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國家的現代化發展歷程及其與民主的關係_風聞

理解國家的現代化發展歷程及其與民主的關係

——學習心得

現在努力回想起來，我曾多次聽到許多人讚美外國，批評中國，讚美日本的衞生和醫療，讚美美國的科技和創新、自由和分權制衡；讚美歐洲的民主和福利、環境和空氣，讚美德國的工業，讚美新加坡的清廉和透明，批評中國的腐敗、不自由、環境差、不會創新……縱然我能明顯感覺到國家在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在提高，但這類言論和文章從不缺席我們的生活。

在學習國際政治的過程中我時而清醒，時而疑惑。清醒的是：中國確實有着一些“限制”和問題，但中國也確實沿着其自稱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斷進步與繁榮，歐美國家確實發達，但也確實遇到了許多困境；疑惑的便是：歐美國家到底是如何崛起的，是否與民主有關？為什麼民主化在東歐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會普遍失敗，西方的民主到底是怎麼來的？如果中國這麼好，為什麼那麼多留學生要往國外去？到底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資本主義？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學習後，我終於能對這些疑問作出一點兒微弱的回應。

歐美到底是如何崛起的？中國呢？

李約瑟在研究中國科學技術發展史的過程中中發現：古代中國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近代的中國卻沒有發展出科學和工業革命。即為何工業革命首先發生在英國，為何近代的中國落後了？這一終極之問被稱之為“李約瑟難題”，同時它也不斷吸引着中國和世界的探討與爭論。在18世紀末世界發生了一次“大分流”，其中一部分國家和人口的收入與財富開始飆升，並與剩下的國家和人口的差距越拉越大，而在此之前，幾乎世界各地的人們收入都相差不算太大。而這次“大分流”正是在英國工業革命之後，工業革命和國家的繁榮關係不言自明，工業革命促成了國家繁榮，同時也促進了科學技術也蓬勃發展。

但是，全世界對於工業革命和科學技術發展有着不同的解讀。主流的西方中心論或者歐洲中心論者認為西方率先發生工業革命及其在科技領域內的全球優勢源自於西方自由民主的文化傳統與制度設計、及其對私有財產的保護等。如在《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中，阿西莫格魯和羅賓遜便將制度作為解釋國家經濟發展的唯一支點，他們提出了“汲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通過比較了拉美和北美，美國和墨西哥，非洲和歐洲等地區，他們認為這些地區之間差距產生的原因就是由於北美、美國、歐洲採取了“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而拉美、墨西哥和非洲則採取了“汲取性”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如“工業革命在英格蘭開始並實現了最大跨越是因為獨一無二的包容性經濟制度。”也有通過地理因素來解釋國家富裕與否，如賈雷德·戴蒙得在《為什麼有的國家富裕，有的國家貧窮》中指出緯度是一個因素，一般來説温帶地區國家比熱帶地區國家要富裕，因為熱帶地區有着諸多不利條件，如土壤肥力低，土地貧瘠；蟲害多會造成農作物損失；細菌、寄生蟲容易帶來公共健康問題。

與此同時，在中國1978年實施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經濟騰飛、科技實力增強，中國的GDP 從1978年的3769億元到2019年的近100萬億元，增長了255倍，按美元匯率達到14.4萬億美元，穩居世界第二，人均GDP破10000美元，按世界銀行2019年的標準，人均收入達到12375美元即是高收入國家，中國也正在朝着高等收入國家穩步前進。在科技方面，根據產權組織《世界知識產權指標》（WIPI）年度報告，2018年全球創新者共提交了330萬件專利申請，其中中國申請量為154 萬件，佔全球總量的 46.4%。2018年“互聯網女皇”瑪麗·米克發佈了2018互聯網趨勢報告，該報告列出的全球20大科技巨頭中有9家科技企業來自中國。中國經濟和科技的亮眼表現使得全世界都在討論“中國崛起”及探索中國崛起的原因。按新制度經濟學理論或西方中心論的觀點，中國這樣一個沒有政治制度變革，沒有民主、法制、人權、言論自由的傳統，沒有現代法律體制，沒有真正的市場經濟，沒有資本的和土地要素的自由流動，沒有良好的知識產權保護，沒有創新，只會剽竊西方技術的國家怎麼可能發生工業革命，更不可能出現國家繁榮和科技進步的情況，因此它們也就無法解釋中國的發展。解釋中國經濟發展讓世界和中國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之中。張五常曾在一個會上説到“我可以在一星期內寫成一本厚厚的批評中國的書。然而，在那麼多的不利困境下，中國的高速增長持續了那麼久，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中國一定是做了非常對的事情才產生了我們見到的經濟奇蹟。那是什麼呢？這才是真正的問題。”

