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的悲劇意義——温鐵軍2005年在安徽某縣的演講_風聞

剛才看到觀察員區陳平老師的文章《新冠疫情的歷史教訓》，文章開頭引用了李昌平的一篇相關文章，其很多觀點也頗為認同。於是很好奇——李昌平何其人也？一番搜索之後，發現了一篇很有內容的文章，是温鐵軍老師當年針對李昌平事件和時政做的演講。於是轉載如下：

李昌平,這樣的一個人物?他的悲劇意義在哪兒?

                ——温鐵軍在安徽某縣的演講 2005年（編者按：本文的標題和分段是編者所加，與原作者無關。)

　　剛才給了我這麼多的評介，不太敢當，到基層來，我會牢牢記住一句話，就是當學生，好好向基層幹部羣眾學習，這些年來，我一直努力爭取做到這個要求，一直好好向大家學習。所以，應該説對基層情況多多少少來了解一些吧，長期是從事調查研究工作的。我這個學校的教授是去年夏天才轉的，以前我一直是下基層跑調查研究的一個工作人員，大概是因為學校要呼應黨中央強調“三農”問題是重中之重，所以成立了這麼一個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我過去是人大的畢業生，校長就找我，讓我來幫助他們來牽個頭，也促進一下學校學風的轉變，更多的強調一下理論聯繫實際，所以我才離開機關去了學校，所以我當老師是最近的事，時間還不到一年。因此在這裏可以跟大家交流一下這二三十年的時間裏面從事調查研究的一點體會，其實主要的是地方的經驗，我瞭解多一點，跟大家作個交流。

　　我先給你們講一個人的故事，你們可能很多人都會知道，咱們中國的鄉鎮書記中最具有知名度的那個人，叫李昌平，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的黨委書記，後來他寫了一本書，叫《我向總理説實話》。到2003年末，他又寫了一本書，叫《我向百姓説實話》。這樣他就變成了一個“説實話的書記”。是不是大家多數都知道這個人，叫李昌平，知道嗎？他也曾經是《南方週末》的“十大新聞人物”。很多人知道他呢，是因為《我向總理説實話》這本書，這本書據説賣了幾百萬冊。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李昌平的經歷是一個悲劇。跟地方的同志們講啊，我想要把李昌平這個悲劇的過程和悲劇意義講清楚，大家在基層從事具體工作嘛，才可能有所借鑑。

　　為什麼我説李昌平的故事是個悲劇呢，是因為我們從家庭承包這個農村基本制度推行以來，基層縣以下的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問題呀似乎都比較複雜。李昌平是碩士研究生畢業的，學歷水平相對比較高，又是監利縣本鄉本土的人，那麼按説呢，不應該有我們所説的基層幹部素質不高等等這些問題，也不應該有那種瞭解當地情況不夠，他就是本地人，學歷是碩士研究生畢業的，應該説水平、瞭解情況方方面面都不差，但他為什麼最後不得不辭官下海離家出走？為什麼？而且，如果説上級對他的支持，那也應該説是非常之重要或者説是前所未有。當時中央政治局有七個常委，七個常委對李昌平寫的那封信都作了批示，而那個時候大家知道朱鎔基總理是一位説一不二、非常有魄力、非常果斷的領導幹部，他對李昌平反映的情況又是高度重視，他是兩次作了批示，那就是説你既有中央尚方寶劍，又瞭解本地情況，怎麼就成了悲劇呢？

　　你們知道他走的時候是怎麼走的，縣委組織部長找他談話，説李昌平，你知道不知道，你已經是咱們監利縣最不安定的因素了，咱們縣範圍內的任何一個局由你挑，但你就是不能在這幹了。李昌平當時也年輕，三十多歲，説那我就不幹了，我辭職。那正巴不得，這樣他就辭職了。辭職了以後就離家出走，南下打工。到了深圳，因為他的這個事情，他被《南方週末》評為“十大新聞人物”之一，那就有一點“品牌”了，就是社會知名度啊。就像我被中央電視台評為“十大經濟人物”以後，等於也就有了點社會品牌了，大家都知道這個人了。好了，人們都知道李昌平這個人了，那湖北的一個大企業，就是現在出了問題的藍田，藍田的人就找到李昌平説，你與其給別人打工，不如給我們打工，我們可以利用一點你的知名度。藍田把他招到公司，地方的領導幹部就找到藍田老總，説怎麼回事，聽説李昌平到了你們藍田了。藍田老總就沒辦法，找李昌平談話，説還是很抱歉。最後李昌平變成在廣州沒有正式職業，給報紙臨時寫點小文章，變成了這麼一個沒有正式職業的人。

　　後來他到北京來找我，我當時正是一箇中央的一家媒體的負責人，是《中國改革》雜誌的社長總編、法人代表。李昌平找到我，我説我是搞農村調研出身，你是一個農村基層幹部，經驗還是很豐富的，那你就到我這兒來吧。這樣才算給他安排了一份工作。當然，外界是不知道，所以李昌平家鄉的老百姓説，中央當時支持李昌平在咱們監利縣搞改革，現在你看，李昌平被提拔了。我給他安排了一個我們農村版的主編，相當於正處級幹部，他家鄉的老百姓就説李昌平到了北京，得到了重用，被提拔了。老百姓是不會分析一個基層幹部在基層工作中所遇到的方方面面的困難，最後演變成一場個人的悲劇。老百姓不會分析，老百姓只是覺得，他到了北京工作了，還安排了個處級幹部，大家可能覺得這還是個好事。但其實要我説，他已經到了走投無路的地步了。

