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為什麼需要讀懂毛澤東_風聞

**1.**一個奇特的現象

       如果細心觀察，你會發現一個奇特的現象：古今中外，國家或個人獲取極大成功後，往往會選擇掩蓋、包裝整個奮鬥歷程，使其成功的關鍵變得撲朔迷離。比如漢高祖劉邦的團隊直接宣稱劉邦是“赤帝子（炎帝之子）”、“斬白蛇起義”；《明史·太祖本紀》記載：“（朱元璋）及產，紅光滿室。自是夜數有光起，鄰里望見，驚以為火，輒奔救，至則無有”。國家也是一樣，19世紀英國人在通過奴隸貿易和殖民掠奪完成資金技術積累後，便開始宣揚“自由貿易”理論掩蓋其發家史，《國富論》遂成為“經濟學的聖經”。美國人現今也是經常自詡為“山巔之城”、“上帝選民”……

      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針對英國人虛偽的“自由貿易”理論有過精闢的論述：“當一個人已攀上了高峯以後，就會把他逐步攀高時所使用的那個梯子一腳踢開，免得別人跟着他上來”。李斯特的巧妙比喻很好的解釋了為什麼國家或者個人取得巨大成功後都會掩蓋其發跡史！

    “凡有的，還要加倍給他叫他多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可見落後國家或者普通人改變命運是極其困難的。弱勢羣體想借鑑“成功經驗”幾乎成了不可能的事，所以很多亞非拉國家把憲法、國旗、體制都複製成歐美的國家樣子，依然貧困落後；普通人把《巴菲特傳》、《李嘉誠傳》倒背如流也依然改變不了人生命運。因為這些成功人士早已把當年奮鬥過程中的“足跡”清理的乾乾淨淨了，你再想從中“窺探”其中的奧妙必定是水中撈月、緣木求魚。

2**、凡事都有例外**

       但是凡事都有例外，世界上居然就有這麼一個人願意把自己幾十年奮鬥的事實、邏輯、經驗原原本本不加掩飾的公佈出來——怎麼建立完整的世界觀、方法論（《矛盾論》《實踐論》）、怎麼正確開展學習工作（《改造我們的學習》）、剛參加工作怎麼去除身上“學生腔”“幼稚病”（《反對本本主義》）、怎麼開展調查研究（《尋烏調查》《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怎麼在工作中寫好文章材料（《反對黨八股》）、怎麼組織羣眾發動羣眾（《關心羣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怎麼搞好宣傳工作（《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怎麼在困難時樹立信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怎麼團結一切朋友打倒敵人（《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怎麼開展領導工作帶領好一個團隊（《整頓黨的作風》《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怎麼運用辯證法思想對事物發展做預判（《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等等——總而言之他在教授你一整套怎麼看問題、怎麼解決問題的理論體系，也就是曾今成功指導他幾十年社會實踐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説到這裏想必大家已經很清楚了**——**這個人就是毛澤東！

可以説古今中外找不到第二個人能**“手把手”**教你如何處理在工作生活學習中遇到的各種問題，也沒有哪種理論思想能用這麼通俗易懂的語言去闡述極其深刻的社會道理，更沒有人願意把自己成功的世界觀、方法論拿出來和普羅大眾分享。

      3. 世界觀、方法論決定命運

        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決定人與人之間形成巨大差距的本源，它決定了每個人怎麼看問題、怎麼解決問題，也就決定了每個人思考角度和行為方式。**今天我以解放戰爭為例，來分析為什麼中共僅僅用了三年時間就徹底打敗了處於絕對優勢的國民黨呢？**我們先看看國共兩黨領袖在戰爭初期各自的戰略指導思想——

         “因此我們作戰的綱領可以説是先佔領據點,掌握交通,由點來控制線,由線來控制面,使匪軍沒有立足的餘地。”這是蔣介石在1947年5月向軍官訓練團第二期全體學員作《匪情之分析與剿匪作戰綱要》報告時的講話。按照這個戰略思想蔣一步補充道：“大家要知道：過去時代的流寇，只有兩種本領：一種是負隅，憑藉險阻，頑強抗拒；其次是流竄。…… 但現在的情形卻完全不同了。交通如此發達，武器如此進步，無論什麼險阻，經不起飛機的轟炸，無論流竄如何迅速，趕不上火車汽車，所以流寇是無法存在的”。

