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世界歷史看鴉片戰爭（下）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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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是一個新興工業強國對一個沒落的老舊帝國所發起的一場科技實力嚴重不對等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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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自由貿易”取代對

東亞****朝貢體系與絲路貿易網

東亞的國際貿易秩序，到18世紀70年代仍舊由中國掌控，採取的是傳統的朝貢貿易方式。而英國、荷蘭、法國等新興歐洲列強，試圖通過歐洲股份制貿易公司如英國東印度公司和荷蘭東印度公司等，擴大亞洲的貿易網絡。但在進行貿易的過程中，歐洲發現，在與中國的交易中出現了嚴重的貿易失衡。**歐洲消費者對中國絲綢、瓷器和茶葉需求量很大，而中國對歐洲所製造的商品不感興趣。**由於所有中歐貿易結款必須使用白銀，英國很快就在與中國之間的交易中出現了嚴重的貿易赤字。更為嚴重的是，英國國內沒有白銀供應，不得不從墨西哥或歐洲其他國家購買白銀來填補白銀需求的空隙。越來越多的英國人對茶的渴望，令貿易的失衡日益突出。

1795 年所繪位於印度西孟加拉邦的東印度公司工廠

19世紀二三十年代，英國對中國茶葉的消費量出現了鉅額增長。1644 年，英國可能只進口了2磅2盎司中國茶葉。但1784年到1785年，英國進口茶葉量已經超過1500萬磅。此後，隨着英國茶葉關税的大幅降低，到19世紀30年代初，英國進口茶葉量再翻一番，達到了3000萬磅。考慮到東印度公司直到19世紀20 年代才開始種植茶葉的事實，以上這些茶葉幾乎全部由中國輸出。因為，東印度公司直到1858年才開始將印度茶運往倫敦。僅在1811年至1819年，英國從中國就進口了總額超過7200萬鎊的茶葉，約摺合現代貨幣24億英鎊。

茶葉對19世紀早期的英國如此重要，以至英國立法規定，東印度公司必須有一年的茶葉庫存。英國財政從茶葉貿易中受益。19世紀30年代，倫敦政府從中國進口的產品中獲得了420萬鎊的關税收益，約摺合現代貨幣1.84億英鎊，茶葉佔據了其中的一大部分，約合350萬鎊，約摺合成現代貨幣1.53 億英鎊。來自中國茶葉貿易的關税收入，在當時可能高達英國政府總收入的10%。

英國政府税收是有了，但從全國情況來看，與中國的鉅額貿易逆差使得英國必須面對大量白銀外流的問題。但英國製造的棉、羊毛以及鉛製品，中國都能自給自足，興趣不大。時間久了，英國商人開始動起了歪腦筋。

19 世紀初，在清政府眼中還算“安分守己”的英國東印度公司開始秘密向中國走私鴉片。鴉片銷售量的驚人增長是英國對中國貿易“全面重新配置”中“最具戲劇性的特徵”。很快，中國出現了第一批吸食鴉片上癮者。俞蛟《夢廠雜著》中記載了吸食鴉片上癮的人的情況：“癮至，其人涕淚交橫，手足委頓不能舉，即白刃加於前，豹虎逼於後，亦唯俯首受死，不能稍為運動也。故久食鴉片者，肩聳項縮，顏色枯羸，奄奄若病夫初起。”

**清政府對於鴉片的危害是存在清醒認識的。**早在雍正七年(1729)， 雍正皇帝便因鴉片問題下諭旨，禁止販賣鴉片、禁止開設鴉片煙館。但基於治療需要，當時不禁吸食、不禁鴉片的進口。嘉慶元年(1796)， 嘉慶帝登基後不久便發佈詔令，停止徵收鴉片税，禁止鴉片進口，禁止內地種植罌粟，禁止吸食鴉片，嚴懲失察官吏，吸食鴉片的官員加等治罪。道光元年(1821)後，道光皇帝每年都會頒佈禁煙諭令，要求內禁與外禁並行，並第一次對在禁煙中失察的官員進行了懲罰。這一切都發生在英國偷偷向中國輸送鴉片之前。