　　在坐各位很多都是基層出身，你們怎麼看待這樣的一個事情，這樣的一個人物？他的悲劇意義在哪兒，他為什麼會形成悲劇？我説他的悲劇意義在於，基層現在的工作，如果真的原原本本地按上級的政策去搞，那很難搞得下去。如果你憑個人的良心、憑你的黨性、憑你的原則，你要想改變基層面貌，哪怕你是黨委書記，是一把手，你面對的是各個部門在基層的利益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等於捆着你的手腳，你幹不成，最後呢只好辭官下海。這悲劇的意義説明什麼呢，説明現在我們基層的矛盾、方方面面的矛盾交織在一起，很難破解，説明各個部門在基層的利益已經到了尾大不掉的地步。哪怕你是一把手，你也改不了。

　　那好了，我給大家稍微作一點解釋，我得出這個結論呀，第一，基層矛盾錯綜複雜；第二，部門利益尾大不掉。哪怕你是一把手，要想做點事情，也很難。我的這個結論，兩句話，十六個字。你們在基層工作同志想想，自己所身處的環境的是不是這樣，李昌平也是這樣，也是這些矛盾解決不了。他怎麼着呢，他一調到這個鄉里面當了一把手，他的同學呀，親朋好友呀，就找到他，説到這些情況，大家感到很為難，很多人就要走。李昌平説，我下決心把這個鄉搞好，你們先不要走，咱們一起搞。有些人被他感動了，就留下來了。他怎麼搞呢，單他自己是不行的，他就找準了機會，想了一個辦法，這個辦法咱們不用説，他説我這個辦法保證我的這封信到中央首長手裏，他選擇的時機選擇的辦法都非常的巧妙，這個人的素質還是不低的。

　　果然，他的這封信到了朱鎔基總理的手裏。突出反映的就是他後來書裏寫的那三句話吧，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就這三句話。中央接到這封信以後，緊急安排調查研究，中央調查組的組長是我過去比較熟的一個同志，他當時不在北京，在外地，把他緊急召回，讓他帶隊下去作調查。同時，這封信朱鎔基已經批轉給了湖北省。這在安徽可以講講湖北的事，就不講安徽的事了。

　　湖北省當時就安排了一個省的調查組，由省地縣三級幹部組成，去調查李昌平寫給中央的這封信反映的情況是否屬實。中央工作組來了以後，沒有説是因為這封信是來調查的，而是瞭解別的事，到了縣裏邊呢就住在招待所。對接待的同志説，咱們明天去一個地方，地方就在超過李昌平工作的那個鄉的另外一個地方。然後他們早晨就沒有起得太早，旅途疲勞，有點累，起來晚一點，吃飯晚一點，再磨蹭一點，差不多十點鐘才走。走到李昌平所在的那個棋盤鄉吧，就説咱們就在這吃飯吧，就停下了。停下來後説咱們去的那個地方太遠了，咱們就在這吧，就這樣，就留在棋盤鄉了。用這種方式，沒有跟地方各級政府説明情況，就留在棋盤鄉了，就開展了調查。他們調查之前，省地縣三級調查組剛剛走，他們是重新作了調查，結果到省裏兩個調查組碰頭的時候，結論相反。省地縣三級工作組認為基本不屬實，中央暗訪組的結論是沒有基本，只有兩個字：屬實。

　　這樣就導致了中央七常委的批示，這就是第二次批示，第一次只有朱鎔基一個批示，第二次呢七個常委都批示了，要求湖北省監利縣要認真地搞好棋盤鄉的改革試點。前所未所，我們你們任何一個鄉黨委書記要是能拿到七常委的批示，也就是尚方寶劍，我想也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少有的事了。你可以放開手腳幹事了吧，這時候如果不施展一下自己的抱負，我説你枉為人生。

　　李昌平就非常認真地開展推進棋盤鄉的改革，但他遇到的第一個大問題是什麼呢，棋盤鄉歷年累積下來的鄉村公共負債，在鄉這級累積三千萬。我不知道在我們縣鄉這級的負債總量，那他個鄉是三千萬的負債。要想把這個改革搞下去，要想讓鄉村實現和諧社會，那時候還沒這個提法，但是總之要安定基層吧，要理順關係呀，要化解衝突啊，要讓百姓和幹部基本滿意啊，那第一個攔路虎就是累積下來的債務，三千萬。好了，那只有清債。李昌平就説你們這些各個部門，什麼七所八站，你們停罷一年，你們的費用我照給，你們説你們多人頭，多少行政費，多少開支，我照樣給，但是你們不要再下去，不到到村，不要上街，不要擾民。

　　部門利益尾大不掉啊，每個部門都要增加自己的利益，他不下去他怎麼吃拿卡要呢，這就把部門都得罪了。部門你們先不要下去，你們不要管，休養生息，讓老百姓緩一年。政策好不好，好，部門幹不幹呢，你有七常委批示，你有省地縣各級的支持，部門只好先把脖子繫上，先不去伸手，但是，已經得罪了。第二件事情，清債。組成一個清債小組，一查賬，發現大部份債權人，誰呀，還是部門。搞計生罰款的有錢，派出所罰款的有錢，工商在集上收費有錢，基本是一些權力部門，他們有了錢，他們對政府放貸，這個債呢，利息都比銀行要高很多。部門有權去收錢，收了錢再向政府放貸，放貸再增加一筆利息。那就清債，按照銀行利息。好了，三千萬債務才清掉了一千萬，其實把所有的部門都得罪了。幹了一年不到，就導致了所有部門都反對這個鄉黨委書記，那縣委就坐不住了，組織部長只好跟他談了，説你已經成了監利縣最不安定的因素，你得調離了，你不能在這幹了。