    而毛澤東的戰略方針幾乎是相反的，1946年9月毛澤東向全黨全軍作出《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指示，其中明確到：“集中兵力各個殲敵的原則，以殲滅敵軍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地方為主要目標。”為了貫徹這一戰略方針，中共在必要條件下甚至主動放棄了“革命聖地”延安，當時相當多幹部不能理解，針對這一情況毛澤東説了那句極具辯證法思想的“名言”——“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通過國共兩黨領袖戰前思想動員的講話可以看出，國共兩黨的戰略方針存在極大差異——**一方把天險、交通、武器（甚至列明瞭飛機火車）等因素作為勝負的關鍵，另一方僅僅抓住了一個因素——就是“人”。**為什麼兩黨的戰略方針存在這麼大差異呢？歸根結底就是毛澤東為為首的共產黨和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世界觀、方法論的根本不同：

      中共從井岡山革命開始就長期處於絕對優勢敵人的圍剿圍困中，殘酷的鬥爭讓中共清醒認識到只有緊緊依靠廣大羣眾的支持才能獲取源源不斷的幹部、兵員、物資、情報等，才能生存發展壯大，毛澤東在《關心羣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總結道：“我們要勝利，一定還要做很多的工作。領導農民的土地鬥爭，分土地給農民；提高農民的勞動熱情，增加農業生產；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發展對外貿易；解決羣眾的穿衣問題，吃飯問題，住房問題，柴米油鹽問題，疾病衞生問題，婚姻問題。總之，一切羣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

最後他總結道：“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羣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羣眾。這是真正的銅牆鐵壁，什麼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而反觀國民黨從蘇聯援助“黃埔軍校”起家，僅僅在北伐時短暫施行過“扶助農工”的政策，成功後便以長江中下游大中城市為統治據點，內以江浙財團代表的地主資本家作統治根基、外以英美列強勢力做後盾，****使之確信列強、財團、飛機大炮才是“力量源泉”——至於普通羣眾在國民政府中是何種地位，我想白修德在《探索歷史》有很精準的描述：“我過了一年才發現，****‘國民’政府中英語講得十分流利的任何中國高級官員同他自己的人民是完全隔絕的，而且對本國人民、甚至對重慶這座古老城市一無所知，要向他們瞭解中國國內的事態完全是徒勞的。就是這樣一批人，在日常生活、思考問題、互相交談等各方面都使用英語——除蔣介石以外，人人都是如此。”

      這就不難理解，為何距離9.18事變發生已近十年、首都淪陷已四年的1941年12月9日國民政府才正式對日“宣戰”——因為1941年12月8日，美國對日宣戰了，國民政府“抗戰”的決心來自於美國，而不是人民。

《劍橋中華民國史》在“南京政權的意識形態、結構和職能的行使”這一章節中有過深度剖析：

       “南京政權之虛弱，還因為它在社會上缺乏穩固的基礎。所有強大的現代民族國家的一個特點是，人口相當大的部分被動員起來支持政府的政治目標。而國民黨人在重視政治控制和社會秩序的同時，不信任民眾運動和個人的首創精神；所以他們不能創造出那類基礎廣泛的民眾擁護，在20世紀，民眾擁護才能導致真正的政治權力。

       由於存在這些固有的弱點，南京政權有時不得不勉強地遷就現存社會秩序的領袖，最顯著的是地主和資本家…..**事實上，資本家和地主的利益有時的確與這個統治政權的利益頗為一致。**例如，由於地主的反對，南京政權甚至對温和的減租法令也不予執行。而且，南京的領導人有時竭盡全力維持地主制度。例如，收復了共產黨人曾實行土地重新分配的那些地方以後，國民黨人的慣常做法是剝奪耕種者，把土地歸還原地主…..

      南京政權也與國內更有實力的銀行家關係密切。在把重要的土地税徵收權交給各省之後，中央政府從未設計出一種以税收或國營企業支持財政的辦法。因此，它就借款，政府歲入約有1/5來自公債或銀行貸款和透支。所以，南京政權一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賴銀行和銀行家。而銀行則從這種關係中獲得巨大的利益，特別是因為政府通常以低於面值價——往往僅為面值的60%至75%——把公債出售給他們。這樣，銀行給政府貸款往往可得12%到25%的年利潤。許多同時代人，從而斷定國民黨政權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 的確，資產階級及地主階級的利益與南京政權的利益是部分一致的。它們都反對社會革命，都害怕共產黨，都對動員農工表示懷疑。”

（圖為拴着“鐵鏈”的壯丁運輸隊）

      所以從上述可以清晰看出：

   （1）為什麼毛澤東確信“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因為“資本家和地主的利益有時的確與這個統治政權的利益頗為一致”，國民黨從沒有對佔中國80%以上人口的農村、農民進行過絲毫變革，更談不上信任人民羣眾。所以失去中國廣大羣眾的支持，國民黨的兵員只能打掉一點少一點（兵員補充甚至靠“抓壯丁”）、列強援助的物資消耗一些就少一些（需要不斷出賣國家利益獲取）。****

