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文化與拜占庭帝國的塑造_風聞

來源：《世界歷史》2019年第3期 作者：龐國慶

原帖：http://whis.cssn.cn/sjs/sjs_sjgdzgs/202002/t20200221_5091315.shtml?COLLCC=3462357412&

　　學術界圍繞“拜占庭時期的古希臘文化”進行了三次討論之後，“文化邊緣説”取代“文化消亡説”，成為主流觀點。但這和古希臘文化在拜占庭時期的重要地位並不相符，而要客觀分析這一觀點，我們應該考察古希臘文化與拜占庭帝國三大基本特徵之間的關係，全面解讀古希臘文化對帝國的作用。然而，既有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將研究時段侷限於拜占庭晚期，另一方面較少涉及古希臘文化對拜占庭帝國的整體塑造價值。以筆者之見，在拜占庭時期，古希臘文化一直存在，並對帝國的基督教發展和皇權強化、拜占庭人的個體發展和羣體認同都發揮了非常大的塑造作用。筆者以《荷馬史詩》在拜占庭帝國的傳承與發展為例，嘗試探索古希臘文化在拜占庭時期的作用。

　　拜占庭時期基督教信仰對古希臘文化的融合

　　在拜占庭帝國初期，一些基督徒將多神教信仰與古希臘文化等同，因此，在反對多神教信仰的同時，主張完全抹殺古希臘文化。首當其衝的便是古希臘文化中的修辭學。其次，基督教會宣揚信仰的“純正質樸”，反對古希臘式的教育。古希臘文化中的文學、哲學等也遭到基督教會一定程度上的反對。

　　但基督教會中也存在一個羣體，意識到基督教與古希臘文化之間的密切關係，因此反對完全摒棄古希臘文化。首先，基督教聖經的“七十子希臘文本”（Septuagint，形成於公元前3—2世紀），受古希臘文化影響深遠，在地中海世界開始廣泛傳播，為基督教的傳播奠定了社會基礎。其次，基督教許多教義的理論基礎，來源於古希臘文化中對啓示的追求、對神蹟的信仰、對永生的渴望等，與古希臘哲學息息相關。最後，基督教的許多宗教儀式和習俗也來自古希臘文化。可見，基督教的產生和發展都深深植根於古希臘文化之中。

　　經過內部爭執之後，基督教會將多神教信仰與古希臘文化的其他內容區別對待。對於多神教信仰，基督教會在堅決打擊獻祭等儀式之外，着重採取“融合”的方式去除其宗教色彩。以《荷馬史詩》為例，早期的拜占庭基督教教父們，成功地將基督徒的價值觀植入其中，並在發展過程中將一部分多神教元素轉化成了基督教的習俗。與此同時，《荷馬史詩》中的許多故事在基督教神學家的筆下失去了多神教色彩，逐漸變成了一些特定含義的代名詞。

　　基督教會在去除古希臘文化中的多神教色彩後，對其大加利用，特別是之前遭到詬病的修辭學。《荷馬史詩》式的優美語言，被用來裝扮基督教神學經典。最能體現這一現象的是一種新的創作文體，即《摘錄》的出現和盛行。在這種文體下，《荷馬史詩》的詩篇和寓意着重傳達基督教的信念，由此奠定了《荷馬史詩》在拜占庭社會中的新地位。

　拜占庭皇帝對古希臘文化的利用

　　拜占庭皇帝高度認可古希臘文化的價值，注重推動古希臘文化的發展。拜占庭皇帝之所以對古希臘文化扶持，是因為古希臘文化對加強皇權、提升皇帝形象具有重要的利用價值。藉助於家喻户曉的故事和膾炙人口的修辭，《荷馬史詩》塑造的皇室形象更容易深入民心，幾乎每個時期出現的新作品，都帶有濃重的皇權色彩和強烈的時代印記。

　　6世紀末7世紀初，拜占庭帝國與波斯帝國之間的爭霸戰進入白熱化階段。這一時期的時代主題是守衞正教、打擊異教。於是，御用文人遵照皇帝的旨意，在利用《荷馬史詩》中的故事時，着重突出皇帝的聖戰勇士形象。

