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首都大騷亂背後: 原來莫迪早已埋下伏筆? | 文化縱橫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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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據報道，近日印度首都德里發生騷亂，印度教徒與穆斯林教徒因《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爆發了數十年來印度最大規模的種族衝突。為何2019年12月通過的《公民身份法》引發衝突不斷？這份法案在印度究竟意味着什麼？本文作者指出，印度近代以來雖然成功建立了獨立現代國家，但其社會整合度極低，在宗教、社羣、社區等各層面都有分而治之的、割裂的政治傳統。這一傳統使得印度中央政府長期在國家能力軟弱中掙扎，以至於國家現代化發展始終備受掣肘。作為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典型代表，莫迪政府抓住大國雄心與國家能力不足這一主要矛盾，試圖通過宣揚“印度教民族主義”這一印度社會的最大公約數，將印度多達85%的國民納入這一身份中，並通過孤立穆斯林，增強運動內部凝聚力，再塑造出所謂“印度教民族”，將其進一步推升為由國家背書的“主體民族”——即所謂“國族”，從而重塑印度社會。然而，這一重塑的過程，也勢必伴隨持續性的衝突和震動，意味着這個曾被莫迪誓言“要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的南亞大國，必將面臨重重考驗。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9年第1期，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思考。

印度獨立以來對大國地位的勃勃雄心與其現實中差強人意的政治經濟情勢之間的強烈反差，驅使了一代代印度的政治精英不斷求索強國之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提升需要動員全社會的思想資源、人力資源、物力資源，而在這個過程中，“國家能力”——一國中央政府將自身的意志和目標轉化為現實的能力——是其中最關鍵的變量。當前，以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者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進印度國家能力的建設，同時從社會整合能力、政治治理能力、經濟調控能力三個方面發力，目標是從根本上打破長期阻礙印度現代化發展的桎梏，將印度十億級別天量人口的潛力徹底釋放，使之真正立於世界強國之林。

本文從“國家能力”這一分析框架出發，梳理莫迪政府在社會、政治、經濟三個領域所做的改革，並在更長的歷史圖景裏評估、辨析其成效。國家能力是中國邁向現代化強國的最關鍵因素。這一概念不僅深刻影響了中國此後一系列的改革政策，也為理解其他發展中大國的崛起路徑提供了可貴的分析框架。印度與中國同樣面對“如何將一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的大國建設成為現代化強國”的問題。因此，“國家能力”為我們觀察印度改革發展的歷程提供了一個絕佳視角。

與中國相比，印度政府不僅在經濟領域，而且在社會和政治領域的國家能力也相當薄弱。因此，本文對“國家能力”這一概念進行擴展，採用涵蓋社會整合能力、政治治理能力、經濟調控能力的廣義國家能力概念來審視印度的問題。

就印度來説，國家能力的缺失一直是阻礙其實現大國抱負的最大障礙。代表國家的印度中央政府長期在國家能力的軟弱無力中掙扎，在社會、政治、經濟領域均受到重重掣肘。在社會方面，印度長期陷入尖鋭對立的社羣矛盾中，以種姓、民族、宗教、階層劃分的羣體各為其政、各謀其利，凝聚力孱弱，難以就形成國家前進方向達成廣泛共識。在政治方面，印度政府陷入機能失靈的治理困境中，政治理想泯滅，各級政府依賴選票割據，機制性腐敗滋生，難以形成足以支持國家前進的政策執行力。在經濟方面，印度陷入錯配的畸形結構中，“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錯位發育，各類經濟主體固守既得利益，比較優勢無法發揮，經濟運行效率低下，難以培育足以推動國家前進的經濟原動力。如何進行社會整合、政治改型、經濟轉型以綜合提高印度國家能力，是歷屆印度中央政府面臨的緊要任務。

如圖所示，社會整合為政治改型提供了黨政重構的社會原料和資本，政治改型則為社會整合提供了社會動員所需的政治載體和平台；政治改型為經濟轉型提供了衝破既得利益藩籬的政治資本，經濟轉型則為政治改型提供了增量分配帶來的合法性支持；經濟轉型為社會整合提供新社會結構形成的土壤和空間，而社會整合則為經濟轉型提供市場化大生產所需的社會準備。

▍通過“國族再造”走向社會深度整合

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曾把“社會整合”視為一國政治經濟現代化的重要前提，認為一國之內“不同集團和地區之間的團結、合作與聯合”的程度，不應該在經濟方面對該國的勞動分工和市場容量產生直接影響。 從這個角度看，長期以來印度社會整合程度極低，國內族羣割裂，嚴重限制了印度的經濟發展和政治治理能力。