文一《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一書及相關文章算是破解了中國工業革命的秘密。

首先是破。他在《工業化失敗的國家缺了什麼？》文章中提到了哈佛大學經濟史學家斯文•貝克特在研究了英國工業革命以後指出的事實，“當年的大英帝國，作為第一個開啓工業化的國家，並非是一個後來人們所描繪的自由、開明和廉政的國家。相反，它是一個軍事開銷龐大的、總是處於戰爭狀態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税收的、債台高築的、極端貿易保護主義的官僚集團和強權國家。它也絕對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這點明瞭工業革命前夕的英國並非西方主流敍述所説的那樣是人權、自由與民主的。文一在文章中駁斥了新制度經濟學對經濟發展的解釋，因為這與歷史不符：1. 英國不是在民主制度之下崛起的，德國俄國也不是；2. 後發國家在採納了民主制度後並沒有實現國家富強；3. 亞洲四小龍都是在其威權階段實現經濟騰飛的，當然，最大的反例就是中國。

其次是立，通過對中國和英美等國的研究，文一在《工業化失敗的國家缺了什麼？》一文中提出了“胚胎髮育”模式，認為一個國家要開啓工業化就必須依此經歷建國、原始工業化階段、第一次工業革命、第二次工業革命、最後到福利國家階段。建國階段——歐洲封建君主和城邦國家在長達幾個世紀裏經過頻繁的大規模戰爭，最終形成了統一的現代民族國家，包括法國、荷蘭和英國等。原始工業化階段——“這個階段在歐洲經歷了幾百年的時間，也就是我們國家的鄉鎮企業高速發展階段。與我國的鄉鎮企業繁榮類似的鄉村企業，在16-18世紀的英國、荷蘭、比利時、法國和其它西歐國家繁榮了幾百年。這些大批量歐洲鄉鎮企業也是在當時歐洲各國的重商主義政府的支持下繁榮的，不是自然爆發產生的。它們的特點是都以遠距離貿易為其生產的目的，而不是自給自足或滿足當地需求為目的。”歐洲國家在此基礎上引爆了第一次工業革命——且棉紡織業是工業革命爆發的關鍵領域，“第一次工業革命的特點就是用勞動密集型的規模化大生產方式（工廠體制），來生產終端的輕工消費品或小商品，主要是紡織品，把它們傾銷到全球，但是機器和生產工具可能是手工造的，而不是量化（規模化）生產的。”隨着第一次工業革命的蓬勃發展，工業國對能源、運輸、交通的巨大需求使得“老式的能源-動力-運輸體系成為經濟繼續發展的瓶頸。這刺激了新型能源-動力-運輸新技術的發明和工業應用，產生了一個工業“三位一體”的大繁榮，比如像煤炭開採，蒸汽機發明和改進，鐵路和公路基礎設施的繁榮。”在這一基礎上引爆了第二次工業革命——製造煤炭開採的挖掘工具、製造大量蒸汽機的零部件和車牀以及規模化地鍊鋼和鍊鐵，“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特徵就是對所有生產資料、中間產品和生產工具的規模化大生產，包括鋼鐵、煤炭、鐵路、機器、通訊設施、輪船、汽車等等運輸工具。”當以上四個階段都完成後就到了最後一個福利階段，國家這時已經積累了豐富的財富，可以提供全民醫保、實行教育免費、提供失業險、退休金等等的經濟福利，同時還可以賦予人們投票的政治權利。而以上五個階段正是發達工業國都走過的路程，“一人一票”的西式民主制度自然也是實現了工業化之後才有的。

