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特大型城市怎樣答好這張考卷？_風聞

文章來源丨中國環境新聞

目前，全國大多數地區正在有序推動復工復產，一度沉寂的北上廣深等特大型城市變得日益熱鬧起來。由於經濟發展水平高、政府治理能力強、衞生資源更豐富等，這些城市在疫情防控中具有一定的優勢。但是，千萬以上的常住人口，返程潮、復工潮所帶來的高密度人口流動，以及過於發達的公共交通體系、眾多的封閉性場所，也給這些城市的疫情防控出了一張“升級版考卷”。

病毒的形成與傳播，與高度發達的城市與交通網絡密不可分

早在人類和絕大部分動植物出現之前，病毒就已經是地球的主人。無論是墨西哥奇瓦瓦州300米深的地下，還是撒哈拉沙漠炙熱的沙粒中，或是南極冰蓋下深藏的湖水裏，它們無處不在。直到現在，我們依然與其相伴相生，人類的肺中平均“駐紮”了174種病毒，但只有10%是已發現病毒的近親，剩下的90%都是陌生的。

圖1 人體細胞中的病毒（來源於BBC紀錄片）

放眼進化歷程，作為地球上古老的存在，無論哪一種動物、植物或微生物的演變都離不開這些微小的蛋白核酸鏈。美國堪薩斯大學自然歷史博物館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教授苗德歲形容人類與病毒的關係時説：“早期哺乳動物祖先，利用基因組中被嵌合的病毒片段，演化出了胎盤。換句話説，如果不是藉助病毒蛋白質的話，就不會演化出最初有胎盤的哺乳動物，更不會有後來的人類。”

人類由聚集產生部落，隨後形成城市、國家。自有記載以來，人類與病毒抗爭的歷史從未間斷。公元541-542年，地中海世界的拜占庭帝國爆發了第一次大規模鼠疫。14世紀中期，一場從中亞地區向西擴散的黑死病席捲歐洲、中東、北非和印度地區。1665年-1666年，倫敦淋巴腺鼠疫肆虐。1817年-1961年，大規模流行性霍亂共發生8次……

圖2 近年發生的傳染病的地區

從最初的鼠疫、霍亂、天花到如今的埃博拉、SARS、MERS以及2019-nCoV，病毒造成的傳染病一直威脅着公共衞生安全。1958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萊德伯格曾説：“同人類爭奪地球統治權的唯一競爭者就是病毒。”

歷次疾病的爆發和蔓延，都與高度發達的城市與交通網絡密不可分。以早期的拜占庭帝國為例，在公元4世紀，拜占庭帝國356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已經有了3400萬人口，並發展出了繁榮的商業和手工業，是當時歐洲最發達的國家。商業的鼎盛意味着頻繁的海陸流通。拜佔廷首都君士坦丁堡（現伊斯坦布爾）處於歐洲、亞洲、非洲的交匯點，是世界各地商船彙集處。忙碌的港口為人民帶來了鉅額財富，也帶來了那隻傳播疾病的老鼠。

圖3《被瘟疫侵襲的羅馬》（Peste à Rome）居勒-埃裏‧德洛內（Jules-Élie Delaunay)

隨着全球化的快速發展，現代城市的體量和交通網絡是過去的幾十倍甚至幾百倍，複雜的人口遷移、物質環境等因素，一旦傳染病爆發，城市成為其傳播中心幾乎無法避免。

例如，此次最先出現新冠肺炎疫情的武漢，就位於南北大動脈京廣線中間，擁有1000多萬人口，也是很多人春運遷徙中的必經之地。2019年，武漢地區鐵路、公路、航空總客流量高達1500萬人次， 2020年僅1月21日一天，武漢各站就發送旅客45萬人次。

圖4是德國物理學家、柏林洪堡大學理論生物學研究所教授德克·布羅克曼開發的基於機場連接的地圖系統，顯示了新型冠狀病毒通過發達的空中交通網絡可以形成的傳播路徑。不同的顏色代表不同大洲，其中，亞洲、大洋洲為紅色，歐洲為粉色，北美洲、南美洲為黃色，非洲為白色。

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出，每個圓圈都代表一座機場，圓圈越大表示的客流量越大。離中心結點的距離顯示從武漢到每座機場的“有效傳播距離”。兩座機場之間的客流量越大，有效傳播距離就越短（即越易被感染）。

