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副總統確診，這還不是最可怕的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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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擊中了伊朗副總統。在新冠肺炎被確診的名單上，多了一位副國級領導。

2月27日，伊朗官方通訊社即時披露出相關消息，給外界比較大的震撼。但從伊朗的權力架構，及新冠肺炎在其國內洶湧蔓延的態勢來看，這可能還不是最重磅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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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官接連中招

伊朗衞生部發言人2月28日表示，伊朗新增143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累計確診388例。此外，伊朗還報告新增8例新冠病毒死亡病例，總計34人。

近來伊朗上層人物接連“中招”，已確診並對外公開的，就有衞生部副部長哈利其、議會國家安全與外交委員會主席宗努爾、改革派國會議員薩德吉等7人；其中已去世的是前駐梵蒂岡和埃及大使哈迪。

這次被確診的副總統——瑪蘇梅·埃卜特卡爾（Masoumeh Ebtekar，59歲，輕症），負責婦女和家庭事務，雖在權力中樞，但不在要害部門。

“伊斯蘭共和國”是一個宗教領政的國家，行政官員在台前運作，宗教系統在背後監督；總統雖經直選，實權可參考俄羅斯的總理（目前是米舒斯京）。而伊朗副總統職數較多，地位不比美國副總統那樣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據伊朗媒體以及美聯社等多家國際媒體的報道，伊朗副總統瑪蘇梅·埃卜特卡爾(Masoumeh Ebtekar)，被發現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圖源：美聯社報道截圖）

相比國際知名度不高的瑪蘇梅（她是伊朗1979年劫持美國大使館人質事件的伊方發言人），**國際社會更關心的，必然涉及國家安全核心人物的健康信息。****而這在古今中外大多數國家，都是“不足為外人道”的。**換言之，官方披露到了副總統這一層級，你應該能“理解”背後有着系統性的考量。

即便各國政府窺探到什麼，也基本在情報圈流傳，在確認前不會拿出來説。當過情報頭子的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也只是含糊地説：“伊朗可能隱瞞了關鍵細節。”

普通人能做推測、判斷的依據，主要就是伊朗對外輸出的病例數，並參考當地議員“吹哨人”或網上爆料者的一些舉證類信息。

“黑箱實驗+概率論”的有效性，在多國科學家研判武漢初期疫情規模時，得到了檢驗。

2月23日，伊朗首都德黑蘭，市民戴着口罩出行

而依靠“密切接觸者範圍”去個案地猜，難免“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比如，傳言柬埔寨首相跟從郵輪下來的染病美國老太握手，就是搞錯了時間和對象的“美麗誤會”。

而韓國總統在“疫情中心”大邱、日本首相在記者會場合，接觸範圍內的個別人有“新冠嫌疑”或“密接史”是事實，但也需要具體分析和等待時間判明，一般來説沒到“直接暴露在感染環境中”的程度。如日本涉事的共同社記者，已被解除隔離。

事實上，“超級傳播”通常需要較密閉空間內的長時間/高頻接觸作為條件，而絕大多數患者的傳染能力還是很有限的。如同不能“離開劑量談毒性”，也不能“離開傳染力談接觸”。

即便伊朗“資深”副總統瑪蘇梅是在“確診前一天”，與總統魯哈尼共同出席了內閣會議——從BBC記者推特發的照片看，她的座位離總統相隔兩人——也不能遽下結論説，整個內閣已經被波及。

副總統瑪蘇梅在“確診的前一天”，與總統魯哈尼共同出席了內閣會議，中間僅隔兩人

信息時代，人很容易因“刷屏效應”和“信息繭房效應”，被“矇在鼓裏”或“帶到溝裏”。

相對於確診的消息“長腿跑得飛快”，排除嫌疑或解除隔離觀察的人數要多得多，卻不太受關注。意大利做了1萬多例核酸檢測，才篩查出幾百例陽性患者。但很多當地人被“恐慌情緒”傳染，蜂擁到醫院檢查。幸虧，當局留了“一天內搭建‘帳篷火神山’”的一手。

斯洛伐克總理因“高燒和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住院並上傳照片，被推特網民附會成感染新冠肺炎，當事人不得不呵斥“真是一派胡言！”

再打個不太恰切的比方——像印度這麼多人的國家，每年死800萬~1000萬，符合人口統計規律；也就是説，每天去世的就有兩三萬人，每個月就有65萬~85萬人老死或猝死。而全球至今過世的新冠確診者不超過3000人。

