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男人的家暴謎案：動手之後，他卻成了受害者_風聞
真实故事计划-每天一个打动人心的原创真实故事2020-02-26 12:37
家暴發生在親密關係之中，因此難以被揭發。受害者郭晴在網絡上發帖控訴自己的前男友：家暴三次、藏匿孩子。採訪者找到她，提出幫助，卻發現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
鄭明一把抽出郭晴口袋裏的手機，拋到樓下，叫她快滾。郭晴喘不過氣，站不起來，男人抓住郭晴的身子，往電梯口拽。
身體一陣劇痛，郭晴半拖半爬着進了電梯。她看到鄭明跑向對面的電梯，急匆匆下樓。後來她推測，鄭明要下去搶手機，裏面有打人的錄音和視頻。
郭晴顧不上手機，忍着痛逃向小區大門。擔心再撞見鄭明，她繞了條遠路。總算見到保安，她大喊，“我被打了，手機被摔了，趕快報警！”好心的保安用電動車載她去最近的一家派出所，隨後工作人員把鄭明帶了回來。
手機到了警察手裏，屏幕碎得不成樣子，機殼裂成兩半，甚至看得見裏面的芯片。摔手機抵賴不掉，鄭明卻否認出手打人。郭晴和他吵了起來，喊警察把鄭明抓起來，“趕快追究他的責任”。
警察把兩人分開，帶進一間審訊室。等到天亮，郭晴疼痛難忍，要求驗傷，但她只有胳膊破了皮，連流血都沒有。郭晴想回家，只好聽從建議，和鄭明簽了調解書，後者賠償五千塊，包含醫藥費和手機維修費。
從派出所回來，郭晴在家睡了一天，第二天疼得無法下牀，走路也需要人攙扶。她去醫院檢查，醫生説斷了幾根肋骨，她兩眼一黑，哭了。
三個月後，重慶宇芽家暴事件鬧得沸沸揚揚。那時，我在微博看到郭晴的發帖，她控訴鄭明三次家暴，藏匿他們的孩子。她現在沒有工作，只想找到一年未見的孩子。最後她寫道，“法制社會不能再縱容這樣的人渣！！！”
我嘗試與她見面，很快便取得同意。隔天下午她會去派出所，問我是否可以陪她過去。第二天，我在派出所大廳等了約半小時，郭晴剛和工作人員聊完，朝我走來。她戴着一頂針織帽，乾燥的長髮披在肩上。略顯寬大的羊毛外套嚴實地包裹着她。
我沒見過有誰能有那麼陰沉的表情，好像整個世界的負擔都在她的身上。她的臉色有些蒼白，雙唇鮮有血色，雙手緊捂保温杯，看樣子身體還沒緩過來。
郭晴帶我去了一家飯館，講述上面被毆打的經過。她輕聲細語，講幾分鐘就緩一會。飯館的暖氣很足，郭晴説被打後，身子還在恢復期，挨不了凍。
被打之後，郭晴帶着醫院的檢查報告去派出所討説法，未果。她認為派出所在“和稀泥”，於是不斷投訴，每天堅持打投訴電話，直到有個副所長主動聯繫到她，表示會依法處理。新的工作人員為她做了傷情鑑定，輕傷一級。郭晴要求他們拘留鄭明，也照做了。但我來之前鄭明交了筆錢取保候審。
“渣男追究我上他家寫大字報的事。”郭晴説。我們認識以來，她只用“渣男”稱呼鄭明。“不過派出所説，只是口頭警告，”她有些得意地補充，“最嚴重就是罰款。”
大字報？我有些疑惑。
2018年冬天，郭晴見不到孩子，她堅信是鄭明將孩子藏了起來。有天深夜，像電影中追債的那樣，她帶着毛筆和墨水在鄭家的陽台寫字——鄭明拋妻棄子，滅絕人性。她還追到鄭明公司的寫字樓做同樣的事。有次寫到一半，保安發現了，便將大門關上，隨後報警。
郭晴沒有慌亂，因為“寫得比較文明”，內容是一個打印店老闆教的，他給別人做過一百多條維權橫幅，知道什麼樣的內容不會被處理，還能博得同情。果然，她沒有被過多追究。她的語氣輕鬆得像在聊熟人的八卦，等我們的話題重新回到家暴，立刻又多了幾分怨恨。
