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歷次採訪與毛澤東對外話語的傳遞_風聞

1960年毛澤東會見斯諾，龔澎陪同

張虹 · 2020-02-26 · 來源：《毛澤東研究》2020年第1期

       一、從“個人歷史”到“偉大事業”:1936年一次重大的外宣活動

　　恩格斯説:“宣傳上的正確策略並不在於經常從對手那裏把個別人物和一批批成員爭取過來，而在於影響還沒有捲入運動的廣大羣眾。”在中國共產黨從延安走向世界的進程中，對外宣傳活動不僅要向外界宣傳中國革命，還要應對外界對中國共產黨人的評説，更在一開始就有了把自身革命與世界局勢相聯繫的自覺意識。1936年斯諾到保安的成功採訪，並不是歷史的偶然，中共中央打的是“有準備之仗”。斯諾前往陝北前曾向中共中央提出一個問題清單。之後，斯諾於1936年4、5月間又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十幾個問題，涉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形勢下中國與世界各國的關係問題、中國的外交政策等問題。對這些問題的解答，不僅可以回應國際上共同關心的重大問題，還能把中國共產黨對內政外交的看法告訴世界，廣泛促進國際反日統一戰線的建立，促進中國共產黨同世界人民的友好關係。1936年5月初，毛澤東、彭德懷率領的紅軍東征回師。在5月8日延安縣交口鎮太相寺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後返回瓦窯堡的途中，毛澤東接到了斯諾的問題清單。為了商量對斯諾所提問題如何答覆，中共中央專門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進行了討論。會議的中心主題是“對外邦如何態度——外國新聞記者之答覆”，當時負責報告和總結的是分管外交的毛澤東。會議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報告斯諾問題和準備的答覆，第二階段為與會者討論。毛澤東在最後的發言中説，現在對國際各國統一戰線和國內統一戰線問題，我們只能説日本侵略各國，也侵犯了各國在中國的利益，關於不平等條約的問題，將來根據雙方利益得到解決，並尊重他的利益。這次會議是中共中央對當時國際關係和對外政策進行的一次廣泛、具體的討論，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次專門討論國際關係問題的會議。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之所以對斯諾採訪如此重視，從斯諾本人的記者經歷和他在學生運動中的表現來看，他既是一個秉持實事求是、專業素養極高的新聞記者，也是一個對深處戰亂的廣大普通中國人民懷着強烈同理心的同情者，是一個報道陝北情況的理想人選。斯諾來華任職《密勒氏評論報》助理編輯後，就廣泛遊歷中國大江南北，目睹了戰時中國所遭受的種種苦難。在燕京大學新聞系任教期間，他報道了“一二·九運動”，並保護被搜查的學生。早在這時，斯諾就對訪問川陝蘇區的友人表達過渴望去往蘇區的心情。1936年3月斯諾嘗試西行，但最終沒有到達蘇區。隨後經宋慶齡引薦，張學良派人護送，馬海德醫生陪伴，於1936年7月到達中共中央在陝北的駐地保安。7月13日傍晚，毛澤東步行至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外交部，看望本日到達保安的斯諾，對他來蘇區訪問表示歡迎，並出席了14日舉行的歡迎會。

　　1936年7月15日，毛澤東與斯諾進行第一次正式談話。在這次談話中，斯諾按照問題清單的順序對毛澤東作了如下提問:蘇維埃政府對帝國主義的總方針;蘇維埃政府在國際上如何區分敵我;蘇維埃政府是否會承認北京和南京政府所簽訂的條約;蘇維埃政府是否會承認外國產權和外國投資，對它們的政策與國民政府有何區別;蘇維埃政府是否允許外國人傳道、辦學和經商;中國對美國政府和羣眾目前的期望;中國對英國政府和羣眾目前的期望;中國蘇維埃政府會不會被蘇聯控制;中國與各國結成反法西斯同盟的可能性。毛澤東根據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討論內容和結果，站在抗日統一戰線的立場上，把世界其他國家的利益與中國人民的利益聯繫起來，詳細回答了斯諾的問題。毛澤東指出，“中國共產黨反對日本侵略者，願意同一切不反對自由、獨立、平等、領土完整者建立友誼關係”，“中國願意與各國建立經濟、文化的關係，也歡迎外資”，“美國政府與中國絕大多數利益並不衝突，蘇維埃政府願意與美國建立反法西斯太平洋戰線”，而且“與歐美國家一樣，獨立之後的中國與蘇聯也會結成聯盟，不會受莫斯科控制”。這次談話的核心要義是，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既是反對戰爭挑釁的民族之戰，也是為了世界及國際和平的正義之戰，中國期望歐美國家能在未來的中日戰爭中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

