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戰俘歸國記》_風聞

      如果不是偶爾讀到中央電視台高級編輯張謳的博客《中國戰俘歸國記》，我以為這兩名在印度精神院裏苦捱了四十一年的中國戰俘的故事會永遠地埋沒下去；我以為十三年過去了，這個當初曾經我感慨萬千的故事會在我的記憶中麻木直至徹底的遺忘。      故事的經過是這樣的：      2000年8月1日中國建軍節，印度媒體《印度快報》（Indian Express) 報道説：印度蘭契市的中央精神病院裏發現1962年時中印邊界戰爭時的兩名中國戰俘，當時他們已經在這家精神病院裏已經呆了整整38年。印度的記者到醫院裏採訪了一個叫馬勝龍和一個叫楊家侖的前中國士兵。但他們只會微笑和做手勢，根本無法説清楚自己的情況，面對38年前的那場戰爭，他們看上去已經麻木。      報道説，根據精神病院的記錄，兩個中國戰俘不知道因為什麼原因於1962年12月分別被入這家精神病院。後來他們在精神病院還真得了輕微精神病。因為不懂英語和印度語，他們只能呆在同一個房間裏相互交流，與外界則毫無聯繫，他們不知道當年指揮他們作戰的偉大領袖毛主席早已去世。整整38年，兩人已經幾乎説不出整句的話。      報道説，印度國防部和陸軍對這兩個戰俘居然沒有一點記錄。這兩個被中國和印度官方遺忘多年的士兵看來只能在這個精神病院裏渡過他們一生了。      印度媒體的這個報道發表後在印度國內產生很大反響，讓印度政府和軍方都感到尷尬。中國駐印度大使館迅速將此事報告給國內。國內也很吃驚，指示駐印度大使館儘快核實兩人的身份。      但一等又是三年。　 2003年6月，經過駐印度大使館長期的努力，加上中印兩國總理在北京的會談，印度終於決定釋放這兩名在精神病院裏呆了41年的中國戰俘。我們駐印度使館將此釋放的消息報告國內。那天我讀到使館這份報告時的感覺的是震驚。我第一次知道，41年了，我們居然還有兩名戰俘生活在印度的精神病院裏。41年，人生最精彩、生命最亮麗的41年居然是在精神病院裏度過的。而國內媒體對此一無所知。      多年來我們一直自豪地認為中印戰爭中沒有被俘的中國士兵。那場戰爭中國打得太漂亮了。在那場中印邊界戰爭中，我們消滅了印度軍隊三個旅，自己只陣亡了722人，我猜測這兩位中國戰俘很可能早就列入了陣亡名單。我們當時俘虜了近4000名印度官兵。當然，他們受到了中國的善待並全部譴送回國，其中有些人還去中國內地參觀了一番才回印度。      1993年我作為譯員第一次隨團訪問印度。有一天見到一位印度陸軍准將，他説他上一次見到中國軍人是30年前。我問他在哪裏，他很詭異地笑了笑，不接我的話。我往前一數，應該是中印戰爭時期。      國內當時對新發現的戰俘問題反應也比較很快，決定立即派員把這兩名戰俘接回國內安置。我們駐印度的使館與印度方面迅速交涉，把我們的兩名戰俘馬勝龍、楊家侖從契蘭接到了使館，然後安排他們回國。我現在看到的這篇文章就是當時央視駐印度記者張謳寫的個人博客，記錄了兩位中國戰俘在駐印度大使館的短暫生活、他對他們近距離的觀察和感慨。      兩位老人回國的那天，我當時的領導代表國防部去首都機場迎接他們。其中楊家侖行為言語都很正常，馬勝龍的反應則有些遲緩。由於兩名戰俘都是四川人。我們要求成都軍區派醫療組赴京接他們回四川，在他們老家的榮軍院頤養天年。在機場貴賓室裏看到穿軍服的首長時，楊家侖向首長敬了個禮，馬勝龍語言表述有困難，但他們一聽到成都軍區醫療組的鄉音時都激動不已。　 根據當時的形勢，對這兩位英雄歸國一事並沒有報道。美國的媒體《華盛頓時報》對此發過一篇報道，題為《1962年戰爭的兩中國戰俘被譴返》。這曾經讓我倍感失望。