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貨幣的皇帝不是秦始皇_風聞

號稱“鼓勵耕戰”的秦國，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對於“財富”無比的渴望，這在《商鞅變法後的秦國是一個全民經商的“拜金”社會》中引用的秦人《日書》中有着淋漓盡致的體現。****

一

不過，從考古發現的戰國秦墓葬來看，普通秦人大夫、士、刑徒的墓葬，極少有貨幣陪葬，而以日用的粗糙器物居多，這對於事死如生的秦漢時代人而言，確實有些奇怪，倒是斷代在秦朝、漢初的墓葬、窖藏中有一定數量的“半兩錢”出土，這也是秦國“貨幣投放量”有限的一個旁證****，可見，“缺什麼想什麼”真是古今的常態****。********

電影《秦頌》劇照

粗略地判斷，這種“人為”短缺到秦始皇統一天下後發生了變化，這也是秦帝國統治轉型的一部分，正如李斯在獄中自我表功中提到的：

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眾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

可考的舉措有，秦始皇三十一年，改變普遍授田製為土地私有制；將田租税率由“十税一”降低到“十二税一”；有限度地調整刑徒的刑期，重刑在一定年限後變為輕刑。

這裏又要加上一條——“投放貨幣以增加百姓財富”。

原理並不複雜，在“秦制”的體系裏，只從事耕種的百姓佔絕大多數，而“固定價格”體系下，米價固定為30錢，五月户賦為15錢，十月户賦不出芻藁出錢的為16錢，正好是1石米多一點，而秦朝一個三口之家，口糧以刑徒標準計全年即需54石，再計入租、税、役、衣等大項支出，**全家佔有土地至少需要49.56畝。問題是，秦朝遷陵縣的户均土地佔有隻有**34.84畝，湖北江陵鳳凰山漢墓中的《鄭裏廩簿》，每户平均田畝數僅為24.68畝。

在此條件下，每1石米都是活命用的，而區域貨幣量增加，至少可以減少由於交易中的“貨幣缺乏”所導致的“升水”，從而為出售糧食的黔首減負。

所以，****上文中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發佈的“詔書”，使本來罕見而平穩的“功賞支出”，在短期內“集中投放”，相當於一次性地向“舊秦地”的貨幣市場搞了一次“大水漫灌”，又有“詔書”強制要求“時限”和“數額”，地方“諸縣”的庫存貨幣不可能充足，只能向長期積累的“禁錢”借貸。

電影《荊軻刺秦王》劇照

注意這個區域——“舊秦地”，也就是睡虎地秦墓竹簡中律文提及的內史及十二郡，這個區域是秦軍動員的核心區，也是“秦制”執行最徹底的區域，所以，秦始皇的詔令應該得到了不折不扣地執行。

這也就意味着秦朝剛剛統一，“內史及十二郡”所轄的“諸縣”就大大發了一筆“福利”，看着當然是好事，但必須考慮到一個事實，那就是秦國自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初行錢”以來的貨幣鑄造量和“行布”的生產量都是有限的，尤其是後者，雖然“幣值”更大，1個“行布”相當於11個“行錢”，但“麻布”的有效儲藏時間遠比金屬鑄幣為短，流通中有幾年的壽命就很不容易了。

所以，儘管我們並不知道此次“放水”的總貨幣量，但其對秦國“舊地諸縣”的庫藏貨幣的消耗劇烈卻可以推知，也就意味着，“內史及十二郡”的市場流通貨幣總量大幅增加，對於區域經濟的繁榮當然是有好處的，這一條，甚至可以算作秦統一之後施行的善政中的一項。

不過，既然説到“內史及十二郡”，那麼****在空間範圍上，與之相對的“新地”，又施行的是怎樣的貨幣政策呢？

眾所周知，戰國時代的關東六國也有完整的金屬鑄幣體系，有三晉“鏟形布”，有齊燕的“刀幣”，還有楚國的“銅仿貝”形狀的“蟻鼻錢”，正是可見的貨幣經濟的發達，使得一些“民間研究者”憑空杜撰出了一個六國貨幣兑換“秦半兩”的故事。

問題是，無論是存世文獻，還是出土簡牘，都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秦朝統一之後曾經有過“舊幣收兑”的舉措，甚至沒有對六國舊幣有任何的關注和討論，這是偶然的漏記嗎？

當然不是，需要反思的不是“古人”，而恰恰是“我們”。

二

一個顯而易見的文獻記載與考古資料互證的事實是，斷代為秦始皇三十年，也就是秦統一之後4年的睡虎地秦墓竹簡，清晰地寫明，秦始皇統一後4年間所施行的貨幣制度是“行布”與“行錢”並用，而“黃金”則極少見於律文，自然不存在“行金”之説。