伊朗人紛紛到藥店買防護口罩（圖源：路透社）

但在聚焦效應下，一個新冠名人患者的去世，就能讓我們久久難以釋懷。

為什麼？時代的一粒塵，個人的一座山。命運的連接感、人禍因素的存在、被質疑縮水的死亡數字、從進了ICU病區就天人永隔的無力感，讓“死於非命”這一常見世態，變成了“不可承受之重”。

這就是地球村，東風搖百草、傳染大過天，讓我們開始關心一個8000多萬人口的中東國家的疫情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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禍起庫姆城

寧夏中衞確診患者的伊朗接觸史，從統計學規律上來説是必然會在中國出現的。

伊朗周邊穆斯林國家是受影響的重災區。目前科威特確診43例，巴林33例，伊拉克7例，阿曼6例，黎巴嫩3例，經流行病學調查，基本與去伊朗朝聖或旅行有關。

在這些國家檢測試劑普遍短缺的情況下，上述數字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跨國輸入型病例數，可以折射“黑箱”中的某些實情。

**在中國累計確診病例數已經超過7.2萬的2月17日，韓國的確診數才30個；**如今與伊朗隔海相望的巴林，一個蕞爾小國，就有至少33例確診，可以反推“疫情來源地”伊朗國內是什麼情況。

**伊朗官方最新的數字是388例確診。**但是加拿大專家3天前發表在MedRxiv網站上的研究成果顯示，伊朗感染者可能高達18300例，也可能介於3770例至53470例之間。

加拿大專家3天前發表在MedRxiv網站上的研究成果顯示，伊朗感染者可能高達18300例，也可能介於3770例至53470例之間

假如該論文可靠，按最保守的估算，伊朗現有的確診數，與實際感染數量也是相差13倍之多。

而往多了算，伊朗就是一個“大武漢”。韓國確診2000多例，“鑽石公主”號700多例，意大利確診600多例、死亡17例，都被它甩到老遠。

當然，這只是一種推測。你還可以琢磨一個問題：

為什麼在2月20日，伊朗官方確診數只有5個的時候，就有一個病例飛到了遙遠的加拿大？

加拿大得有多“冤”，才會在57個加拿大公民死在被伊朗擊落的客機上之後，又以這樣的概率，攤上這樣的“天降病患”？

2月26日，空蕩的德黑蘭街道

死亡病例數，也是一個重要的觀察窗口。伊朗官方迄今（截至2月28日）公佈的新冠死亡人數是34人。

這已佔中國以外全球死亡數字（67人）的39%。何況，這只是官方版本。

庫姆當地的議員法拉哈尼告訴當地媒體，在庫姆每天有10人死於新冠肺炎，直到2月23日晚上（也就是5天前），死者已多達50人。

而這一説法的否認者、伊朗衞生部副部長哈利其，24日在電視鏡頭前不斷咳嗽和擦額頭，次日被確診感染。

在一個視頻中，庫姆的“卡姆卡爾醫院”護士Alireza Ghasempour稱，她知道的一晚上就有8人死亡。

這還只是庫姆一地的（民間）不完全統計情況。

2月25日，伊朗衞生部副部長哈利其被確診為新冠肺炎。在前一天政府發佈會現場，哈利其站在政府發言人拉比伊身旁不停地擦汗，並時不時咳嗽

庫姆是什葉派穆斯林的聖城，就像天主教世界裏的梵蒂岡。庫姆省和德黑蘭省挨着，庫姆市離首都德黑蘭兩個多小時車程，就像保定與北京的位置關係。

從常住人口來看，庫姆只有德黑蘭的1/10不到。庫姆市人口約80萬，每年接待數百萬人朝聖；德黑蘭大都市區的人口估計為1400萬（市區約840萬），是整個西亞最大的都市區。

中央幾大高官被感染説明，德黑蘭極可能已經淪為“疫****區”。

庫姆輻射“什葉派新月”地帶，德黑蘭影響伊朗全國乃至整個中東。病毒沿着雙重網絡擴散，速度令人吃驚。

瀕臨裏海的伊朗小省——吉蘭省，新增病例全國第二多。該省25歲女護士Narges Khanalizadeh，據稱2月23日在醫院發病，已經離世。

圖為伊朗吉蘭省25歲護士Narges Khanalizadeh，其同事稱她於2月23日在醫院發病，已經離世

伊朗衞生部官員米努表示，新冠病毒的傳播始於庫姆，但“伊朗的所有城市都有可能存在這種病毒”。

早前，一位匿名的伊朗醫生告訴網絡媒體IranWire：“當我們確認它是流感病毒的變種時，我們犯了一個錯誤……但是，在知道這是一個錯誤之後，（官員）繼續像以前一樣，沒有披露事實。****”