中國的工業化道路也與英國、美國的發展之路高度吻合，首先是1949年的建國，在1978-1988年發展了大量的鄉鎮企業，擺脱了短缺經濟和糧食問題，完成了“原始工業化階段”，第二個階段為1988-1998年的第一次工業革命階段，“這個階段中國終於在原始工業化的基礎上引爆（複製）了第一次工業革命，也就是以規模化方式、勞動密集型方式生產和出口大批量日常消費品的革命。這個期間遍佈中國城鄉各地的勞動密集型工廠應運而生，農民工開始大規模流動，生產了大量輕工業產品，以滿足國內和國際市場的需求，但是高端生產設備主要靠進口。期間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紡織品的出口國。”第三個階段是自1998年至今，中國同樣開啓了工業的“三位一體”，在能源-動力-運輸的巨大需求下極大地提高了水泥、鋼鐵、煤炭、大型機器的生產能力，極大地鋪設了公路、鐵路、高速公路和高速鐵路。2019年底中國鋪設的高鐵約為3.5萬公里，佔世界65%，2018年中國生產鋼鐵約8億噸，佔世界50%。這足以説明中國工業化的取得了巨大成績，中國已然走在了工業化發展的正確道路上。

當然在國家開展工業化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條件便是林毅夫提出的“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或者是王紹光強調的“國家能力”。工業化是一個國家的意志，而絕不是靠個人或某個團體就能實現的，擁有“國家能力”的“有為政府”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建立國家、確保國家安全、保證國內社會穩定、建立統一、有序、誠信和法治的市場、統一度量衡和語言、支持重商主義、實施有效和有遠見的產業政策。中國和發達的工業國正是在這工業化過程中確保了“國家能力”、“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才確保了工業化的有序進行。

重新揭示國家的工業化發展秘訣十分有必要，不僅可以有效駁斥西方中心論和西方優越論，也可以為後發國家指引前行的道路和必要的條件——1. 必須以一定順序進行“胚胎髮育”模式的工業化。2. 建設強大的國家能力以實行工業化。對那些採取了自由民主制度的東歐國家來説，他們失去了國家能力；對實行“進口替代”戰略的拉美國家來説，他們試圖直接開啓重工業，顛倒順序卻無法做到自負盈虧的。“然而，在無法像歐洲列強（以及日本）當年那樣靠戰爭、屠殺、殖民掠奪和暴力的全球市場擴張來強國富民的新時代條件下，所有落後國家只能而且必須走出一條新的、自主的、比西方列強更加文明的工業化道路，就像中國目前正在做到的那樣。”因此後發國家必須依照國情，以國家之力腳踏實地地、有序地實現工業化。

民主的發展邏輯

在《民主四講》中王紹光寫道“相當多的人都可以侃侃而談，説出‘民主’的N條好處，他們對‘民主’有一種玫瑰色的期待，似乎只要這個神奇的東西降臨大地，它將摧拉枯朽、滌盪污濁流水，讓一切變得美好起來”。在《政治哲學關鍵詞》中張鳳陽寫道“歷經千百年的風雲變幻，民主終於在今天博得了世界性的話語霸權，其至尊地位一如政治‘神話’，除了供人讚譽和膜拜之外，似乎以找不到可以與之匹敵的對手了。”即使今天我們對民主的迷戀已不及十幾年前，但民主的話語霸權依舊穩固。但事實是“民主並不是從一開始就被人看作‘好東西’。恰恰相反，在過去兩千多年，民主一直被認為是個‘壞東西’，只是到最近一個世紀，它才開始被當成‘好東西’。”要徹底理解民主必須追根溯源。

