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羽才是秦始皇的“精神繼承者”_風聞

《大秦帝國》小説的敍事中，“秦制”虛擬的“國家”概念對“封建舊貴族”的鎮壓，所以，“黔首”是“大秦”依靠的“羣眾”，而“六國舊貴族”則是時時想着復辟的“壞蛋”。

問題是，可能嗎？

電影《秦頌》劇照

在《秦制貨幣的階級性》一文中，三解明確指出了“秦制”財政體系的內、外有別，所謂“內”，實際上是以“秦王”或“秦皇帝”為核心，以親近程度向外擴大的“差序身份”的圈層，是大圈套小圈的關係，這種“差序秩序”在中國古代王朝屬於常態，甚至在全世界的“家天下”也是通例。

但是，秦承周制，作為“貴族時代”的過渡期，“秦制”又有其特性，就是世襲貴族的存在與王官諸吏的並立，其身份圈層形態如下：

秦王

親貴：丞相、將軍、諸卿+五大夫以上高爵侍從；

；

縣令、丞，

郡縣吏：郡卒史、縣諸官、縣令史；

大夫、士：地方有爵豪強及歸義戎狄君長，可補為吏，戰時為“士”；

少吏：斗食、佐史之下的“基層吏員”；

黔首：戰時為“屯卒”；

徒隸：居貲等債務奴與司寇、城旦舂、白粲等刑徒及官奴婢。

財政關係則不同：

內：秦王——御史大夫、內史、少府——御史（執法）——縣令、丞——縣諸官、縣令史——少吏——徒隸

外：丞相、將軍、諸卿（均無秩）——卿——大夫——士——黔首

內，就是為“秦王”賺錢，靠“秦王”吃飯的人，也就是“有秩吏”和“徒隸”；

外，就是不靠“秦王”吃飯，靠爵位與封邑、授田吃自己的飯的人。

“內”與“外”又不可能是相互隔絕的，“外”又要以一定的機制與“內”合作，或者進入到“內”的系統，這個機制結構的上半部分，可見賈誼《新書·官人》：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

這裏的“王者官人”，實質上是“王廷”的定職，第四等“左右”之上的人物，份屬“高爵”，也就是頂級貴族，與他們的相處，就是“合作”。

電影《荊軻刺秦王》劇照

所以位尊“師、友”的將、相任命稱“拜”，為示鄭重其事者，還要築壇昭告，君臣互拜，**哪怕是大臣、左右，也是親貴為之，不可能像劉邦一樣“拜大將如呼小兒”。**

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梁人尉繚來，説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原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

《史記·李斯列傳》：

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遊説諸侯。

尉繚和李斯的計策差不多，都是用賄賂以離間諸侯合縱，一個是“三十萬金”，一個“金玉”，而秦王對於尉繚的態度，也是“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又帶了與“豪臣”的交往方式，也交代了秦王對“國士”的態度。

正因為如此，為了爭取合作，“秦王”主導的“內”，就要用貴族階層認可的“真錢”、“寶貨”來與他們交流，獲取“真錢”也就成為“內”財政（日本學者加藤繁將西漢的類似概念命名為“帝室財政”，內涵區別較大）的最大訴求。

而三解在《秦始皇為什麼那麼“累”？》一文中早已考證過，“秦制”下的“縣廷”實為“王廷”的功能分裂，以令、丞、尉為“秦王”的分職代理，以“令史”主導的數據“上計”來掌握信息，以“郡守府”、“郡尉府”為“縣之監”，至秦始皇時，又派出“御史執法”分“郡”之權，直接介入“縣廷”之“上計”，進一步分權。

所以，“秦制”的原始狀態，實際上是“都”—“縣”二級，“縣廷”只是“王廷”的權力觸手，這也是中國歷史上最接近真正“中央集權”概念的時代，而之後的2000年“郡縣制”實際上是在東漢“以郡為國”的“半封建轉授權體制”**（以後會詳細解釋這個概念）**的基礎上發生的演化，與“秦制”關聯不大。

正因為“王廷”與“縣廷”的關係是這樣，所以，“秦制”本質上一直面臨一個貴族“在都”和“在縣”的兩重性問題，“高爵”的頂級貴族“在都”，“低爵”的大夫、士“在縣”，各自“入廷”服務，也就形成了事實上 “仕途”隔絕，二者唯一的合流，也只有“戰爭”，而這個功能，恰恰是“周代”的遺產，而非“秦代”的創造，在“天下已定”後，這個利用價值也在喪失。****

**不過，“縣廷”對於“本經濟區”或稱“小貨幣區”的主宰是絕對的，**也就意味着，“低爵”貴族一旦進入“縣廷”，掌握了實權，並結成利益共同體，就像蕭何與劉邦等人一樣，在經濟和行為上的“特權”難以估量。

電影《秦頌》劇照

見《史記·高祖本紀》記載：

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

過往看這條記載常從服飾、禮制出發，而從社會管理的角度來看，劉邦這個“亭長”絕非一般，因為在“秦制”下，人口流動被嚴格限制，黔首遠行甚至需要“縣尉”的批准，而從“沛到”“薛”不但是“跨縣”，還是從“泗川郡”到“薛郡”的跨郡行動，他可以派一介“求盜”去求購製作，可見其“隱權力”之重。