　　毛澤東儘可能利用時間與斯諾會面交談。斯諾在延安期間，除了7月下旬至9月中旬去前線採訪外，毛澤東幾乎每天與他會面。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集中在五個問題上:7月16日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7月19日至7月22日談內政問題;23日談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和蘇聯的關係;9月23日談聯合戰線問題;9月底至10月初談個人生平和紅軍長征史。毛澤東向斯諾系統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策和中國蘇維埃運動的發展歷史，其中關於農村革命根據地創建的艱苦經過和長征的曲折歷程，是毛澤東第一次對外系統梳理，當時延安內部正在編寫的紅軍長征史還沒有完成。在對斯諾詳細描繪了紅軍長征的全景後，毛澤東説:“長征的勝利首先是因為黨的正確領導;其次是我們擁有優秀的幹部和骨幹領導;第三是紅軍戰士的勇猛戰鬥;第四要歸功於人民羣眾的支持和幫助。”周恩來對斯諾説:“無論紅軍走到哪裏，首要任務都是在羣眾中宣傳我們的革命理念。”紅軍對斯諾説，他們所到之處人民都稱他們是“窮人的軍隊”。毛澤東笑言，這就夠了!毛澤東説:“長征的宣傳作用是巨大的。雲、貴、川的工農羣眾以前不知道紅軍，不知道我們的革命理念，但是長征之後他們瞭解了。革命的火種在二萬五千里長徵中被播撒，並結出豐碩的果實。”這也是為什麼斯諾能在《西行漫記》中總結紅軍長征是“軍事史上偉大的業績之一”，是“歷史上最盛大的武裝巡迴宣傳”的原因。

　　除了武裝宣傳之外，毛澤東對長征是“潰逃西竄”還是戰略轉移的問題也做了詳細的解釋。“共產黨從幾百個衣衫襤褸、食不果腹的年輕然而堅決的革命者建立起一支有好幾萬工農所組成的軍隊，最後到1930年已經成了政權的爭奪者”，南京政府不得不進行一再的圍剿。從決定“舉國大遷移”開始，到“大渡河英雄”，再到“過大草地”，再加上具體而觸目的統計數字，紅軍在毛澤東的敍述中終於到達了目的地，一幅激動人心的遠征史詩也徐徐展開。至此，長征的兩個目標，整頓軍心和戰略轉移，全部實現了。毛澤東是長征的親歷者，對斯諾的這種口述，回顧了長征的艱苦歷程，對長征歷史的多個方面進行了分析和評價，成為長征歷史記憶的組成部分，為中國共產黨對外形象的塑造和對外話語的建構奠定了堅實基礎。

　　毛澤東還通過斯諾生動刻畫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羣像。當時，外界流傳着關於毛澤東死亡的各種傳説，有些人認為他能説流利的法語，有些人則説他是一個無知的農民，有一條消息説他是一個半死的肺病患者，有的消息則強調他是一個發瘋的狂熱分子。在與斯諾深入接觸後，毛澤東認同為了讓人們更多地瞭解黨和紅軍的領導人，堅定人們對中國革命事業之信心，有必要向大眾系統介紹他們的基本情況，尤其是毛澤東本人。毛澤東的個人傳記，是毛澤東一生中唯一一次系統地、完整地對別人講述自己的歷史。在對斯諾的講述中，一個社會革命家的形象躍然而現:一個有堅強的意志力、有力的、進取的、有決斷的人，一個能幹的政治和軍事的戰略家。從“個人歷史”到“偉大事業”，從“我”到“我們”，從“年少時讓所有中國人都吃上飯”的樸素願望，到“立志為大多數中國窮苦人民謀得幸福”，併為實現這一目標改造中國和世界，毛澤東對個人的講述是從個人經歷的主觀印象，到關心人類集體命運盛衰的客觀史料記載。