我記得那天晚上和同事們一起吃飯，我曾經挺激動地説過這樣一番話：如果這事發生在美國，全美國都會繫上黃絲帶迎接他們英雄的歸來，也許會有一個盛大的集會，總統會向他們授勳，好萊塢會很可能因此拍一部大片。       但是在當時，我們沒有這樣做，兩位在異國他鄉的精神病院裏度過了41年的中國戰士輕輕的來了，又輕輕地走了。1962年，馬勝龍20歲，楊加侖24歲。兩個年輕的生命走上了戰場，不幸成為戰俘，卻不知道為什麼被關進了精神病院，1963年他們真的得了精神病，可以想象他們在陌生、冷漠的環境中面臨的孤獨、恐懼和絕望，不得精神病才怪。即使他們後來康復了，他們依然無處可去，就像是被判處了終生監禁。如果沒有媒體的報道，他們真的會被徹底地遺忘，在異國他鄉的監獄般的環境中渡過餘生。他們41年的歲月，曾經年輕的那段生命，在彈指一揮間，隨風如煙般地飄散了。      他們經歷過什麼樣的痛苦卻無人知曉。他們故事被徹底忘卻，這讓我至今仍倍感遺憾。我一直以為這個故事會在人間消失，沒想到記者張謳不僅早就把它記錄了下來，還收進了他出版的書《行走在大神中間》，他記錄的那段文字真實細膩，令我感動。    （張謳的博客鏈接：http://blog.cntv.cn/7608054-12626.html）      但今天回首一想，好在他們終於回到祖國、回到了家鄉、也許回到了親人身邊，回到了正常的生活。如果他們1962年被作戰俘被譴返，他們又會有什麼樣的人生遭遇？      當年朝鮮戰爭的時候曾有過大批的志願軍戰俘，他們一部分人選擇去了台灣（其中很多人本身就是國民黨軍的戰俘和起義部隊成員）。那些一心向往祖國、毅然決然選擇回國的戰俘在回國後受到的卻是歧視和迫害。1979年對越自衞反擊戰時也有過被越南俘虜的中國戰俘，他們回國過受到的是冷遇，在政審之後，被複員處理回家。      時代在進步，如今我們對戰俘的態度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觀。我們懂得了人性。每一個曾經為國戰鬥的人都應該是國家英雄，如同這兩位中國戰俘。      他們是英雄嗎？馬勝龍和楊加侖並沒有什麼英雄的事蹟，連他們是怎麼被俘的都不知道，我只是通過印度的媒體知道他們在印度的精神病院裏是怎麼渡過的。      戰爭是殘酷的，戰士的生命在殘酷的戰爭機器面前極其脆弱。但每一個鮮活生命後面都是一個鮮活的家庭。每一個為國家走上戰場的人都應該得到尊重，即使他們戰敗成為俘虜。       黃繼光、邱少雲是為國犧牲的，他們本來就是英雄，本來就應該得到尊重，恰恰是那些不真實的、神化般的宣傳才讓他們在多年之後遭受質疑。       我們的價值觀已經發生了變化，我們更加尊重生命了。所有為國奮戰過的人都應該是英雄，不管他們是否堵過槍眼，不管他們是否浴血奮戰，不管他們是否放下了武器投降，只要他們沒有當逃兵，沒有叛變，我們應該尊重那些曾經平凡戰鬥的戰士們。      生命是最寶貴的。      十三年過去了，我不知道兩位老人目前是否還安好。      補充説明：兩位老人接回國後，他們的家人並不願意贍養他們，畢竟已經有41年的隔絕，隔代的親情早已不在，為什麼要憑遙遠的親情平添生活的負擔。當地的民政部門也因為經費等原因不願安置他們。最後經過總部機關反覆協調，解決經費問題後，兩位老人被安置進了當地的榮軍院。他們榮軍院裏的生活怎麼樣就不知道了，但肯定不是我想象中的親人團聚的美好場景。       曾經有“關愛老兵行動”的朋友想通過公安部門的户口系統尋找兩位老人的下落，也沒有找到。因為他們回國後未曾落户過。       他們的一生就是在沒有身份中渡過的。       都説老兵不死，只會慢慢凋零。