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國家為什麼抄作業都抄不好？_風聞

 昨天早上醒來，全球股市一片慘綠。

全球資本市場開始認真的對待新冠肺炎全球蔓延的可能性。

（世衞組織最新全球疫情地圖）

這幾天疫情發展最可怕的地方，在於中國境外的確診病例數呈指數上升，而且最近幾天的新增病例絕大多數都是來源於本地接觸（而不是中國或者國際性的接觸）。

（中國境外確診病例按確診日期的人數及來源，紅色是與中國接觸，藍色是國際性接觸，綠色是本地接觸）

這意味着在這些地區和國家，大概率還有更多（甚至多得多）的已經被感染的人羣存在（要麼無症狀，要麼尚未來得及被確診）。

早在一個多禮拜之前，在很多朋友對於疫情控制越來越樂觀的時候，在很多朋友對於發達國家的體制和能力還有着蜜汁自信的時候，我已經非常擔心今天的局面了。

羣裏的各種討論涉及大家隱私，我就不發了，隨便放兩張自己的朋友圈。

我當時的核心觀點：

這次的病毒非常的危險，主要在於隱蔽性（無症狀傳染）和高重症率（擠兑醫療資源），所以在強力管控下以及相對充沛醫療資源下的湖北省外的暫時的良好情況其實有很大的誤導性；

外國的情況，會比中國危險，即使是發達國家，原因恰恰是因為病毒的上述特點，正好擊中了發達國家體制的弱點。

我知道很多朋友喜歡較真，我先替你們把可能反駁想好了：

假陽性：俗稱的“狼來了”或者“壞掉的鐘一天也能對兩次”。

兩面下注：曾經的經典騙局，給大量公眾寄信預測第二週股市漲跌，一半預測漲一半預測跌，然後第二週給預測正確的那一半重複上面的故事，幾周之後最後剩下的公眾會認為你是股市之神，之後怎麼收割大家都懂。

模糊預測：常見於所謂神奇的預言家，比如筆者小時候很火的查諾丹馬思，比如推背圖，做出模糊的、可幾面理解的語言，怎麼着都能蒙中。

到底是不是，大家自己判斷。

**不過這不影響下面我要講的道理。**這些道理，來源於我多年在倫敦為歐美政府提供經濟政策諮詢的親身經歷，來源於我在頂尖500強外企長期管理亞太區尤其是日本業務的親身經歷。

這些道理，並不是簡單的強調我們體制的優勢（雖然這點沒有錯，我們應該有制度自信），而是更深一層的剖析發達國家的社會，到底是什麼樣子的。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想強調，策略也好，體制也好，好不好，都取決於具體的環境。沒有永遠最好的生存策略，只有當下是否合適的生存策略。

如果用五個字來總結我的觀點，那就是：禍兮福所倚。

如果用一句話來總結，那就是：恆紀元的最佳策略，用在亂紀元會是災難。

如果用大家更加熟悉的一個概念來總結，那就是：創新者的窘境，或者説，為什麼勤勉的市場領導者會沒落？

我來具體解釋一下。

發達國家社會的第一個相關特點，是承平已久。

在蘇聯解體之後的30年裏，除了少數幾次恐怖襲擊，發達國家的社會是處於一個非常、非常安全的環境下。

這當然是件好事情。誰都希望生活的安全可靠的環境裏。這也是發達國家的生活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之一。