民主的原意。民主源自於古希臘，雅典民主則是其中最負盛名的代表，根據《民主四講》的介紹，首先雅典的“民主”雖然是公民做主，但誰屬於“公民”卻有嚴格限制，只有年滿20歲的，且不包括婦女、奴隸和外邦人，且父母都要是雅典公民的成年男子才能成為“公民”。“在雅典全盛時代，據測算，享有充分權利的公民總數有4萬人，他們的妻兒約有5萬人，還有4萬左右外邦人，以及35萬左右奴隸。”也就是説雅典城邦的“公民”大概只佔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其次再來看看其運作形式：雅典的最高權利機構是公民大會，其附屬機構是五百人議事會，另一個是民眾法庭。公民大會是全體公民都能參加的大會，決定雅典生活的方方面面，雖然每次公民大會參加的人數可能約為6000人，但公民直接參政並決定雅典事務卻是其鮮明的特徵。五百人議事會主要安排公民大會的議程，其500位成員是從自願候選人當中抽籤產生，任期一年，不得連任，同樣通過抽籤選出一個五十人團以執掌雅典政務，再通過抽籤選出一人擔任主席。由此可見，民主的原意一方面是指公民不通過“中介”直接參與政治、管理國家，另一方面則是通過抽籤而非選舉產生官員。亞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也説道：“用抽籤的方式產生執政官被認為是民主，用選舉的方式產生官員被認為是寡頭政治”；同時也應當注意的是，雅典的“公民”是社會的少數人，其民主也是少數人的民主。這才是民主的最初意義。可是古典古代史學家A.H.M.瓊斯發現雅典民主時期存在一個鮮明的反差：廣大民眾對民主深感驕傲、熱情支持，但幾乎所有留下文字的古希臘政治哲學家與政論家（包括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都在不同程度上力挺寡頭制，反對民主，因為民主讓普通老百姓當家作主，因為民主使用抽籤的辦法挑選執政者。老寡頭指摘在實行抽選的民主制下，當權的是那些缺錢、缺少教育、愚昧無知的窮人、壞人、下等人，而不是獨具德性和智慧的富人、貴族、優秀分子。同樣王紹光在《什麼是好的民主》一文中指出“這種現象不僅在古希臘如此，其實從西塞羅時期的羅馬，到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再到經歷革命的美國與法國，在2000多年裏，民主制似乎從未受到過精英們的喝彩。這方面的證據舉不枚舉。”如在英國，“光榮革命後通過的《1688年權利法案》規定，國民議會實行‘自由選舉’，但不久又為議員的當選資格設置了很高的門檻：郡議員每年的土地收入必須達到600鎊以上，市鎮議員每年的不動產收入必須達到300鎊以上。到18世紀中期，在英國的700萬成年人中，僅有15萬人享有選舉權，佔成年人口的2.1%。”雖然在法國起草《權力宣言》中宣稱：人生來就是而且始終是自由的，在權利方面一律平等。但在隨後草擬的《1791年憲法》中又根據年齡和財產為標準將人民劃分為“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當時法國有2600萬人，其中‘積極公民’只有440萬，他們享有投票權，“消極公民”則被剝奪了投票權。”可見這樣的民主並不受到精英的待見，在如此長的時間裏，民主被精英一直認為是暴民政治，一直被視為一種壞東西。

民主的改造。隨着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興起，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剝削以及兩次世界大戰給人們帶來的苦難，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個人權利，追求民主，這時，精英便不再公開稱民主是個壞東西，而是加上一系列的修飾詞如“直接的民主”、“簡單的民主”從而將原來意義上的民主污名化，與此同時他們又為其加上新的修飾詞以改稱成“自由民主”、“憲政民主”和“代議民主”。又這一新的“民主”進行重新定義，其中熊彼得的定義算是大獲全勝，他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一書中將“代議民主”定義為“一些人通過競爭人民選票來獲得決策權的制度安排”，至此人民的選舉權一舉超越人民的決定權，即原本意義上的民主是人民直接決定國家事務，而現在“民主僅僅意味着人民有機會接受或拒絕將統治他們的人。”人民失去了直接參與政治、管理國家的權利，改造後的“民主”也變成了“選主”，官員也非由抽籤產生，而是由選舉產生。“代議民主”已經與原來意義上的民主分道揚鑣。並且隨着西方話語霸權的強勢提升，他們不斷地將“一人一票，多黨競爭”與“民主”掛鈎，又對世界政治體制進行了“民主—專制”簡單的二元劃分，造成了這樣一個判斷：沒有“一人一票，多黨競爭”就意味着專制、極權、威權、邪惡與反動，而有“一人一票，多黨競爭”則意味着民主、正義、真理與進步。除了簡單的二元劃分，西方的各種民主測量、民主評價的機構和報告也層出不窮，如《經濟學人》旗下的“經濟學人情報社”每年發佈的“民主指數”（Democracy Index）；美國“自由之家”每年發佈的《世界各國自由度》調查報告；“萬哈寧民主指數”等等。由於發佈這些報告的國家在政治、經濟、科技、社會上有很大的成效從而有一定的説服力，因此憑藉他們在民主話語權上的主導地位，哪個國家專制哪個國家民主就自然由他們説了算。就像《民主化悖論：冷戰後世界政治的困境與教訓》中所言：“國際上各類評價指標、指數及其排行名目不斷增多、花樣不斷翻新，但當前國際政治測評領域呈現出的。仍然是一種西方唱‘獨角戲’和廣大發展中國家持續性‘失語’的扭曲狀態。這種以西方國家價值觀體系和政治現實為依據的評價體系，必然無法真實反映世界政治發展面貌”。