《中國戰俘歸國記》--- 張謳 中央電視台駐印度首席記者      馬勝龍（左）與楊家侖（右）在中國駐印度大使館裏合影　　2003年7月6日印度當地時間下午6點整，我站在新德里的帕拉姆機場出口處，忐忑地等待着兩位中國老人的出現。這兩位中國老人在印度蘭契市中央精神病院裏孤獨生活了四十年。他們是怎樣度過那漫長的日子呢？現在他們要返回中國了，他們此刻懷着何種心情呢？6點15分鐘後，一位中國駐印度大使館外交官陪着一位老人走了過來。他挺胸抬頭、目不斜視。在使館人員的引導下，他快步走進了中國大使館派出的專車。另一位行動遲緩，但是精神奕奕，他拄着枴杖慢慢走了過來。　　從機場到中國駐印度大使館只有三十分鐘的車程。在去使館的路上，前去蘭契市辦理老人移交手續的中國外交官黃先生和霍先生介紹説，那位身體健壯、身材高大者叫馬勝龍，行動遲緩、身材矮小者叫楊家侖。我仔細地打量他們，兩個人表情淡然。楊家侖不時朝窗外望上一眼。新德里天氣有些陰沉，周圍的景物顯得十分柔和。街上車輛不多，汽車很快就到了大使館武官處。早已等候在門口的華君鐸大使和公使銜參贊鄭清典先後與兩位老人握手。華君鐸大使動情地説，“你們回家了！”這句話令迎接的人唏噓感嘆。　　　　兩位老人來到了會客室，在場的人試圖與他們交談，他們已經四十多年沒有與中國人交談了。楊家侖難以適應這種場面，眼角有淚光，囁嚅良久，只能説出一兩個簡單的字。華大使詢問他老家在哪裏，家裏還有什麼人？楊家侖很吃力地想，斷斷續續地説，“老家在川西……家裏有父母……有一個哥哥和一個妹妹……其他都不記得了。”大家推算了一下，倘若父母還健在的話，也已經是八十多歲的老人了。馬勝龍一邊東張西望，一邊吃餅乾。他對問候沒有準確反應，有幾分歉意的茫然。華大使向楊家侖詢問馬勝龍的一些情況。楊家侖只是説，他是四川人，其他都不曉得了。曾經去中央精神病院迎接兩位老人的黃先生説，馬勝龍其實學東西很快。在飛機上，空中小姐給他簡單比劃了一下，他就知道如何使用安全帶了。旁邊一位印度人反覆幾次都沒有繫上，馬勝龍竟然主動幫對方繫上了。　　　　使館人員開始討論兩位老人的吃飯問題。有人説，一定要讓兩位老人吃上正宗的川菜。也有人建議，兩位老人已經習慣了印度飲食，最好不要一下子吃太辣的飯菜。也有人提出做兩碗可口的麪條。人們對老人的呵護關懷之情溢於言表。最後華大使説，徵求一下兩位老人的意見吧。楊家侖只説了三個字：“吃米飯”。武官處的廚師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領，為老人做了四菜一湯。吃飯前，從蘭契陪同老人回來的霍先生根據印度醫生的囑託，把鎮靜藥碾碎後摻和在馬勝龍的米飯裏，又在上面澆上一勺菜，壓住藥味。印度醫生曾對中方陪同人員説，馬勝龍患有精神分裂症，警惕性很高，從不肯吃藥。楊家侖患有高血壓和輕微的精神病，他可以自己服藥。使館人員給他們準備了筷子和勺子，但是兩位老人已經不會用筷子了。一整天的勞頓讓兩位老人十分疲憊。晚飯不久，使館人員就安排兩位老人休息了。有使館人員陪伴在隔壁，時刻準備照料他們的起居生活。　　       華君鐸大使夫婦和使館主要領導與兩位老人合影　　第二天早上3點鐘，楊家侖和馬勝龍就摸索着從牀上爬起來，非要到外面去散步。使館人員趕快勸説，説天亮以後再到使館去轉一轉，現在霧氣太重，天又黑，什麼也看不見。兩位老人一直坐着等到了天亮。在使館人員的陪同下，兩位老人在武官處的院子裏轉悠。院子裏的路燈水泥柱上有五角星圖案。他們一直盯着五角星，目光久久不肯離開。　　　　吃完早飯後，使館人員帶着兩位老人在使館裏散步。大使館有成片樹林和菜地，空間十分開闊。此時正是使館人員的上班時間，人們自動站在路旁，為兩位老人的到來熱烈鼓掌。馬勝龍突然向周圍的人們行了一個軍禮，人們又熱烈地鼓起掌來。有人把武官處黃副武官介紹給馬勝龍，説這是你的上級，你應該給他敬個禮。