但是世界上就是福禍相依。

承平已久的社會，從民眾到社會機構到政府，對於突發的危險這種小概率事件完全沒有心理上的準備和認知。

大家知道，人類的大腦，並不是完全理性的（更精確的説，是非常不理性的）。一個很大的弱點，就是對於小概率事件的認知和處理。

具體來説，人類，包括絕大多數職業投資人在內，對於小概率事件的主觀認知，基本上只有兩種模式：

應激模式，將事件納入思維雷達，主觀概率遠大於客觀概率；

忽略模式，將事件排除在思維雷達之外，主觀概率為零。

而且即使對同一種小概率事件，人類也經常會在兩種模式之間切換，非常容易受到輿論和信息（而不是事實）的影響。

舉個例子。平常大家開車的時候，基本不會考慮自己出車禍的可能性（忽略模式），所以該怎麼開就怎麼開。但是如果親眼目睹了一場車禍，或者在網上看到了一場慘烈車禍的報道，可能會進入應激模式，之後的一段時間裏開車會小心翼翼，雖然實際上自己出車禍的客觀概率並沒有改變（在不考慮行為變化的情況下）。然後一段時間之後，車禍的記憶淡去，再一次回到忽略模式，該怎麼開還是怎麼瞎JB開。

回到疫情。因為被傳染的概率其實很小（在湖北之外基本都是萬分之一以下的可能性），所以一般人是沒有辦法去理性的去正確感受被傳染的概率的，所以在任何一個具體的行為決策上，只能採取“極度怕死”（應激模式）和“完全不在乎”（忽略模式）兩種心理模式。而且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決策領域（比如要不要戴口罩、要不要消毒、要不要點外賣、要不要出門溜達等等）的決策，也經常互相矛盾、來回反覆、完全沒有邏輯和理性可言。

這反應在公共認知上，就是疫情初期的麻痹大意。各國在有着極大信息優勢（都知道新冠的可怕之處和特點）之後抄作業都抄不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承平已久的民眾和政府，需要身邊真實的可怕案例（而不是遠方的統計數字，無論該數字在專家看來多麼的可怕），需要身邊媒體的密集鼓譟（而媒體報道什麼又取決於民眾希望看到什麼，這點不用跟我爭論新聞自由，不接受反駁），來從忽略模式切換到應激模式。

所以大家會看到，作為專家的WHO一再的發出警告，卻被幾乎所有發達國家在內的政府和民眾所忽略。一直到幾天以前，大家基本都認為，新冠肺炎只是中國的事情。

那些預言者呢？會被當做傻子和瘋子，會被當做危言聳聽，會被正在狂歡的羣眾不屑一顧甚至惡語相向。即使在發達國家。

這就是人性。真實的人性。

發達國家社會的第二個相關特點，是流程導向，而不是結果導向。

與承平已久相關聯的，是發達國家社會非常緩慢的變化速度（以中國的標準來衡量）。

不管是英國還是日本，一般人的生活，是年復一年的重複。

前兩年我帶女兒回倫敦，發現將近20年過去了，倫敦市中心的街道面貌基本沒什麼變化。不光是沒有什麼新的高樓，而是那些餐館、咖啡館、超市，在將近20年的時間裏，基本都沒有什麼變化。都是熟悉的品牌，熟悉的店面，有的店內部裝修和佈置都沒有變。

在工作上，中國的小夥伴們，如果兩三年沒有晉升或者調崗，就會覺得老闆是傻逼；如果三五年不跳槽，感覺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而發達國家的同事，在一家公司裏工作十幾二十年，甚至在同一個崗位上工作十幾年的，比比皆是。中國的小夥伴們的薪水5-10年差不多都會翻番；發達國家每年的調薪幅度，基本都在0-2%。

所以《傳奇動物城》裏的那隻樹懶，是完全源於生活的現實。所以倫敦的地鐵裏一部扶梯壞了可以修半年，所以在倫敦給水電煤氣和電信公司打電話，經常要在線上等候半個小時才有人理你。

在這種生活節奏下，這這種高度成熟的、缺乏變化的環境下，很多事情按部就班去做就好。所以流程會高度成熟且基本被優化，所以一般人，不管是公司職員還是政府官員，按部就班去做就好，只要遵守流程，最後的結果基本就不差。而瞎JB折騰，反而會帶來不好的結果。

同樣對於決策流程來説，做的慢一些，多些時間來收集信息，多考慮一下，多給利益相關者反饋的機會，通常不會耽誤什麼事情（反正節奏都很慢），但是會避免錯誤。所以大家看到發達國家的政策流程，都會覺得很透明、很謹慎、程序很科學（請注意這些都是對決策流程而不是決策結果的描述）。

