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抗疫情的另一個重要敵人——信息傳染病_風聞

中國對抗疫情，總結出了另一個重要的敵人——信息傳染病。

“扭曲的信息”是客觀的存在。因為不安，大家總是被聳人聽聞的消息所吸引，這是人的本性。在新冠病毒傳染的同時，憑空捏造的、製造恐慌的“病毒信息”也在傳染。不光在中國，在全球都有規模性“謠言”出現，比如“XX地區失控”，和SARS如出一轍的“生化兵器”的陰謀論。

有些“病毒信息”來自無聊的人，而有些，則是某些心懷叵測的人惡意煽動人們的情緒。比如之前有微博網友“實名舉報武漢病毒所泄露病毒”。最後調查發現，有關李文亮妻子的謠言也是他搞的，這個網友是非法竊取了別人的信息進行“舉報”，目的是為境外反動網站做引流。

造謠儘管很可怕，但是傳謠者更可怕，恰恰是因為謠言被散播出去，並被一些不明真相的網友所相信，因此造成的損害才是加倍放大的。不管是什麼原因，傳謠者是可恨的，沒有傳謠者的傳謠，謠言也就會自消自滅。傳謠者的傳播，才讓謠言擴散，危害了社會，給國家和社會造成了不好的影響，也會給個人造成心理上精神上的傷害。

之前，有人一直在質疑武漢的抗疫能力，順勢還懷疑起了武漢乃至湖北的政府治理能力。事實上，在中國，武漢已經是中西部地區非常現代化的城市。其人口總量、城鎮化率、GDP總量、人均GDP、工業產值、規模工業增加值、城市財政收入、一般預算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社會消費品總額、人均社會消費品總額、商業、高新技術產業、科教等等政府治理指標，每一項基本都排中部地區的前兩位。

武漢的同濟、協和、亞心、武大口腔等都是全國知名的醫院，有着非常高的醫療水平，也具備為患者提供足夠醫療條件的資源。但是疫情期間，就連這樣的醫院都無法及時拯救患者的生命，不是因為武漢醫療水平差，不是這些醫院不給力，而是病毒變異的太隱蔽，傳染擴大太兇猛。其後，做出的武漢封城這一決策，可以説是非常有效的，但是遺憾的是有點晚。

武漢政府在最初的決策時候，恐怕是按照針對SARS的策略來應對這次的新冠疫情的。通過媒體報道，現在我們都知道了，新冠病毒導致的大面積傳染具有高度的隱匿性、傳染性，和SARS不可同日而語。但是，當時的武漢政府沒有人知道啊，至少是決策人還沒有獲得這個專業信息。武漢政府，乃至湖北省政府最開始的舉措確實有令人質疑的地方。地方政府決策者為避免社會性恐慌而表現出來的猶豫，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隨後武漢做出的自我犧牲，足以值得全世界的尊重和感激。

世衞組織總幹事譚德賽在第56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面對各國代表，直接反問：從137張隔離牀到1.4萬張隔離牀，世界上還有哪個國家能做到這個程度？政治化操作不會真正幫到我們。這個病毒會攻擊任何人，此時是全體人類在和不瞭解的病毒作鬥爭。

很多人在責怪當時的湖北省政府、武漢市政府的決策者，説啥的都有，但他們都是事後諸葛的見解。換位思考一下，恐怕讓任何一個人在當時的情形下決策防控措施，都會同樣地失敗吧。面對未知的疫情，面對全新的病毒，除非天時地利人運氣極佳，否則沒有人能夠做到首戰大捷。

現在，有的人質疑中國CDC（疾控中心），説誰誰誰怎麼樣。高福是CDC領導位置上的第一位院士，他的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囊膜病毒與結構免疫學，以流感為代表的新發、再發傳染病，研究重要囊膜病毒的分子進化特徵、宿主互作模式、跨種傳播機制以及病毒特異性的T細胞免疫與分子識別等。他不是專家誰是？但很遺憾，他不是決策者，更不是吹哨人。高福領導的CDC可不是那個直接向總統彙報的美國CDC。中國CDC只是國家衞健委下屬的事業單位，沒有行政權，主要職責是配合屬地政府做好防疫工作。這個部門的專家組去武漢沒有發言權的，只能提建議。什麼是提建議，你懂的，建議甚至不可能主導湖北和武漢的防疫決策。你有專業意見可以保留，可以寫論文，但你説的話要和屬地政府的宣傳口徑保持一致。所以很多人説中國CDC要改革，這話很對。

要知道，當時不止中國對新冠病毒的傳播速度始料未及，全世界都沒有跟上這個瘋狂病毒蔓延傳染的節奏。大家現在看看韓國和日本，還有歐洲的防疫部署。那些國家的政府可是親眼旁觀中國的抗疫全過程的，有充分的時間從中國疫情裏汲取經驗和教訓，來思考下一步的舉措，避免風險。但是，結果如何呢？是不是很眼熟啊。同樣的，韓國要保經濟，日本要辦奧運，意大利要防恐慌，所以他們的政府部門也沒有直面疫情重大，選擇了温和手段，甚至不斷向公眾説不要恐慌。

中國在疫情中所採取的措施，為整個世界都爭取了時間。即使這讓中國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這些措施有效減緩了疫情向其他國家擴散的速度。全世界的人們開始意識到，這場與新冠病毒的戰鬥，是所有人類的戰役。

請務必珍惜中國用大量寶貴生命爭取來的時間。讓我們的痛苦經歷，成為明天更加美好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