恰恰因為這些史書沒有明言的細節，從“單父”躲避仇人移居沛縣，還是沛縣令的朋友，沛縣令甚至曾經想求娶他的大女兒呂雉，他都拒絕了，反而對劉邦的“謁”鄭重其事，酒宴後還要嫁女，這都不像是初次相識能夠做出的決定，更像是主動結交。

**不僅如此，在劉邦起兵之後的核心團隊成員，雖然常被稱為“豐沛集團”，但其主要幹部，卻以沛縣出身的居多，**而劉邦本人家族三代定居的豐邑，卻只有一小部分元從，且並非一直跟隨，而是“入漢”後加入。

要知道，這個區分實際上與“地域”有直接的關係，豐邑多為魏國大梁移民後裔，而劉邦在稱帝后，家廟仍以“梁巫”為主，楚巫為輔，説明其本人的身份認同偏向“魏人”，早年至外黃與信陵君門客張耳遊數月，後來為信陵君立陵户，都説明了他的個人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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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的初始團隊核心幾乎都是“故楚人”，他自己打的也是“張楚”的旗號，奉“張楚王”陳勝的正朔，都説明，劉邦的“團隊凝聚力”並不是簡單以“鄉土情誼”構建的，而是另有一套的“權威系統”。

而他起兵後向“薛郡”，尤其是“單父”、“定陶”、“宛朐”、“亢父”等地的擴張，都應與呂氏家族的幫助有關，甚至在“宛朐”直接得到了陳豨所領500人的響應，這就説明，呂氏家族也早就在佈局“反秦”，沛縣的劉邦，可能只是和宛朐的陳豨類似的風險投資對象。

更重要的是“沛令”，蕭何勸説他反秦的時候，他非常積極，召回在外的羣盜子弟也並不反對，偏偏得知領頭者是“劉季”時，“恐其有變”，後悔了，還要誅殺蕭何、曹參，這些都説明，劉邦在沛縣絕不是一般的人物，甚至在沛縣令的心目中，這個人甚至會對自己的“反秦”領導地位產生威脅。

電影《荊軻刺秦王》劇照

類似的人物還有項梁，儘管他的“對手”是會稽假守殷通，其活躍的區域仍舊是郡府所在的“都縣”，所以事後還要派兵“循下縣”，可見，他們都是“縣”中的“霸主”。

所以，不管《大秦帝國》粉怎麼看，項梁、劉邦、蕭何等輩，都是“秦制”的一部分，他們與王翦、李斯、蒙恬、趙高地位有高下之分，卻都是“秦制”的“自己人”，只不過地位高者要用尊榮、爵賞和黃金籠絡合作，而地位低者只需要給予官職、秩祿和“尋租權力”就可以驅使了。

恰恰由於這中間的地位有別，秦帝國的“帝室”才將“人身控制”和“爵祿驅使”視為理所當然，作為數百年的貴族之家，“帝室”養成了只將自己同類看作是“人”的習慣，所以，在種種政策之中，一直自下而上的侵奪底層的權利，也就是“不講規矩”，按照晁錯的説法就是先坑貧民，再坑富户、吏家，最後坑宗室、重臣，一步步把“自己人”得罪光。

其實，這種思維方式在“西楚霸王”項羽身上也有留存，就是對“上層人士”講規矩、講感情，對“底層社會”的利益訴求卻不屑一顧，所以，強調項羽的所謂“貴族精神”必然導致“分封制”也是不恰當的，在經過戰國時代數百年的“功利主義”訓練之後，戰國七雄中的任何一個的“貴族國家”也都與西周、春秋時代的“原始形態”大不相同。

堅持編户齊民的秦帝國，一樣對世襲血統貴族另眼相看，因為那是“同類”，而項羽的“異姓分封”和劉邦的“異姓分封”並沒有區別，在其治下照樣有“碭郡長”，也就是施行“郡縣制”。

**那麼，如果他是最後的勝利者，未必就不會重建一個“郡縣制”的帝國，甚至會比“底層逆襲”的西漢王朝更像秦朝也説不定。不過，**至少“吝惜爵祿”的他，不會創造出佔總人口1/5的“軍功貴族”階層來溶化“血統貴族”。

而這些“貴族”們的“無底線下沉”和“吏治帝國”的權力互動，恰恰是之後100年間歷史的“潛流”，推動着漢帝國，乃至於之後1000年的華夏文明向着更加“特色化”的方向前進，最終究竟是體制塑造了人，還是人塑造了體制，已經糾纏在一起，無從釐清。

或許，項羽能夠帶來另一種方案，令之後的歷史不會走向“漢制”，也就是“半封建轉授權體制”。

當然，這隻能是假設了，而歷史根本不容許假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