因此，武漢作為大型城市，其在病毒傳播方面不利因素很多，所面對的壓力和挑戰也很大，並且病毒的擴散會因為人口流動和交通便利變得更加廣泛和難以控制。

城市在與病毒的對抗中被不斷塑造和完善

1832年的巴黎，近2萬人死於鼠疫。根據後來的數據分析，當時的死亡人數分佈具有明顯的空間特徵，人口密度與疫情嚴重程度成正比，像位於市中心的9區、東北部的7區和沿塞納河分佈的8、12、11、10區較為嚴重。而地勢相對較高，居住環境開放，不擁擠的1-6區情況比較輕微。

圖5、6 巴黎的區位分佈與1832年各區人口密度及死亡率

“城市中不潔的衞生條件是鼠疫大量傳播的重要原因。”上海對外經貿大學研究城市文化的黃輝表示，據調查，一直到19世紀中葉，巴黎市中心擁擠不堪，污水橫流，人畜糞便滿地，到處散發着惡臭。塞納河沿岸上百家皮革廠、屠宰廠、印染廠把污水排進河道。

一位醫生記錄下了當時的真實場景：皮革工的作坊就在院子裏，皮革加工過程產生的污水經過院子直接流出去，有一部分直接流進院中的井裏，而院子裏的麪包師傅就直接從井裏取水來做麪包。

圖7改造前的巴黎星形廣場

慘痛教訓下，巴黎在1851年對城市進行了大規模改造。改造前，巴黎主要由16世紀-18世紀形成的環狀道路網和房屋組成，人口密度大，城市基礎設施落後。1853年塞納省省長奧斯曼將巴黎改造分為3個階段，首先對市中心進行整治，拆除老舊建築，拓寬狹窄街道。其次是在中心城區面積擴大的基礎上，開闢林蔭大道和主幹道，打開城市空間，將郊區與市區通過高效的環城鐵路網快速連接，這一做法加速了中心城市人口向外部擴散。最後是大型公共工程如引水渠、排水系統和公園的建設。

經過持續多年的改造，巴黎城區變得十分規整，市區成為商業與服務業中心，勞動密集型企業不得不搬到郊區甚至外省。很多大企業被吸引落户巴黎，這裏成為精密儀器、電氣、汽車、航空等高端工業中心。如今的巴黎，隨處可見寬廣的林蔭大道，接二連三的廣場，無數的公園和綠地。雖然城市人口由原來的120萬增加到200多萬，但人們的生活反而更加舒適。

圖8 改造後的巴黎星形廣場

日本一些城市也在1862年爆發霍亂後進行了重塑。為了改變人們的衞生生活習慣，當時的日本政府聘請英國污水處理專家伯頓幫助日本改造飲水、排水工程，根除霍亂的傳播途徑。其後，日本還專門出台了一部關於地下排水的《下水道法》，規定每座城市每年都要投入一定的財政來管理地下水排放以及污水收集處理的運營和維護。

日本的下水道發展至今，已經成為外國遊客紛紛打卡的旅遊景點。如位於東京外圍排水路的蓄水池，由59根柱子支撐，宛如宮殿。城市中所有的地下水都會彙集到這裏，計算機會根據水流量計算容量，容量達到相應的高度後，計算機就會自動控制啓水泵將水排入海中。

圖9 日本改造後的下水道，宛如一座“地下宮殿”

在抗爭中，病毒深深影響了人口、城市、國家、醫學和健康的發展軌跡。1848年人類歷史上第一部綜合性的《公共衞生法案》誕生，標誌着英國政府開始放棄自由主義的原則，突破地方自治的傳統，通過立法手段對公共衞生領域進行干預。

1892年紐約市衞生局設立細菌和消毒科，下設診斷實驗室。這一實驗室在霍亂平息後繼續對白喉進行控制，不久後又演變成為研究機構，研究範圍進一步擴展。美國其他地區和歐洲諸國在紐約的示範下也開始設立眾多公共衞生實驗室，人們逐步研究出霍亂、鼠疫、傷寒、結核等惡性傳染病的疫苗，對傳染病的預防和治療起到了關鍵作用。而一系列傳染病傳播途徑的揭示，也為公共健康的環境治理措施提供了依據。