存世半兩錢比較

而《史記·平準書》中對於統一貨幣的記載是：

**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二）等，黃金以溢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

也就是説，兩個制度記錄完全是牴觸的。

再看《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的記載，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兼併天下後，“定帝號、除諡法、改正朔、數以六為法、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一系列“統一”相關的政令，在睡虎地秦墓竹簡和裏耶秦簡、嶽麓書院藏秦簡中都有表現，**偏偏就是沒有“統一貨幣為‘秦半兩’”。

而眾所周知，秦傳二世，“及至秦”既可以是“始皇帝”的手筆，也可以是“二世皇帝”的手尾，並不能因為其名聲不好，就歸善於其父，事實上，在《史記·六國年表》裏已經清晰地寫明瞭胡亥登基後：

復行錢。

在確定了這點認識之後，再回頭去看《金布律》，就會發現，其中的“錢”、“行錢”可從來沒有特指“圓形方孔錢”或“半兩錢”，反倒是反覆強調了不許因為“錢善與不善”來“擇行錢”，在不考慮重量、含銅量的前提下，作為“單枚”金屬貨幣，各國的遺留銅錢來擔當“一般債務憑證”有什麼本質的區別嗎？

當然沒有。

這麼做反倒省去了“帝室”鑄造的成本，而秦帝國在滅亡六國的過程中劫掠所得的“錢幣”也自然而然地成為了新朝的財政資源，何樂而不為？

所以，真正的“統一貨幣”為“秦半兩”的恰恰應該是秦二世皇帝，時間點，就是在秦始皇三十七年，他剛剛即位之後，而他新定的“秦半兩”，應該與前代不同，有明確的重量、大小的規範。

**這一事實，有兩個旁證，**參見《楚漢春秋》記載：

項梁陰養生士九十人，參木者，所與計謀者也。木佯疾，於室中鑄大錢，以具甲兵。

有“大錢”則必有“小錢”，但無論“大錢”還是“小錢”，都不見於記載，只有《史記·蕭相國世家》的**“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條下有註釋：

《集解》：李奇曰：“或三百，或五百也。”

《索隱》：奉音扶用反。謂資俸之。如字讀，謂奉送之也。錢三百，謂他人三百，何獨五百也。劉氏雲：“時有重者一當百，故有送錢三者。”

這裏的幾位注家都認為“三”、“五”是“三百”、“五百”，更説當時有“當百錢”，只不過這個“當百錢”不見於記載，也沒見過實物，更重要的是，不符合邏輯。

電影《荊軻刺秦王》劇照

上文提及，秦的糧食官價為1石30錢，則300錢就是10石米，500錢16.66石米，劉邦為亭校長，百二十石吏，年俸全額是120石，也就是10位同僚就送了他1年的工資，而秦遷陵縣滿編吏為103人，哪怕是“諸官嗇夫”和“令史”加上“校長”這些重要的“吏”，就有42位，**要給劉邦4年多的工資，**沛縣遠比遷陵縣人口多、面積大，屬吏當然還要多，有沒有可能“隨份子”給這麼多呢？

而“三、五”就是字面意思，42位吏員共126錢，加上蕭何5錢，就是131錢，相當於官價米4.36石，並不算少了。

既然“大錢”不面值的“大”，那就是形制的“大”了，這恰恰是有記載的，見顏師古注《漢書·高後紀》“行八銖錢”條：

**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即八銖也。**漢以其太重，更鑄莢錢，今民間名榆莢錢是也。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

這裏其實已經把前因後果都説清楚了，“八銖半兩”就是秦朝通行的“秦錢”，劉邦因為它“太重”，所以改鑄小的“莢錢”，施行了10幾年後，又因為太輕而恢復，也就是“復行”。****

所以，項梁門客盜鑄的“大錢”就是秦二世皇帝“復行錢”確認的“八銖半兩”，因為其比之前流行的“秦半兩”和六國“雜錢”要“大”，要“重”，所以才稱之為“大錢”。

綜上所述，秦朝在統一之後，實際上形成了以“故徼”（舊邊塞）為界線兩個**“貨幣區”，**西方的“內史及十二郡”以“秦半兩”和“行布”為流通貨幣，而以“黃金”為財富收儲工具和記賬指標，而東方的“新地”則以“六國舊幣”和“行布”為流通貨幣，以“黃金”為財富收儲工具及記賬指標，也就是説，“上、中、下”三層，“上、中”一致，下層則不同。

