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疫情日本為何如此“怠慢”？ | 李燃_風聞

導讀

實際上，日本社會並沒有特別“怠慢”這次疫情，而是一貫“怠慢”自然災害。這裏面有若干地理、歷史、文化，以及制度原因。

在強有力的措施作用之下，新冠疫情的防控工作在全國範圍內取得了初步成效。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國際上反應最快、最早開始支持中國防疫工作的日本，作為人均醫療資源豐富的發達經濟體，卻頻頻傳來令人擔憂的消息。首先是各地紛紛出現感染路徑不明的患者；接着，停靠橫濱的鑽石公主號出現大範圍感染，並有參與一線防疫工作的醫生舉報防疫工作一片混亂，甚至不如非洲最欠發達地區；近期又發現很多人根本沒有經過診斷就自行下船離開的情況；確診病例不斷增多，以至於很多西方國家開始研究從日本集中撤僑。與東京街頭大量尚未佩戴口罩的日本人相比，在日華人普遍表現出了相當的憂慮。那麼，日本社會為什麼會如此“怠慢”此次防疫工作呢？

實際上，日本社會並沒有特別“怠慢”這次疫情，而是一貫“怠慢”自然災害。這裏面有若干地理、歷史、文化，以及制度原因。

首先，日本是一個多火山地震的國家，即使在很多人口較密集的地區，有感地震的頻率也經常達到平均每個月一次以上。除此以外，颱風、海嘯等自然災害也相當頻繁。有如此多自然災害，卻偏偏又是一個四面環海的島國，可以説經常給人造成逃也無處可逃，逃到哪裏都是一樣的感覺。這就導致日本人面對自然中的不可抗力往往有一種“信命”的態度。現代日本仍然是一個迷信普遍存在的國家，每一幢房子奠基的時候幾乎都要請祭祀做法式來驅邪，以至於房產公司往往是提供附帶法式服務的。這種迷信的程度影響範圍相當之廣。連安裝空調這種簡單的工作，因為需要“動土”，電器公司也會拿出黃曆來指明所謂“黃道吉日”。這就難怪近期的街頭採訪顯示，即使完全清楚病毒的危害性和傳染性，仍然有很多人不屑於佩戴口罩並聲稱：“要得病的人怎樣都會得上，不得的人怎樣都不會得。”

其次，日本是一個分權傳統深厚的國家，並不適應中央集權。與受中國影響深厚而早就形成中央集權的其它東亞國家不同，現代日本地理範圍內的政權絕大多數時間，不是以分散的邦國形式存在，就是以傳統意義上的封建形式存在。與中央集權歷史悠久的中國形成鮮明對比。這種政權組織形式，更像中世紀的歐洲，臣民附屬於領主，領主只對上一級領主負責，而幾乎無需對國家最高級統治者負責。這一特點從其防禦工事上也可以略見一斑：與中國宏大的城市防禦工事和全域的集體防禦不同，日本的防禦工事主要集中在領主居住的城堡（如天守閣）周圍，防禦責任也主要落在常駐城堡的少數精鋭部隊身上。這一次疫情爆發以後，日本政府沒有從整體上限制全體中國人往來日本的通行自由，而是針對湖北地區，隨後擴展到浙江地區，雖然有降低損失的利益考量，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日本人地方分權和自治的思維模式。

日本的這種分權傳統對其現代社會的組織方式仍然有着相當大的影響。由於這種傳統，日本的防疫、救災工作呈現出高度依賴社區自救的形態。即使在東京這樣人口密度極高的大都會，每個街區或住宅樓都有居民自己的自治委員會、救火隊、防盜隊等。大部分的辦公樓都設有防火專員。這些人不是專業人員，但定期接受防災、救災的相關培訓。主要負責出現災害，專業人員還沒有抵達的情況下組織社區自救。因此，如果從中央層面的反應來看，日本並不僅僅是這一次疫情的應對呈現出“怠慢”，而是在所有災害救援面前都顯得“怠慢”。因為，中央一層的工作人員即使責任心再強、擔心程度再高，也常常缺乏足夠的權力、資源、合法性由上至下地迅速開展救援。

這種分權傳統在日本企業的組織行為方式中也有所體現。日本企業界流行所謂“部長經濟”的説法。説的是日本企業裏面推動企業創新、變革的主力是部長一級的幹部。作用過程一般是由下至上，而非由上至下。高層管理者更像是精神領袖，主要負責主導企業的價值導向和長期願景，涉及到具體制度和產品則更多隻是被動接受中層幹部的提議而非主動領導重大變革。戰後的日本經歷了美國主導的民主化改革，這種分權的社會風氣又進一步得到了加強。

分權傳統導致日本大型組織中如果能夠形成積極有效的小團體，往往效用才可以最大化。日本著名的企業家稻盛和夫開創所謂“阿米巴經營法”，其核心舉措之一就是將基層員工劃分為具有獨立目標、計劃，較高程度自治的有活力的基層團隊，從而有效發揮企業的整體活力。