　　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的傳遞:1939年延安中國共產黨武裝力量的抗戰顯像

　　1939年9月下旬，斯諾再赴陝北。毛澤東於9月24日再次回答斯諾提出的問題。如果説1936年斯諾採訪毛澤東是在長征後的保安，那1939年斯諾與毛澤東的再次相見則是在抗戰中的延安。戰時的延安，中華民族全民奮起抗戰，歐洲反法西斯戰場也剛剛全面打響，整個世界的反法西斯戰爭統一戰線正在加快形成。毛澤東見到斯諾的第一句話就是:“延安比保安好，是不是?”“自從你一九三六年訪問我們以來，我們曾竭力在各方面求進步。給我們以時間，如果我們能保持現在進步的速率，到一九四五年我們就可有一些東西給你看了。”斯諾自認為，1939年的採訪並沒有把他以前所記錄的印象增添多少，幾年來的戰爭不曾使毛澤東有什麼改變。“他的革命的樂觀主義始終不動搖，他永遠自信共產黨最後必在中國勝利”。除了觀察毛澤東在延安的生活狀態，此次採訪斯諾用巨大的篇幅記錄了延安的抗戰狀況以及中國共產黨武裝力量的抗戰顯像。毛澤東希望斯諾知道的是，中國的最後勝利，以國內的完全動員和“重要的外國援助”為基礎。

　　毛澤東強調:“在革命的現階段，第一重要的問題是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在武裝鬥爭的長期歷史中，紅軍的發展沒有蘇聯的物質援助，也沒有利用叛變勢力的巨大的實際政治經驗，中國共產黨和“第三國際”一切其他支部都鮮有關係。中國的政論家、傳教士以及其他親華的人們，都在盡力説服世界，中國共產黨“不是真正共產黨”。但是，在建黨十幾年來，中國共產黨一直遵守一大信條，並在此基礎上發展建立了自己的軍隊，發展了自信和獨立的判斷。對於外界質疑毛澤東是否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笑着説:“如果這可以使那些想以親華而反斯大林出名的自由主義者解決感情上的矛盾，那麼就讓他們愛怎樣便怎樣叫好了——只要他們能努一些力去阻止美國的武裝日本，並援助中國和八路軍爭取勝利。”毛澤東説:“我們永遠是社會革命者，我們決非改良主義者。中國革命課題有兩個主要的目標。第一個包括要實現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務，另一個是社會革命。後者必須做到而且完全做到，在目前那革命是民族和民主的性質，但到了某一階段之後，它將轉變到社會革命……一半國家已經殖民地化了，而其餘的一半也受着同樣命運的威脅。中國經濟仍是半封建的性質。那些作着相反的幻想而企圖在中國創立法西斯主義的人，是一定連他們的脖子也要折斷的。”毛澤東認為:“如此大規模的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具有世界大戰性質的戰爭，將會使亞洲人民羣眾得到了武裝，鍛鍊，政治經驗，組織自由，和使國內警察力量嚴重的削弱，併為革命勢力取得力量作好了必要的準備。”毛澤東相信中國農民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力量，這是從客觀經驗中發展出來的，是蘇聯人沒有的。“誰贏得了農民，誰就贏得了中國。誰解決了土地問題，誰就贏得農民”。

　　對於建立民主共和國的誠意，毛澤東説:“我們打了十年戰爭，就是為了建立這種誠意。”他們的鬥爭是對付“反革命”的國民黨，因為它反對民主而要求獨裁。無論如何，“和他們‘聯合陣線’的要求是赤誠的，民主運動也是誠意的，因為適合目前形勢的客觀現實”。對於民主運動，“不僅日益普及於工農之間，而且普及於學生、青年、知識分子、科學家、政治家、軍人、作家和教師等。這種運動當前的阻礙是陳舊的政治制度。問題在於怎樣改造這種政治制度，因為除非政治制度改造了，除非民主實現了，勝利是不會有的”。在這裏，毛澤東認為:“抗戰和民主是一柄刀的兩面。”毛澤東正確分析了國內和國際的因素，無誤地描畫了內戰停止、中國共產黨和紅軍不僅存在，而且在民族聯合陣線中增強的未來輪廓。毛澤東預言，如果某些條件做不到，戰爭將是長期性的和艱苦的，而且一定是歷史上稀有的例子之一，僅僅依賴軍事鬥爭，決不能獲得迅速而容易的勝利。另一方面，毛澤東又正確估計中國自己的資源、人力、物力，如“加以革命方法的動員，必能保障巨大的持久力”，而這幫助建立了更堅定的民族自信心。