1833 年，英國國會結束了英國東印度公司對中英貿易的專營權。1832年7月1 日，怡和洋行，一個普通合股公司，在中國廣州成立。其創始人是威廉·渣甸和詹姆斯·馬地臣。這個洋行中文名叫“怡和”，卻絕沒有給中國帶來“快樂融洽”，反而成了推動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的罪魁禍首。作為東印度公司的主要代理商，怡和洋行抓住“機會”，迅速填補了東印度公司留下的“真空”地帶，變成了亞洲最大的英國洋行。它參與的對中國貿易，主要以鴉片買賣為主，當然也有茶葉的貿易。

1839 年，林則徐在廣州禁煙時，渣甸親赴倫敦遊説英國政府與清朝開戰，併力主英國從清朝手中取得香港來作為中英貿易的據點。渣甸和馬地臣兩人從不認為自己在道德上有任何瑕疵。渣甸認為，藥物濫用是買方的錯，並不是賣方的錯。馬地臣則聲稱，他從不知道這種藥物是否在破壞生命。由於他們在鴉片貿易中起主導作用，他們還曾成功遊説英國政府發動對華鴉片戰爭，這些都説明，渣甸和馬地臣需要對鴉片戰爭的爆發負直接責任。 

1839 年所繪清朝林則徐禁煙圖

當然，鴉片戰爭的爆發，僅僅依靠渣甸和馬地臣的遊説是不可能成功的。溯查歷史，1839年1月，渣甸離開中國，9月到達倫敦。9月27日，渣甸見到了英國外交政策的掌舵人帕爾默斯頓。渣甸請求英國政府派遣一支軍隊到中國，賠償被沒收的英國人的財產，並與中國締結一個商業條約。帕爾默斯頓有所推辭，認為中國海岸線漫長，港口眾多，難以封鎖。面對帕爾默斯頓的猶豫，渣甸改變了自己的談判策略，他不再要求英國政府保護他們的商品(裏面當然包含大量的鴉片)和擴大與中國的貿易，轉而強調清朝政府的禁煙是對英國“自由貿易”政策的抵制，**英國需要通過與中國簽訂商業條約來更好地保護自己商人的利益。**這種説法打動了帕爾默斯頓，因為他是堅定的“自由貿易”政策的信奉者。帕爾默斯頓答應渣甸在內閣會議上討論此事並在會後答覆渣甸。

1839年，林則徐主持廣州禁煙運動時，帕爾默斯頓所在的、主張“自由貿易”政策的輝格黨正遭受到英國保守派的強烈攻擊。保守派認為，正是輝格黨政府的軟弱，造成了英國在國內外的普遍困境。當時的英國政府，面臨重重危機，除了來自法國和俄羅斯的威脅外，還正面臨着下列問題：1836年至1848年英國工人為獲得普選權而掀起的憲章運動； 愛爾蘭對《1800年聯合法案》的反抗；加拿大和牙買加密謀叛亂也威脅到了英國以國教憲法為基礎的1839年教育改革等。

為了顯示自身的實力，帕爾默斯頓為首的輝格黨決定，通過向清朝宣戰來展示英帝國捍衞“自由貿易”政策的決心。1839年 10月1日， 內閣會議召開，帕爾默斯頓向內閣介紹了最近的國內外事態進展情況，並提出了他的干預方法：派一支小的艦隊，兩艘護衞艦和一些小的武裝船隻以及兩艘至三艘蒸汽船，封鎖從北京到廣東的整個海岸線。對這個計劃，英國內閣當時並不自信，尤其是內閣成員強調英屬印度並無可派之兵之後。

當 1840 年 6 月這支小型艦隊到達中國廣州附近，發動戰爭後，**事實很快證明，這是一場力量懸殊的戰爭，這一點既有些出乎英國人的預料，又有些歷史的必然，**因為英軍艦隊使用了當時世界上的尖端武器：1807 年剛剛在世界上實驗成功的蒸汽輪船在鴉片戰爭中得到使用，並顯示出威力；鋼鐵、蒸汽和現代開花炮彈的組合使用，發射圓錐形彈丸的線膛後裝步槍、線膛後裝火炮以及便於淺水航行的蒸汽炮艇等的使用……這些讓用鳥槍、抬槍和發射球形彈丸的前裝炮甚至僅裝備冷兵器的清軍損失慘重；清朝露天式的炮台，完全經不起侵略軍的炮火轟擊。在清軍尚不知什麼是開花炮彈、後裝步槍和火輪船時，這場戰爭的結局就已經清晰明確。