與中國古代的大一統中央王朝相比，印度古代史上從未出現能夠穩定統治現代印度大部領土的中央王朝。雖然印度作為一個地理概念已經傳承幾千年，但其作為一個政治實體的疆界卻在19世紀晚期才最終得以確立。因此，現代印度的社會整合缺乏其賴以奠基的歷史遺產與文化認同。而由於歷史上缺乏強大的中央集權統治，印度也一直沒有形成穩定的科層統治結構，卻形成了如千層蛋糕般分散錯雜的割據統治結構。在這種結構中，頂層統治者與基層社會成員之間雖然有明確的從屬關係，但是由於兩者之間隔着層層中介，其權力關係大多以間接代理的形式存在。因此，印度絕大部分地區在歷史上都是以宗教團體、村社羣體、部落社羣為單位的社會團體代替國家來主導文化、經濟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按照民族、種姓、宗教、階層的分野，印度社會被分割成自治、自立的小社區。正是在這種基礎上，英國殖民者在印度建立了被稱為“鋼鐵骨架”（Steel Frame）的現代官僚統治體系，建立了上下通達的垂直行政結構，並把行政權力水平擴張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從而開創性地加強了國家在印度社會生活中的關鍵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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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缺少了殖民者帝國的武力保障和智力支持，這個“鋼鐵骨架”能否維繫？印度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家能否維持？正是出於這種考慮，以國大黨為代表的印度建國政治精英從一開始就把爭取民族獨立和保持國家統一當作其至高無上的兩大歷史任務。印度雖然在1947年獲得獨立，但是印巴分治的慘痛教訓卻提醒印度政治精英，如果不嚴加防範，印度還可能進一步沿着民族、種姓、宗教、階層的斷層線（Faulty Line）繼續內爆分裂，屆時印度“國將不國”，一切大國理想無從談起。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印度建國精英選擇了以印度共和國公民身份為認同基礎的“印度民族主義”（Indian Nationalism），而不是任何其他以民族、種姓、宗教或階層認同為基礎的民族主義。

在包容性的印度民族主義指導下，國大黨精英在西式民主制度的基礎上，設計出了一整套以妥協、折衷為特色的政治體制：用對民族區域訴求敏感的聯邦主義(Federalism)化解民族矛盾，充分釋放地方民族主義和本土主義者的政治張力；用各個宗教社區各自為政，分而治之的世俗主義（Secularism）化解宗教矛盾，充分保障宗教社羣的既有權力和傳統不受政權的侵蝕；用以廢除種姓歧視和優惠性差別措施（Affirmative Actions）為代表的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化解種姓矛盾，充分滿足中下層種姓羣體的平權訴求；用以公有制經濟主導並帶有平均主義色彩的社會主義（Socialism），充分發揮計劃經濟和國家調控的力量促進社會公平。通過這一系列的妥協折衷的政治體制設計，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種姓、不同階層的印度人獲得了平等的政治身份——印度公民。這種公民認同使他們名義上獲得同等權利，而這也成為他們國家認同的基礎。

然而，雖然政治制度的設計在理論上彌合了印度社會的多元異質性，印度的政治生活實際上還是圍繞着宗教、種姓、民族、階層這些“次國家級”認同和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展開。以聯邦主義、世俗主義、進步主義、社會主義為底色的印度民族主義只是把各個明顯分裂的社羣裝入框中，並用“公民認同”生硬地把他們捆綁、拼湊在一起，而沒有真正把它們投入民族國家的大熔爐，形成民族認同感和社會凝聚力。不僅如此，印度民族主義妥協和折衷的制度設計，還使得各個羣體得以堅守和鞏固各自的勢力範圍，反而使全國層面的社會整合更加難以推進。由於整體缺乏凝聚力，印度國內政治中的短期利益、族羣利益、地方利益長期凌駕於長遠利益、整體利益、國家利益之上，各種內訌與亂鬥使印度政治陷於失序之中，同時也難以推動經濟轉型改革。