馬勝龍竟然沒有多少反應，而是顯得有些不知所措。人們這才意識到那個敬禮是一個下意識動作。人們陪着兩位老人來到大使館禮堂前面的草坪旁。一位使館人員指着禮堂上高懸的國徽，對兩位老人説，“這是咱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徽。”兩位老人都抬頭凝視着這個圖案。突然間，馬勝龍又對着國徽敬了一個禮。楊家侖手柱枴杖，一直仰臉看着國徽，佈滿皺紋的嘴角有一絲抽搐。　　　　印度醫生曾經囑咐迎接兩位老人的使館人員，不要讓他們情緒激動，以免突發精神分裂症。於是，使館人員連忙帶領兩位老人蔘觀使館裏的菜地。楊家侖顯得十分興奮，他指着蔬菜架上一個長長的果實説，“絲瓜”。眼睛裏流露出欣喜的神情。使館人員給他摘了一個辣椒，楊家侖竟然津津有味地咀嚼起來，看來他還保留着四川人的飲食習慣。　　　　回到房間後，使館裏的四川老鄉紛紛前來探望，用四川話與他們話家常。使館特意給腿有殘疾的楊家侖買了一根高級枴杖，但是他堅持使用一根用樹枝砍成的木棍。與昨天相比，楊家侖的話明顯多了，回憶起了更多的過去。他説自己曾經在西藏部隊服役，自己是班長，他還記得有一位好朋友是毛排長。馬勝龍一直保持着挺拔的軍人姿態，對電視裏播放的中國節目很感興趣，這也是兩位老人四十年來第一次看到中國電視節目。馬勝龍一直拿着遙控器，很快就學會了換頻道。CCTV-6正在播出電視連續劇《烈火金剛》，兩位老人看得十分認真。　　明天早上兩位老人就要返回祖國了。晚上9點半，使館人員開始為他們整理行裝。除了大使館為他們準備的兩個書包、兩件襯衫和三包餅乾外，我發現他們竟然兩手空空，沒有其他行李。他們表情十分平靜，這種平靜讓我十分震驚。他們在印度生活的時間幾乎等同於我的年齡。這四十年的時間，空空蕩蕩，卻冰結了他們的所有情感和生活。兩位風華正茂的小夥子就這樣被無聲無息地磨蝕成了老人。四十年的光陰沒有帶給他們一件財物，也沒有帶給他們應有的天倫之樂。楊家倫手裏拿着一根用樹枝砍成的枴杖。這就是他四十年來的唯一財產。我從攝像機的取景器裏望着這兩位平靜的老人，視線竟有幾分模糊，這是我當記者二十多年來最難忘的場景。8月8日清晨，在使館人員陪同下，兩位老人乘坐東航MU564航班飛向了北京。中國國防部和外交部已經派人在北京國際機場迎候他們。      《印度快報》刊登的中國戰俘被釋放的消息　　中方獲得印度扣留有中國人的消息來自印度報紙的報道。2000年8月1日，《印度快報》在這個不尋常的日子刊登了一篇文章《中國，戰俘們的遙遠回憶》。這篇文章在印度社會引起了很大反響，也吸引了我的注意，報紙上刊登的中國老人照片讓我十分震驚。我立刻向中國駐印度大使館彙報此事，大使館也注意到了這則消息，並通報給了國內有關部門。國內得知這一情況後，要求大使館儘快核實兩人身份，爭取早日接他們回國。　　　　作為CCTV駐新德里的記者，我決定去蘭契市中央精神病院瞭解兩位中國老人的情況。去中央精神病院採訪需要得到政府部門的批准，我向印度外交部外事司等有關部門遞交了採訪申請，多次向主管領導表達我的採訪願望，對方的答覆永遠是“正在研究”。雖然我是印度新聞局批准的駐印度記者，我擔心自己過多介入可能帶來外交上的麻煩，或者會使事件變得更加複雜，無助於問題早日解決，於是採取了靜觀其變的方式。當我得知中印雙方已經就此事開始協商後，我就一直關注印度媒體對此事的報道和進展。　　　　沒過幾天，《印度快報》刊登了《比哈爾邦向中央政府送交中國戰俘的報告》一文。該文章稱，中國戰俘事件讓比哈爾邦政府和印度政府十分難堪。印度國防部和陸軍司令部都沒有關於這兩個人的任何記錄。中央內政部負責調查此事的人説，印度外交部和內政部的外國人管理局也沒有這兩個人的任何資料。內政部讓比哈爾邦政府提交調查報告，並解釋為什麼中國戰俘一直囚禁在精神病院裏。