兩人墜入愛河，每天有無數的話要聊。她從小到大都得不到父母的重視，感覺對方也是如此。對方有一個很強勢的母親，她的媽媽也是。有哥們形容對方是“媽寶男”，傳到她耳邊，“就當笑話一聽”。
她收到對方無微不至的關愛，出去約會，會為怕冷的她準備好帽子手套圍巾；下車時，會過來幫她打開車門；不管在哪都喊她老婆，雖然他們沒有結婚。有天她意外懷上孩子，不知該怎麼辦。
她在鄭明的陪同下去醫院檢查，醫生説，“既然上天送給你們一個小天使，為什麼要打掉他？”旁邊的實習醫生插了一句，有些人打掉一次後，再來醫院便是因為不孕不育。她更猶豫了。
鄭明去北京出差，帶她上協和醫院。協和的醫生也勸她生下來。“打個胎怎麼那麼難啊，”她動搖了，索性就生下來。那是2018年初，在她的孕期裏，鄭明的表現無從指摘，她想不出哪裏能找得到更好的男友。
“那他是什麼時候開始變了？”我問道。
“春節過後，”郭晴説，“過年他自己回老家了，回來之後不像以前那麼積極了。”
她堅稱鄭明就是那次回家“被他爸媽洗腦”。因為年齡差距，他們的愛情一直受到鄭明父母的反對。
那個強勢的母親看起來就尖酸刻薄，郭晴揣測，一定説了不少她的壞話，一定攛掇兒子説女人不聽話就要打，以至於在坐月子的最後一天，鄭明第一次動手打了她。她只是對鄭明晚回家發了點牢騷，沒想到竟吃到幾下重拳。
具體怎麼打也忘了，反正最後衣服都撕破了。她不得不求饒。當晚還驚動了鄭明的父母，二老從鹽城趕過來，到場卻開始數落她。家裏鬧哄哄，二老要趕她走。本來商量好要去領取結婚證，自然黃了。
那時郭晴對家暴沒有任何應對經驗，她和自己的爸媽説，爸媽將信將疑；找鄭明的哥們，哥們也不相信。多好的人啊，他們難以想象這樣的人會動手。當我提及南京的家暴庇護所，她還是第一次聽説，眼神茫然，繼而是好奇。
我告訴她，那是一家掛靠在南京市救助站的機構，成立於2009年，專門為家暴受害者提供生活及法律援助。庇護所只佔一層樓，有三間房共六張牀位，另外配有健身房、閲覽室、宣泄室、心理諮詢室、法律援助中心以及公共澡堂。
整層樓空蕩蕩得有些陰森，一位科長領着我在那兒參觀。健身房的器械單一，鏽跡斑斑。閲覽室的雜誌封面都褪色了，居然是2005年出版的。我們沒法進到宣泄室，僅僅是因為門鎖壞了，科長半天打不開，稍微有些尷尬。
科長坦承，十年間只有兩個人來尋求庇護。剛成立那年，婦聯送來一個受害者，在庇護所住了兩天就回家。去年四月份，才接待了第二個人，當時天黑後自己開車過來，説是被愛人打得受不了，“躲一下”，清晨五點鐘又悄悄離開。可能怕被人看見吧，科長説，庇護所沒法解決家暴問題，“最終還是要回歸家庭。”
郭晴對庇護所表示不屑，“躲着有什麼用？”
她不願回到父母家，也不想投靠親朋好友，兩條路均是“自取其辱”。除了酒店，她沒有地方可去。孩子還在哺乳期，她每天都用母乳餵養，男孩似乎生來力氣就大，經常咬得乳頭又癢又疼。
她請求自己的媽媽過來照顧，沒想到媽媽開口就談報酬，她能有多少錢，媽媽沒待幾天便找個藉口打道回府。孩子的作息不定，她沒睡過一天好覺。吃飯全靠外賣，她感覺身子一點點垮下去。“我當時還在百度查過，”郭晴突然話鋒一轉，“渣男的行為這叫遺棄。”
孩子一天天長大，會開口喊媽媽了，會站起來走幾步路了，多可愛啊，她想聯繫鄭明，無論怎樣，得讓孩子看看爸爸。可捱到國慶節，她發現自己打不通鄭明的電話。
忽如其來的，她的心兇猛地撞擊胸膛：我太累了，憑什麼要我一個人帶孩子？