　　這李昌平當然憤怒了，我有七個常委的尚方寶劍，我乾的事情又是利民得國的好事，你們怎麼能這樣呢，所以他一怒之下就辭職了，走了。這是個悲劇，以一個人的力量，哪怕你是一把手，你能對付得了部門利益尾大不掉的這樣一個結構嗎？對付不了。這些年來，我想你們如果換位思維一下，就是替別人想想，假如你是哪個部門的領導，無論你是哪個局的負責人，如果你不能想辦法給本部門增加收益，你這個局長當得住嗎？也未必能夠坐得那麼穩，對不對呀。那好了，假如你是部長，如果你不能下各種各樣的文件，制定各種法律，來讓你這個部門的利益不斷加強，權力不斷加強，你這個部長是個好部長嗎？你這個部內的各司長、副部長們乃至各處的處長們對你滿意嗎，大家年底評介打分的時候你能得到高分嗎，你也不能。因此，如果你是部門的幹部，你當然願意你這個部門的利益越來越大，你當然願意呀。所以如果我們的政府是這樣一種部門的權力和部門的利益不斷增加的這樣一種結構，那基層的事怎麼能夠辦好，怎麼能夠解決。

　　哪個單位難道不都是想着給自己單位多蓋幾個樓，多幾輛好車。你比如説鄉這級，明明收税只能收到百分之七十，但是如果不報個超額完成，上級的財政部門能給他們發工資嗎，你完不成税收任務不能發工資啊，他怎麼能不買税、騙税，你的制度規定他就是這樣啊。而你報你的税收增加百分之多少，還給你獎勵，讓你買好車，讓你發獎金，這就是現在的制度嘛。因此宏觀上看我們的税收一片大好，每年增收的幅度都是20%以上，而且税收佔全國GDP20%以上，如果把税外的預算外收入打進來，我們税收連預算外加起來就佔GDP30%了，那是世界上很難有的好現象。但結果呢，事實是什麼，事實是基層大量出現所謂不正之風吧。好收的税拿走了，難收投的税留下來了。

　　李昌平的這個悲劇有這麼多的中央領導支持，省市縣也得服從，但最後他碰釘子，並不碰在中央，而是碰在部門。因此這次來咱們縣啊，在坐的有很多部門的同志，咱們都是共產黨員，我特別提醒一句，李昌平的悲劇告訴我們大家，如果我們永遠從自己本部門的利益出發，那你們縣搞不好，無論你這個書記多有本事，他也受之於你們。我説李昌平這個鄉鎮這個案例是個縮影，它説明一把手其實沒有權力。那怎麼辦呢，那一把手剩下的唯一的權力就是“帽子權”，所以才出事，才出現少數局部的跑官、買官，賣官爵，貪贓枉法就成了現在的一大腐敗，屢禁不絕。

　　大家也知道，東三省最近的這場風暴，從黑龍江開始利起，一個小小的交通事故造成的，就是一位省級領導的一個親屬開車撞人。因為交通發生了點糾紛，吵起來了，他一怒之下，開車去撞人，引起社會公憤。結果一查，從這個省從領導查起，查出了黑龍江省全省的大案。這個省只有兩個地委書記沒有拿下來，其他地委書記全拿下來了，一次性地拿掉了5個省級幹部，8個廳級幹部，560多個處級幹部。你們大家都想一想，如果這場風暴因為一個突發事件引起，會有什麼結果。這場風暴從黑龍江接着就往南刮，主要問題就是賣官，拿下的地位書記基本就是賣官爵，好就好在留下的兩個地位書記有一個是我的朋友。但是我認識的人中被抓起來被槍斃的也不少，典型的就是你們省的副省長王懷忠。80年代我就認識他，他當時是亳州小市的市委副書記，他分工的正是我們這行的農村試驗區的工作。我當時在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搞試驗區工作，在各地抓試點，所以下基層跑得多。王懷忠那時很有魄力，後來一級一級當了副省長，最後還是出了事。你們另外一個當時是阜陽市委副書記的肖作新，那時也分工負責這一塊工作。還有包括廣西已槍斃的地委書記當時也是我們一塊工作認識的。我認識許多的處級都是出了問題的，但是也確實有很多不錯的幹部。幾十年在機關工作，認識人中肯定有好壞。

