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晗 | “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_風聞

基本信息

作者簡介：韓晗，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副教授；原文發表於《博覽羣書》雜誌2020年第3期。此文承錢婉約教授指正修改，特此致謝。本公眾號感謝作者授權發佈。

一九四九年，革故鼎新，迭起興衰。南渡香港的錢賓四、張丕介、唐君毅三先生以“重新賦予亞洲以新生命”之追求，選擇在被英國殖民統治的香港講授中國傳統文化，即講學於選址深水埗桂林街的新亞書院。書院初立，一度經費斷源，捉襟見肘。創校諸先生靠微薄稿費與四處募捐勉力維持，教員生活困苦，學生更不必説。“彼輩皆不能繳學費，更有在學校天台上露宿，及蜷卧三四樓間之樓梯上者。”（錢穆《師友雜記》）

為籌措經費，賓四先生奔走四方化緣。時維壬辰仲春，應昔年老友之邀，先生輾轉由港赴台，開設五次歷史講座，以籌經費。四方舊雨故交為先生傳承中華文化之風骨所感，每月贊助三千元，以支持新亞書院建設。無論是當事人還是贊助者，當初誰也無法料到，這樣一個起於風雨飄搖之中的學校，日後成為了大名鼎鼎的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曆代政治得失》（英文版）書影

近日承賓四先生孫女錢婉約教授厚誼，賜贈先生代表作《中國曆代政治得失》英文版，此書由久負盛名的學界出版巨頭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得書奉讀，喜不自勝。居然情不自禁聯到自己早些年讀書的難忘場景。其實此書中文版我早已拜讀，遙想還是十八年前正讀高中一年級，三聯書店剛剛出版此書的簡體中文版，可惜索價高昂，囊中羞澀，不得已冒險鑿開家父的儲蓄罐，偷得硬幣買書。結果又發現三聯出版的原是“錢穆作品集”，貪心不足想盡收囊中，竟鬼使神差，賊膽包天，索性盜取父母收藏多年的紀念幣送往黑市賣掉，終於購得先生全套文集。但文集至今未能讀完，反倒是《中國曆代政治得失》讀了多遍。

因是專題演講結集，故而對於十幾歲的少年如彼時之我而言，亦是最容易進入的錢著之一。畢竟人生閲歷不足，知識結構亦有限，縱然如《八十憶雙親》與《師友雜記》這樣情透紙背的回憶隨筆，我並未能讀懂賓四先生厚積薄發的學術思想。但《中國曆代政治得失》卻使我興趣盎然，甚至翻來覆去，反覆誦讀某一篇目，以至於常手不釋卷，從立秋讀到冬至，最終翻斷書脊，近似韋編三絕矣。

《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便是賓四先生壬辰年應邀在台灣授課的講義整理而成。因時間有限，先生僅取漢、唐、宋、明、清五朝政治制度之大綱，以“政府的組織”、“考試和選舉”、“賦税制度”與“國防與兵役制度”四大主題陳述。自夏商至民國，中華歷史綿延流長豈止五朝？但此五朝卻是中國文化、歷史與政治集約轉型、鋪陳發展的重要階段，朝代更迭之際更是歷史的“危機時刻”（借王德威先生語）。以此五朝為例，研精闡微巍巍國史，足以見得其見微知著、目光如炬。

章學誠有云：“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所謂“史德”者，乃“著書者之心術”。梁啓超曾認為，“史德”位居史家諸品質之冠。毫無疑問，近史史家雖眾，各種史學著述汗牛充棟，然真具“史德”者，則不多見。竊以為，賓四先生當之無愧為具史德者之史家，值《中國曆代政治得失》英文版問世之際，願不揣淺陋，粗談幾點拙見。

《中國曆代政治得失》出現、完稿於特定轉折時期，見證特殊歷史機緣。今日重讀，我們當不必以“後知後覺者”評議此書得失，應以更高境界探討其文化精神。賓四先生畢生宣揚中華傳統文化，不近政治。政局變動之時，選擇南下香港創辦新亞書院。先生曾如是説：

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回想四十年前的香港，中國人的地位是很低的。那一種殖民地的氣氛，深深壓迫着中國人，特別是對知識分子們。當年的感受，不是今天的香港青年所能瞭解……我不敢暴露中國人身分的心情來要求有一個“新香港”，遂轉而提出“新亞洲”。