國慶假期的尾聲，她把孩子帶到鄭明的公司，對那邊的人説，你們幫我看一會，我去吃點東西。她轉身便走，“走着走着突然想逃，越走越快。”
“你按時去鹽城了嗎？”肖法官厲聲質問。
“孩子根本不在那。”郭晴説。
“你去了嗎？我要看你去過的證據。”
“我覺得孩子還在南京。”郭晴接着説。前一週她似乎去了鹽城，給我發信息説鄭明拉黑她的電話，拜託我聯繫他。我給鄭明打電話，發短信，沒有迴音。一旁的我提醒她，給法官看下當天的車票。她轉頭説，那天是蹭朋友的車去鹽城。
郭晴請求法官懲罰鄭明，但法官表示要先看到她按時出現在鹽城酒店的證據，才能追究鄭明的責任。她強調孩子不在鹽城，自己再跑去鹽城就“像個傻逼”。法官堅持要她過去。
她突然指責法官欺負婦女，法官怒了，狠狠地拍了下桌子。兩人爭吵不休。從程序上我能理解法官的説辭，當我試圖緩和現場濃烈的火藥味時，她胡亂罵了幾句，便衝了出去。
肖法官看向我——她腦筋有點偏激，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點點頭，剛要替她説點好話，隔壁桌的一位法官加入到我們的對話，“上次她和那男的過來，她一口一個他媽的。”素質很低，那位法官做出總結。
求助法院前，郭晴找過南京市各級婦聯，但婦聯的機制通常是將案子一層一層往下分配，直到當事人所在的街道婦聯，最後建議她走法律途徑。不歡而散。她指責婦聯也在“和稀泥”。
我探訪過南京的一家婦聯，分管家暴調解的科長向我介紹她的工作，如何與公檢法各部門聯動，如何開展各種反家暴的宣傳教育活動。婦聯經常接到婦女被家暴的案子，有個被丈夫毆打三十多年的婦女，渾身是傷，家人找到婦聯，科長直接建議離婚。
“如果是未婚先孕被家暴的呢？”我想起郭晴，忍不住發問。
“我們不調解，我們教育，”科長語氣變得嚴肅，“小姑娘要自重自愛，你都不自重自愛，這結果得自己負。什麼叫做家暴，家庭暴力，是一個家庭，你同居兩年十年國家都不承認（是婚姻），我們只是基於同情接待你。”
離開執行局後，郭晴臨時起意，叫了輛車去鄭明居住的小區。她帶我走了一遍那晚被打後逃生的路線，來到18號樓旁的草地。她仍然戴着針織帽，上身換了一件羽絨服，眼睛直盯着那棟樓。
突然我聽到她叫了一聲，你看他家窗外晾着的衣服。順着她手指的方向，我看到幾件白色嬰兒衣掛在那兒。
孩子肯定還在這兒，她嘀咕着。可她不敢上樓敲門，“被打怕了”，剛進電梯就開始緊張，最後跑走了。分別之前，我勸她週六再去一趟鹽城，並轉告肖法官的話，“即便你是想搞他，也得要有理有據。”
從18號樓裏閃出一道黑影，有個孩子突然衝出來，差點和我迎面撞上。緊跟其後的是一位身着黑色大衣的男人，他輕輕揪住孩子的外衣，將其拉到身邊。最後是一位老太，看樣子有五六十歲，等她撐開傘，男人抱起孩子，一塊步入雨中。我愣住，鬼使神差般追了上去。他們不見了，我跑過一個拐角，發現男人在朝我招手。
“你跟着我們幹嘛！”男人質問。當我講出郭晴這個名字，便清楚眼前的男人就是我要找的人。這時躲在角落的老太和孩子緩緩走出來。老太是鄭明的母親，孩子則是郭晴一直在找的兒子。
男人説郭晴將孩子遺棄在他公司門口，當天他還在太原出差，只能拜託父母去接孩子。後來他們上法院爭奪撫養權，郭晴連開庭都沒去，聲稱不要撫養權。法院判女方每月支付1200元撫養費，郭晴不服上訴，原因是1200元太多了，她只肯付600元。
法院維持原判。此後她以看孩子的名義糾纏他和他的家人。男人向我出示了幾份法院判決書——他似乎把所有的證據都放在微信裏，輕易就找到了——確實如此。