在這種情況下，以印度人民黨為代表的當代政治精英，轉而擁抱以本土宗教文化為底基、帶有強烈進取心、覆蓋印度社會最大公約數的印度教民族主義（Hindu Nationalism），將其代替印度民族主義（Indian Nationalism）作為未來支撐印度大國崛起的意識形態基礎和政治哲學依據。印度教民族主義引領下的“國族再造”成為政府推動印度社會整合的主要手段。印度按照民族分野劃分社羣難以找到主體，按照種姓分野劃分過於細碎，而按階層劃分則有引發劇烈社會革命之嫌。因此，唯有在宗教分野之下，才能找到既能夠劃分印度教徒（人口占比約85%）與穆斯林（人口占比約15%）的主次地位，又足夠囊括其他分野的抓手。可以説，印度教是印度社會各羣體的最大公約數：去除穆斯林這個“異端”之後，不同民族、不同種姓、不同階層、不同部落都可以落腳到印度教身份上。因此，印度教民族主義能以強化的印度教認同而不是以虛無的國家公民認同，將印度多達85%的國民納入這一身份中，並通過孤立伊斯蘭教，增強運動內部凝聚力，再塑造出所謂“印度教民族”，將其進一步推升為由國家背書的“主體民族”——即所謂“國族”。如果印度參照歐洲民族國家的模板能夠完成這一“國族再造”，把印度社會從支離破碎中拯救出來，那麼，其新獲得的凝聚力將有助於推動艱鉅的政治經濟改革。

但通過這種“國族再造”進行社會的深度整合將是翻天覆地的浩大工程，不僅需要社會、政治、經濟多方聯動推進，更需要長時間的積累才能實現。相比政治、經濟領域推進國家能力的改革，莫迪及其領導的印度人民黨旨在社會整合的行動大部分以社會、文化、宗教活動的形式，而非政策形式來推行。具體而言，印度人民黨背後母體機構國民志願團(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 RSS)多年來已經推進了多項卓有成效的社會運動：國民志願團的細胞組織沙卡（Shakhas）已經遍及全國，將不同種姓、民族、階層的同齡印度人歸入準軍事化的統一組織中，通過體育鍛煉和精神灌輸圍繞印度教民族主義形成新的“國族凝結核”；印度教民族主義志願者大批進入部落地區、城市貧民窟、“賤民”社區等邊緣化社區，通過提供教育、醫療服務以增強印度民族主義運動的社會滲透力和吸引力；印度教民族主義學者和教士將宗教符號同政治話術糅合，借宗教話題——如屠牛禁令、復建神廟等——開展廣泛的社會動員……

2017年，約吉·阿迪蒂亞納（Yogi Adityanath）以印度教僧侶和民族主義者雙重身份當選印度最大的北方邦的首席部長，這表明印度教民族主義引領的社會整合行動已經結出了可觀的政治果實。而印度人民黨2018年在其他各邦均取得了驕人的成績也證明了這一點。這場“國族再造”運動仍在進行之中，但是這只是印度國家能力改革的一部分，它為印度政治改型和經濟轉型提供必要的社會動員的同時，也亟須政治改型提供行動載體和經濟轉型提供發育空間。

▍以“政治改型”提高治理能力

在印度建國精英們所奠定的印度民族主義政治體制中，暗含一組難以調和的矛盾：一方面為了調和印度社會民族、種姓、宗教、階級的矛盾，他們採取了照顧各方的分散型利益結構，例如省級行政單位高度自治的聯邦制；另一方面為了防止各地方和社羣在分散的利益結構中作亂犯上，他們又極度強調中央權威，用一系列僵硬的行政命令和機制框住各地方。在印度建國初期，國大黨尚且能夠在矛盾中維持印度政治運行相對流暢，但是印度政治在此後幾十年間陷入中央層面碎片化，省邦層面割據化，地方層面封建化的泥潭。2014年，莫迪帶領的印度人民黨在大選中獲得壓倒性勝利，可以説是對印度政治機制失能趨勢的撥亂反正，這也昭示印度政治領域的國家能力改革被提上了日程。