在此情境下，“新亞三君子”以創辦新亞書院之機，意在以中華文化抗衡殖民統治。史家之德，躍然紙上。知識人以知識報國之“心術”，豈有他哉？

在這樣獨特的語境下，《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便有了獨特的意味。唐德剛先生曾以“歷史三峽”喻之中華民族何以走過層巒疊嶂、揚帆出海，而賓四先生則以更為開闊的學術視野，探討自秦以降五朝政治之興衰，如漢代郡縣制、唐代三省六部、宋代君相之關係、明代賦税改革以及清代軍機制度等等，雖是歷史過往，但卻留下歷史車輪印記，甚至對今日中國亦有軌範影響。作為歷史學家，先生擷取此五代以作闡述，其意或不在歷史本身，而在於探索歷史演進之規律。正如先生生前之名言：“中國數千年文化演進的大目的、大理想，仍然可以繼續求前進求實現。”

作為“心術”之史德，還體現在史家對歷史的客觀評價與精準概括。任何國家的歷史演進，皆自有其特殊性，中國當不例外。依我看來，秦設郡縣，中國其實已經告別“封建”而走向“集權”，及至漢武帝推恩令實行，“凡頒賞地，參之一食”的封建時代可以説徹底結束，而歐洲直至1871年俾斯麥統一德意志才宣告封建制度分崩離析。因此，漢代以降，中國政治議題之核心，當是中央政府內部的權力博弈關係和中央、地方政府的權力分配這兩大問題，它們變成了推動中國歷史發展的兩股重要動力，反而形成了維繫國家管理的穩定結構。但古往今來的史家，常因一孔之見而忽視這兩股動力之意義。《中國曆代政治得失》則恰是將這兩股動力作為引線，提綱挈領，可謂窺得中國歷史演變之靈魂也。

從體例上看，《中國曆代政治得失》以口語化的講義式撰寫，則是該書引人入勝之處。胡適之曾有云：“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對於此説持一半否定的態度，縱然是史實，其闡釋也不見得千篇一律。哪怕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也比《格林童話》裏面目可憎的老巫婆要好。史書若是豆腐帳一般的乏善可陳或如西諺之“It’s all Greek to me”——哪怕打着絕對真實的旗號，但卻如奇辭奧旨，多數讀者無福消受，仍難以流傳後世或遠播四方。修昔底德（Thucydides）撰寫《伯羅奔尼撒戰爭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普魯塔克（Lucius Mestrius Plutarch）執筆《希臘羅馬名人傳》（Parallel lives），皆以行雲流水之修辭，使人感受歷史之真諦，亦打破了巴別塔的約束，成為人類公認的圭臬之作。

講義成書，貴在易讀。用通俗的語言陳述歷史，並非遷就聽眾或讀者，抑或是如時下一些“國學大師”們的拘儒之論。中國是世界上少有的著史大國，古往今來的史家數量恐怕要佔到世界史家總數的一半左右。但一流的史書多半不是一流的讀物。《二十四史》中王侯將相與本紀列傳，卷軼浩繁令人望而生畏。而《新唐書》以降，則是規範套路，敍事陳陳相因，記人味同嚼蠟。其實歷史的精彩之處，恰在於史家對令人拍案的節點有着洞若觀火的論説，著史本不需晦澀語言，更毋須長篇大論。但史官之筆，往往寡淡如水，或是以春秋筆法，暗藏玄機，讓後人琢磨再三，仍不得要領。

西人關注中國歷史文獻、史料本身的興趣，要遠遠大於關注中國史家及其史論。蓋因西學研究歷史，多重片段史料，喜見微知著，而中國史家則偏通史，重大歷史觀。因此中國史家及所撰之著述鮮有譯本。在《二十四史》中，唯有《史記》的外譯本相對較為成熟，法譯本由歐洲漢學祖師爺沙畹（Emmanuel-èdouard Chavannes）所執筆，而英譯本系知名美國漢學家、時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的華茲生（Burton Watson）首譯，於上世紀六十年代陸續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嗣後不久亦有威斯康星大學倪豪士教授（William H. Nienhauser

