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哨人“扳倒”Uber創始人後：打破沉默要付出這樣的代價_風聞

蘇珊·福勒有時也會後悔，希望自己從未寫過那篇博客。

那是一篇2900多詞的博客文章，揭露了她經歷與目睹的Uber內部歧視、性騷擾、報復，迅速引爆了輿論。六百萬人閲讀了這篇博客，美國前總檢察長髮起調查，Uber創始人兼CEO最終被董事會驅逐。

單從結果來看，福勒是一名成功的“吹哨人”。她的博客引發調查，最終扳倒了美國最有權勢科技公司之一的CEO、一名個人魅力顯著、擁躉頗多的商業領袖，也促成了科技公司的整肅與改革。

事隔三年後，福勒再度現身面向公眾，披露她“吹哨”後的生活：她軟件工程師的生涯就此終結，最後的代碼留在了Uber，出於長期被跟蹤的恐懼，經常不自覺地往背後看。

這三年裏，那個打破沉默、吹響警哨的普通人，到底付出了怎樣的代價？

吹哨人

福勒並不知道自己的文章會引發Uber前CEO的倒台。彼時她只是想到，“説出我的故事，很可能會毀了我的人生。”

2017年，福勒25歲，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軟件工程師。她畢業於賓夕法尼亞大學，輾轉過兩家創業公司之後，滿懷欣喜地拿到了夢想中的工作——Uber的軟件工程師。

然而在她正式進組的第一天，新上司通過企業聊天軟件向她發信息：他處於一段開放式關係中，正在尋找性伴侶。

這是美國最受關注的科技獨角獸，是在全球攻城略地的Uber。福勒告訴自己，這是個大公司，他們有人力資源部，他們能解決這個事情。她以為只要做對的事情，正義就能得以伸張。

人事部門承認了這是騷擾，但庇護了她的上司，任由她遭受報復。在她任職Uber的一年間，歧視、報復、性騷擾，一再發生，針對她，也針對她的同事。而高層喜歡看着員工內鬥，企業制度獎勵“聰明的混蛋”——只要他們績效出眾，幾乎為所欲為。

福勒不是在一時憤怒之下寫了這篇博客。在寫博客之前，她有時候會坐着思考後果，下不去手，再給自己多一天時間。

“吹哨”有時被視為一種“不忠”——對企業、對僱主、對一些人。她也會懷疑自己的指責是否正當。畢竟不少人認為，這些事情哪怕是錯的，但已經成為普遍的職場潛規則，她的行為不過是小題大做。

直到福勒讀到了一篇納粹集中營倖存者的故事。她問自己，如果她處在那種環境裏，能否做出正確的選擇。而經歷了這樣的事情，她不能抽身而退，裝作什麼都沒有發生。

福勒字斟句酌，寫下了《反思在Uber非常、非常奇怪的一年》。

這篇博客發佈半小時之後媒體就跟進了。聯繫信息潮水般湧過來，她的短信、電話、郵箱、推特，逐一“爆炸”。

人們説福勒改變了世界：第一次，一名女性針對惡行發聲，全世界聽取了她的聲音，她還毫髮無損地離開了。

但事情的發展迅速超出了她的控制。

跟蹤、調查、威脅

吹哨人總是會付出代價的。

雖然福勒離開Uber之後才發佈了這篇博客，就職新公司的傳播負責人仍不支持她：“你不會想讓你的名字和性騷擾捆綁在一起”。

她的博客為Uber招來更多的調查，但很快也有人開始調查福勒。在記者之外，還有人開始聯繫福勒的朋友和家人，要求提供個人信息。有人去向她多年不見的老朋友老鄰居打聽，深挖她的個人信息、成長背景和污點。

福勒感到絕望，“我不知道他們在找什麼，我也不知道他們會找到什麼，這太可怕了”。

有一名自稱是調查Uber案的私家偵探聯繫了福勒，請她幫助。當福勒進一步搜索，發現這名所謂偵探供職的公司，幾乎專門幫助公司抹黑遭受性騷擾或性侵犯的人。

最讓福勒害怕的是被跟蹤。因為她發佈博客不久之後，總有一輛車停在她的公寓外面，當她從家向地鐵站走的時候，這輛車總會經過她。有一次她走出辦公室，一個人突然跳起來跟在她身後。她開始打亂路線，變換方向，那個人始終不遠不近地跟着她。她進入超市試圖躲避，那個人就在門口等着她。