　　我説黑龍江這個事情本身，他表明了中央正在下決心、以極大的力度來抓這件事兒，什麼事情不可能面面俱到，總得先有個抓手。我説抓廉政、抓黨風、抓組織建設，這是執政黨加強執政地位、保證執政能力的第一要務。所以，和我們農村工作相結合的是，中央2005年的一號文件強調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很多人説，中國還是一個完善的法制國家，法制不可能絕對化，我們是單一制國家，唯一的執政黨就是中國共產黨。法制必須體現執政黨的意志，執政黨也要在法制的框架下開展工作，便並不意味執政黨的每一個條文都要完全適應。因為法律是按照執政黨的意志修改的，甚至憲法，哪一次修憲都是由中共中央提出修憲意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也是黨組織，中央作了決定，黨組織是不講民主，黨組是選舉的，黨委是任命的。黨組織是執行機構，黨委是要講民主的，但中央決定，全國人大黨組必須執行。在本黨執政的條件下，提醒在座的各位黨員，任何時候不要忘了，改革都是為了加強執政黨的執政地位。如果象李昌平那樣的悲劇在全國各地都發生，那就意味着中央七常委的尚方寶劍沒有用。這個悲劇不是李昌平個人，是我們黨的，政令不暢。各地情況千差萬別，但如果沒有政令暢通的保證，真出大問題誰對付不了。新一屆黨中央、新一屆政府產生後，面對的象李昌平這樣的複雜局面，總得有個一個抓手，必須在職全黨一致、政令暢通的情況下，才能抓到位。所以我開始就説他昌平的故事，就是告訴大家，如果各地都出現李昌平這種情況，最後中央無可奈何，李昌平無路可走，按照中央的批示幹事都幹不成事，豈不要天下大亂？早在****同志沒有退出一線崗位之前，他説談到現在最大問題就是政令不暢。現在，胡錦濤同志成為中央的一把手，不僅是總書記、國家主席，而且是軍委主席，這次人代會開過之後，那就是中央軍委主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軍委主席，中國再次形成了完整的中央權威了。

　　下一步將要幹什麼？當然是要層層級級調班子。怎麼能不調呢？且不説部門利益雷打不掉，哪一級是聽高層的呢？舉個例子，2003年，全國各地反映，農民土地被各地政府和開發商以招商引資為名，大規模圈佔，全國一年土地減少將近2000萬畝。2003年終儘管經濟增長幅度不錯，九點多，但土地面積一年減少了 3000萬畝，本來應該在2010年我們的土地保有量是18.85億畝，結果2003年底一算帳，低於18.8億畝，也就是説我們提前七年把國家應該保留的耕面積就突破了。糧食播種面積下降到了14.5億畝。我們都知道，糧食是一個國家的基礎，若整體低於16億畝，國家就沒有經濟安全，因為糧食是基礎產品。糧價一漲，所有的其它價格都跟着漲。2003年秋收的時候，糧食價格本來應該下降，結果即不降，10月份開始上漲，拉動物價指數整體上漲。　　儘管中央強調放棄GDP的追求指標，轉變為追求綜合增長，強調五項統籌，強調“三農問題”是重中之重，但不管怎麼強調，都是上頭熱，下頭冷，各地仍然以招商引資為第一目標，競相對投資者開出零地價、零地租，倒貼“三通一平”轉讓，發達地區、沿海地區尤甚，象廣東珠江三角州沒地可轉了。廣東、江蘇的這些發達省，互相拼着，説我政府投資來搞“三通一平”，企業不花錢進入，地價你也不用給，然而結果強徵老百姓的土地，使得農村因為土地徵佔而發生的上訪告狀事件大幅度上升。這時候温家寶總理作批示，批了四次，要求各地執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要嚴查違規違法徵佔，但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對這個批示當真。接着，中央發了四個文件，強調“三嚴”，剛才説的，要執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要嚴肅查處土地違規違法徵佔，要嚴厲懲處在土地徵佔過程中發生的腐敗案件，我們叫 “四道金牌”，發了四個文件，有用嗎？沒用。中央在6月31日，召開全國電視電話會議，各省書記、省長對着電視攝像頭紛紛表態，擁護中央決定。結果是依然故我。那中央只好再採取辦法，派出由中央五部委聯合組成10個調查組到各個地區查處這些案件。

　　查處結果，第一組回來報告違規違法徵佔土地10.4萬件，可見已是普遍了。結果據説只有某省的某個縣的某個土地局長被撤職了。十萬多件的案子只撤了一個土地局長，而且據説是調查組前腳走，這位土地局長異地做官。你們如果誰換個位置到中央，當一當胡錦濤或温家寶，面對這種情況你們説怎麼辦？中央調查組彙報的時候，國務院領導聽完了報告，非常不滿，指示召開專家座談會，拿出治本之策。

　　開會請了四個專家，我是其中之一，上來我先説，我歲數大一些，50多歲，我説，第一，這不是耕地問題，這是政治問題，政治問題要採取政策，我説如果不拿一兩個雞來殺一殺給猴看，問題就解決不，我説恐怕得處理人，不處理人不行。接着在2003年11月份，我們自己開了研討會，就認為新一屆黨中央和新一屆政府成立之後，加強執政能力建設是當務之急。我們提的很及時，到了2004年的中央十六屆四中全會加強執政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問題就成了會議的中心議題，並且在2004年年初就出了“鐵本事件”（音），4月份出的，2月份我們就已經知道了，但是拿的太小，只是常州市的領導受了點兒影響，還是動作不大。接着，就是出點黑龍江那個大的，拿了一個省級、端掉了五、六百個處以上幹部。