　　在拜占庭中期，帝國極為看重皇位繼承人的正統性。在馬其頓王朝時期（867—1056年），拜占庭的皇位繼承製度已經健全，民眾只認可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皇室後裔為帝。在這種背景下，《荷馬史詩》中對英雄血統純正性的強調與時代的政治訴求相呼應，因而得到皇帝的大力支持和深度挖掘。至拜占庭晚期，帝國先後面臨塞爾柱突厥人、諾曼人、拉丁人等外部敵人的入侵，民眾迫切需要皇帝能夠在戰場上建功立業。這一時期的皇帝們希望學者們能夠充分挖掘《荷馬史詩》中的英雄事蹟，將皇帝們塑造成衝鋒陷陣的勇士。

　　《荷馬史詩》在每個時代的發展，都與皇帝的旨意緊密相關。在拜占庭時期，古希臘文學的主題與皇帝的政治訴求呈現出同步發展的態勢，這充分説明古希臘文化與皇帝之間是一種互惠互利的關係：古希臘文化是加強皇帝崇拜、塑造皇帝完美形象的有力工具，而皇帝對古希臘文化的扶持確保了古希臘文化在拜占庭文化中能夠佔據重要地位。

　拜占庭時期古希臘文化的存在形式

　　在拜占庭時期，古希臘文化仍然具備強大的生命力。具體而言，拜占庭時期古希臘文化的存在形式主要包括兩個方面：

　　其一，在拜占庭整個教育體系中，古希臘文化佔據極為重要的地位。而在這一體系中，《荷馬史詩》是學生學習所使用的課本。具體而言，拜占庭帝國遵從古希臘式的教育模式，學生最初要學習識字和音節，然後是語法，此後是修辭學，最後是哲學等高等學科。在拜占庭從初級到高等教育的整個教育體系中，《荷馬史詩》都是非常重要的教材內容。拜占庭帝國由此延續了古希臘式的教育模式，古代文獻在教育體系中得到傳承，古希臘文化成為影響拜占庭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元素。根據既有檔案文本上的簽名來看，拜占庭大多數修士和許多世俗之人都由此獲得了讀寫能力，這是古希臘式教育在拜占庭帝國內取得成功的標誌。另外，根據普塞洛斯的作品，接受中高等世俗教育是進入拜占庭官僚機構的門檻。換句話説，以《荷馬史詩》等古希臘文化為基礎的世俗教育，為拜占庭帝國培養了必需的行政人員和修道士，確保了帝國政府和教會的正常運行。

　　其二，希臘語是拜占庭帝國最重要的通用語言，並最終在中晚期成為帝國的官方語言。《荷馬史詩》、柏拉圖作品等古希臘文獻成為拜占庭教育體系的根基，這就決定了每一位在帝國內接受教育的人實際上都是古希臘文化的傳承者。在拜占庭早期，皇帝用拉丁語頒佈敕令和法典時，會同時附帶希臘語的譯文。這説明從拜占庭早期開始，希臘語已經成為拜占庭帝國內不可或缺的交往、溝通工具，它勢必會取代拉丁語成為拜占庭帝國標誌性的語言。另外，希臘語在宗教層面同樣得到高度認可，這是因為《新約聖經》是用希臘語寫成，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希臘語一直是拜占庭帝國教會的官方語言。

　　總之，古希臘式的教育體系和希臘語是古希臘文化在拜占庭帝國得以長存的根基。無論拜占庭人是否承認，或者是否意識到，古希臘文化都對他們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作為拜占庭人身份認同標誌的古希臘文化

　　如何界定“拜占庭人”這一概念，一直是學術界的一大爭議話題。以筆者之見，拜占庭帝國轄下各個種族能夠構建出“拜占庭人”這一身份，源於他們對古希臘文化的接納，以及由此建立起來的認同感。拜占庭人對於古希臘的文學、藝術、哲學、歷史、醫學等都有強烈的認同感，將其視為自身文化身份的標誌。我們可以通過與《荷馬史詩》密切相關的文學和藝術領域，來驗證拜占庭人確實存在古希臘文化認同。