從參加過鴉片戰爭的英方士兵的回憶錄中，我們可以看到海上進攻和陸地進攻戰場態勢一邊倒的狀況：

英國的戰艦也排成一行，離山腳和碼頭約二百碼遠，它們的左舷的全部舷炮都指向城鎮。艦隊包括“威裏士釐”號，炮七十四門；“康威”號和“鱷魚”號，炮二十八門；“巡洋”號和“阿勒琴”號，炮十八門，和十艘雙桅炮船。上午八時，準備作戰的信號旗升起了……二時半，“威裏士釐”號向海邊的那個圓形小石堡打了一炮。中國艦隊、堤岸和小山上的炮台當即一齊開炮還擊。於是英艦左舷的全部舷炮向城鎮上齊發。從岸上傳來的迴響是樹木的折斷聲、房屋的倒塌聲和傷兵的呻吟聲。我們的炮擊歷時九分鐘，但停止後，中國艦隊中未被擊傷者仍向我們發了幾炮。當煙火消失時，一幅大部分被破壞的情景就映現眼前。在這個不久前充滿人的地方，只見到幾個負傷者；但在較遠的地方，可看見一羣羣的人四散逃亡。(喬斯林爵士著《在華遠征半年——一個軍人的幾頁筆記》)

約繪於 1843 年的《鴉片戰爭中的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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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成為中國百年恥辱歷史的沉重開端：英軍以付出陣亡 71 人、 傷 400 餘人的微小代價，取得了消滅清軍7100 人的戰果。蔣廷黻在總結歷史教訓時説：“鴉片戰爭的失敗的根本原因是我們的落伍，我們的軍器和軍隊是中古的軍器和軍隊，我們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們的人民，連士大夫階級在內，是中古的人民，我們雖拼命抵抗，終歸失敗，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

鴉片戰爭對世界歷史的影響

跳出中國的視域，從世界歷史大國興衰的規律來看鴉片戰爭，我們不難看到，鴉片戰爭是一個新興工業強國對一個沒落的老舊帝國所發起的一場科技實力嚴重不對等的挑戰。對英國來説，這場戰爭不過是他們維護自己虛偽的“自由貿易”政策中的一個小小環節。這場戰爭的勝利，對於英國的全球殖民體系並未產生重大影響。正因為如此，英國人現在講述歷史，仍有意無意地遺忘了這一場對中國影響深遠的戰爭。 

《南京條約》簽約，約翰·普拉特繪

但對中國而言，這場慘敗導致的後果，絕不僅僅是《南京條約》《天津條約》等喪權辱國的條約裏那些割地、賠款、開放港口等具體條款那麼簡單。這場戰爭將中國帶入了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歷史深淵：東亞朝貢體系當時面臨的是羣狼環伺的境地，信奉“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西方列強，在鴉片戰爭中發現了中國軍事自衞能力薄弱的問題，紛紛加大了對東亞的殖民擴張力度。如果我們追溯歷史，不難發現，他們早在 16 世紀初就已經到達了東亞。曾侵佔我國台灣的荷蘭，曾佔領東南亞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曾被《尼布楚條約》《恰克圖條 約》暫時阻擋於中國北方邊境的俄國……他們從沒有放棄過侵略中國的打算，他們已經等了 200多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清政府的敗北，讓他們看清楚了當時中國真實的軍事實力，遂開始露出他們猙獰的面目。

可惜的是，第一批睜眼看世界的中國人未能清楚掌握“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出現的關鍵因素，一開始僅僅將戰爭的失利視為夷人船堅炮利的結果。但在仿製英人的鐵甲火輪時，他們才發現，在既無“制器之鐵”， 也無“制器之器”，更不懂“制器之原理”的情況下，在當時的中國仿製鐵甲火輪是如何之難。事實上，“現代軍事能量不是軍事本身，而是整個生存方式的總和，堅船利炮的背後是如林的工廠，轟轟作響的蒸汽機，甚至還有議會里舉着拳頭的花樣，報紙上罵首相的把戲……一切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鴉片戰爭之後的中國，經過百年的努力實現了國家的獨立，又經過幾十年的不斷學習與摸索發現了西方體系的各種問題，也發現了中國此前那套看似完全陳舊落後的文化中的精髓，開始走上了既肯定自身優勢又學習其他國家優勢的道路。鴉片戰爭給中國的記憶是深刻的，中國更應該記住和繼承的是中國人民努力從這一陣痛中走出，並不斷在總結反思成長中重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國精神。