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於貨幣危機的大秦帝國：毀滅信用者終將為之陪葬_風聞

當貨幣危機與經濟危機同時爆發時，秦二世選擇了“壯士斷腕”——賴賬。

一

直白地説，秦二世採取的“統一秦半兩”的手法，就是一次赤裸裸的“賴賬”，完全廢除之前的“行錢”和“行布”所承載的“債務”，將“一般債務憑證”一次性作廢，而且沒有任何的“兑換”與“補償”的措施。

也就是上文説的，“不講規矩”了。

電影《秦頌》劇照

不過，在一個以“投機”為生存基本技能的社會之中，“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無底線，從來不會是某一方的專利。

為了這種完全可預期的“賴賬”，秦帝國的“精明人”們絕不會坐以待斃，他們會在“債務清零”之前積累足夠的力量，哪怕他們的行為會給其他更弱小的人更大的傷害。

上文中曾經提到過項梁集團“政治性”的“盜鑄”，也提到了秦朝嚴厲的“擇行錢”法令，既然“金屬錢幣”的重量無所謂，那麼，老百姓當然會自發地為“秦半兩”減重，**而這些案件發生的地點不在絕對控制的“市”中，而在閭里之間，**就真正考驗大秦帝國的基層控制效率了。

這兩個“效率”之差值，帶來的嚴重後果自然是“劣幣驅逐良幣”。

據睡虎地秦墓竹簡**《封診式》記載：**

某裏士五（伍）甲、乙縛詣男子丙、丁及新錢百一十錢、容（鎔）二合，告曰：丙盜鑄此錢，丁佐鑄。甲、乙捕（索）其室而得此錢容（鎔），來詣之。

簡單翻譯，就是甲、乙二人把丙、丁二人與盜鑄的“新錢”和鑄錢工具都帶到官府告發。

這個案件發生的時間點，肯定是在秦始皇三十年之前，應該屬於常見的“鄰里告發”，而“盜鑄”行為的普遍性與否，我們不得而知，但是以常理推測，取“大錢”熔為“小錢”就是盈利，而漢武帝時代法網同樣嚴密，動輒“處死”，仍然有數以百萬計的人“盜鑄”，可見嚴刑峻法和違法行為減少，並非正相關關係。

**秦帝國的“新地”，連皇帝通緝的陳餘、張耳都可以當“裏監門”，刺殺過皇帝的張良也可以安然度日，劉邦這樣的逃亡羣盜遲遲沒能被剿滅，法令的廢弛完全可以想象，哪怕是秦帝國的中心，**在關中櫟陽殺人的項梁，只要通通關係就可以脱罪，安然無恙地避仇江東，早已不是“鐵桶一般”的人身控制環境了。

在此條件下，“關中”的貨幣問題或許是因為持續的全國性的“債務轉移”積累，而真正為他們提供源源不斷的貨幣資源的，卻應該是生產力更發達、人口更多、管制更薄弱的關東“盜鑄”和“布匹生產”。

所以，秦帝國的“通貨膨脹”絕不是一時一地的專利。

電影《荊軻刺秦王》劇照

讓我們對照一下與劉邦有關的另一份禮單，見《史記·高祖本紀》：

**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

也就是説，蕭何還在縣吏曹令史的任上，給呂公做儐相，注意他令的對象——“諸大夫”，這個説法當然是尊稱， 沛縣也不可能有那麼多“大夫爵”，**但是，絕對不是“佐史”這種層次的小吏，**而劉邦為“亭長”，且是交“謁”而入，這個“謁”實際上是名片加禮單的混合體，呂公看了大驚並親自迎接，就説明信了。

注意此時的“禮錢”，還是劉邦、蕭何等“諸吏”，已經以1000錢為界了，還是剛才的算法，42個“諸官嗇夫”加上蕭何，這就得是43000錢了，仍舊依照官價30錢/石來算，就是1433石米。

光是劉邦的10000錢，就是333石米，這還僅僅只是“賀錢”，可能嗎？

可能。

在《其實你一點也不瞭解劉邦》中，三解考證了劉邦的出仕時間，應在30歲時“除佐”，**即秦始皇二十九年，****與呂后結婚時間至少在秦始皇三十六年（次年惠帝出生）**之前，則其“吏徭”咸陽和“見呂公”時間當在此七年間。