圖10 一個健康城市所需具備的要素，包括鼓勵可持續發展的政策、節水系統，垃圾處理體系、綠色節能建築、友好的步行/騎行道等

1898年霍華德提出“田園城市”理論，在他看來，公共健康等城市問題正是由於城市人口急劇擴張、城市過度擁擠造成的。由此提出結合城市和鄉村的優點構建“田園城市”，試圖通過人口的限定和綠地的建設，在區域層面解決城市的健康問題和社會問題。

20世紀初全球範圍內開始推廣花園城市運動，其中最突出的理念和實踐當屬鄰里單元與雷德朋佈局。在美國小汽車快速發展的背景下，規劃師意識到城市對行人安全的潛在威脅，開始考慮將社區生活與快速的汽車交通相分離，以保障居民的安全和健康。

2015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SDG）2030目標中的第11條提出“建設包容、安全、有韌性和可持續的城市”，“可以説，重大公共衞生安全危機有力地推動了城市應急治理體系的建設和完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與人力資源研究所綜合研究室副主任趙崢説。

如何建設一個更加健康的城市？

一系列城市環境改造、公共衞生標準化和疾病監控體系的建立，讓城市有了自己對抗病毒的“疫苗”。劍橋大學的科學家Derek Smith認為，埃博拉在2014年能感染上萬人，就是因為當地醫療體系不健全。“在醫療體系相對完善的國家，埃博拉不太可能會失控。”Derek Smith説。

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中，作者Sonia Shan對此進行了補充，在2014年之前，埃博拉病毒從未在人口超過幾十萬人的城鎮裏爆發。但後來，疫情擴散到了西非，襲擊了3個首都城市。這3個城市總人口超過300萬人，並且同樣地擁擠不堪、雜亂無章，病毒在貧民窟之間肆虐流行，變得更加致命。

圖11被稱為“死神”的埃博拉病毒同樣由中間宿主從非洲某種蝙蝠身上傳播到人類，埃博拉肆虐下的貧民窟更是“雪上加霜”。

但是，這些“疫苗”還遠遠不能使城市對病毒的防禦固若金湯。“早期，為了形成各種經濟商務區、辦公區、科技聚集區等，城市規劃者人為地把居住生活以及辦公、教育醫療分開規劃，造成城市交通體系的擁堵。”具有20年建築設計經驗的建築師餘海燕表示。如果不改變出行交通方式，預計到2050年，每個城市居民被交通擁堵所佔據的時間將達106小時，是目前的2倍。

除了巴黎的高速環城鐵路網的改造達到了疏解中心人口密度的目的外，哥本哈根也是城市交通體系改變的範例。丹麥科技大學交通與運輸中心教授弗朗西斯科·馬拉·佩雷拉認為，哥本哈根人出行方式更多樣性，騎車被社會所廣泛認可。拋開技術問題，打造完善便捷的公交地鐵系統，創造條件改變人們的出行習慣會更加實際。

趙崢同樣認為，城市的人口規模和空間形態是城市發展的關鍵問題。此次疫情傳播速度之快以及防控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城市人口和資源空間過度聚集的隱患。推動城市分散聚集，構建多中心、網絡化的城市發展空間形態是必然趨勢。

圖12 日本太平洋沿岸多中心城市羣

由東京大都市圈、名古屋都市圈、近畿都市圈為主構成帶狀城市連綿帶，以高鐵為紐帶形成了多核化發展格局，便捷的新幹線串聯起東京、橫濱等8座大型城市和眾多中小城市。四通八達的交通體系，密佈於大街小巷的商業網點、醫療機構、養老託兒所以及博物館、圖書館、公園等城市基礎設施，近20年來在信息化基礎上快速發展，將龐大的城市羣勾聯成一個便捷、有序、安全的城市生活網絡。

同濟大學規劃設計院院長李秉毅則在居住空間的基礎上，提出城市規劃必須要將“傳染病防治專項規劃”納入的看法，這其中包括治療設施、運送系統、隔離設施、研究設施與預警系統的建設，以應對突發危機。