　　這些辦法表明在以往的經濟發展中間，大家不要只看增長，看經濟發展勢頭是不錯，也不要説我們現在維持一黨專政如何如何有制度，這麼大的國家，政令不暢，要出大事，它直接的表現，除了我剛才説的，中央下了文件，作了批示，派了工作組都沒用，開電話會也沒用，除了這些以外，還有更為重要的，那就是社會公眾強烈的不滿。平均每天報到中央的大型的羣體性治安事件，象包圍政府、堵塞交通、掀翻警車等等，中央平均每天接到兩位數以上，一年這樣的事情大約在六萬起左右。咱們一年才三百六十五天呢。你們算算，如果你是總書記，你是坐得住還是坐不住，各地頻頻出事，這就叫經濟增長？因此中央提出和諧社會，提出科學發展觀。有人説口號提多了，我説不是，只要換位想想，如果你在中南海待著，每天都收到這麼多報告，難道你能夠熟視無睹嗎？最嚴重還有四川省委書記被圍出不來，幾萬羣眾，整建制地調武警，大家知道武警最大的編制是什麼對吧，怎麼樣呢，你能對羣眾開槍嗎，最後還是當地説服一些老黨員、老農民、老人們，進去把省委書記給保出來了。是護送來的，不是武警打出來的。所以和諧社會那裏面有一個根本東西叫做人民內部矛盾，你不能激化人民內部的矛盾，不能用對抗的手段去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昨天在車上和你們縣長和農委主任説了這個事兒，不光是農村出現這樣的問題，要淡化要冷處理，城市裏現在下崗職工下崗上訪，如果沒有安置好，他來包圍政阻斷交通，你怎麼處？必須承認他行為上有些不合適的地方，但你敢説你違法了，我把你抓起來。今天不是昨天，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首先是因為中央作出了重大戰略調整，以往那種追求招商引資、追求GDP、零地價零地租的轉讓資源，只要投資者來了就一派叫好，改了，從中央就改了。內外資税收是一致的，不許任何方面以低價向外轉讓資源。這段時間，相當多的東部民間資本，因為過剩了，開始到中西部來跑馬圈水、跑馬圈地，跑馬圈油、跑馬圈氣、跑馬圈煤，地方高興得很，政府歡迎，來投資啊，投資者是本地的主人啊，如這些投資者來了後，來跟政府要承包礦山，我沒那麼多錢，我先承包一個煤層，然後無證開採，也無通風、也不排瓦斯，然後強制引資單位與其籤生死合同，死一個人兩萬塊錢，等這些事全曝光了，地方政府全裝進去了，因為現在要求是20萬一個人，你説你招商引資徵的渺渺一點税收還沒徵到呢，就先賠人家了，一個人20萬，10個人就是200萬，所以各個地方隱瞞礦難，隱瞞死亡人數，甚至直接報失蹤。但結果只要查出來，有一個算一個，全部處理到位。所以現在的情況，我提醒，無論是部門的，還是地方的領導同志，到了該轉型的時候，跟不上轉型，你就找不着北，就不知道在幹什麼，按過去90年代的做法，今天再做做不下去了。

　　所以我不主張把招商引資的指標量化到各個部門（鼓掌），甚至不太主張出了事就一票否決，這些事都是有問題的。中央也一樣，從2002的中共中央十六大，請問各位中共中央十六大那個關鍵詞是什麼？你們都知道十四大的關鍵詞很簡單，叫市場經濟。十五大的關鍵詞叫資本經濟，十六關鍵詞徹底改了，叫全面小康，真正的矛盾就是90年代在經濟高速增長中間不斷拉大的，象城鄉差別那是首要差別、地區差別、貧富差別，這三大差別拉大必然導致社會不穩，政治動亂，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這個階段都是出問題，要麼是革命，要麼是大動亂。

　　剛才你們書記説我走過30多個國家，其實開會交流那只是一般的，都是會開完就走了，下基層了。我到很多發展中國家去，也是下基層的。去年七月份我在巴西，就專門去年大城市的貧民窟，今天我們講城市化，回來後我向領導同志彙報，我就説，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是靠大城市周圍貧民窟來實現的。如果我們現在盲目地説要加快城市化，而沒有其它措施，那中國可能也要靠貧民窟來搞城市化了，我請問這個貧民窟我們是要還是不要，如果你説要，我接下來的第二個問題，貧民窟那就是黃賭毒氾濫，黑社會控制，沒有法制可言，你要還是不要？問題根本不在於你想不想加快城市化，而是城市化經驗過程是什麼，理論上你可以講，大規模動員農民進城，然後把農村的土地私有化賣掉到城裏去，賣土地能賣多少錢，到城裏你還不是貧民嗎，如果我們國家的城市化也象其它國家發展那樣，靠大型貧民窟來加快城市化，其結果就是動亂。

　　最簡單的例子就是印度的孟買，孟買也是老的殖民城市，也是曾經被稱為東方明珠的大港，現在上海發展那麼快，為什麼孟買落後呢，看上海大拆大建，短短几年就搞起了浦東，孟買也搞，上哪建，孟買到處是數百萬人規模的貧民窟，而且它土地是私有化，貧民在城市只能搭棚子臨時棲身，只能沿鐵路、沿公路或沿公園附近，那是公有土地。所以在孟買街頭，連十字路口警察站的地方，都有沿牆搭的破紙板、破鐵皮的棚子，那叫什麼市容啊，那叫什麼投資環境啊，孟買它也要發展，要把鐵路改成雙軌，要提速，那你動一動兩邊的棚子試試，幾百萬人起來了跟你幹，發展下去就意味着動亂，但它不改善基礎設施就沒有投資，這不是兩難局面嗎？結果孟買動用警察去拆棚子，引發了動亂。

　　我説中國好就好在不象那些發展中國家，但我們就是很快速地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朱老闆在台上把中國的高速公路一扯，就扯到了世界第二，象扯麪條一樣，但你知道這高速公路佔多少地嗎？過去一直不批就是因為大量佔用耕地，朱總理這麼一扯就扯出一系列圈地運動，造成今天許多高速公路説是收費還貸，實際連還農民的占房款都還不起的，矛盾一直扯沿路都發展成了工業帶，第二波圈地運動又起來了。這樣搞沒有印度孟買的那種煩惱，一鬧保不準就是民權組織抗議。中國這樣的事情少得多。但是你過分啊，一年佔3000萬畝耕，連糧食安全都保不住，還在嚷嚷招商引資行嗎？所以中央改了。