而後，日本分權制的傳統在個人層面塑造了其國民較低的集體主義價值觀導向。這與大眾對日本人的傳統印象不同。研究顯示日本人“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平均水平並不比中國人高。根據全球範圍的比較，日本人“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平均水平在中國和美國之間，甚至低於希臘等南歐國家（如下圖）。

（圖中對比的項目分別為霍夫斯泰德文化價值取向的六大維度：權力距離，個人主義，男性化，不確定性規避，長期取向，自我放縱；藍色為中國，紫色為希臘，綠色為日本，橙色為美國；Hofstede Culture Comparison）

那麼為什麼日本人會給人造成一種非常服從集體意志的印象呢？日本國立一橋大學的山岸俊男教授和同事們曾做過一系列巧妙的實驗，發現日本人在有他人在場的情況下會遵從“集體主義”價值觀展現出明顯的“關注他人”於是做出從眾的選擇，但在自己一個人的時候會更多地遵從“個人主義”價值觀而展現出“自我中心”的特徵（Triandis, Chan, Bhawuk, Iwao, & Sinha, 1995）。他們將這種現象歸結為“生態理性原則”，即人們並不總是內在地具備某種文化價值觀，而是某些文化中人們形成了在未知環境下的“默認策略”（Yamagishi, Hashimoto, & Schug, 2008）。日本人的 “默認策略” 是：有他人在場的情況下，關注他人需求和自己對他人的影響；沒有他人在場的情況下， 迴歸對自我的關注。

日本人的這種文化特徵和價值觀取向在其生活中非常顯著。例如，很多人認為日本是左側通行的國家，在機動車行駛方面這是沒錯的。在步行方面就完全不是這樣。關西地區大多遵循右側通行，東京外國人聚居的地方很多也遵循右側通行，地鐵換乘通道里甚至經常出現，前一段是左側通行，後一段就變成右側通行。如果去新宿站、上野站，這種人流量世界排名前幾的交通樞紐會發現，幾乎靠哪邊通行的人都有。神奇的是：人流密度如此之大又缺少統一的通行準則，但是無論你怎麼走，都很少會被別人撞到！這裏就能看出日本社會中個體高度關注對他人影響，也關注他人對自己影響的好處了。

但日本社會的這些特性，對於此次防疫工作是福是禍很難一句話説清楚。由於關注他人，似乎可以期待，一旦疫情加重，一般的日本人都能服從指揮，自覺地進行防護、隔離以防止傳染他人。但由於缺少中央統一的信息發佈，缺少由上至下的權威指導，一般人很難及時準確地掌握疫情的擴散情況和嚴重程度，更缺少專業知識根據自己情況採取相應措施。有鑽石公主號的乘客下船以後不是立刻採取隔離措施而是直奔壽司店用餐的情況，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接到要求自我隔離的通知。

如舉報人巖田健太郎所述，日本甚至沒有國家級的疾病控制中心(CDC)，僅有信息中心，負責相關事務的中央機關厚生省的專業性，以及可調動的資源都並不令人感到充足。如果病毒的危害性和傳播性不降反升的話，確實存在進一步失控的風險。但令人安心的是，由於具備較強的基層組織，在中央一層措施不力的情況下，學校、社區、非政府組織等仍然有相當的能力進行宣傳、防控，甚至調動、分配本地醫療資源。但日本目前市場上口罩斷銷，各地烏梅、早櫻等花陸續開放，花粉過敏這一“國民病”也逐漸開始爆發，這種情況確實需要中央一級的政府儘快採取全面的應對措施。目前，由於短缺口罩，社會上半數左右的人都沒有佩戴，導致很多日本人即使手裏有口罩也會本着“信命”的態度，又迫於同輩壓力，抗拒佩戴。這在客觀上進一步增大了疫情擴散的風險。

然而，由於日本的分權傳統，即使日本政府決心嚴防死守，一般的民眾也會抗拒由上而下的壓力。媒體可能會批評政府完全沒有替民眾着想，在野黨可能會批評執政黨藉機搞集權，企業也會批評政策令經濟形勢雪上加霜，執政黨基層也可能會批評上層政策沒有充分考慮對普通民眾正常生活的影響，甚至可能引發民眾針對政府破壞人權、侵犯個人自由的集會和遊行。當前政府也很可能是意識到採取強力措施有很高的風險會失去民眾信任引發強烈批評而被迫下台，因此不敢採取激進的舉措。前段時間負責撤僑的一位年輕官員自殺了，具體原因尚無從而知，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日本中央政府面臨的巨大壓力。可以説未來的防疫形式仍然撲朔迷離，但可以預見的是，如果疫情真的急劇加重，日本恐怕將會需要基層社會組織更多的積極響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