　　斯諾根據再訪的素材，記錄下了全民抗戰元素給延安帶來的新氣象和新變化。他寫下了延安的工商業面貌、新聞出版面貌、音樂藝術面貌，包括延安的女子大學、農業生產、醫療衞生和鄉村選舉等等。斯諾剖析了中國共產黨軍民的“魚水關係”，和游擊戰略戰術的作戰效力。對中國共產黨的抗戰顯像產生了廣泛的傳播效應。此外，配合這一時期的多種宣傳手段，一是報紙雜誌和翻譯出版的馬列著作、外文著作。這一時期翻譯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叢書”10卷本和《列寧選集》16卷本等馬列叢書以及經濟、軍事、哲學和文藝等方面的著作，和外國記者的作品，諸如《西行漫記》《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等，不僅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力，還為中國共產黨切實有效地推動對外工作，進一步深化與促進黨的宣傳提供了保障。二是對外宣傳的保障部門，比如承擔了大量外事接待活動和統一戰線工作的延安交際處。三是中國共產黨對外關係的研究部門。例如處於外事工作前沿的南方局，通過與英美記者的聯絡，衝破了國民黨的新聞封鎖，使皖南事變公諸於眾。還有延安的日本問題研究會，通過對一手資料和對方政治軍事的深入剖析，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外交政策的重要參考，還逐步發展成為智庫型機構。

　　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的對外宣傳工作是出於自身的革命戰略轉變的需要。雖然延安時期中共中央的對外政策仍然缺乏穩定性和連續性，但是“堅持獨立戰爭和自力更生的原則下儘可能地利用外援”的根本方針和把“英美的人民和英美的帝國主義政府相區別”的區別對待理論為更加靈活和實用的對外政策奠定了餘地和空間。另外不能忽略的一點是，中國共產黨歷來注重宣傳工作。無論是把西方記者和美軍當做中國共產黨和美國政府之間的傳聲筒，還是出於宣傳根據地建設和中國共產黨抗日力量的目的，從記者們的報道著述和美軍觀察組發回國務院的報告來看，中國共產黨在與國民黨的這場宣傳戰中完勝。抗日戰爭時期，斯諾對延安狀況和中國共產黨的軍隊作了大量報道，國民黨政府對此非常不滿，曾經取消斯諾的記者特權。皖南事變後，斯諾從新四軍後方聯絡官廖承志處瞭解到實情，由於無法通過重慶的新聞檢查，斯諾就從香港發出多篇電訊，報道了事變真相。由於這些客觀報道，斯諾在重慶的同行全部受到查問，國民黨政府再次取消了斯諾的記者特權。1945年，蔣介石拒絕斯諾入境。再加上“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時期，受到《美亞》事件蔓延的影響，斯諾被指控為“《美亞》集團”的核心成員受到出境限制，直到20世紀60年代才再次來到中國。

　　三、斯諾訪問新中國與毛澤東對中美關係的思考

　　毛澤東對斯諾的信任從革命年代一直延續到新中國成立後。斯諾曾三次訪問新中國，毛澤東不只一次對斯諾講:“我對你不講假話，我看你對我也是不講假話。”斯諾1936年秘密進入蘇區時，毛澤東就告訴斯諾張學良已經和紅軍達成協議，決定同中國共產黨合作以迫使蔣介石結束內戰，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消息。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對斯諾從黨內局勢到新中國建設、從文化大革命到“個人崇拜”、從台灣問題到中美關係無所不談。除了信任，還有尊重。斯諾能夠準確記錄並傳播毛澤東的對外話語，他曾經感謝毛澤東“捍衞了他的獨立見解”。毛澤東希望斯諾“保留自己的看法，最好是保持自己的獨立判斷”，他並不期望每一個人在每一個問題上都同意他所講的。這與斯諾專業記者的身份和價值不謀而合。