Jr.）主編的新英譯本。其餘史書的系統外譯，則鮮見於歐西漢學界，至於近人所著之史學專著，更難廣為非漢語學界所熟知。其實近史史論著述經典不少，但可讀性強者寥寥。但我以為《中國曆代政治得失》卻是近人著史的翹楚佳構。其修辭上探驪得珠且要言不煩，顯然是英譯的極好母本。

每訪香港中文大學，我都會拜訪新亞書院的“合一亭”，當然那是香港觀海之盛景，更因鐫刻有賓四先生的《天人合一論》而成為知識人心中的聖地，此亭此景，是時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的金耀基先生所修築，亦是香港迴歸祖國之後一個重要的文化基礎設施工程。“天人合一”便是先生一生追求的歷史觀，也是其“史德”的體現。舉凡史學巨匠，無一不是真的參透了歷史的真諦無非“天人之辨”，此處所言之天，當然指的是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辨證天人關係，便是歷史研究的中樞要義。誠如先生所云：“因於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自古以來即能注意到不違背天，不違背自然，且又能與天命、自然融合一體。”就《中國曆代政治得失》而言，賓四先生的史德之貴就在於具有時代性與世界性的宏通視野，談史論世並不夫子自道。他將中西政治制度對比，從中領悟中國政治的得失進退，真正做到了“天人合一”，而這一歷史觀恰是西方史學理論界所忽視的。

賓四先生以“後五四”時代守望中華傳統文化而為一代文宗，但如余英時先生所言，他又決非“只懂得讀舊書”的冬烘孑遺，而是一位具有人文關懷，德識兼具的史學巨匠。《中國曆代政治得失》在論説清代政治得失時，以“部族政權”與西方的主權國家相對比，而論説唐代政治時，又認為應當超越專制與民主的二元對立關係闡述，而談及漢代制度時，又與希臘羅馬時代的城邦政治作了比較。這樣的比較政治學視野，顯然不是村學究語之言，即使在今日，也有特別的思考價值。

去歲訪台北，賓四先生之高足戴景賢教授曾賜贈《錢賓四先生與現代中國學術》一書與我，他認為先生治學“與時代之脈動、文化之需求，密不可分。其因應時代思潮之所關切，而不為其掩脅之所樹立，實為現代學界一不可輕忽之支柱。”誠哉斯言。

2011年，作者在台北素書樓錢穆故居

猶記八年前初訪台北時，在錢穆故居前執行長葉海煙教授的推薦下，曾專程去東吳大學拜訪了賓四先生的故居“素書樓”，並草就《素書樓前憶錢翁》一文。當時台北“選戰”正酣，素書樓門可羅雀，只有一位守門老伯，當我主動聊及賓四先生及葉海煙先生，他忽然感慨：“葉海煙先生和錢先生一樣，他在精神上是錢先生的私淑弟子，他們都是極好的人。可惜錢先生不在了，葉先生也去台南了，他們才是真正的‘德之大者’，是對‘文化中國’極有感情的學人。”

正值己亥歲末，大雪紛飛之際，《中國曆代政治得失》得以經由施普林格出版，澤被士林，這當然是中國史學研究的一件大事。同為施普林格的作者，這對我來説是一件無上光榮的事情。遙想上一個己亥年，賓四先生奔走四方，著書立説，為新亞書院的發展與中國文化的傳播而殫精竭慮，而今日新亞書院已經成為“世界中國人文研究的一箇中心”（余英時先生語）。百年中國人文學術走向世界，本身是一件披荊斬棘、關山重重的長征之路，。中國史學家的“史德”精神，顯然有向全世界弘揚的價值。作為近代中國學術史的典範之作，《中國曆代政治得失》此番成為向世界展示現代中國學術的一扇重要窗口，稱實至名歸，洵非過譽之詞。

而且，《中國曆代政治得失》的英文版由精研中華思想文化術語的方家章思英女史以一己之力譯校完成，譯本可謂信達雅兼具。因此我更期待的是，在不遠的將來，“錢穆作品集”能有機會在學界諸賢達的推動下，得以整體外譯出版，嘉惠學界，這將會讓世界學界重新審視近代以來的中國人文研究，此必也為中國學術“走出去”的不世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