福勒的社交媒體賬户遭到了侵入，她的Facebook帳户被多次破解，她妹妹的Facebook帳户也遭到入侵。那時她迅速登入賬號，查看自己發給妹妹的信息狀態，從“未讀”，變成了“已讀”。

可怕的是，讀信息的人，並不是她的妹妹。

毀壞她名譽的言論開始到處流傳，比如她説謊、收錢抹黑Uber，消息源是“接近Uber的知情人士”“接近董事會的知情人士”，甚至“Uber員工”。

一些記者向她求證傳言：是Uber的競爭對手Lyft付錢讓她寫了這篇抹黑Uber的博客。

她否認了，但很快，記者、科技界、Uber的員工之間，都傳開了她收Uber競爭對手的錢來寫這篇博客的流言。

另一則傳言又在大肆傳播：Lyft的投資人、Google、或者是與她丈夫公司有關的人策劃了她的博客，並運作這篇博客製造影響。

福勒開始孤立自己，在家工作，與有限的人聯繫，她對為數不多的幾個人傾訴了自己的經歷，這些談話很快被泄露給了記者。

她的精神逐漸崩潰，絞盡腦汁回想自己曾説過的每一句刻薄的話，犯過的每一個錯誤，做過的每一件錯事，説過的每一個謊言，傷害過的每個人。她擔心這一切是否都會成為削弱她信用、攻擊她的武器。

“有一種病態的想法使我感到安慰，就是每次發現有人跟蹤我，或者每當我收到生命威脅警告時，我都告訴自己：如果我發生任何事情，如果我受到傷害或被殺害，每個人都會確切知道，誰該為此負責。”

新生活

在Uber事件發生後的三年裏，福勒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有了一個兩歲的女兒，在舊金山灣區定居。

福勒結束了自己軟件工程師的生涯。她稱自己不再想念寫代碼，因為有太多的負面回憶與之相關。

在經歷了被跟蹤的日子之後，她時常會往身後看，只會接受不暴露她位置信息的採訪。

但《紐約時報》向她伸出了橄欖枝，邀請她擔任科技文章的編輯。她最近的一個項目是關於隱私，並覺得自己“來對了地方”。

她登上了《時代》雜誌的封面，被英國《金融時報》評為年度人物，並鼓勵了更多人打破沉默。

在這一場Uber事件中，福勒的博客只能説是導火索。在那之前，Uber已經被數次起訴，負面報道屢見媒體，高管在公眾場合説話也毫無顧忌。

她只是從內部證實了——彼時Uber的確存在有毒的文化和大量問題，並對此毫不在意，肆無忌憚。

Uber被羣起攻之，開啓外部調查、CEO辭職、公司重整。

但身為“吹哨人”，反擊的火力一度都指向了這個普通人。

Uber發言人則模稜兩可地否認了“跟蹤指控”，發佈聲明説：“Uber不知曉是否僱用任何人跟蹤或者調查蘇珊·福勒”。

CBS主持人與福特討論起這個“不知情”的措辭，福勒評論：“真有意思”

因為她曾經在推特上問過Uber的新CEO Dara Khosrowshahi：“Uber沒有再派私人偵探跟着我了吧？”

Khosrowshahi回覆她：“那些惡行已經被終結了”。

這讓福勒很放心，一是她的懷疑終於被證實了，二是她也不會被人跟蹤了。

在那之後，硅谷的很多科技公司也不再以Uber自比，畢竟這不再是一個全然光彩的名字。

福勒把自己的經歷寫成了回憶錄《吹哨人》，《隱藏人物》的編劇Allison Schroeder正在把這個故事改編成劇本。

她把這本書獻給了自己兩歲的女兒，希望她曾經歷過的騷擾和報復，她的女兒不必再經歷。

對於這段吹哨人的經歷，福勒總結：挺身而出要付出巨大的個人代價。成為吹哨人並不容易。它既不迷人也不有趣。它會嚇到你，嚇壞你，並以無法控制的方式永遠改變你的生活。

“儘管如此，在黑暗中發出一絲光亮是正確的事情。在某些情況下，比如我所經歷的事情，這是唯一途徑，能讓我所遭遇的世界變得更好一點。”

福勒表示，她也再也沒有使用過Uber的打車服務，“我用Lyft和灣區的軌道交通。”

倒不是她不用，她曾經試圖註冊用户，但每一次軟件都會顯示無法註冊。在Uber的服務禁用黑名單上，或許早已寫上了她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