而“吏徭”時間肯定在前，則前者尚處於物價穩定時期，而後者進入了“通脹”傳導到地方諸縣的時期，****以地處偏遠的遷陵縣為例，秦始皇二十六年的米價應為1石140錢，秦始皇三十年左右，該地稻1石價格為20、21錢。****（見王佳《裏耶秦簡所見遷陵地區物價研究》，《江漢論壇》2015年第10期）

在嶽麓書院藏秦簡《數》中，算術用的米價數據還有米價1石50錢、1石64錢的記錄，這可以視為秦統一之後安定時代的米價，注意，稻處理成米，還有一個減重過程，也就意味着在邊遠地區，物價的變化並沒有那麼劇烈，但也有接近一倍的增長。

那麼，對於沛縣這樣一個位於楚、魏之交，臨近薛、定陶等商業中心，又有泗水、豐水等眾多交通水系環繞的通都大邑，在秦二世“復行錢”的前一年，其“通脹傳導”又會到什麼規模呢？

而上述的“官價”計算，恰恰説明秦帝國已經面臨“二選一”，要麼，“帝室”主導的“官營刑徒經濟”和“財政體系”全面崩潰，要麼，“行錢”、“行布”的貨幣體系崩潰。

前者，“帝室”與“朝廷”受損，後者，“貴族”和“黔首”受損，選哪個？

二

具體到“貨幣”制度的變革，由於史料缺乏，我們只能基於上述考證來做一個模擬猜想，三解姑妄言之，諸位姑妄聽之。

電影《秦頌》劇照

秦始皇二十六年至秦始皇三十七年，為第一階段：

“黃金”不是流通貨幣，在官方內部的會計體系中，有“黃金”固定折錢的定價，但同時“黃金”作為一般商品，也會在市場上銷售，所以有“市場價”。

“行布”則是流通貨幣，在官方內部的會計體系中，有“行布”固定折錢的定價，但與“黃金”一樣，也是一般商品，有“市場價”。

“行錢”則有兩種，“內史及十二郡”主要通行“秦半兩”，“新地”主要通行“六國舊幣”，均以“枚”定數。

由於“黃金”和“行布”都具有“商品”特性，就意味着其“市場價”有可能與“官方定價”發生偏離，理論上，只要區域市場的“行錢”數量規模越大，“市場價”也就越高。

在此條件下，有三種假設：

（1）“半兩錢”單向通行兩個“錢幣區”；****

（2）“行錢”自由通行兩個“錢幣區”；****

（3）“行錢”需要兑換轉移“錢幣區”。

第一種假設意味着，秦只允許“帝室”鑄造的“秦半兩”在“舊地”流通，並允許其在“新地”流通，並不禁止“六國舊幣”並行，兩者效力一樣，但禁止“六國舊幣”在“舊地”的使用，也就意味着“六國舊幣”到“舊地”需要兑換，這就和第三種假設是一回事，因為，“秦制”只允許人口從“新地”到“舊地”的流動，而禁止反向，其“貨幣投放”也沒有“反向”的舉措。

則兩者可以合併，即“六國舊幣”需要“兑換”，進入“新地”。

“兑換”行為又只能發生在出發的“新地”，因為（1）（3）假設下“舊地”的“六國舊幣”沒有貨幣資格，接下來就要選擇兑換的“媒介”，“行布”、“半兩錢”還是“黃金”，而“新地”的“半兩錢”投放渠道有限，流通量很小，只能兑換“行布”或“黃金”。

也就意味着（1）（3）條件下，“新地”的“行布”和“黃金”會往“舊地”單向流動，而本地“縣廷”的貨幣開支則仍將使用本地税收回收的，本地通行的“行布”和“銅錢”，也就意味着，“新地”的“行布”、“黃金”是“淨流出”，“舊地”則是“淨流入”。

​

則“行布”、“黃金”在“舊地”的“市場價”越來越低，在“新地”的“市場價”越來越高，而物資，比如糧食的價格，則是由官方規定的價格並實時調整，並且最大的物資出售方也是“帝室”，也就意味着，理論上“黃金”和“行布”會持續地流入“舊地”的“帝室”手中。

而“新地”，則會呈現出相反的態勢，擁有“黃金”和“行布”的是地方的“低爵貴族”、豪強，在掌握權力的情況下，他們甚至可以循環套利，如果能夠突破“人口流動限制”，還可以賺取不同“縣”的區域間差價，但整體來説，由於“黃金”的生產增量為“帝室壟斷”，****“黃金”價格的高漲，只會讓它更多轉入窖藏，而可持續生產的“行布”會大量輸出。