他不介意聊他和郭晴的恩怨糾葛，故事開始於網絡聊天，我有些吃驚，看來所謂湖邊跑步是郭晴對我的説辭。網戀幾個月後，他開始和郭晴同居。他比郭晴小十歲，我打斷，不是五歲嗎？他拿出自己的身份證，1992年生人，確實小十歲。“她怎麼連這個都騙你？”他苦笑。
郭晴是個控制慾極強的女人，性情暴烈，他説，“只要不順她的心意就開始動手打砸”，有次他出差回來遲了，居然把家裏的牀揭了。懷孕之後更是“有恃無恐”，家裏的電視砸了三四台，手機摔了五六部，至於瓶瓶罐罐就數不清了。郭晴生氣時還拿刀發泄，將木質地板鑿出一道道深淺不一的刀痕。
父母第一次見郭晴，就看到兒子的公寓被砸得一片狼藉，換誰受得了？郭晴沒有工作，也沒有收入，全靠他養着，曾經想要開烘焙店，資金靠他貸款，場地靠他找，店面設計還是靠他，最後依然沒開成，因為郭晴想要他辭掉工作去打理店面。父母勸他及時止損，但這個小孩讓情況變複雜了。
“她説八月份被你打了。”我很僵硬地打斷鄭明，想聽他如何解釋。
他承認了。“我想讓她趕緊走，她不肯走，我們兩個發生推搡。”但他質疑郭晴的傷情鑑定，説自己當時“赤手空拳”，而且並非真的想打她，還説那晚到派出所，郭晴跟他吵架，“中氣十足”“活蹦亂跳”。我繼續詢問另外幾次家暴，他斷然否認。
“她就是想要錢。”他繼續説。起初他和郭晴協商撫養費，後者要他一次性付清小孩18年的撫養費，開口30萬，又提到50萬，最後要100萬。兩人談崩了。
這期間他仍然給郭晴和孩子住酒店的費用買單，直到國慶假期最後一晚，孩子被丟在公司門口，驚動了同事，也招來了警察，他下決心要養孩子。我實在無法將上述事情和郭晴聯繫在一塊，鄭明寬慰我，那些律師和警察一開始也難以置信。
那晚郭晴離開孩子，扭頭去附近的商場逛街。她接到警察的電話，叫她回去把小孩帶走，她拒絕了。警察聯繫了她的弟媳，弟媳趕過去，剛好撞上鄭明的父母，便把小孩交給兩位老人。
後來她一直責怪弟媳，對我説，“（弟媳）如果堅持，渣男是不能把孩子帶走”。當她得知孩子去鄭家了，迫不及待要見鄭明，當天就坐飛機去太原。
她在太原留了二十天，鄭明避而不見。她找當地的婦聯，“還不如南京呢”，找電視台的調解節目，人家説小孩在南京，我們沒辦法。無功而返。
她跑去鄭明的單位寫大字報，讓他丟了三份工作。她經常在深夜叫外賣送到鄭家，不知情的外賣員就過去哐哐哐敲門。她知道鄭明的支付寶和郵箱密碼，一手掌握他的購物和出行記錄。
“他每逢節日就去太原”，郭晴説，隨後發現他在那邊找了新歡，是個大學生。她開了微博小號，把那女孩的個人信息都發出去，發泄式辱罵。
女孩去鄭明朋友的公司實習，她便去向學校老師舉報，説女孩的實習證明涉嫌造假。之後她收到一條陌生短信，“我和鄭明已經分手了。”
她繼續盯着鄭明。有次郵件顯示鄭明在酒店開房，“一間圓牀房”，她打電話給前台核實，看到鄭明瞭嗎？前台説，看到他們一起出來的。她又查到酒店樓上有按摩中心，就跑到派出所報警，稱有人在那邊賣淫嫖娼。她説，“我就是想讓他不好過。”
她還找共享單車的客服確定鄭明的行蹤，具體是謊稱把東西落在單車上，然後報鄭明的手機號，“你幫我查一下行程”，客服照做。
客服幫她找到鄭明在南京的新住址。她在那塊小區轉悠，去找門口的租房中介打聽，中介説有這個人，前些天帶着個孩子剛搬進去。她又給小區的保安塞兩百塊錢，“讓人家幫我留意一下”，為此保安給過她兩個門牌號，都不是，保安承諾會繼續打聽。