     **（2）**為什麼毛澤東又堅信“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因為廣大農村是共產黨的天下、人民羣眾支持共產黨，共產黨通過土地改革、普及教育、改善羣眾生活等完全把中國最大多數的民眾動員組織起來了，國民黨統治勢力對於小城市、鄉村根本無法觸及，共產黨暫時放棄一些城市，但是仍然可以從農村源源不斷獲取幹部、兵員、物資、情報等無限量補給。

      但是蔣介石長期依靠浙江財團、英美列強獲取“成功”的社會實踐使他堅信列強、飛機、大炮這些才是真正的“力量”所在。今天很多學者“理性看待”歷史時，拋出所謂“蘇援論”、“美援遲緩論”、“共黨間諜論”、“中共金融戰”，何嘗不是和我們的委員長一樣？

      爾後三年的軍事鬥爭實踐充分驗證了毛澤東戰略方針的正確性。

      所以你看，國共兩大政治軍事集團產生不同的戰略方針主要因為各自的統治基礎不同，各自的統治基礎源於兩黨長期的社會實踐認識（方法論），兩黨的社會實踐認識源自於建黨的宗旨（世界觀）。

        不同的世界觀、方法論決定了國共兩黨的命運和前途，也決定了中國和中國人民的命運和前途。

      4**.一座精神富礦**

拋開政治軍事這樣的宏大敍事主題，他的這一套理論、方法對普通人真的有借鑑作用嗎？

改革開放時期湧現出的眾多成功企業家如任正非、馬雲、宗慶後、張瑞敏、陳天橋、雷軍等，無不承認自己從毛澤東奮鬥歷程和理論思想上汲取了極豐富的精神營養（篇幅所限不一一列舉）…**從邏輯上説，這些人奮鬥發展的階段多在八九十年代，那時正是“文革”結束後改革開放正“熱火朝天”的階段，加上“蘇東劇變”，傷痕文學和反思共產主義運動是當時社會思潮主流，社會上甚至體制內庸俗化妖魔化毛澤東正是“巔峯時期”。**這些人根本不需要為了企業發展“裝點門面”來説自己從毛澤東理論思想中汲取了營養。在這裏，有必要着重説下任正非。

我個人認為任正非應該是最深得毛澤東理論思想精髓的中國企業家，也是把毛澤東一系列理論成功運用到企業經營管理的大師，其語言風格和行為方式都深深打上了**“毛氏風格”**的烙印：

       部隊“學毛標兵”出身的任正非，將華為的管理思想，戰略方法等，都打上了“毛澤東思想的深深印記”，1995年12月26日（毛主席誕辰紀念日），任正非在公司大會上發表了《目前的形勢與我們的任務》（題目直接拿來用）；1998年任正非寫了一篇《華為的紅旗究竟能打多久》（題目稍微改動了下）回應當時公司的發展危機；同年，在華為舉行的“產品研發反幼稚大會”上，以《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為題發表講話，還用毛澤東對留蘇學生講的名言，鼓勵華為的年輕研發人員對未來充滿信心。尤其在企業發展過程中，任正非多次把“實事求是”、“羣眾路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批評與自我批評”、“農村包圍城市”等毛澤東的經典理論運用在企業經營戰略上，可以説華為的發展史某種程度上展現了中共當年的創業史、奮鬥史。對此任正非直言：

      “我對毛澤東的理解和傳承並不僅僅是形式上的模仿，**從毛澤東身上更多吸收到的是哲學思想方面的傳承，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辯證思維和自我否定的意識。**有人説，毛澤東軍事思想是專門為弱者提供的戰勝強者的思想武器……華為20年的發展，實際上就是一幕驚心動魄的弱者轉變為強者、以弱勝強的傳奇歷史劇。華為創業的階段談不上有公認的企業文化，毛澤東思想就是公司的思想。”

      2018年，舉國在為美國貿易戰的“大棒”深感震驚和恐懼的時候，任正非運用其高超的“外交藝術”、“語言藝術”，把毛澤東經典戰略戰術發揮的淋漓盡致，在關鍵時刻給了中國人民極大的信心和戰勝困難的勇氣，任正非一年多的時間裏頻繁接受BBC、CNN、《洛杉磯報》等多家權威外媒採訪，集中展現了一位冷靜、自信、智慧並富有感染力的“外交家”風采，下面讓我們領略以下他的“語言藝術”——

       當BBC記者問道，如果美國成功施壓其他國家，讓他們抵制華為，那會有什麼影響？

       他未表現出絲毫慌亂和惶恐，並流露出對美國霸權的藐視：“西方不亮還有東方亮啊。北方不亮還有南方亮。美國不能代表世界。美國只代表世界的一部分。”並對記者笑稱：“很感謝美國政府給我們做了一個很大的廣告，我們這麼一個小小的公司和這麼一個強大的國家機器PK，覺得無上光榮”。