　　每一屆三中全會都是新一屆政府搞政策的會議。**一中全會成立決定中央人選，二中全會決定國務院的人選，三中全會就是新政府決定政策。**懂政策就要懂三中全會。十六屆三中全會響應十六大，全面奔小康，導向是放棄追求GDP，提出綜合增長，可持續發展和五項統籌。特別是五項統籌立即引起社會各階層不同利益羣體結構的複雜反映。首先是大多數地方官員不理解，你不是講發展是硬道理，怎麼現在又不提了呢？中央講的是綜合發展，沒説不提；再説你改變了GDP指標，理論界也説GDP是個好指標，大部分人不接受，沒有指標，沒有考核，所以一時半時轉不過來，2004年中央宏觀調控時，我到各地去調查，90%以上的幹部、知識分子、企業不理解，只有少數幾個地方跟得很快，甚至對宏觀調控持敵視的反對的態度。

　　去年七月份我調研了一些地方後，中央召開專家座談會，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們，還有幾個專家坐在中間，兩邊全都是各部委的負責人。請的七個專家，我也是一個。到會的專家至少一半對宏觀調控持否定態度，我直截了當：總理啊，據我在各地調查，不同意見在各地是普遍的。我説我建議一方面加強宏觀調控，一方面對地方的發展要求要採取給出路的政策，不能卡死，卡死就理不順。最後總理講話，説我知道認識不統一，我認為是正常的，我現在有信心了，到兩會的時候，我會給大家一個滿意的答案。他當時還是比較堅定的。果然，到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你們年電視可以看得到，台上温總理的聲音非常響亮，對於去年的宏觀調控作了許多評價，那邊中央電視把我叫到他們的直播室，搞兩直播，不經過任何領導審查，我説什麼就直接播什麼，搞了一天，就是評價兩會開幕，對今年內的宏觀問題如何分析，對政府報告如何評價。

　　從這些調查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90年代以來的單純追求GDP的增長，已經被2002年中央十六大以來的一系列重大戰略轉變給改變了，接着我們説三中全會強調的綜合發展、五項統籌到2004年初，就變成了科學發展觀這種新指導思想。科學發展觀提出的同時很多人依然是不理解，普遍不適應。這是十六屆三中全會以後的重要指導思想，因為大家不理解，所以召開了省部級領導幹部的研討班，在中央黨校，由曾慶紅同志主持，温家寶總理作長篇報告，暢述科學發展觀，統一黨的高級幹部的思想。

　　但是經濟發展是有規律的，他不可能是省部長在中央學校一表態各地就跟着轉變了。所以2004年中央的另外一個措施就是加強宏觀調控。在兩會上中央政府提出的具體都有極大的下降。比如説經濟增長，2003年經濟增長是9.6，2004年提出7%，投資增長率和進出口等都有下降，這些表明中心明確地要壓速，領導講話中很清楚，我們要剔除經濟增長中的不健康因素，要最終實現可持續發展，以往的經濟增長是粗放型的，造成的社會矛盾太嚴重。

　　2002年温家寶就説過，離全面小康這個大目標實現還有整整18年，我看重點難點都在農村。接着2003年一月份，中央召開農村工作會議，胡錦濤總書記就強調“三農”問題是我們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上頭熱，各部委、基層繼續是涼，當時中央擬將公共開支重點下投到縣以下基層，但是中央這個文件各個相關部委不簽字，不同意，最後快要開會了，文件出不來，胡錦濤同志當時帶領在家的常委以示中央重視三農問題，他在政治局會議上説，這個文件不必再討論，我拍板，就這麼定。按説中央總書記一把手拍板的事情，就象李昌平在他所在鄉一把手拍板了，執行嗎？

　　我半年後安排記者到各部委去調查，四大部沒有一個部委執行這個文件，教育部説他90%以上投資在城市、在大學，農村基礎教育投入多少，只有百分之七點幾，國家義務教育是有法律的，這個義務是誰的，是政府的，現在轉嫁到農民頭上了，教育收費、跑冒滴露倒很多。國家教委不同意投資轉向農村基層，是因為那些在建的大學校園教學樓，不投資就成了爛尾樓，誰收拾，實際困難可以理解。

　　衞生部部在2003年發生非典中，中央要求把衞生防疫重點放到縣以下基層，放到農村去，不行，衞生部長撤職了，換吳儀親自兼也執行不了。非典要求建立防治系統，申報了50多億元的投資，還是投到縣以上了。這不能全怪中央，調查的結果，為什麼下不來，是因為鄉以下的衞生院全部私有化了，還有幾個鄉衞生院保留着是為農民服務的，還不都是為掙錢服務呢？村級衞生室也都是個體的了，怎麼投？聽説過把財政公共税收給私人嗎？違法啊。

　　同樣道理，文化事業開支它也難投入到鄉以下基層，無論是電影隊還是文化站全都是私有化了，站所的陣地都改成開買賣的、租房子的了，給誰啊？科技站有句話：遠看象要飯的，近看是農技站的，以經營和賣藥為主，也幾乎不起作用了。中央説要改，但基層矛盾確實比較複雜，就象李昌平到棋盤鄉差不多面對的局面。多年來不抓基層，不強調基層基礎的穩固，其結果就是今天這個局面。上面有好的願望優惠的政策但他下不去。