過了一段時間，她總算鎖定了門牌號。她在網上買了些嬰兒用品送過去，請求送貨的師傅進屋後幫她找孩子。師傅告訴她，孩子在沙發上。走之前，師傅偷拍了門口的嬰兒車，她發現和自己孩子的車一模一樣。“現在社會找個人並不難，”最後她用自嘲的口吻結束了這段話，“感覺自己像個變態的偵探似的。”
至於她弟弟，從小被父母百般寵愛，過年殺只雞，好東西都留給弟弟，她只能啃雞脖子。後來她弟弟到南京發展，工作拼命，幾年後開了家專做寵物用品的小公司，買上房子和車子。
她覺得自己很孤獨，爸媽從來不會主動去關心她。至今郭晴還記得，她帶媽媽去農行取錢，然後將五千塊錢交到媽媽手中。媽媽心滿意足地離開之後，她居然有種以前從未出現的被需要的感覺。
八月份被打成輕傷後，她家人也沒什麼態度，她弟弟兩個月後才聽説此事。我沒能有機會見到她弟弟，鄭明告訴我，她弟弟曾説，“你們最好把她抓進去，我們也省心。”我心裏泛起一陣寒意。
有天夜裏我們從鄭明家的小區出來，順路走到她弟弟的公司，在路上她滔滔不絕，“我們一個媽生的，我像撿來的。”“我弟比渣男胖，要打架絕對打得過，換做別人就替姐姐出頭了。”
那是棟新建不久的寫字樓，公司在四樓，她不肯上去，執意要在樓下等我。我們都沒想到會撞見她的弟媳。她和弟媳對視幾秒，後者什麼話也不説，扭頭便走。我看到她明顯變得慌張了，聲音都在顫抖。
完了，她自顧自唸叨着，我弟媳婦肯定要和我爸説我又帶人來公司鬧事了，完了。話音剛落，她接到她爸爸的電話，電話裏頭勒令她別鬧事，立即離開。
自從那個週六被爽約之後，我再沒能見到郭晴。她在微信上消失數日，有天下午突然給我發消息，“我的事情不用你參與了。”隨後又消失了。
我找到她的一個朋友，準確來説是網友，湖北的一位媽媽，也是家暴受害者。朋友告訴我，郭晴被打後，曾經去找過她弟弟，但沒能見到。朋友試着勸説她弟弟去見一面，對方回覆道：
“首先我跟我姐的溝通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每次我都直奔主題，但是她從來不聽，其次，如果從三方角度，我覺得真心要幫她，真的需要去切實地多幫她，而不是去幫她找其他人。感謝您。”
我又問了些郭晴的近況，發現他們最近也斷了聯絡。朋友先前三次借錢給郭晴，她到現在也沒還，聽説有人借給郭晴兩千塊，也沒了。
“只是覺得這姑娘可憐，家人都不愛，我雖然遭遇不好，但我家人全力幫我，”朋友繼續説，“你沒有借錢給她吧？”
很長一段時間，我不知道該如何評價郭晴和這些事情。我給身邊的人講述這個故事，他們聽完嘆息一聲：一地雞毛。
當我的注意力轉移到其他事情時，出乎意料，鄭明主動約我見面。
一個週末，我們在他公司附近的咖啡館見面，他像復讀機似的把那些恩怨又過了一遍，這次他希望我幫忙與郭晴溝通，把毆打的事和解了，甚至他願意變更撫養權，把孩子給郭晴。他不想因打人坐牢，我從他的聲音中聽出重重的顧慮和恐懼。
*本文由林煒鑫、張潔、周震洋共同跟訪，郭晴、鄭明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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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林煒鑫
編輯 | 李一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