當然，在西方內部，對民主的反思也愈加明顯。福山在1989年曾發表《歷史的終結？》一文，表達了那時它對西式自由民主體制的無上推崇，但2014年他也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的“衰敗的美利堅——政治制度失靈的根源”，及其童年出版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一書，則反映了福山對民主制度的反思，他提出了“否決政治”(vetocracy)來描述當今的美國製度困境，“否決政治”的邏輯就是：凡是對手支持的，我們就反對；凡是對手反對的，我們就支持。即美國分權制衡體制造成決策困難的政治現象。同樣被譽為“民主先生”的拉里·戴蒙德在90年代還意氣風發地以為“當今世界盡在民主革命掌控之中”，到2008年發表《民主倒退：掠奪性國家的再度崛起》已不再自信，在2016年的一篇論文標題“墜落中的民主：華盛頓如何能逆轉潮流？”更表明其對民主的失望。

民主話語建設。隨着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升，講好中國故事、發出中國聲音、提出中國標準就至關重要，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更自信地為中國發聲，如東南衞視的《中國正在説》節目、東方衞視的《這就是中國》節目，張維為作為《這就是中國》的主講人將中國崛起這一如此精彩的故事講給全中國、全世界人聽。在中國標準方面，張維為也創新性地提出了中國標準，如在政治制度上，以“良政—劣政”來取代“民主—專制”，一個國家的制度好壞與否不是看是否有選舉，而是看能否產生良好的績效。在社會評價指標上，以“新社會發展指數——預期壽命、治安、對未來樂觀程度”來判斷國家發展是否成功。同樣張華樹在《民主化悖論：冷戰後世界政治的困境與教訓》也提出要定期發佈中國版的《各國政治發展力指數評估報告》，以衝破西方的話語壟斷地位，增強中國的崛起合法性。我以為一個國家的一切政治制度設計、經濟制度設計、中央—地方關係設計、國家發展政策都是手段，其終極目的便是：1.促進國家綜合實力的提升。2.促進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或者用鄧小平的“三個有利於”：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才是國家的根本目的，一切制度安排只是手段，能達成目的就是好制度；達不成目的就需要反思和改革。這才是一個國家合法性的基礎。

民主與國家現代化的關係

     文一在《國家為什麼繁榮》中指出：“歐洲現代社會中的‘民主、自由、人權’普世價值觀，不過是歐洲數百年血腥的原始工業化積累完成之後，又經過百年殖民掠奪下的工業革命洗禮，尤其是經歷兩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內部自身尖鋭階級矛盾調和的產物；是被歐洲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擴張所催生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倒逼的結果，而絕不是西方列強當年崛起的原因和前提。”他在《殖民與戰爭的老路已經走不通了，落後國家要如何追趕發達國家？》一文中指出早在工業革命爆發之前，歐洲已經統治世界二、三百年。但當時並沒有絲毫“民主、自由、法制、平等”可言。工業革命爆發以後的整個19世紀也是如此。普選民主是歐洲20世紀工人運動倒逼的產物：澳大利亞1962年，比利時1948年，加拿大1970年，法國1946年，德國1946年，意大利1946年，日本1952年，葡萄牙1970年，瑞士1971年，英國1928年，美國1965年。歷史清楚地表明，西方各國的民主都是在工業化現代化完成之後才有的，且其發展過程在極大程度上是以殖民、戰爭、犧牲發展中國家利益為代價的。而西方主流敍述所説的西方文明源自於古希臘古羅馬文明，擁有悠久的民主傳統、經歷了黑暗中世紀後迎來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啓蒙運動，創立了現代國家和民主制度，建立了私有產權保護，最終發生了工業革命這一邏輯必然與事實不符，有着先天缺陷。因此，理解工業革命、國家繁榮、民主發展必須分清因果、講求順序，而不能本末倒置、失去自信。這樣才能破除西方中心論並重新審視自身文明的優勢。