　　2003年胡錦濤總書記強調“三農”問題是中央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時還有第二個重要工作也是要給基層拿錢的，也拿不下去，國家以往給基層的投資，也投不下去，都給部門了。要把國家的支農資金投給農民及相關的小項目，請問各級政府各個部門你們能做得到嗎？當然做不到，不怪政府不怪部門，不是説你們思想作風不轉變，而是你們這兒有至少80萬的農業人口，至少得有近20萬户，至少得有幾百個行政村，自然村恐怕有上千個（不瞭解情況，估計的），該給誰呢？給這個村不給那個村，他不鬧，一鬧不就出事了嗎？我們多年來不重視基層建設，除了一些收費的熱門部門外，其它的都是處於癱瘓或半癱瘓狀態，村級經濟組織幾乎沒有，剩下黨政組織也沒有一種健康的良性的組織發展起來，基層一級只是疲於奔命，中央想把錢下到鄉以下，下不來。

　　象我們貧困縣，發展缺資金，但要知道，我們國家整體上是缺資金的，但中央是捧着個大燙手的山芋，連財政資金到去年底的時候都是過剩，也不知往哪發。給我們？憑什麼？給縣政府，中央又沒有這個精神。為什麼我們現在上下不信任，是因為我們基層有大塊工作欠缺，就是農民得不到實惠。你説你能，他不信。多年以來，上面許多好的政策設想，都不能落實下去。

　　這不能怪上面沒有善良的願望，也不是上面沒錢，國家銀行系統至少6萬億元貸不出去，他還得付給人家存款利息，所以銀行系統為了自己少賠一點，壓低存款利息，你還存，我就徵你利息税。我們國家是世界上存款率最高的國家，大約佔百分之四十，我掙一塊錢拿四毛錢存銀行，花只花六毛錢。百分之四十的存款率，銀行能不着急嗎？貸不出去呀。民間資本也是嚴重過剩的，找不到出路的。我説不要以為今天還是資本稀缺，我們招商引資就要低三下四，錯了，今天誰有資源誰就趾高氣揚。你招商引資只要你説有多少資源，根本不用發愁資金。

　　我們工作找不到抓手，是因為八十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九十年代以來的招商引資，在過去的行為和思維慣性中沒有轉變過來，如果再按八十、九十年代的搞法再搞行不行呢？應該説連發達地區都搞不了。而且越是曾經高度發達的地方轉型越困難。比如廣東，過去吃地租，現在地租沒了，珠江三角洲沒有地了，過去吃勞動力的剩餘價值，勞動力的轉移成本他不管。受欺負、少薪水，過分變相的擠壓結果也導致了民工荒，老百姓不來了。全國的勞動力流動總量增加，但那些對勞工待遇太壞的地方，勞工不去。吃勞動者剩餘價值的辦法行不通了。

　　到廣東講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有點兒……它是落後的，是早期的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這是不可能長期延續下去的。因為直接剝奪地租剝奪勞動者剩餘價值，是典型的資本主義早期原始積累，這導致了廣東的惡性病根。《天下無賊》中葛優科得好：我最討厭你們這些打劫的，一點技術含量都沒有（台下笑）。廣東就是一點技術含量都沒的，粗放式，其談不上改革開放，只不過離香港近一些，香港將接受的日本製造業百分之八十五轉移到了珠江三角洲，變成了香港接單，廣東生產，外地人打工，把舊的土地變成了產房，吃地租。這不能説是完全意義上的改革開放。並沒有什麼經驗可循，而我們各地大量組織幹部團到廣東考察學習，學什麼？學打劫？（掌）

　　這種招商引資絕對不符合十六大以來中央的指導思想，這個變化很大。所以我説，我們確實要看到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看到中央正在做出努力改變過去那種粗放增長，我為什麼説一般的招商引資不行了呢，因為他確實過剩了，中國已經出現了一般製造業的過剩。現在一般製造業已經瀕臨破產或者已經倒閉的企業佔多少？ 60%。往往那些不發達地區來的企業家，很多他在發達地區企業面臨破產，奔不下去，地價高，勞動力待遇不好找不到，迫不得已要向欠發達地區轉移（地價低，勞動力成本低），應該是他來求啊，你不必求他。這種一般製造業在廣東已是市場嚴重飽和。2004年廣東的春季交易會，襯衫是論公斤賣，平均價格是一美元一件，美國市場被中國產品撐到什麼程度？平均每個美國人一年消費七件中國產的襯衣，十二雙中國產的鞋（一個月穿一雙），這不能當飯吃啊，誰能一年穿十二雙鞋，這不是嚴重過剩。

　　這種情況下，這些一般商品的生產，它還有前途嗎？它只有拼，比價格，但在廣東不可能再低下去了，以致於有單子來我就生產，就招工，沒單子來，繼續關門，工人的要求什麼都不管，廣東的勞動部門拉着企業老總的招工團紛紛來內地招工，這種人我們能給他嗎，回到家他總會找你算帳的。我們社科院在廣東做過調查，發現90%的地方官員，主觀上不執行勞動法，因為是無記名的調查，他説的是實話，因為如果我執行勞動法，嚴格執行合同，保護勞動者權益，我就無法招商引資，我這個地方產值、税收都下降。面對複雜局面，不僅是部門利益雷打不掉，甚至是地方利益雷打不掉，比如廣東、珠江三角洲這個集團，這個利益集團就代表着本地的利益。你讓他代表中華民族的利益，他不能代表，所以我們要提高警惕。大家如果認同黨的十六大來以來的戰略轉變，就要認真考慮我們基層如何來做好工作。那麼我就來講一講不同的地方如何穩定鄉村如何開展工作，交流一點經驗。 