“如果我們不能拿出一個與世衞組織合作的框架，我們的情況將比中國糟糕很多倍。”他警告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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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造謠者

兩天前，伊朗網絡安全部門宣佈逮捕24名散佈謠言者，還對另外118名網民進行了短暫拘留和訓誡。

相關負責人稱，“試圖破壞公共安全，煽動社會恐慌的含有謠言或者假新聞的”新聞、圖片和視頻，都將遭到一個新成立的特別部門處置。

外界本來以為，伊朗議會選舉過後，這方面的言論尺度會有所放寬。

2月21日伊朗舉行全國範圍內的議會選舉投票，選舉前夕確診數字均為個位數。

這似乎在顯示，沒有因為政府無能導致疫情全面暴發。

2月21日，在伊朗首都德黑蘭，人們在一處投票站參加議會選舉投票

一週前的議會選舉，投票率為42%，是自1979年革命以來的最低水平。伊朗最高領袖大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將之歸咎於“敵人利用病毒阻止選民投票”。

他在其官方網站Khamenei.ir上稱：“關於該病毒的負面宣傳始於數月前，並在臨近選舉前變得越來越誇大。”

事實上，投票率低主要是因為，保守派主導的選舉監督機構，剝奪了1.6萬名候選人中約一半人的資格——他們多數是温和派與改革派。由此，下屆議會被強硬保守派控制，幾無懸念。

而在一天前，伊朗官方及時公佈了副總統確診的消息，被認為旨在增加透明度，有助於吸引外界援助。

據報道，瑪蘇梅是魯哈尼內閣中“第一個”感染新冠病毒的成員。她擁有免疫學博士學位，曾是英文報紙和女性雜誌的前主編，1997年至今擔任伊朗副總統，也是伊朗第一位女性副總統。

報道説瑪蘇梅居家隔離，沒有交代其他內閣官員是否也被隔離觀察。

據《以色列時報》27日消息，伊朗伊斯蘭議會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委員會主席祖努爾（Mujtaba ZulNour）確診感染新冠肺炎（圖源：《以色列時報 》）

伊朗還沒有封鎖任何城鎮，官方稱封城措施“過時”了，也沒有效果。在疫情中心地庫姆，仍有大批朝聖者正常出行。只是在部分人口流動較頻繁的城市，入城者需要接受體温檢測。

用總統哈桑·魯哈尼兩天前的話説，“病毒已經（在伊朗）被控制住了，去醫院就診人數已經顯著下降”，而“在美國已有1.6萬人因流感而死，美國人卻不談論他們自己的死傷”。

“全國的生產經營活動，將恢復到以前的狀態；散佈恐慌並企圖讓伊朗停止社會活動，是敵人的陰謀。”

魯哈尼説這話時，副總統瑪蘇梅就在他身邊不遠。

德黑蘭的底線是，新冠疫情決不能演變成“政治危機”；如果疫情失控，就説是因為美國的制裁導致伊朗無法（通過匯款）買到檢測的試劑盒，拖延了診治造成的。

美國的制裁影響大，這也是實情。就在2月21日，“國際反洗錢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還決定，將伊朗重新列入黑名單。美國則表示，已對相關人道主義物資進行了豁免。

為遏制伊朗國內新冠病毒疫情蔓延，伊朗衞生部呼籲民眾近期減少聚會和觀看體育賽事。圖為2月26日，伊朗首都德黑蘭，一名男子路過一家關閉的健身房

有點尷尬的是，伊朗本國的製藥能力並不差，但藥品、基本防護用品和集中統一指揮調度，卻沒有第一時間到位。

之前伊朗“傾全國之力”，捐給中國300萬隻醫用口罩。所以，中國不忘“報之以瓊瑤”——大使館及部分在伊中資企業，已向伊朗捐贈了5000份檢測試劑盒以及25萬隻口罩，並表示今後將“按照伊朗需求”“力所能及”地提供更多援助。

世衞組織近日也向伊朗提供了檢測試劑和一些防護用品。但還是有當地民眾向世衞組織請願，要求取消一切涉及戰疫的醫療制裁。

對普通伊朗人來説，通脹的殺傷力可能比病毒更厲害。國際關係的惡化或許對官員們的生計沒有影響，但疫情造成的實實在在的苦難，卻要他們來揹負。

10天前，德黑蘭標誌性的建築“自由塔”曾為中國亮起；今天，我們祈願更多的自由和平安能夠帶給伊朗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