　　1960年10月22日，毛澤東與斯諾談國際局勢與中國現實。針對西方輿論把“槍桿子裏面出政權”解讀為“好戰”，並認為中國會發動侵略戰爭甚至核戰爭的評論，毛澤東表示:“這些人要打開地圖看看，中國並沒有侵佔任何西方領土，也沒有用軍事基地去包圍西方國家。”他還對斯諾説:“希望在我不太老之前，到美國密西西比河和波達麥河中暢遊一番。”又補充:“華盛頓(美國政府)不能同意我去波達麥河，我只在密西西比河旁遊遊。”出於職業記者的敏感，斯諾意識到毛澤東在暗示中美關係的前景。時任美國總統的肯尼迪曾經在1957年美國《外交》季刊上發文認為中國正在形成新的政治力量中心，在競選總統時也露出要改變對華關係的端倪。所以斯諾在採訪結束後懷着一絲希望去約見國務卿迪安·臘斯克。但是在新中國成立後的10多年時間，美國政府對新中國一直抱有公開敵視態度，斯諾關於毛澤東談話的轉述和促進中美關係的意見並沒有得到當權者的重視。

　　斯諾再次訪問新中國是1964年10月至1965年1月。這時中國經濟剛從困難中復甦過來。斯諾作為法國《新直言》記者來到中國，在各地訪問了三個月，當他從外地回來後，與毛澤東再次懇談。用毛澤東的話來説，他們談話的範圍涉及“山南海北”，其中特別談及改善中美關係的問題。關於中美關係，毛澤東指出:“歷史的各種力量終究必然會把兩國人民再拉到一起來……只有美國軍隊入侵中國，才會發生戰爭。”毛澤東還對斯諾講，在目前的情況下，中美關係的改善“有希望，不過需要時間”。當斯諾請毛澤東對美國人民説幾句話時，毛澤東要斯諾轉達他對美國人民的敬意，並希望他們進步。毛澤東與斯諾的這次談話被刊登在巴黎《新直言報》、東京《朝日新聞》以及德國、英國、意大利的報紙雜誌上。但是美國各大報紙，包括《紐約時報》都拒絕發表這篇談話。

　　關於台灣問題，毛澤東曾在1957年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人民議員代表團談話、同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談話以及同拉丁美洲十七國共產黨代表團談話中屢次重申，“美國必須從台灣撤軍”、“中國大陸同台灣的關係不同於兩個德國、兩個朝鮮、兩個越南”、尤其“不能把台灣問題上的國際問題同國內問題混淆起來”。在1960年同斯諾的談話中，斯諾向毛澤東介紹了美國當時在大選中對肯尼迪和尼克松關於馬祖金門問題的辯論，毛澤東表示，這是為了“爭選票”。而且，毛澤東希望美國人明白:“整個台灣地區，包括台灣和澎湖列島，金門和馬祖，都是中國的領土。”台灣問題的現狀核心問題不在於蔣介石，而“主要是美國政府的問題”，因為“美國政府不願意放棄台灣”。具體到解決台灣問題的方式和時間點，毛澤東説，“我們要談判解決，不要武力解決”，而且“這個問題可能要攪合很長時間”。而中國共產黨對台灣問題的嚴肅立場，斯諾作為“作家”在前期周恩來總理的列車上已經明白，直到美國認識到“台灣之於中國，就像夏威夷之於美國一樣”，否則美國記者將不被歡迎到新中國來。

　　斯諾第三次訪問新中國是1970年8月至1971年2月，在中國停留了六個月。1970年10月1日，在檢閲國慶羣眾遊行的天安門城樓上，斯諾夫婦站在毛澤東的身邊，同毛澤東進行了親切的交談併合影留念。一週後，《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了這一合照，報紙右上角的《毛澤東語錄》欄內刊登了一句話“全世界包括美國人民都是我們的好朋友”。毛澤東曾對身邊工作人員解釋，為何要對斯諾給與如此高的禮遇時説:“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個試探氣球觸動美國的感覺神經。”這實際上是向世界發出一個確實的信號:中國政府已經決定實現中美關係的緩和。基辛格後來回憶:“那個信號太隱晦，以至於我們這些粗糙的西方大腦完全沒有理解其涵義。”

