”之外“不禁錢”完成兑現的就儘快下發，如果不夠，先各自向“屬所執法”申請，由“執法”來負責調劑轄區各縣的“現錢”，還不行，就上書御史大夫，請求使用“禁錢”貸給“縣”，“縣”回頭償還。**

簡單地説，不夠先用“公款”，再調劑，最後再找“皇帝私財”借貸，回頭再還。

這就形成了一系列的“債務關係”：

秦民——縣廷——秦王

貨幣投放時，由秦王私府——“少府”鑄造貨幣，貸給“諸縣”，“諸縣”再作為“節點”，將貨幣以上述兩種途徑，釋放給秦民使用。

以“名目主義”的理論來理解，秦民無論是以“受賞”還是“售貨”獲得的“秦半兩”、“行布”，實際上都是一份“一般債務憑證”，也就是將定額的“財富”出借給了“縣廷”，而“縣廷”則又將定額“財富”出借給了“秦皇帝”。

那麼，“秦半兩”和“行布”的“一般債務憑證”功能由什麼保證呢？

毫無疑問的是，秦朝政府遠比英尼斯在20世紀初見識的暹羅國更“精明”，他們採取了一套非常嚴格的“交易控制”系統來保證“欠缺信用的貨幣系統”不被“動態”的“市場價格升降”沖垮。

電影《荊軻刺秦王》劇照

“秦制”嚴格限制境內百姓的自由流動，也就意味着跨區物流和現金流的大規模流動是被禁止的，則“諸縣”實際上是一個個獨立的“市場”和“貨幣區”（儘管用的貨幣是一樣的），所以，儘管在“縣”內會有非常繁榮和頻繁的商品交換，見《商鞅變法後的秦國是一個全民經商的“拜金”社會》，實質上仍是數量的低水平堆積。

而整個秦帝國有數的幾個受惠於這種官方壟斷物流體系的城市，都是秦帝國的都城，如“咸陽”、“櫟陽”、“雍”和“西”，尤其是“咸陽”，作為“太倉”和“大內”的所在地，四方諸縣的“剩餘物資”都會輻輳聚集，而幾大都城、舊都的“官營刑徒經濟”才能提供更多樣性的“分工”和“商品”，而六國的商人“邦客”也會向其彙集。

這些都是秦國在統一之前，能夠長期保持“繁榮”、“強大”的制度條件。

**固定“貨幣區”保證了貨幣不會自發地向某個區域流動並集中，而物資卻可以在行政命令下集中；****同時，**秦律將“交易行為”嚴格約束到了“市”內，處於政府的絕對控制之下，並通過干預和操縱“市”內的商品定價的方式，為貨幣強制賦予“財富價值”。

正因為如此，上述**“擇行錢棄市”的律令結合“告奸連坐”的管理手段，可以得到最大效率的執行，也就是説，哪怕“秦半兩”被換成了“紙片”，通過對“交易雙方”的人身控制，乃至於生命的暴力威脅，“秦制”順利地賦予了“秦半兩”價值。**

通俗地比喻一下，就是我自己可以“偶爾”不講規矩，但我用刀逼着買賣雙方守規矩，因為“總算還有規矩”，所以，大秦式的“信用”就產生了。

當然，這種“信用”中充斥着“進賭場”的成分，除非能夠脱離人身控制，否則手中的“錢”只能是賭場發行的籌碼，哪怕有短暫的理性迴歸，仍然要投身於投機之中，否則，把籌碼賠光，一樣生存不下去，當“生存需求”時時被放在首位，馬斯洛需求模型中的其他玩意兒自然就成了奢侈品。

循環往復，週而復始。

（明早7:30分更新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