      他義無反顧的把“紅旗”早早打出來，表示就是要“造美國的反”：

     “其實我們犧牲了個人、家庭，犧牲了陪伴父母……，這些都是為了一個理想——站到世界最高點。今天大家憋不住了，就喊出口號，要**“爭雄世界”、“世界第一”****。**以前我們是不允許喊的，為了這個理想，我們與美國遲早有衝突。”

      他不忘利用多家媒體做美國人民的“統戰工作”：

    “媒體不要老罵美國企業，大家多為美國企業説話，要罵就罵美國政客。我覺得有時候不分青紅皂白，一竿子打過去打的都是矮的人，其實高的人打不着。媒體應該要理解，美國企業和我們是共命運的，我們都是市場經濟的主體”。

        他告誡“戰友”們要在危機中看到希望：

     “我今天最興奮的是美國對我們的打壓。美國這樣一打壓，我們內部受到擠壓以後，就更團結，密度更強，更萬眾一心，下決心一定要把產品做好。”並幽默不失風度的説：“如果特朗普想來華為看一看，我會擁抱特朗普的。”

      當“孟晚舟受到美國和加拿大的政治迫害”時（任正非語），他絲毫沒有退縮：

     “其實我個人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並不覺得我的生命有那麼重要”，並不忘嘲諷對手：“如果我同時被抓，孟晚舟就不會那麼孤獨了！”

英國天空新聞電視台記者質疑他“入黨誓言”時（任是中共黨員），他理直氣壯的回應：“華為的理想和使命也是為全人類服務，比如，在非洲很艱苦、很荒涼的條件下，為非洲人民奮鬥，不是為了掙錢，**體現的就是為人類在奮鬥，而不是像華爾街為金錢奮鬥。**我們為了理想而奮鬥，奮鬥很有成效。這就履行了黨的委託。”

      任正非絕非“語言上的巨人，行動上的侏儒”。隨着美國逐漸收緊了“絞索”，華為上演了絕地反擊的精彩一幕——華為“B計劃”：華為宣佈自主研發芯片全部轉正，尤其是“雪藏”十幾年的操作系統“鴻蒙”高調問世，對於美國的震撼不亞於引爆一顆原子彈。任正非一系列避實就虛、虛實結合的戰略戰術讓美國陷入進退兩難、無比尷尬的境地——像極了舞台上只知拿着大棒威逼恫嚇的小丑！

      “中興事件”發生後，互聯網上可謂一片哀鴻，“美國（皇軍）不可戰勝”的論調塵囂之上（是不是像極了37年的抗戰）。正是任正非及其“戰友”們臨危不懼、沉着冷靜的用實際行動打破了“美國科技不可戰勝”的“神話”，可以説偶然性中有必然性。任正非充滿**“毛氏”辯證法的“鬥爭藝術”——理性樂觀又機智幽默、堅持原則又不失靈活，尤其是那種“泰山崩於前而色不改”的沉着、冷看驚濤駭浪的勇毅以及富有憂患意識的宏大格局，無不彰顯出“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閒庭信步”**的革命大家風範——

       這些不正是毛主席和他的戰友們曾經面對困難時的一貫姿態嗎？這些對工作學習有極大指導意義的精神、方法、經驗難道不值得學習嗎？華為從深圳一家修理電器的“路邊攤”起家，不甘做歐美企業的“代工廠”，依靠“獨立自主、艱苦奮鬥”精神，敢與全球強者爭雄、敢有徵服世界的遠見和情懷，短短30年間成長為讓一個超級大國都 “如鯁在喉”的“科技帝國”，“華為精神”儼然成了民族脊樑的象徵，這本身就彰顯出毛澤東思想強大的生命力！

     中國要是再有100家華為這樣的公司，何愁民族工業不能立於世界巔峯？何愁民族偉大復興不能實現？

但反觀當下，部分人只要一談毛澤東，就只剩下**“文革”、“大躍進”這樣的刻板印象，談論毛澤東彷彿是沾染了什麼“病毒”一樣，這種“病毒”叫“極左”、“紅衞兵”、“小紅粉”…其淺薄無知、邏輯混亂像是香港大街上的那些年輕人（我不情願用“廢青”****這樣標籤式語言）**。

       缺乏辯證法和獨立思考精神的價值觀教育是極不正常的，也是令人憂慮和警惕的現象。

       希望處於奮鬥中的有志青年珍惜這座思想的富礦，多閲讀、多思考、多實踐，你會發現一個完全不一樣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