也就是説，長達11年的“單向流動”的大宗，應該是關東的“行布”。********

電影《荊軻刺秦王》劇照

在（2）假設下，“六國舊幣”、“行布”作為“自由通貨”，“淨流入”“舊地”，而“新地”則是“淨流出”，“黃金”仍舊會在價格高昂之下轉入窖藏，而可持續生產的“行布”會大量輸出到“舊地”，而“六國舊幣”則會被“舊地”的“帝室”收入進“官營刑徒手工業”，作為“秦半兩”的原料，或者進入市場再次流通。

而“新地”則會面臨嚴重的“錢荒”，因為“行布”和“行錢”全部淨流出，物資價格反而會不斷降低，這個結果與現實的歷史表現完全不符，也就意味着應該並非事實。

****也就是説，（1）（3）假設，甚至可以説，只有（1）才像是“秦制”政權能夠作的選擇，因為從整個制度框架來看，唯有這個方式，“帝室”所把持的“錢幣鑄造事業”才最不吃虧，****而不吃虧，還要佔便宜，才是“秦制”面對社會管理時最重要的原則。

當上述運轉持續到了秦始皇三十七年，會發生什麼呢？

秦始皇三十七年到秦二世三年，為第二階段：

11年間流入“舊地”的“行布”達到了巨大的規模，而秦朝“帝室”採購物資和官營生產的區域主要集中在關中，尤其是四個都城，這些“行布”的存在成為倉儲的極大負擔，而“舊地”的市場上，“行布”的“市場價”已經跌落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並有持續、大量的來自“新地”的“盜鑄”半兩錢流入“舊地”。

“市”中充斥的“行布”和“行錢”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關東輸送轉運來的物資卻杯水車薪，而倉庫中收儲的這些“貨幣”每一天都在貶值，甚至連“新地”都在傳導着通貨膨脹帶來的物價上漲。

最重要的是，秦律中對應物資、錢數的“固定定價”，全部成為了廢紙，貨幣危機已經危及了政治統治。

此時，切斷價格傳導才是正道，廢除“行布”的貨幣資格，同時在全國通行“八銖錢”，停用一切不符合標準的“舊幣”，則全國無論“新地”、“舊地”，都因為缺少通貨而“物價大跌”，也就是《史記·平準書》中説的“秦錢重難用”。

**但是，對秦二世而言，“秦半兩”的“一般等價物”價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可以停止用“值錢”的物資來償付之前向天下黔首“預借”財富的債務，**接下來的“八銖錢”的“貨幣投放”又回到了秦帝國依靠“身份”和“特權”支付“貨幣”的老套路，相當於是將其父祖玩過的“戲法”重來一次。

三

電影《王的盛宴》劇照

秦二世和秦始皇都沒有意識到，從秦獻公開始苦心改造經營的“大秦公司”一直控制着“負債規模”而不謀求高歌猛進的規模擴張，並不是因為他們“膽子小”、“謹慎”，而是他們知道“大秦公司”的主營業務板塊的利潤率極低，為了維持嬴姓趙氏的“帝室”世襲權力，疊牀架屋的分權制衡耗費了太多的成本，每一次業務擴張，都需要很長時間的債務償還，等待恢復元氣。

在秦昭襄王晚年狂風驟雨的爆發之後，“大秦公司”已經佔據了“半壁江山”，而新吞併“業務板塊”的經營情況要複雜得多，以至於呂不韋要去編撰《呂氏春秋》來尋求新的組織方案，一套能夠適應更加市場化、活躍度更高的發達地區的統治模式。

問題是，秦始皇沒有耐心，他要社會適應他，而不是他去適應那些黔首組成的社會，他要去改造他們，就連他們對“豬”的叫法他都要規定，在他眼裏，“黔首”就像這個“稱呼”一樣，就是一羣予取予求的“韭菜秧子”。

所以，秦始皇根本不介意什麼“負債擴張”，作為“澤及牛馬”的現實神，他有資格讓黔首們奉獻出一切，包括他們的財產和生命，那些推着小車遷移到蜀地的商人之家，以及被髮配到五嶺之南的贅婿、商賈們，正是他神力的註腳。

經營不善，不重要，秦始皇可以從身邊派出無數的“執法御史”，由他們來監督郡縣的官吏，統計各個子公司的“計冣”，只要業務還在經營，“借貸”就不會休止。

“還債”？“信用”？

秦二世用實際行動證明了他是秦始皇的“親兒子”，也對歷史給出了答案：

不存在，因為不需要，唯有暴力才是一切的源泉，當然只能由暴力開啓新一輪的循環。

（明早7:30分更新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