年復一年下來，整個社會的文化，就是流程導向，就是程序正義。大家的共識，就是每個人只要遵守流程就好，尤其是對自己的要求。

大家注意一點，在穩定的、變化緩慢的社會里（類似於恆紀元），上面的文化和共識，包括相對緩慢和謹慎的決策過程，是有效率的，是優化的。這能減少合作和監督的成本，帶來社會效益的更大化。

而且這樣的生活，對於一般人來説，其實是很開心的。因為節奏慢變化少，所以基本大家都不用加班，不用996，下班了也不用擔心老闆的追魂奪命call。

因為節奏慢變化少，所以沒有什麼好焦慮的。因為做不做，做多做少，結果都差不多。所以大家不用太糾結孩子升學（反正一般人也上不起好的私立學校），不用太糾結買房（反正一輩差不多也就一套房，房價變化也不大）。

所以大家的心態都很平和，所以整個社會彬彬有禮。在中國開車橫衝直撞見縫就插的人，在歐洲日本開車也會謙謙君子禮讓他人。在這樣的社會生活，會很輕鬆。

但是當環境變化的時候，當那顆小行星撞到了尤卡坦的時候，恐龍們的痛苦也就來了。原先的優勢、原先的正確策略，成了新環境下的致命阻礙和包袱。

新的環境，不能再遵守過時的流程，而是要根據結果，不斷的去試錯去迭代。這個道理大家都懂，尤其是互聯網從業者。

但是流程導向的社會文化不會那麼快變化。每個人依然只對自己的流程負責，每個人依然不願意996。

結果？那是什麼鬼？反正流程對了結果肯定對。結果不對？那是你搞錯了，我們再走一遍流程就行。

所以當年BP漏油事件出來之後，BP的CEO想的不是怎麼解決問題，而是“把我的生活還給我”（give my life back）。對他來説，這份工作只是工作，他只對投入負責（我工作了多少小時，開了多少會，做了多少事情），不對結果負責。很快他就求仁得仁了（被解僱了）。

這種心態，我在大外企的歐美日的同事裏，見得太多了。

如果是疫情，會怎麼樣？會是日本政府的各種騷操作。下了病毒公主號的人，即使是陰性，按照現在中國的做法以及專家的共識，都應該隔離14天（因為剛剛與確診者密切接觸，即使不考慮錯誤的被診斷為陰性的可能性）。

而日本政府的決策是大家各回各家各找各媽。於是大家（一定包括一部分，甚至很多，已經被感染但是還沒確診的人）開心的去吃壽司，去逛街，去迴歸生活。病毒從此龍歸大海。

那麼日本政府做這種操作的邏輯是什麼？據厚生大臣解釋，這是因為他不知道如何計算新的隔離期，所以就不隔離了。

那位視頻爆料的日本傳染病專家，那位參與過SARS、埃博拉、以及很多其他傳染病戰役的日本專家，在鑽石公主號上呆了一天就被趕了下來，因為他對於官員們提了不少專業意見。

解決不了問題，就假裝問題不存在。解決不了問題，就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在發達國家也一樣。

這就是人性。真實的人性。

發達國家第三個相關特點，是對個人權利的極度強調。

説實話這個詞我翻譯的可能不是太好。英文更加貼切，sense of entitlement。這是啥意思呢？就是説，大夥兒都覺得，我得到什麼，不管是工作、薪水、帶薪休假、安全的環境、個人自由等等等等我現在有的東西（或者媒體告訴我我應該有的東西），是應該的，是天經地義的。這些東西是怎麼來的，是誰提供的，誰花了多少成本，我不care。我只知道我應該有。

這樣的心態，反映的是發達國家的民眾，在過去的幾十年裏享受的相對富足、安全、穩定的生活。Again，這是一種大家都想要的奢侈品。

在相對富裕環境裏成長起來的中國的90後和00後，也比70後和80後更加的重視個人感受，也更加覺得美好生活的天經地義。

比如下面這個段子：

60後：什麼是離職？

70後：為什麼要離職？

80後：收入不高我就離職

90後：領導罵我我就離職

00後：領導不聽話我就離職

當然西方的天經地義的心態，遠比中國嚴重。而且這和歷史和文化有關係。

在災難到來的時候，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是補天，是治水，是移山，是填海，是依靠自己的雙手去戰天鬥地，是我命由我不由天。