雖然憑藉尼赫魯等國大黨建國精英的超凡個人魅力和反殖民鬥爭累積的“革命合法性”，國大黨在印度建國後近30年中保持了主導能力，但是由於缺乏意識形態感召力和組織能力，國大黨逐漸淪為鬆散的政治聯盟。在尼赫魯時期，國大黨憑藉領導集團的強大威望，可以通過強有力的黨內命令理順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保持極高的中央集權和政策執行力。然而，尼赫魯逝世後，國大黨中央內訌不斷，政治權威大幅減弱；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和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為了維護黨中央地位，一方面常常粗暴干涉地方選舉，另一方面也大肆同省邦實權領導人物做政治利益交換。雖然國大黨直到1984年大選仍然保持了壓倒性的優勢，但是其意識形態感召力和組織能力都被嚴重侵蝕，逐漸淪為以選票交換、利益輸送、家族政治為特色的政治聯盟，導致意識形態鬆懈，政黨紀律鬆弛，權力結構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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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國大黨中央權威逐步瓦解，切實的利益謀劃取代了高高在上的意識形態感召，成為各級選舉的主題，這大大刺激了各類社羣團體集結成黨。1980年代以來，印度政治高度多元化，各類政黨如雨後春筍般崛起。代表地方自治傾向的地方民族主義政黨、維護特定種姓利益的種姓政黨、突出信仰訴求的宗教政黨、強調社會公平的階級政黨紛紛登上政治舞台，在民族、種姓、宗教、階層這幾根神經上不斷撕扯着印度社會。這類地方政黨越來越壯大，逐漸與國大黨和1980年代崛起的印度人民黨兩個全國性政黨分庭抗禮。從1989年到2014年，印度歷次大選結果都無一政黨過半數，“懸浮議會”成為了印度政壇常態。這意味着印度政壇從中央層面到地方層面全線面臨治理危機，國家能力嚴重受損。

在中央層面，小黨為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常利用其在執政聯盟中的關鍵地位，置全國性共同利益不顧而專注於維護狹隘的社羣利益。這種現象導致印度政治在聯邦層面時常陷入碎片化危機，各類既得利益集團固守藩籬，致使很多利於長遠、利於整體的政策難以實施。聯合政府中“否定政治”橫行的局面造成政治掣肘過多，無法推動果斷、有效的治理，導致印度中央政府的政策決議能力被嚴重侵蝕。在省邦層面，政黨意識形態空前弱化，短期利益和社羣利益成為主要考量，地方實權人物和小黨由此得以在中央各股政治勢力面前閃轉騰挪、靈活站隊，而且常常以家族政治的形式長期主導省邦的政壇，並挾持地方支持與中央討價還價，造成地方政治的割據化危機。在地方層面，地方豪強人物通過對外爭取諸如電力補貼、公務員席位、農業優惠貸款等狹隘的短期利益來換取區內選票，選民則沿着家族、種姓、語言、宗教、社區的界限形成選票集團（Voting Block）。在這種“恩主-附庸”(patron-client)模式下，利益與選票的赤裸裸的交易成為常態，民主政治在基層陷入封建化危機。這一方面使得國家意志很難自上而下貫徹至基層，政令傳導被各級自由裁量權所消解，大大限制了中央政府的治理和動員能力；另一方面基層社會的情況也很難自下而上彙總到國家，因此人口統計、福利分發、公共服務都只能以粗略的“估算”作為依據。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採用“類列寧黨組織術”的印度人民黨自1980年代中期開始脱穎而出，在聯邦、省邦、地方層面均發展迅速，成為當前印度政壇最勢不可擋的力量。印度人民黨因何而強？首先是意識形態：印度人民黨與國大黨最大的不同，在於它具有明確的意識形態宗旨，即印度教特性（Hindutva）基礎上的國家崛起和民族復興的敍事。對宗教認同的強調使得印度人民黨得以跳出種姓、民族、階層的侷限，不斷把印度教徒的虔誠和苦行轉化為政治認同中的忠誠與狂熱。其次是統一戰線：印度人民建立了廣泛的統一戰線社會組織，在其所屬的“聯盟家族”（Sangh Parivar）中，除了強大的國民志願團外，還有印度工人聯合會（Bharatiya Mazdoor Sangh）、印度農民聯合會（Bharatiya Kisan Sangh）、婦女志願團（Rashtra Sevika Samiti）、全印學生總會（Akhil Bharatiya Vidyarthi Parishad）、全球印度教大會(Vishwa Hindu Parishad)等社會組織，獲得了其他政黨難以匹敵的社會覆蓋面和動員能力。再次是幹部隊伍：在印度地方強人和家族政治盛行的背景下，印度人民黨藉助意識形態的感召力，建立了強大的專職幹部隊伍。他們往往是久經考驗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者，有很強的奉獻精神，以印度教苦行僧的要求節制飲食、娛樂，從不領取工資和福利，僅靠生活補貼過活，這不僅為他們贏得了“廉潔奉公”的形象，也使其獲得極強的執行力。最後是科層組織：與其他黨派奉行利益聯盟的組織形態不同，印度人民黨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垂直組織，從核心領袖、高層領導機構、地方協調機構、基層細胞組織形成了完整嚴密的結構。

