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詩歌中的瘟疫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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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常發瘟疫，但古人卻很少研究瘟疫。

中國古代常發瘟疫，但古人卻很少研究瘟疫。

攤開歷史和文獻，一排排都是“是歲大疫”“大疾疫”“瘟疫大作”，再加上“朝發夕死”“死者十七八”“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為之空”之類的簡要文字，但也僅此而已，很少有對瘟疫的詳細記載，更少有關於瘟疫的專門研究。直到明末清初，傳染病學家吳有性（字又可）《瘟疫論》專書一出，才有所突破，你説多要命！

《温疫論》 吳有性  著

相形之下，在海量的古詩中，描寫瘟疫的就更少得可憐了！這些詩，或傷逝友，或憫黎民，惟以悲哀為主。其中描寫的慘狀，令人傷感，這裏一概不言；倒是有一些諷世罵時之作，猶如藿香正氣。現檢“疫”若干，以見一斑。

元·方回《九月雪十月雷記異》：

七十三翁駭何謂，雷舊慣聞雪則未。

水旱國家有倉儲，人能寡慾疫癘無。

在這首詩中，方回説他活了七十三歲，一輩子從來沒有見過九月下雪的異常氣象，這種異常氣象往往會導致災害和瘟疫，因此，他提醒人們，水災旱災都不可怕，國家會有倉儲賑災，但是如果發生瘟疫，那國家也沒轍了。而避免瘟疫的辦法，就是控制和減少自己的慾望。

他又有一首《病後夏初雜書近況》：

含桃豌豆喜嘗新，罌粟花邊已送春。

豈謂單衣揮扇手，仍為敗絮擁爐身。

唾壺甫換痰仍滿，藥貼多誇料不真。

火熱冰寒但絕欲，世間疫癘本無神。

在這首詩中，方回生病了，過着貧困潦倒的日子，初春的季節，渾身又熱又冷，不停地咳嗽，雖然吃了一些藥，可是不見好轉。但他相信，最大程度剋制自己的慾望，就能抵抗瘟疫——瘟疫又不是神！

《桐江集》（複印本書影 ） 方回  著

同時期，又有陸文圭《病中寄諸友》：

五福人間有，吾兼疾與貧。

死寧遭疫鬼，生不媚錢神。

採藥思方士，貽書荷故人。

城東有別墅，風雨失殘春。

陸文圭號牆東，為人剛明超邁，以奇氣自負，有《牆東類稿》問世。所謂“牆東”，源自典故。西漢末年，王莽篡權，有王君公者為避禍，當牛儈以自隱，人稱"避世牆東王君公"。後以"牆東避世"喻為隱居於市井。在這首詩中，陸文圭也生病了，跟方回一樣，病而且窮。但他説自己寧願死了遇到“疫鬼”，也不願活着為五斗米折腰，其倔強可想！

至於瘟疫發生的原因，古人常歸結為兩種，一種是鬼神，一種是氣候。愚民多信前者，文人多相信後者。三國時期曹植《説疫氣》中説：“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這兩種觀念，一直延續並存。

在延續並存中，明代似乎開了一個新局面。明代的詩人不認為瘟疫只是“陰陽失位”、只是“陰陽錯行”、只是天災，而是認為天災中離不開人禍、天災中也有人禍，形諸詩歌的，倒頗有一些。例如，王世貞《歲暮即事雜言六章》其五：

天地豈不仁，來為鄉邑讎。

疫鬼日夜侵，盡室委陽侯。

長吏佐凶歲，存者復累囚。

丈夫具七尺，豈但妻子謀。

朝粥與夕蔬，一飽良足羞。

這是説，鄉里都已經發人瘟了，日日夜夜有人“中標”，有的甚至舉家投河自盡，一些執法者還在助“疫”為虐、趁“疫”打劫，老百姓即使僥倖沒有瘟死，也動不動會有牢獄之災！在這種情況下，瘟疫的悲慘後果，自然就更加嚴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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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于謙《延津縣》：

縣治蕭條甚，疲民疫病多。

可憐官失職，況是歲傷和。

空廩全無積，荒田更起科。

撫安才智短，獨立奈愁何。

延津縣，隸屬於今河南新鄉。在這首詩中，于謙明白指出，延津縣“疲民疫病多”，與當地官員“失職”“才智短”有很大的關係！但他自己獨立蒼茫，視此官劣民瘼，也無可奈何，只能寫詩呼喊，以留青史和證據。

又如，明代學者（1381～1469）龔詡《甲戌民風近體寄葉給事八首》其一：

疫癘饑荒相繼作，鄉民千萬死無辜。

浮屍暴骨處處有，束薪鬥粟家家無。

只緣後政異前政，致得今吳非昔吳。

寄語長民當自責，莫將天數厚相誣。

在這首詩中，龔詡直指瘟疫饑荒相繼發作、百姓成千上萬死亡的原因，是官員失職、政治失當，並進而奉勸領導幹部要“自責”，不要以為“天道好還”是誆人的。最令人注目的，是第三句頸聯“只緣後政異前政，致得今吳非昔吳”，寫得非常有張力、非常出色！葉盛《水東日記》中説他這類寫民風的詩，“有杜荀鶴時世行風致，以其與流俗輩所為空言無補之詩不同，且於吾徒在人上者有警也”，可謂確評。

雖然龔詡所説的“天數”，不無迷信的成分，但世間因果定律，確是真實不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