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的進化：從進化心理學到文化進化論_風聞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張子夏

原帖：http://indi.cssn.cn/kxk/kxyrw/201912/t20191224_5064039.shtml?COLLCC=3438061708&

　　自20世紀70年代社會生物學興起以來,研究者們紛紛嘗試對人類心智進行進化論解釋,並因此造就了一門“進化心理學”。儘管進化心理學有很強的解釋力,但其核心論點一直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挑戰。以斯特尼(K. Sterelny)為代表的生物哲學家提出的“進化學徒模型”認為,進化心理學解釋忽視了人類主動改造環境的能力。事實上,外在於身體的文化環境在人類心智進化的過程中也扮演着至關重要的角色。

　進化心理學及其理論承諾

　　從一般意義上説,進化心理學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進化心理學指用進化論解釋人類心智的研究綱領;狹義的進化心理學則包含一些特定的承諾,如基因中心主義、大規模模塊理論。由於作為科學理論的進化心理學應是實際可操作的,因此人們在提到進化心理學時通常指的是狹義的進化心理學。進化心理學的想法大致如下。

　　首先,人類心智進化是因為人腦得到了進化。但科學研究表明,現代人的腦容量與石器時代智人的腦容量基本相當。因此,要追問現代人為何具有如此這般的心智特徵,我們似乎就要把目光聚焦於石器時代。具體而言,我們需考察當時的人類處於怎樣的環境,面對怎樣的選擇壓力,並以此為基礎説明某些心理傾向為何能得到進化。

　　其次,進化心理學家認為在對人類心智進行解釋時不應假定存在所謂的“中央處理系統”。他們主張用完全模塊化的方式來理解心智,在他們看來,人類心智像瑞士軍刀一樣,由一個個獨立的“心理模塊”構成,每個模塊都是用來解決石器時代人類遇到的特殊問題。由於這類問題數量巨大,因此人類就進化出了大規模的心理模塊,這些心理模塊都是生物學上的適應器。

　　至此,進化心理學家便可以根據這兩個理論承諾來解釋各式各樣的心理現象。例如,我們為什麼害怕蛇類,卻不害怕汽車——儘管每年死於車禍之人的數量遠高過死於蛇毒之人的數量。這是因為石器時代並不存在現代交通工具,而我們的祖先則面對蛇類的威脅。為解決這一問題,人類進化出了害怕蛇類的心理模塊(即看到蛇類就傾向於逃跑)。

　　儘管進化心理學具有很強的解釋力,但許多研究者認為其只是進化心理學家杜撰的故事。從理論層面看,有的反對者對大規模模塊理論提出質疑,認為人類心智中還存在一些用於處理一般問題(比如推理問題)的機制,當前流行的雙進程理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另一些反對者則認為,進化心理學錯誤地將基因變化作為人類心智變化的唯一原因,我們在解釋人類心智時應採用基因—文化共同進化模型。

　“智人悖論”與進化心理學的困境

　　考古學研究表明,大約在50萬年前就已出現了與現代人類腦容量相仿的智人。但直到大約10萬年前,原始人的社會生活才表現出類似於現代人類的形式。比如,在更新世晚期(大約30萬年前),原始人使用的石器主要是阿舍利手斧與奧杜威式的石片和石核;直到大約10萬年前,人工製品的多樣性才呈現出顯著增長的趨勢。目前學者們達成的一個共識是,原始人行為開始具有現代性的時間大約在8萬—12萬年前。那麼,我們如何解釋這一現象?

　　如果像進化心理學家那樣採納基因中心主義的觀點,認為基因相似性藴含認知相似性,那麼就會面臨所謂的“智人悖論”(sapiens paradox):如果智人的基因與早期原始人不同,並且基因差異對於人類心智而言是唯一決定性的影響要素,那麼為何從考古學記錄看,那些新出現的基因無法迅速顯現其效用?為何業已進化出巨大腦容量的智人在歷經數十萬年後方才在行為上表現得與現代人相似?

　　一些研究者認為,走出這一困境的最佳途徑就是放棄傳統進化心理學的簡單反映模型,拒絕認為人類心智與行為模式的變化僅僅對應於基因的變化。斯特尼等學者指出,過去人們在用進化論解釋人類心智與行為時,往往只是探討我們的祖先如何被動地適應環境,忽視了他們改造環境的主觀能動性。事實上,我們的許多認知能力和行為傾向並不是由基因遺傳繼承下來的,而是通過在自身所處的文化生態位中學習獲得。與“智人悖論”中人類行為模式變化相關的不是基因的變化,而是文化環境的變化。

　文化進化與嵌入式認知

　　在斯特尼看來,建構文化生態位有利於人們更加快速、安全地獲得信息。一方面,作為“認知資本池”的文化環境會向共同體成員提供關於外部世界的知識。在其幫助下,每一代人不再需要從零開始認識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反之,由於每一代人都能將新的“認知資本”投入“資本池”中,知識的累積就成為可能。當“認知資本的原始積累”超過某個閾值後,整個人類社會就會發生質變。以這種方式解釋“智人悖論”中的相關問題似乎更為合理。另一方面,建構文化生態位能改變試錯的反饋迴路,以使得共同體成員更安全地獲得知識。比如,其可以讓人在無需隻身進入森林的情況下就獲得“森林中有猛獸”的信息——可能當你提出想要進入森林時,別人就會如是進行提醒。從這個角度看,當文化生態位被成功建立起來之後,我們的祖先就會像學徒學藝一樣在整個文化環境中進行學習,因為學徒學藝的意義在於避免行為出錯時(比如鑄造時弄錯材料)所產生的高額代價(比如因未能及時交貨而引起的麻煩)。基於這一考慮,斯特尼把他的基因—文化共同進化理論稱作“進化學徒模型”。該模型較之傳統進化心理學,能夠更好解釋“智人悖論”中所描述的現象,是一種可信度更高的科學假説。

　　斯特尼的文化進化理論能夠很好地契合於當前流行的嵌入式認知(embedded cognition)理論。根據嵌入式認知理論,我們在解釋人類心智時不應只考慮顱內發生的狀況,更要將“腦—身體—世界”看作一個整體。這是因為我們的許多認知活動都要以世界中的事物為“腳手架”。比如在進行略微複雜的計算時,我們就要藉助紙筆來完成這項活動。同樣,在進化學徒模型中,文化環境就扮演了“腳手架”的作用。進化心理學的錯誤在於認為我們所有的心理傾向和行為傾向都是由基因決定。但或許更合理的推測是,人類取得至今為止的認知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仰賴於文化環境為我們祖先提供的“腳手架”。

　(作者單位:南京師範大學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