此外，印度人民黨對於年輕一代和技術人才的吸引，也使其成為印度最善於運用新興互聯網技術的政黨之一，並通過將政治過程數字化、網絡化、移動化獲得了可觀的政治紅利，這也是莫迪進一步增強政治治理能力的重大抓手。除了通過互聯網進行選舉動員以外，莫迪政府還通過“數字印度”（Digital India）直接解決不少積弊已久的治理問題，例如，在“數字印度”項目中，將覆蓋近12億人的印度全國12位數字身份證（Aadhaar號碼）與“印度支付界面”（Bharat Interface for Money，BHIM）掛鈎，從而打通了身份識別系統和支付轉賬系統的障礙。在各種繁瑣程序短期內無法革除的情況下，這種技術創新方便了普通民眾辦事，同時也提高了政府行政效率，壓縮了各層官吏利用流程繁複進行尋租的可能性，國家能力顯著提升。

先進的組織形式是印度人民黨近年來強勢崛起的根本原因。它解決了印度政壇長期深陷的聯邦碎片化、省邦割據化、地方封建化的問題，同時也極大地提高了印度中央政府的國家能力。莫迪之所以能夠在上台之後連續推動廢鈔令、商品與服務税改革（GST Reform）等歷屆政府長期渴望卻無能為力的重大政策變革，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他憑藉更高效、有力的政黨組織在政治領域獲得了更強大的國家能力。然而，當前印度經濟、政治領域仍有許多更為艱鉅的改革，如對於印度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的用工制度改革和徵地制度改革等。在這些改革目標面前，印度人民黨的這套組織形式能否繼續深化發展，已經不僅僅是自身組織建設的問題，它同時也取決於印度人民黨能否在經濟領域實現國家的工業化飛躍，為政治整合帶來可供分發和贖買的經濟紅利。

▍通過“經濟轉型”推進十億人口工業化

雖然印度目前已經成為世界上經濟增速最快的大型經濟體，但是其進一步發展面臨諸多阻礙，完成工業化和現代化的趕超仍阻礙重重。在經濟領域，當前印度中央政府面臨的是一對看似自相矛盾的任務：一方面要加強中央政府對宏觀經濟的調控能力，使其在穩定經濟、平衡收入分配、提供公共服務和改善基礎設施等方面發揮更好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限制政府在經濟活動中起的作用，打破依附於體制之上的各種既得利益集團，使市場在資源分配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其實，這一對貌似矛盾的目標只要置於國家能力的概念下就可完成邏輯自洽：國家能力既代表了印度中央政府依照其意志調控經濟運行的能力，又代表了依照其意志阻止其他行為體影響經濟運行的能力。印度作為一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經濟發展極不平衡的大國，依靠經濟自身動能不可能完成現代化和工業化的趕超，因此必須增強國家能力，使之在正反兩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在建國初期，印度作為一個貧窮的農業國，選擇了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工業化道路。但當時中央政府高度的經濟控制與其極低的社會、政治整合水平難以適配，因此這種體制不但指導經濟建設的效果不佳，還成為了壓制經濟活力的桎梏。為了更有效地為工業化汲取農業經濟資源，尼赫魯政府在印度推行了土地改革，但因為缺乏足夠的政治執行力和社會動員能力，印度土地改革最後在各種利益集團的阻撓下擱淺了。尼赫魯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推行農業合作社的想法也被國大黨內部代表地主利益的查蘭·辛格（Charan Singh）所阻撓，最後不了了之。由於沒有完成徹底的農村改革、社會改造和基層政權滲透，印度的國家能力一直受到自上而下的層層盤剝，中央政府的資源汲取能力極大受限，無法動員全社會“集中力量辦大事”。

在計劃經濟時代, 印度雖然建起了規模龐大的國有經濟系統，但由於沒有建立起一套足以駕馭它們的強大政治體系，導致國有企業徒有國有之名，卻不聽調遣，反而成為能夠左右中央政府的勢力集團。這樣一來，印度既沒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利潤導向，也缺乏社會主義國家的行政命令導向，出現了一種最為糟糕的組合：市場調節和行政調節同時失靈。結果，印度國有企業成了一個個佔據既得利益的獨立王國——它們既不太在乎市場的反應，也幾乎對政府的行政命令免疫。這成為此後長年困擾印度經濟的重大弊病。