　　一方面，拜占庭人的文學作品中充滿了《荷馬史詩》的痕跡。首先，拜占庭學者藉助《荷馬史詩》的靈感，利用其中的段落，對當世歷史事件進行描繪，創作出新的詩歌。其次，在創作內容上，拜占庭學者大量使用《荷馬史詩》中的典故，來更好地描述當時發生的事件。此外，在寫作手法上，拜占庭學者注重使用“荷馬式”的論述方式，關注軍事戰爭和打鬥場景。

　　另一方面，拜占庭人認同古希臘藝術，特別是神話人物的雕塑，以此作為傳統文化藝術的代表，並將其發展成為一種文化現象。拜占庭人的古希臘文化認同感在君士坦丁堡淪陷於第四次十字軍時展現得淋漓盡致。在拜占庭人看來，這是他們的文化之殤。

　　由此可見，拜占庭人對古希臘的文學和藝術都高度認可，將其視為自身傳統文化中的瑰寶。拜占庭人基於對古希臘文化的認同感，形成了自己的身份認同，進而成為區別於其他羣體的“希臘人”。

　　“希臘人”這一身份認同在拜占庭早期尚未顯現。但到了8、9世紀之交，法蘭克帝國出現，查理曼不僅被羅馬教皇加冕，而且被稱為“羅馬人的皇帝”，拜占庭作為“羅馬帝國”繼承者的權威遭到挑戰，拜占庭人的“希臘”身份認同開始出現在潛意識中。在9—10世紀，拜占庭帝國內出現了古希臘文化的全面復興。拜占庭人為了強調“羅馬人”的身份，而強化古希臘文化對於帝國傳承的重要作用，從而在潛意識中接納了“希臘人”這一身份認同。到了拜占庭晚期國勢衰頹之時，拜占庭人開始有意識地塑造自己的“希臘人”身份。拜占庭人的“羅馬人”身份一直遭到西歐拉丁人的質疑和拒絕，而東正教徒的身份也不足以區分拜占庭人和保加利亞人、羅斯人等，只有古希臘文化是拜占庭人獨有的。自此，拜占庭人既延續傳統的“羅馬人”的政治身份，也開始公開以“希臘人”這一文化身份自居。

　　與此同時，拜占庭人的“希臘人”身份還可以通過他者的看法得到證實。拜占庭帝國周圍的其他族羣，從很早時候起就將古希臘文化視為界定拜占庭人身份的重要標準，稱拜占庭人為“希臘人”。可見，無論是在拜占庭人的潛意識中，還是在他者的視角下，古希臘文化都是拜占庭人不同於其他羣體的重要特徵。

　　結論

　　在拜占庭帝國，古希臘文化推動了教會體系和皇權體系的發展，主導着拜占庭人的教育和成才經歷，進而為帝國提供了文化共同體的框架，逐漸塑造了拜占庭人對自身身份認同的標準，成為界定“拜占庭人”身份特徵的核心因素之一。部分學者否認古希臘文化在拜占庭帝國的重要地位，是因為在他們的理念中，基督教信仰是官方意識形態，而古希臘文化與基督教信仰在核心價值觀上發生衝突，因而只能居於邊緣地位。然而，他們忽略了四個因素。其一，基督教文化雖然拒絕多神教信仰，但卻繼承了古希臘文化的其他精髓。其二，優秀的古老文化能夠煥發強大的生命力。古希臘文化在語言、教育、文學、醫學、哲學等領域中留下的寶貴財產，滲透在拜占庭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拜占庭人對自身的稱呼從強調政治身份的“羅馬人”，逐漸變成強調文化身份的“希臘人”，正是古希臘文化生命力和影響力的體現。其三，不同文化能互相包容。當基督教的正統教義得以確立，並得到廣泛認可時，它也同時具備了對古希臘文化的包容力。事實上，在拜占庭時期，古希臘文化得以傳承，教士羣體功不可沒，得益於他們對古希臘文獻的抄寫、保存，甚至研究。其四，文化可以互利共存。在拜占庭時期，基督教信仰代表宗教理念，古希臘文化代表世俗生活。拜占庭帝國採取的是“教俗共榮”的文化政策，拜占庭時期古希臘文化的境況和地位對此做了有力的詮釋。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歷史學院。《世界歷史》2019年第3期。中國社會科學網 崔蕊滿/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