如何看待中國一度很嚴重的腐敗等問題

首先不能忽視的問題就是“中國—外國”的二元比較模式，中國似乎永遠都在和除中國以外的全世界比，批評者也一直處於這一二元比較模式之中，和日本比衞生、和以色列比軍工、和德國比工業、和法國比時尚、和美國比創新比自由、和韓國比電競、和台灣比半導體、和英國比禮貌、和北歐比福利、和瑞士比環境、和新加坡比清廉，似乎中國永遠有做的落後的地方，當然另一方面這一簡單的二元比較也極大地刺激了中國的羞恥心，不斷激勵着中國的追趕和進步。

對腐敗等問題的理解。理解腐敗必須將其放到一個國家現代化進程裏看。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曾發表的文章《腐敗是世界各國工業化進程中普遍面臨的痼疾》和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曾指出的“腐化程度可能與一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有着相當密切的關係”都表明了腐敗與國家經濟發展的關係。比如19世紀後半期的美國正處於第一次工業革命完成和第二次工業革命開始的時期，那段時期就是美國財富噴薄的時期，在1873年出版的《鍍金時代》中，馬克·吐温就以一起土地欺詐案開篇，描繪了那段時期美國各級政府中報假賬、收回扣、權錢交易，勾結投機商發不義之財等現象。在《自由民主國家沒有腐敗？美國快捂不住了》文章中，範勇鵬指出“腐敗氾濫常常出現在經濟高速發展階段。所以在美國，19世紀後半葉的快速工業化時期，是社會最黑暗，腐敗最猖獗的時期。”同樣在歐洲工業革命蓬勃發展的18世紀後期和19世紀，文一指出“歐洲歷史上所有國家在19世紀的裙帶資本主義和貪腐都很厲害。當時航海探險家和武裝特許公司海外發現的殖民地都是皇室的財產，這些特許公司出去“打砸搶”回來以後與皇室分成，特許公司的CEO都是皇室任命的，怎麼可能不貪腐？雖然有私人資本注入，但是公司在海外是為皇室利益服務的，貪腐得很。”以上都充分地説明了國家財富增長的時期也是腐敗集中爆發的時期。前文已介紹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就順利地走上了工業化道路，從鄉鎮企業發展的原始工業化開始，依此進入第一、第二次工業革命，而腐敗也正是在這期間大行其道。在《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一書中，文一給出了中國式腐敗的一個視角，即從鄉鎮一級的地方官員看待中國工業化發展，在中國工業化鄉鎮企業大發展的初期，“在村、鎮、省市政府為當地經濟發展而進行的激烈全國競爭中，任何政府官員如不能找到為當地人們帶來物質財富的方式將會被認為不合格而遭到淘汰……中國各級政府官員變成了高度激勵的公共商人，他們通過低税和便宜的土地吸引外部投資，為當地產品打廣告、洽談生意、保障原材料攻擊、建立分銷網絡，為當地商業開拓國內和國際市場”。這些又是“商人”又是官員的人就是中國工業化的中間人，當然，在承擔這一角色的同時，他們獲取了提供服務的費用，即腐敗。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説，是這羣腐敗的官員帶領中國人民推動了中國的工業化，在那段特定時期，可以説腐敗與經濟發展相輔相成。而隨着中國工業化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正軌，官員已然履行完了商人的職責，而此時的腐敗將對經濟發展和政府的合法性造成損害，因此自然就迎來了2012年以來轟動世界的中國反腐。中國在短短三四十年就走完了歐美工業國家二、三百年的工業化之路，在財富爆發的時代，腐敗也難以抑制。除了腐敗還集中爆發了前所未有的環境污染問題、假冒偽劣產品問題、商業欺詐問題、資產泡沫問題、兩極分化問題、層出不窮的工業事故問題。但正如張維為説的“先肯定，後改進”。這些問題必須承認，但只能通過不斷發展循序漸進地解決。如環境問題，可以説柴靜演講《穹頂之下》的2015年是中國環境問題最嚴峻的一年，但經過幾年的環境治理，全國和霧都“京城”都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身為中國人，自然應以民族的偉大復興為己任，就像人民日報所説的：如果你覺得你的祖國不好，你就去建設它，如果你覺得政府不好，你就去考公務員去做官，如果你覺得人民沒素質，就從你開始做一個高素質的公民，如果你覺得同胞愚昧無知，就從你開始學習並改變身邊的人，而不是一昧的謾罵，抱怨，逃離。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國；你怎麼樣，中國便怎麼樣；你是什麼，中國便是什麼；你若光明，中國便不黑暗”，願中國青年都擺脱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像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裏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後如果沒有炬火：我們便是唯一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