印度經濟領域國家能力薄弱的問題在工業化初期還不明顯，然而一旦工業規模擴大，印度中央政府的資源就開始捉襟見肘，除了寅吃卯糧，就只能拆東牆、補西牆。在這種情況下，宏觀經濟一旦出現波動，印度經濟建設就會陷入完全停滯甚至倒退。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印度GDP年均增長率為3.5%，而考慮人口增長計算的人均GDP增長率僅為1.3%，這種極其緩慢的增長率被稱為“印度教徒式增速”（Hindu Rate of Growth）。

常年的經濟困境終於促使印度在1980年代逐步開始開放經濟，並在1991年國大黨拉奧(Narasimha Rao)政府時期實施了比較徹底的市場化改革。市場化改革以來，印度經濟增速顯著提高，現已成為世界發展最快的大國，但這也致使印度原本就已經孱弱的國家能力進一步降低。這導致了兩個直接後果：其一，由於中央政府難以對宏觀經濟進行有效調控，季風降水變化、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如國際油價）這類偶然因素成為影響印度經濟的最關鍵要素，使得印度宏觀經濟風險陡增；其二，由於中央政府無法去除用工政策和土地政策等阻礙經濟發展的制度性約束，導致用工標準嚴苛、土地徵收困難，基建進展緩慢，工業發展始終無法進入規模化發展的快車道，大量勞動力只能被迫滯留在效率低下的非正規部門，大量項目也因為土地徵收問題而被迫擱置。

目前，印度經濟發展面臨困難的本質在於“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間的錯位發育：借鑑了後工業化時代歐美的上層建築，但經濟基礎卻還停留在半封建的前工業階段。西方的票選民主與“過於先進”的法律體系，使印度形成了一個個既得利益集團：印度工人常常濫用勞工保護法，堅決反對新的農村轉移勞動力進入工廠，以維護他們的穩定生活和高工資；小地主結成聯盟，寧願土地荒蕪，也要漫天要價，使得印度工業徵地成本堪比歐美；小業主形成政治壓力集團，寧願堅守極低的勞動生產率也要用行政許可證的辦法來限制規模生產。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坐擁世界上最充裕的廉價勞動力和土地資源，印度的工業化進程依舊無法享受這些要素紅利。

2014年以橫掃之勢當選的莫迪一上台就着手在中央政府層面推動用工政策和土地徵收政策這兩項關鍵改革。然而，由於牽涉為數眾多的企業職工和農村地區，改革的政治阻力巨大。目前，莫迪仍在推動勞工法規改革，試圖將印度犬牙交錯的勞動關係法規精簡為4項綜合性法律，藉此放鬆關於解僱、最低工資標準的規定，並對勞工運動加強監管。然而，由於2019年大選臨近，爭議巨大的勞工改革前景不容樂觀。在土地領域，莫迪2014年上台後曾借行政命令修改《土地徵收與補償法》，降低徵地難度，但由於大規模的羣眾運動和國大黨的強力阻擊而不了了之。

歸根到底，經濟領域的改革需要社會和政治領域的鋪墊。沒有徹底的社會整合和政治改型，莫迪僅憑行政手段無法從根本上提高經濟領域的國家能力。從這個意義上看，印度經濟轉型不僅檢驗印度社會整合和政治改型的成效和成色，也反過來為社會整合與經濟改革提供必要的推動力。

▍結語

與此前歷屆印度領導人相比，莫迪抓住了印度國家野心上升與國家能力不足這一對主要矛盾。雖然莫迪政府並未明言“國家能力”這一概念，但是涵蓋社會、政治、經濟的廣義國家能力改革卻草蛇灰線般地貫穿於他的施政實踐中。社會方面，印度教民族主義引領的國族再造可能是重塑當代印度社會的最大機會窗口，此中達成的社會深度整合造就了政治改型與經濟轉型的基本盤。政治方面，依託印度教民族主義的“類列寧主義”印度人民黨，正在以空前的組織能力為當代印度社會打造出一支執行力極強的先鋒隊，成為社會與經濟改革的直接承擔者。經濟方面，莫迪政府十億人口級別的工業化、現代化趕超，是印度近代以來最大的夢想，它不僅決定了國內社會整合與政治改型能否鞏固，更決定了印度能否真正屹立於世界強國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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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9年2月刊，原標題為“莫迪的‘印度夢’：****印度國家能力建設的三重任務”。**圖片來源於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