這種不同，直至秦始皇三十七年，秦二世“復行錢”為止，廢除“行布”、“六國舊幣”，保留“黃金”與“行錢”，“黃金”是否為流通貨幣，存疑。

三

那麼，秦二世皇帝為什麼要進行這種巨大的制度變革呢？

只能是迫不得已。

電影《秦頌》劇照

按照上文中“名目主義”的理解，秦民理論上應該可以持有“行錢”這一“一般債務憑證”在“全國”任何地方兑現這一“債權”， 要求以定額的“財富”來“歸還債務”。

然而，秦帝國嚴格的“人口流動限制”，將這個“兑現”限制在“本縣”或其他法律允許的地區，比如睡虎地秦墓中“黑夫”和“驚”兄弟離鄉參加“屯軍”，就曾要家人帶錢幣去異地要求“歸還債務”。

在秦始皇統一之後，秦帝國“允許人口流動”的目標最集中的地區是哪裏？

毫無疑問，是關中，是咸陽。

秦始皇遷徙天下豪富十二萬户到咸陽，又在關中大興土木，將六國美女宮室都搬進了關中，相關的工程徭使人數近百萬，約略估計有200萬脱產人口進入了關中，從而****人為製造了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動”。

這種普遍性，可見《史記》：

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史記·項羽本紀》）

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史記·高祖本紀》）

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史記·蕭相國世家》）

秦朝的徭役制度，“徭使”者仍要自備衣糧，而“吏徭”者也不過就是供應食宿，也就説，秦朝政府基本不會承擔這數量巨大的“外來人口”的成本，將之轉嫁給了百姓“自備”，而來自於“天下諸縣”的“秦錢”，自然也隨之湧入了關中。

也就是説，隨時有數以百萬計的人拿着“一般債務憑證”在關中等着“償債”，等着以“貨幣”換取生存所需的物資。

當然，這些物資來自於市場，而非直接出自於政府，但是，物價的上漲是避免不了的，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秦始皇三十一年）**始皇為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

而秦國官府的官價，見睡虎地秦墓竹簡《司空律》：

（繫）城旦舂，公食當責者，石卅錢。

在之前的文章中早就粗略計算過，關中新進入的“脱產人口”至少有200萬人，而關中大索20天之後，米價就達到了1石1600錢，相當於律定“官價”30錢的53.33倍，這既是物流斷絕導致物資輸入減少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是太多貨幣流入狹小“貨幣區”的後遺症。

電影《荊軻刺秦王》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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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睡虎地秦墓竹簡墓主下葬於秦始皇三十年，秦有“讎律”的制度，所以，其所藏的律文不可能不更新，而秦始皇遇盜，是在秦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後的某一天，也就是説，時間差只有1-2年之間，“市場價”對“官定價”的衝擊已經是毀滅性的了。

再進一步講，這兩個價格表現出的“債務轉移”，肯定損害了秦民的利益，相當於自己的“債權”貶值了50倍，關中的物資售出者平民看似賺了，在其他商品價格的上漲上，仍會賠掉，因為生活成本也上升了。

唯獨，擁有整個帝國最大物資蓄積和生產集團的“秦皇帝”，可以用盡量少的物資完成債權“償付”，或者説“賴賬”，還能夠以“官定價”來支付成本，裏外裏都是“賺了”。****

只不過這裏有個前提，就是“秦皇帝”的“公司”擁有足夠的物資來承接這持續10餘年的“人口定向流動”所導致的“轉移支付”或稱“債務轉移”，要麼就終止這巨大的“人口定向流動”。

這個事實因果，史書已經給出了答案，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秦二世元年）四月，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為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者，復土酈山。**酈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為屯衞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谷。

作為純消費城市，咸陽周邊的人口雖然經秦始皇的遷民“麗邑”、“雲陽”的分流，積壓的“屯戍”、“徭役”人羣仍然數以百萬計，秦二世上台後，不但繼續維持70多萬人規模的阿房宮大役，還有修治“馳道、直道”的大役，另有需要關中供應轉運的10萬上郡“屯兵”，又在咸陽增設5萬人的“材士屯衞”。

這裏面既有“吃公家飯”的刑徒、宮人、百官和屯兵，也有“吃自己”的徭徒，前者消耗物資，後者購買物資，“貨幣壓力”轉化成為“物資需求”，“當食者多，度不足”，逼迫秦二世只能選擇用行政命令“下調郡縣轉輸”糧食和飼料，並將轉運成本轉嫁給地方，即“令自齎糧食”，以至於“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谷”，之前解釋過，這應該是“後果”，就是撈不着吃，而不是“禁止吃”。

經濟系統的崩潰，近在眼前。

（明早7:30分更新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