“雖然國家現在也有傳染病防治的相關機構，但從社會系統治理的角度來看，中國各個城市目前都還缺少一套完善的公共衞生體系、傳染病防範體系、ICU重症隔離資源管理體系。一個國家、一座城市需要一個獨立的公共衞生防疫體系，包括按照收治傳染病標準來設置的具有足夠牀位數的各種醫院，也包括與控制傳染相關的其他基礎設施。這些投資很多人看起來是一種浪費，因為有一些設施我們可能十年都不會用。但對一個國家、一座城市來説，有了這些設施就能夠避免百年一遇的對城市毀滅性的打擊。”清華產業轉型顧問委員會主席黃奇帆建議。

圖13 城市應該有一系列專門的、遠離城市中心的傳染治療設施規劃，一旦有疫情發生，病人可以馬上得到集中隔離，避免擴散傳染，這個系統是社會公共衞生事件的“戰備”職能，跟市區醫院的職能分工不一樣。

“城市建設中必然會伴隨一些密閉空間的形成，像寫字樓、商場、監獄、養老院這些地方，再加上中央空調的運行，很容易造成聚集性發病。應對公共衞生安全事件時，應急預案措施也要覆蓋到這些空間，例如在設計之初就考慮到消毒設施的配備或危機事件發生時的替代場所等。”趙崢補充道。

城市基層社區的應急能力也亟待提升。疫情中，封城武漢很多社區成為“孤島”，物資運不進，隔離在家中的居民無法保障日常生活，“對於這一問題，很難簡單依靠政府單向化、垂直化、自上而下的行政干預來解決。一方面，應淡化城市社區居民委員會的行政色彩，通過專業協作，把各類應急管理專業部門的專業優勢和社區的強大政治動員功能結合起來，提升城市社區應急處置能力。另一方面，把疫情防控與社區共同體建設結合起來，培育理性自覺、鄰里守望的社區意識，激發社區自組織的力量，推動新的社區熟人社會和信任體系建設，完善社區自我管理、自我組織、互相支持、互相救助的機制。”趙崢説。

圖14 中央空調之間互相連通的管道極易導致以空氣傳播為主的病毒串聯傳播

生態學家Peter Daszak表示，在估測的共160萬種野外未知病毒中，我們目前只知道約3000種，還不到0.1%。，SARS消失並不是一個“我們成功了”的故事，很大程度上是人類運氣好。

但我們不能總寄希望於運氣，雖然在與傳染病的對抗中，人類的確贏過。1980年，WHO正式宣佈根除天花。1988年，世界衞生大會提出要在2000年徹底消滅脊髓灰質炎（又稱小兒麻痹症）。但我們要清楚的是，脊髓灰質炎病毒和天花病毒一樣，沒有動物作為中間宿主，只能在人體內存活，也沒有HIV病毒那樣有高的複製率和突變率。

圖15 已經被人類戰勝的天花病毒

但是冠狀病毒不一樣。它瞄準人類貪吃的陋習，在空氣中肆意橫行，能夠對城市居民造成重大威脅。一旦科技進步讓大型、特大型城市陷入無序擴張，生態破壞讓野生動物頻繁接觸人類，工廠化養殖和貿易讓動物之間的病毒快速交換變異，生成更多人易感的類型，事情便沒有那麼簡單。

因此，在城市的發展及建設上，我們需要做的還有很多，要考慮到以高效交通網絡構建多中心城市圈，分散單一中心人口數量。要顧及到城市綜合規劃中傳染病防治應急部分的完善，加強公共衞生體系建設。要動員起基層社區的自救能力，讓社區從“生活共同體”向“命運共同體”轉變。

我們無從看到病毒構建的王國全貌，病毒卻總能找到全球傳染病防控最薄弱的環節，一而再地發動攻擊。當前，各大城市都繃緊了弦來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作為全國最大的移民城市，深圳面對1000萬左右人口集中流入的難題，在交通防疫戰線上做出全方位部署。北京新型冠狀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明確對小區（村）實行封閉管理等規定。上海興業太古匯的7700名白領，陸續在手機上收到一份“每部電梯一次只能乘坐6人，實行AB兩班輪崗工作制”的指南……

隨着復工復產的推進，大多數地區的地鐵、工廠、寫字樓正逐漸變得熱鬧起來。希望我國的城市，尤其是特大型城市，能夠把防控措施做細做實，有力、有序、有效地推進疫情防控，切實維護城市公共衞生安全。同時，能夠克服不足，及時對現有的城市建設和佈局進行改進，確保在下一次病毒攻擊來臨之前，可以避免再犯之前的錯誤，將防禦做得牢固一些，再牢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