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宏：“佛系新加坡”，其實從不佛系_風聞

“佛系新加坡”，其實從不佛系

我們以上海為例，比較一下和新加坡的不同策略。從表面上，上海是停工停課，全民娛樂活動基本暫停。而新加坡則是照樣生活，健康人不帶口罩、不封城、不停工停課。那為什麼同樣照常生活的韓國、意大利都相繼出現了疫情的暴發呢？ “佛系的新加坡”，是否真的佛系呢？

1月2日，新加坡衞生部就向所有醫療機構和醫生髮出警報，要求他們提高警惕，隨時注意、報告有無武漢輸入的肺炎病人。

1月23日，新加坡確診第一例輸入性病例。

1月27日（僅過四天），新加坡衞生部宣佈實施強制休假計劃Leave of Absence (LOA)。 強制要求僱主對從中國來的員工實施14天強制休假，由政府給予企業補貼。

2月1日，新加坡收緊入關政策，凡是在過去14天內曾訪問中國大陸的旅客，禁止入境或過境新加坡。

2月8日，實施暫緩大型活動。

2月18日，實施居家隔離令（Stay-Home Notice）。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的政府執行能力很強，對於隔離的監測強度非常高。 對違令者可以被判六個月監禁或罰款1萬新幣或兩者兼施。 這也是韓國等國家較難做到的。

截止2月27日，新加坡確診新冠病例93例，目前疫情增長放緩，疫情得到較好控制。

我們來分析一下新加坡疫情中幾個重要的管控特點。

控制傳染源：

2月4日起，對來自疫情重點地區的外國人禁止入境；

對居家隔離者進行隨訪和追蹤等多種措施。若違反隔離措施將予以處分 。

切斷傳播途徑：

敦促市民保持冷靜和警惕，提供良好的公共衞生建議，健康人不用戴口罩；

注意手衞生；

在官網上即時更新每個案例傳播鏈條的詳細分析，完善輸入性病例監測；

全島指定800多家公眾健康預備診所 ，鼓勵所有有感冒症狀的患者前去就診；

取消部分大型聚眾公眾互動；

保護易感人羣：

減少公眾活動，控制人員流動；

良好的公眾溝通解釋和信息披露；

我們可以看出， 首先，新加坡的預警時間非常的早 ，1月3日，就在武漢衞健委仍通報“未發現明顯人傳人證據”時，新加坡機場啓動了對來自武漢旅客的體温檢測。同時， 新加坡啓動了實施多年的哨點監測，這套體系結合公立醫院、社區醫院和家庭診所聯網，並形成了聯動防禦。 這套體系，也使得新加坡對於輸入性病例的監測能力有了顯著的提高。一項來自哈佛大學的評估報告説，和新加坡相比， 全球在檢驗輸入性病例的能力還不到新加坡的四成，是新加坡的38%，新加坡檢測冠狀病毒能力屬“黃金水準”。

新加坡對患者的路線追蹤。注：圖片來源網絡。

此外， 新加坡本次做到了應收盡收，其背後是醫療資源的充足 ，而醫療資源的充足，與早期預警後控制輸入性病例數，800家公眾健康預備診所（類似於中國發熱門診）的啓用有着密切相關性。新加坡的國土面積是719平方公里，小於上海的浦東新區 （約1200平方公里）。而全上海在本次疫情中啓動的發熱門診為117家。

哨點時間的提前，讓新加坡有了充足的防禦時間，而完善的聯動防禦和社會宣傳，也為阻斷社區傳播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所以大家其實可以發現，新加坡目前的成功，不取決於它的佛系，而恰恰取決於它的“不佛系”。相反，新加坡在本次疫情中干預的非常早，而長期完善的監測體系也發揮了很好的作用。

新加坡疫情分析可以看出，新加坡的疫情控制成功很重要的特點即是本地病例沒有呈現明顯的增長。圖片製作：華山感染，數據來源：截止2/27的WHO官方網站

上海與新加坡

殊途同歸？

既然新加坡的政策是成功的，那為什麼，中國和新加坡，採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呢？ 我們就以上海為例，來簡單的分析一下和新加坡策略不同的緣由。

這裏面有 四個關鍵的因素 ：1.啓動預警的時間點；2. 疫情在啓動預警或開展防控時的傳播程度；3.醫療資源的充足與否；4.哨點監測的聯動防禦。

新加坡本次疫情啓動預警的時間非常早，早期控制住了病例數量，這樣也減輕了後續疫情本地傳播對於醫療和防控資源的壓力。我們可以做個簡單的比較，截止2月27日，新加坡的輸入性病例為24名，而 上海的本地輸入性病例為178例。且當時上海乃至全中國都面臨着春運的人口流動壓力 。因此，對於上海和全中國來説，疫情的嚴重程度遠遠高於新加坡，因此1月23日前後，上海採取了更為強勢的措施是對自身更為有利的方案。

上海疫情分析可以看出，上海本地病例發生的比例甚至低於新加坡，提示上海的嚴格防控措施的確起到了效果。圖片製作：華山感染，數據來源：截止2/27的WHO官方網站

就像WHO所説， 中國和新加坡在本次疫情啓動防控後，採取的策略都是正確的 。不同的地區當下面臨着的病毒傳播風險，醫療資源體系，政府執行能力都有着不同。但只要這些措施能夠有效控制傳染源，阻斷傳播途徑，保護易感人羣。該區域的疫情防控就會獲得成功。這也是為什麼韓國、意大利等國目前疫情控制“失靈”的原因，究其根本，就是上述國家採取的措施未能阻斷本地的社區傳播，從而造成了疫情的暴發。

但是， 我們需要反思的是，在本次疫情中，中國實際上錯過了早期預警的窗口，從而導致當我們想要啓動全國疫情防控時，需要花費數以千倍的代價和資源 。另一方面，新加坡完善的百家醫院的聯合哨點監測，嚴密的患者流行病學史的監測網絡，也值得我們進一步的學習。 如果我們能將預警期提前，並配以更完善的監測體系，我們也就能夠“佛系”的抗疫了。而我們，也不需要再花費如此沉重的代價。 那我們期待的未來體系應如何建設呢？（ 下一期再詳細展開 ）。

未來，我們更需要的，就是平時不佛系，關鍵時刻不崩潰的醫療防控體系。

期待張文宏醫生的下一期文章。

相信自己，相信中國，未來我們一定能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