而西方的集體記憶，是獨自逃亡的諾亞方舟，是依靠向神邸來祈禱、獻祭、賄賂從而變成天選之人的苟活。

這在平時還能得過且過，畢竟還能不斷的分蛋糕（關於更多分蛋糕的討論，請看這裏）。

但是到了危機關頭，這大概率會延緩、阻礙必要的措施的實行。而在指數式爆發的疫情面前，每一天都是那麼寶貴。

**前面説了這麼多，那事情下一步會怎麼發展？****發達國家會盡快吸取教訓麼？**疫情最後會不可收拾麼？

説實話，我不知道。這取決於病毒變異的速度（據説伊朗病毒的致死率超高），更加取決於各國多快能夠反應過來，取決於國際社會在多大程度上是精誠合作還是以鄰為壑。

對於短期的未來，我不樂觀。

人類對於突發的悲劇，心理轉化是要經歷一系列的過程的。

（人類心理轉變五部曲：震驚、否認、憤怒、妥協、接受或者抑鬱）

武漢封城那兩天，對大家來説是震驚期和否認期（大家還記得當時有多少老人拒絕戴口罩麼？）。

之後被關在家裏的14億人民進入了憤怒期，大家經歷了歇斯底里的情緒發泄，4S、紅會成為了集火的目標，最後以李文亮醫生的去世達到了高潮。

再之後是妥協期，大家逐步開始考慮經濟上的損失，要求復工的聲音多了起來。

現在已然到了接受期，或者説是嘚瑟期，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作死了。

而全世界的其他國家現在還處於震驚期和否認期。有些suppose應該領導世界的國家還在不停的對別的國家落井下石。疊加發達國家上面提到的相關特點，疫情在短期內被控制住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對於長期的未來，我還是樂觀的。**當然這個長期會非常長。能看到這篇文章的朋友們，其實也有幸生活在一個承平已久的環境裏，只不過我們的生活在快速變化（基本是往好的方向改變），所以我們也缺乏對於危機的正確認知。

幾乎在一百年前的“西班牙流感”，造成了當時全球17億人中約5億人感染（三分之一的中獎率）以及大約5千萬到1億人的死亡（死亡率10-20%）。

對比一下，在疫情最嚴重的武漢，現在的死亡率是5%（34691確診，2043死亡）。在湖北之外，死亡率是0.5%。

這可能大致可以對應國外成功應對和不成功應對的兩種情形下，新冠肺炎的死亡率。

所以説，新冠肺炎，最後大概率不會比西班牙流感後果更嚴重。PS所謂的西班牙流感，其實並不是在西班牙開始或者爆發的特別厲害，只是因為西班牙不是一戰參戰國，所以國內媒體審查的比較寬鬆。流感的最初爆發地之一其實是美國堪薩斯的軍營。所以説輿論權是多麼的重要，不然髒水在一百年後還會在你身上。

而在西班牙流感爆發之前，持續四年的一戰已經造成了3000萬人的傷亡。

在西班牙流感之後，人類還經歷了大蕭條這個有史以來最大的經濟危機（美國股市跌去九成，GDP總量腰斬而不僅僅是增速降低），還經歷了傷亡更大的二戰（總共9000萬人的傷亡）。

但是二戰結束75年後的今天，人類的人口增長了4-5倍，人類的整體生活也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富足。

以史為鑑。瘟疫、饑荒、戰爭、死亡的末日四騎士（想知道末日四騎士有多可怕？請看這裏）在未來二三十年也許會來的比我們想象的更加頻繁，我們的世界，大概率會進入一個更加危險的時期（具體的分析，請看這裏）。

但是五十年後的世界，大概率還是會比今天更加的富足。人類的未來，會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