　　毛澤東與斯諾於1970年12月18日進行了最後一次談話。當斯諾問到會不會允許像尼克松這樣一個代表壟斷資本家的人來中國時，毛澤東表示歡迎尼克松訪華。毛澤東説:“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讓來。為什麼右派要讓來?就是説尼克松，他是代表壟斷資本家的。當然要讓他來，因為解決問題，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現時要跟尼克松解決。”毛澤東説:“尼克松如果想到北京來，你就捎個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開，坐上一架飛機就可以來嘛。談不成也可以，談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麼僵着?”毛澤東同斯諾的談話，1971年4月30日才由斯諾在美國《生活》雜誌上公開，但其談話內容很早就傳到了白宮。毛澤東一直信任斯諾，並通過斯諾傳遞自己的對外話語。而尼克松在幾天之內就得知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內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澤東對外話語的傳遞是積極有效的。

　　四、結語

　　斯諾作為中國共產黨值得信賴的“老朋友”，其歷次採訪與毛澤東對外話語的傳遞本質上就是對“延安故事”、“中國與世界共同發展故事”的成功講述。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通過靈活的外交方針和主動的宣傳策略，成功搭建了“延安故事”的脈絡和框架。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讓外界讀懂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和主張時，特別重視講“中國與世界的故事”、“中國與世界一起發展的故事”、“中國與世界共同利益結合的故事”等，使得中國共產黨抗戰的堅決立場和建立聯合政府的決心為世界矚目。而斯諾本人在這一過程中表現出的實事求是的專業素質，先進政治思想和獨到見解，以及為中美關係正常化而作出的努力，使得他本人成為了毛澤東對外話語傳遞的有力媒介。這一過程中，中共中央“有準備”的對外策略、“有選擇”的對外話語傳播媒介、“有層次”的運用方式方法對我們在新時代構建中國特色對外話語體系依然具有啓發意義。

　　毛澤東通過斯諾傳遞中國共產黨的對外話語，具有重要意義。第一，在封鎖中聯通了中國共產黨與外界。毛澤東與斯諾對話的幾個時期，都是蘇區和新中國面臨着嚴重新聞封鎖的時期。無論是國民黨和西方國家報紙上關於蘇區“赤匪”的“恐怖故事”，還是新中國帶着“枷鎖”對美國構成“最大威脅”，外界對中國共產黨都充滿迷惑和恐懼。而隨着冷戰的進一步深入，西方當權者和中國共產黨的反對者更希望聽到的是新中國的壞消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通過斯諾等人積極傳遞中國共產黨的對外話語，讓世界瞭解中國共產黨，瞭解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竭力在改善中美關係方面發出信號，打破信息壁壘，為奪取新民主主義的勝利和建設新中國贏得了國內外輿論的理解和支持。第二，向世界彰顯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時代意義。社會主義革命在中國的成功開創對於世界社會主義的意義十分重大。毛澤東在對外話語傳遞的過程中，一方面體現了社會主義風景獨好的革命樂觀主義，一方面並沒有拘泥於中國革命經驗，而是用更廣闊的視野建構中國共產黨的對外話語，倡導和平，倡導尊重和平等相待。

　　毛澤東曾就斯諾關心的新中國未來這一主題説:“現在中國20歲以下的那些人從來沒有打過一次杖，從來沒有見到過一個帝國主義者，也從來不知道當權的資本主義者。他們對舊社會沒有一點直接知識，父母可以講給他們聽，可是聽講歷史和讀本書，跟生活在其中總不是同一回事。”以毛澤東對外話語傳遞為代表的現身於國際交往空間的“歷史”，除了引發人們對過去的不斷關注外，其本身就可以在學術參與和理性疏導下作為一種公共歷史文化，來推動個體的自覺性。在新時代，雖然信息暢通無阻，但是西方的輿論控制和媒體傾向比革命年代的新聞封鎖更甚，再加上對外宣傳和話語建構的過程中與西方政治價值和話語體系的碰撞，對黨和國家提高國際傳播能力和構建對外話語體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毛澤東在與斯諾談革命事業接班人時提到，要懂馬列，更要教育人民大多數，團結多數人。當話語傳播的載體和渠道在信息激烈博弈的時代被放大，在開放的國際社交網絡語境下建構基於價值認同的官方、民間輿論場域，也可以成為在跨文化交流中消解衝突、實現話語體系相通共融的有效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