蘭契市副專員率領的調查組向中央政府提交了調查報告。印度內政部有消息説，這個報告將有助於印度與中國外交部門進行磋商。在確認了他們的身份後，立刻釋放他們。　　印度方面扣留中國戰俘的消息也引起了國際傳媒的關注。法新社在2000年8月20日對此進行了深入報道：當兩位中國人被關押在蘭契市中央精神病院後，他們都慢慢患上精神病。印度軍方情報人員似乎已經忘記了他們的存在。當新聞媒體披露這一事件後，一些印度黨派和人士紛紛督促政府早日釋放這兩位中國人。蘭契市的官員們説，印度政府是一個錯綜複雜的官僚機構，他們並非故意拖延。由於辦事效率極低，這使得失蹤中國人的自由之日遙遙無期。蘭契市警察局局長也表示，“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也應該早日釋放他們。這樣脱離家庭和社會的生活真令人悲哀。”　　      華君鐸大使夫婦與兩位中國老人交談      2001年以後，中國高層領導人先後訪問印度，使得中印關係有所升温。也就在這個時候，一直負責交涉中國失蹤人員的周剛大使離任，新任駐印度大使華君鐸來到新德里後，很快就爭取中國失蹤人員儘早回國問題在大使館裏作了指示，“一定要把中國老人接回去，即使與印方談判一百五十次也要把他們接回去。我們要讓老人知道，祖國沒有忘記他們。”華大使和中國外交官利用各種機會向印度官員提到中國老人的處境。印度官員得知本國依然關押着中國失蹤人員後，感到十分尷尬，並允諾催促有關部門儘早拿出處理意見。大使館人員也主動約見印度官員。在第九次商談中，印方終於同意釋放兩位中國老人。2003年7月4日，印度方面正式通知中國駐印度大使館，表示可以派人去蘭契市把中國老人接走。大使館指定外交官黃先生和霍先生馬上行動。第二天，兩位外交官坐最早的航班就趕到了蘭契市。印度內政部也派出了副處長阿南德一同前往。　　　　中國外交官趕到精神病院後立刻向院長了解了兩位老人的生活、病情和治療情況。院長介紹説，馬勝龍患有比較嚴重的精神分裂症。楊家侖的病情較輕，服藥後可以進行正常思維，只是在情緒低落時容易犯病，其症狀是自言自語。為了保證兩位老人的情緒安定，院方提供了兩個星期的藥物，主要是安神鎮靜藥、降血壓藥和維生素片。在印方人員陪同下，兩位中國外交官見到了中國老人，他們把從使館帶來的兩件T恤衫交給了老人。兩位老人撫摩T恤衫上的“龍”字。　　　　第二天下午兩點半，雙方開始辦理交接手續。交接文件上寫着：中央精神病院於2003年7月6日下午，把兩位中國公民楊家侖和馬勝龍移交給了中國駐印度大使館人員。印度內政部副處長阿南德為交接見證人。雙方交接人員都在上面簽字後，各保存一份。隨後，雙方一起去接老人。兩位老人已經換上了印方提供的旁遮普袍，靜靜地等待在病房裏。這種長袍質地薄，透氣性好。中國外交人員發現，兩位老人都貼身穿上了他們帶來的T恤衫，T恤衫上的“龍”字清晰地從旁遮普袍上透了出來。印度醫生和護士一直把老人護送到了蘭契市的機場。在中國外交官和印度官員的陪同下，兩位老人乘坐IC810班機飛回了新德里。　　《印度快報》在7月18日以《在蘭契四十年後，中國戰俘獲得自由》為標題報道了這一消息：印度中央精神病治療所裏的克蘭帕林病區的第一號房間今天空了。它的主人楊家侖（61歲）和馬勝龍（65歲）在這裏期盼了四十年後，終於獲得了釋放。蘭契市副專員普拉迪普·庫爾瑪説，“他們終於獲得自由了。”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員説，“由於需要核對和確認他們的身份記錄與其他資料，竟然耗費了如此漫長時間。實在令人遺憾。”摘自《行走在大神中間》 （張謳著 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