​　　經驗歸納起來，不外乎兩大類，第一類就是自上而下。基層矛盾如果複雜化，上訪告狀的多， 後進村多，基層工作班子建不起來，這種局面在傳統落後地區比較普遍。有一個地方的做法比較有效，已在很多省推廣了。最初是福建省委組織部的一個副部長叫李超的，開始他到閩北山區一個農業大市當市委書記，有13個縣市區，674個後進村，上訪告狀弄得政府無法工作。他是組織部出身，來了後就在市委組織部建了一個下派幹部辦公室，把幹部的三分之一安排到這些後進村去當村支部第一書記。我們這個黨的好處，正象江澤民同志説的，他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我不能下派村委主任，但我能下派黨的幹部，因為每一個黨員在入黨宣誓的時候，誓詞中都表示要嚴守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黨的組織紀律你必須遵守。基層矛盾非常突出時，象李昌平這樣本鄉本土的幹部管不了，上隔一級下派一個，這是外來的政治資源，它跟當地的任何派性任何歷史的瓜隔、任何宗教勢力沒關係，容易辦成事。來了後，挨愛挨户吃派飯，所有的開支原部門負責，不從村裏拿一分錢，而且一定三年，不許回來。組織部是管幹部的，幹好了，就地提拔，幹不好就地免職，這可不是農委，也不是農業局，是組織部。組織部長來當市委書記，就用組織部門來解決後進村問題。去了後就跟毛主席早年搞土改一樣，等於是來了工作隊，訪貧問苦，吃派飯，又不拿村裏一分錢，老百姓都説好了，來了個青天。那些幹部也清楚，幹好了提拔，幹不好就地免職。他的考核是由上面考核。還真能解決問題，上訪率大幅度下降，後進村面貌大幅度改善。象黑龍江一次性拿掉這麼多幹部，幹部資源不足，全國組織幹部支援黑龍江，我過去的一個同事在中央工作，這次也去支援黑龍江了。黨的一元化領導在關鍵時候起作用了。自上而下解決了問題，同時派科技部門幹部到這些村當科技特派員，幫助老百姓開發山場資源，幹好了給獎勵，幹不好對不起你也要付出。接着就派流通助理、金融助理下去，相關部門做好配套服務。這種自上而下的辦法是靈的（我們許多官員歡喜和知識分子聊天，那叫禮賢下士）。這個事第一次是我自己和幾個部門的同志去調查了幾個點。第二次，我派人去調查的，負責人就是李昌平，他熟悉基層。他回來説一是真的，二是有效。第三次去調查是總結經驗。是兩個青年學者關於歸納總結，蹲了20多天，回來後寫了幾萬字的報告，形成經驗。現在湖南、廣東好多地方都在自發地推廣。這個李超同志已安排為副省長了，可能還要提升為副書記。這個自上而下的辦法關鍵一點是市委一把手掛帥，組織部操作，是決定性因素。 

　　第二個經驗也簡單，叫自下而上。基層創造經驗是有效，大家不要一籌莫展。我們在基層調查研究感覺到的好經驗就是講實際，少談理論。中國農業大學一個年輕的女副教授，因為該大學和河南開封市掛鈎，其下屬十幾個市縣全都有該校下派的幹部，她當時籤合同後派的是焦裕祿工作的地方蘭考縣，約130萬人口，這地方最大的問題就是黃河河牀比老百姓的地高6-20米，地上懸河，一發大水就是一大片。水患比我們縣還嚴重。過去是風少遍地，水患頻繁。也是國家的貧困縣，和我們縣有相似性。（我先講自上而下因為其見效快，但自下而上是個慢變量，需要我們幹部能耐得住性子，慢慢去工作。）這個女教授到縣裏後當副縣長，縣裏對她的希望當然是招商引資了，動用你在北京的關係幫我們介紹。但她畢竟是老師，關係不是太多。她説我就做點別的方面工作。她到村裏把那些婦女組織起來，搞那些腰鼓隊、老齡協會、婦女協會、合作社什麼的，還直接組織學生直接到村挨家挨户訪問。她還動員縣裏的人大政協幹部到村裏和老百姓多接觸。老百姓高興，多年來沒誰關心啊，這一活動聯絡，就把村裏的良性因素激活了，黨員的組織性意識強了，村裏的各種樣的精英分子有了一展身手的機會，也調動了許多婦女的積極性，和村裏對抗的人少了，村裏的組織也健全了。有一男的嗜賭，夫婦倆常因這個鬥嘴吵架，但婦女協會來了，阻止了。哪個地方都有這些個破事。調解工作不可能靠一個村主任，大量的農村實際工作要靠羣眾組織來解決。基層局面非常複雜。秋菊打官司就是説明這一點。要學學這個女副縣長，理順羣眾情緒，組織羣眾合作社等多種羣眾自發的合作形式，自下而上的形成組織，培育良性機制，解決自身問題，減少對抗，增加對話，接受上級投資，與發展經濟結合起來，農村的和諧社會就一定能實現。農村最容易實現和諧社會，免除農業税後，完全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不象城市，因為城市裏有大量資本家，他和勞工是對立的。 

　　毛主席説過，我們應該相信羣眾相信黨，這是任何時候都是千真萬確的不變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